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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住到了一起，朝夕相处，就是最好的朋友，我有意拉刘春多和别的同志接近，这对改善他的人际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我有酒场的时候，会特意叫上刘春。在目前的机关里，喝酒是一种最重要的交际方式之一，多喝酒才能多交流，多加深认识，多渴酒才能拓展人脉。我有意让刘春扩大交际圈子，特别是和领导同志，这会对他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虽然他目前这个样子，也谈不上什么前途了。一开始的时候，刘春并不愿意跟我去，我就强拉他，他才去了。
所幸刘春在酒场上表现还可以，一旦喝开了，也是什么话都说，拉住人就称兄道弟的，还特别喜欢和刑警队的伙计们喝。这让我很欣慰。
刘春的局面似乎有些打开。事情出现不良的苗头是在一次喝酒中。那次我没有去，是听伙计们说的。
那天，酒过三寻之后，很多同事都开始打圈，互相灌酒。因一桌人都喝的是啤酒，所以来抽签喝“步步高”，也就是第一个人喝一杯，第二个喝二杯，第三个喝三杯，顺时针排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刘春有些倒霉，特别背运，竟连续被灌了三个六杯，撑不下去了。
接下来，韩利给刘春让酒时，刘春不想喝，韩利再让，刘春还是不喝。韩利灌不下去酒，感觉失了面子，便笑着说他愿意发扬风格，放过刘春，全当是谦让残疾人了。刘春的脸色马上变了，质问说：“你说谁是残疾人！”韩利也说：“当然是你呀，一桌人除了你，还有谁？没事，我让着你就是了。”刘春抬手就把酒泼在了韩利脸上。
一桌子人都呆住了。韩利狠狠瞪着刘春，拳头都握紧了，他身边的人赶紧把他按住。
韩利虽是个有些性格的人，但受同事们劝阻，最终没有发作。一桌人只好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和刘春开玩笑，都知道刘春对“残疾”这两个字特别过敏。刘春成了瘟神，谁喝酒也不愿叫上他了。
到这时，我才认真对待刘春的断指问题。当晚，我和刘春谈了心，层次是很深入的。我事实求是地指出他和韩利闹僵是不应该的，韩利没有大错。刘春解释说只是接受不了自己成了残疾人的事实，当韩利说他是残疾人的时候，他连杀了韩利的心都有。
刘春终于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这好象是个很艰难的决定。
人真是不可貌相，刘春没调过来前竟然是临沭县局刑警大队的办案好手。
大约半年前，临沭县县委招待所里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一个女服务员被四名歹徒轮奸。那个女服务员是一位县领导的远房亲戚，因为是个哑巴，不好找工作，便安排在了内部招待所做服务员。她是在宿舍里睡觉时被人入室抢劫、轮奸的，下体被撕裂，几乎丧命。作案情节令人发指，影响极其恶劣。
在县委大院里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案件，影响巨大，县委主要领导都作了指示，责令公安局限期破案。书记、县长几乎一天一个电话打给公安局长，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
县公安局承受的破案压力可想而知，抽调了几乎所有的精干力量开展侦破，一个星期后，终于成功认定了一名嫌疑人，并进行了密捕。
为了尽快抓获其他涉案人员，防止其潜逃，需要尽快突破口供。不过那嫌疑人心里素质很好，还有反审讯经验，极其顽固，死硬异常，就是不肯吐出同伙。他甚至还冲着主审人员的鼻子大骂：妈的×，老子出去后一个个治死你们，气焰极其嚣张。几组审讯都无功而返。
口供迟迟不能突破，专案组重压之下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也是必然的。
刘春说着说着似乎有些激动：“督办案件的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领导暗示我们放点大料开开锅。我们明知刑讯逼供违法，也没有办法。刑警大队办案是受很多因素制约的，有时在政治压力面前，连法律都得让位。
动手前，我们先用一条黑布袋将嫌疑人的脑袋蒙上了。这样，即使打了，嫌疑人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动的手。
不过，搞刑讯逼供的确是要承担风险的，你也知道。我年轻气盛，当时一想到那受害的姑娘，对犯罪嫌疑人就恨之入骨，也上了。
才三四分钟，嫌疑人受不了了，就求饶，招了一个人。这明显是敷衍，领导示意再加点压，我会一绝招，能卸人膀子，就上前动了手。那人杀猪似的嚎叫，再也抗不住了，结果又供出两个，这才齐了。干完后，我给他的膀子复了位，嫌疑人才安静下来了。领导示意我去解头套。谁知我刚一接近嫌疑人，那家伙张开嘴就冲我咬了过来，竟然死命咬住了我的拇指，十指连心，我一下子就疼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才知道，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病床上，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那一截手指居然被嫌疑人全咬了下来，还吃到肚子里去了。
我们不能将犯罪嫌疑人的肚子挖开，所以我的手指不可能实现移植了。后来，嫌疑人也被送进了医院，经鉴定构成轻伤。嫌疑人家属抓住他曾入院治疗的事，拿住了刑警队的把柄，避开本地媒体，在外地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了队上刑讯逼供致人受伤的事情。
局里和刑警队都感到了压力，检察院很快就介入了。那个头套保护了战友们，检察院唯一能认定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人就是我。
虽然案子破了，因出现了刑讯逼供的情况，出于种种原因，事件只能低调处理。在县里干预下，我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被调离刑警队，来到了你们防暴队。让我离家乡这么远，异地工作，可能便于消除负面影响，或许还有保护我的考虑吧。”
刘春又郑重地问我：“如果当时犯罪嫌疑人吐了，会不会把我的手指头吐出来？也许，我就能保住手指了。”
我这才知道刘春醉酒后为什么常常翻秽物了，他一定是幻想着能翻出一节手指来。
我对刘春非常敬佩，想不到他身上埋着这么大的冤屈，还不好对外解释。
不过，就事论事，就今天的事，我也表明了态度，刘春应该向韩利道歉，他用酒泼人是不对的，但刘春拒绝了：“他不该说我是残疾人。我是警察，残疾人能继续干警察么？”看刘春这么倔，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段时间，刘春和韩利互不理睬。我尽量不让刘春和韩利单独相处，在公开场合里，则多和刘春说话，但其他人几乎没有理睬刘春的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我正睡得象死猪一样。有人把我推醒了，我以为是刘春，睁眼一看却是教导员蒋正宝。
蒋正宝问我：“昨晚上刘春几点出去的？”我下意识地看了刘春的床一眼，空空荡荡的，象没有人睡过一样。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说：“我不知道，我睡时刘春正好好在床上躺着看信呢。”
“看什么信？”
“我也不知道，刘春的信从来不让别人碰。”
蒋正宝告诉我，昨天夜里，刘春和韩利有一场决斗，就在楼前的训练场上，刘春把韩利的膀子卸了。
“他妈的，堂堂的人民警察还给我来这一套，土匪窝里生出来的啊？”蒋正宝咬牙切齿地骂道。
我附和着：“刘春也太不象话了，不就是因为一句话的事吗，韩利又没有说错，他就上心了。”
蒋正宝又问：“这两个混蛋这几天有没有干过仗？”
我说：“没有啊，要有我肯定知道。”我把这几天特意看好和照顾刘春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蒋玉宝夸我说：“你倒是个有心的人。”
蒋正宝是从宗世元的办公室里出来的，宗世元已经把将刘春和韩利叫过去了。
“他妈的，混蛋。你们还象不象一个人民警察？谁不想干了，趁早给我滚蛋。”宗队长的大嗓门隔着八里路都能听见。
我们静静地听着，谁也没有吱声。“啪”地一声，象是拍桌子，又象是打耳光的声音。宗队长从来没拍过桌子，也从来打过任何人的耳光啊。
很快，在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的问题上，蒋正宝和宗世元的意见有了分歧，宗世元盛怒之下，未免有些不理智，意思是如实上报局里，依法依纪处理，蒋正宝倒是建议不要上报局里，这样会毁了两个年轻人。到底是管干部的蒋正宝想得周全，最后，宗世元还是尊重了他的意思。防暴队召开了队务会，重申人民警察队伍里绝不能容许出现这种违纪违规之事，研究决定给予刘春队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向韩利道歉。
在队里全体人员会上，刘春承认了错误，但仍拒绝向韩利道歉，他认为韩利不该侮辱人。其实大家心里明白，韩利不过是说出了实话，并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宗世元和蒋正宝的脸色都很难看，现场气氛非常难堪，没有人作声，大家抽烟的抽烟，掏出手机来看短信的看短信，上厕所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我也去上了厕所，假装蹲大号，防暴大队成立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磨蹭着出来时会议已经散了，真不知道是如何收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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