| 许许多多伟大的诗人作家渐行渐远，而弗兰茨·卡夫卡的脚步声就像那空谷足音还清晰可辨。
今年是卡夫卡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在德国为数众多的纪念文章中，对三卷本卡夫卡传记的作者拉伊纳·施塔赫（Reiner Stach）的访谈录尤为引人注目，它刊载于德国6月28日《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学版上。
施塔赫1951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文艺学和数学，他写的博士论文《弗兰茨·卡夫卡的性爱传奇》于1987年正式出版。他曾任通俗专业读物的编辑，并编辑出版了颇有影响的《跑步心理学》（2000）。他在美国发现了卡夫卡曾两次与之定婚的菲莉策·鲍尔（Felice Bauer）的遗稿和遗物，1999年分别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布拉格举办“卡夫卡未婚妻遗稿遗物展”。2002年出版卡夫卡传记第一卷《卡夫卡--决定的年代》，第二卷《卡夫卡--认知的年代》由费舍尔出版社刚刚出版。第三卷写的是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然而要写好这一卷就一定要利用和参考马克斯·布罗德的遗稿，可它封存在特拉维夫。
笔者想用夹叙夹议的办法来再现记者托马斯·大卫对施塔赫的访谈。
在卡夫卡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他的传记第二卷，施塔赫坦承，这是对卡夫卡的一份生日厚礼。第二卷写的是1916年至1924年间的卡夫卡，除了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和妹妹奥蒂丽而外，他对卡夫卡的恋人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着墨最多。他详细描述了卡夫卡和米蕾娜之间浓烈而又无望的爱情。
在施塔赫看来，卡夫卡非常自尊，对他不可谬托知己，随便以“你”相称。即使你对他知之甚多，也不可毫无顾忌地“揭露”，要保持他的尊严。卡夫卡曾叮嘱朋友布罗德将其遗稿付之一炬，笔者猜测，并非因他不想留名身后，而是怕他的尊严得不到很好的对待。施塔赫认为，卡夫卡生前对他的文学成就不无自豪，如果他有在天之灵，看到为他写下的皇皇巨传，他也会为之高兴的。
对传主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之后，传记作者对其了解往往会超过传主的自知之明。在施塔赫这里，绝非如此。他说卡夫卡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对自己的生活常常自我策划，自我编排，为此他也常常自我欺骗，翻转过来他又将此作为他写作的题材和主旨，从而把认识提升到新的层级。他使阐释自身成为写作的题目。他的心理经常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他对阐明澄清起始的暗昧状态怀有无可遏制的渴望。
对于传记与卡夫卡原生态生活有无差异的问题，施塔赫回答说，任何传记和传主的原生态生活都会有所差异的。对传主的生活传记作者不可能全都了然于胸，比如说卡夫卡一生有多少口头表达的句子？不会少于数十万句吧？而他知道的也不过百把句。所以作者也只能撷取具有典型意义和能发人深思的事端作为加工的素材。日常生活中卡夫卡和人们一眼看去的卡夫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是只看他的日记，就无法想象，他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呆傻”。他有很大的心理问题，有妄想症，很难保持心理的平衡。他时常通过有意识地反省和默想来监控这一切，可又力不从心。有机会放松，他会喜不自胜。像卡夫卡这样的人，最想望别人对他关怀。
施塔赫在第一卷出版时，曾自以为还原出一个本真的卡夫卡。事过六年，他觉得这是一种狂妄自大。追寻、探究卡夫卡的年年月月，只能靠近他，接近他，彻底理解他又谈何容易，彻底理解传主只能是传记作者的乌托邦的理想。施塔赫的这一说法也能推及其他传记作品。传主的生命有如一条河流，每流逝一步，都在发生变化。要想还原一个本真的传主，那就要还原其所有的细节，而这是不可能的。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有其奇异之处，由是便出现卡夫卡斯克（kafkaesk）一词，我门可将其译成“卡夫卡风格的”，“卡夫卡式的”，或者干脆将其意译为“神秘的，恐怖的，荒诞的”。当记者问到，卡夫卡的生活是否也是卡夫卡式的？施塔赫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卡夫卡的生活中常常出现非常奇怪的意外和偶然，有的事重复出现，有时卡夫卡先走一步，就像是某个小说作者预先安排好的一般。
卡夫卡斯克主要是指向权力中心。有人占据了权力中心，而他又处于隐身状态，这种情况便给人以“卡夫卡斯克”的感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如何运作的，从来都是暗昧不明；在今天的社会里，尽管有一定的表面的透明度，可人们还是弄不清楚最上层是如何掌控权力的。施塔赫继续阐述说，权力中心在何处？是否真有这种权力中心？“谁人最后决定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是哪一伙人对股票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很想知道，最上头是怎么回事。大家所认识的只是中间商，一如《诉讼》中所描写的那样。”我们知道，《诉讼》中的约瑟夫·K无辜被捕，在其生日前夕又遭两个黑衣人绑架，被刺死在采石场上。小说扑朔迷离，充满着卡夫卡斯克的气氛。
施塔赫说卡夫卡非常善于词辞令，对令他不快的提问他能机敏应对。要是真的和卡夫卡相遇，他会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他到底如何看待马克斯·布罗德？众所周知，后者是卡夫卡的至交。可从卡夫卡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布罗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压根就不理解卡夫卡。虽则如此，布罗德的判断对卡夫卡依然重要，卡夫卡乐于听从他的劝告。为何这样，直至今天施塔赫还是觉得难以理解。他猜想，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源于卡夫卡社交圈子的狭小。要是结识了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那布罗德就不会呼风唤雨，穆齐尔在和卡夫卡的交往中也不会像布罗德那样事事顺着卡夫卡，他会进一步激活卡夫卡的智力，并对其自我怀疑会有更好的回应。
罗伯特·穆齐尔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奥地利作家，他所着重描写的是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并提出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和卡夫卡颇为类似。这两位亦可说是同胞的同时代作家真的结识，兴许会出现施塔赫所说的情况。
记者又问，穆齐尔会将卡夫卡的遗稿焚毁吗？施塔赫认为不会。像那样水平的文字人们不会付之一炬的。这无关乎道德问题。在这里，施塔赫也间接为布罗德辩护了一回。后者没有执行卡夫卡的遗嘱，没有受人之托，忠于其事，却把遗稿保留了下来，因而受到某些人责备。
从接触卡夫卡作品的那一刻起，施塔赫便为那神秘的魅力所深深吸引。托马斯·曼诚然是伟大的作家，可他文本中所探讨的问题似乎变得遥远，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已成为历史。比如托马斯·曼所写的市民社会中艺术家的苦难，艺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业已过时，有时甚至使人觉得有些可笑。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Arther Schnizler, 1862-1931）所写的婚姻问题也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卡夫卡则不同，好似时间不断在印证着他，他所写的问题即使有所变化，那也变得极为缓慢。
施塔赫特别钦佩卡夫卡的语言功力。通过对卡夫卡的研究他才深深感知到他的语言具有多么强的魔力，多么大的孕育性。他无论进行怎样的努力，如何卖力地向他学习，都无法消弥他和卡夫卡之间在语言方面的差距。他称卡夫卡是个“严格的培育师”。我们知道，卡夫卡的语言简单，平实，质朴，精准，自然，言有尽而意无穷，充满着张力，他不愧是语言大师。在钻研卡夫卡的二十年间，施塔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作家写传记等于和传主合作，记者问施塔赫，卡夫卡容易“合作”吗？他回答说，卡夫卡基本上是一个将人拒之门外的角色。这和他的生活哲学有关，他不想让人探究他的生活，要保护自己的私密。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一致认为，要是有人探侦他的私事，他会机智应对，让你碰到他立于其后的玻璃墙上。他的文本亦复如是，也有某种拒斥性。他不想让读者很快便领会到其文本的含义，并过快地加以阐释。所以说“合作”谈不上，而是要使用“诱引”的办法。
施塔赫特别看重卡夫卡对现代文学的贡献。要是卡夫卡缺席，他说，至今也跳不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框架。卡夫卡将断片、吊诡、残篇、矛盾和残缺引进文学之中，所有这一切形式都再现了二十世纪的本质。如若没有卡夫卡火光在前，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不会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形式。没有卡夫卡人们也不会知道，语言的基本词汇竟有那么大的表现力，那么大的沟通能力。简单能达到无与伦比的精致，这是卡夫卡教给大家的。
要是卡夫卡不是死在1924年，而是多活一些年呢？施塔赫猜想，卡夫卡在语言上还会坚持他的“禁欲主义”立场，也就是保持其简单洁净的风格。卡夫卡后来喜欢写反思性的散文，这与他最后几年身患结核病而辗转病榻有关。若是他挺过了那时的绝症，他会转而重写小说，用他那生花妙笔描绘充满奇异想象的故事。施塔赫总觉得，卡夫卡突然之间不写小说并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身患重病，自知来日无多，他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清理和总结，要攫住那最后的真实。
施塔赫早在大学时代就仔细阅读了卡夫卡的日记和信件，最最使他震撼的是卡夫卡在日记和信函中所流露出来的真诚和正义感。在施塔赫所阅读的众多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卡夫卡那样真诚和富有正义感。他最最珍视卡夫卡这样的品性。
卡夫卡每过生日，总会有人送生日礼物。记者问卡夫卡专家施塔赫，卡夫卡生前最喜欢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书。而他送人的礼物却是古怪有趣的，比如他曾送给马克斯·布罗德一块鹅卵石，至今还存放于特拉维夫的博物馆里。”
最后施塔赫表示，在卡夫卡生日之际，他想来一瓶比尔森啤酒，看看电视，听听广播，看大家对卡夫卡讲些什么。
每逢卡夫卡整寿诞辰，西方国家，至少是德语国家，都会有纪念活动。许许多多伟大的诗人作家渐行渐远，而弗兰茨·卡夫卡的脚步声就像那空谷足音还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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