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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我倒杯酒好吗？”她问，一边装作无助的样子看来看去。“然后我就跟你们全讲讲。”
她手里拿着酒，眼晴瞪得像个小孩的那样大，她跟我们说门开了，两个大块头男的是怎样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男的，”她强调道，“年轻、强壮的男的，搀着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霍华德·惠特说，他显得不自在。“他残废了他也没办法啊，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那有多么难看。”那似乎有一一定分量。如果她在何为美这方面是位权威人士——在一个小男孩该怎样跪在蕨丛中吹排萧上——那么她当然已经获得了在何为难看一事上的权威资格。
“不管怎么样，”她又说，“他们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用手帕把脸上的汗珠大部分都擦掉了——他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说起话来，那些话我听不懂。最后他转过脸看我，带着他那种笑容。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那样的微笑。他的眼神根本没变，但是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好像让木偶线往上扯着。那样的微笑能吓坏人，会让你想：这个人有可能危险，有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么样，我们聊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了，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总统先生。’我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了胡佛总统的票。’他说：‘那你来干吗？’类似这样的话，我说：‘因为你有颗有趣的脑袋。’他又对我露出微笑，说：“有趣在哪儿？’我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到那时，她肯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记，摄影记者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的报纸上，很可能会读到这样的标题：
女雕塑家打趣F.D.R.头上长包
她跟他寒喧几句后，就开始忙正事了，也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的不同位置。我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在我为她那些树林里的小仙童充当模特时，裹着粘土的卡尺上凉凉的、颤抖着的地方在我全身又挠又捅。
但是在她测量和记录所测尺寸时，闪光灯一次都没闪，没有一个人向她提问；她紧张地说了几句话并道谢后，就又出去到了走廊上，到了那些伸长脖子的无助的人们中间，他们还不能进去。这次肯定让她很失望，我想象她在回家的路上，都在盘算怎样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讲述，以弥补她的失望之情。
“海伦？”别的访客基本上都走了后，霍华德·惠特曼问，“你干吗要跟他说你没投他的票？”
“嗯，因为那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你也知道。”
她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个铺主的女儿；很可能她从小到大，就一直听别人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那是受人尊敬和穿着干净的标志。也许她已经降低了她关于受人尊敬的标准，也许甚至对穿着干净也无所谓了，但是“忠诚的共和党员”还是值得守着不放，在她为推销花园塑像而跟顾客见面时也许有用，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会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到后来，几乎肯定会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共和党员。
“我崇尚贵族！”她经常会大声说，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她的客人在讨论共产主义时低沉的聊天声，那些人很少会注意到她。他们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举办的派对上，酒可以畅开喝，而且就凭她令人感动地急于取悦人这一点，她就称得上是个热情的主人；但是只要聊到政治，她就像是个尖声尖气、让人着急的小孩。她崇尚贵族。
她也崇尚上帝，要么至少在圣路加国教派教堂的仪式上是那样，她每年去那间教堂一两次。她还崇尚埃里克·尼科尔森，他是个长相英俊的中年英国人，当时是她的情人。他在一家英国连锁铸造厂的美国分厂做什么事：他的公司用铜和铅铸造装饰性的物件。整个东部的大学及高中的建筑上的圆屋顶，都铎风格房子的铅窗，如在斯卡斯德尔、布朗克斯维尔等地——这些是埃里克·尼科尔森的公司的部分成绩。谈到自己的生意时，他总是自嘲，但又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而红光满面。
我妈妈之前一年认识了他，当时她在找人帮忙把她的一个花园塑像铸成铜的，准备放到某个花园塑像陈列室寄售——但一直没能卖掉。埃里克·尼科尔森说服她铅几乎跟铜一样好，而且便宜得多；后来他邀请她共进晚餐，那个晚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尼科尔森先生很少跟我和我姐姐说话，我想我们都怕他，但是他送给我们很多礼物。一开始主要是书——一本《笨拙》杂志漫画集，狄更斯文集中的几本，一本名为《都铎时代的英格兰》的书，里面有蒙了层薄纸的彩色插图，伊迪丝喜欢。但是在1933年夏天时，当时我爸爸安排我们和妈妈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湖那里过上两个星期，尼科尔森先生送了很多体育用品当礼物。他送给伊迪丝一根钢制钓鱼杆，上面有个螺旋轮，我们没有谁能弄明白是怎么用的，即使我们都已经知道怎样钓鱼；一个柳条编的鱼篓，用来装鱼，只是伊迪丝后来一条也没钓到过；还有一把她可以挎在腰间的带刀鞘的猎刀。他送给我一把小斧头，斧头的头装在一个皮套里，可以绑在腰带上——我想这是为了煮鱼需要砍柴火时用——还有一个用着不方便的鱼网，有一个把手，可以挂在橡皮肩带上，以防叫我趟水过去帮伊迪丝把一条难以对付的鱼舀上来。在那个新泽西的村子里无事可做，除了去散步或者我妈妈所称的挺好的远足；每天，我们脚步沉重地在阳光下走过里面有昆虫鸣叫的野草中时，把整套无用的装备全都披挂上。
也是在那年夏天，尼科尔森先生为我订了三年的《田野与溪流》杂志，我想在他所送的礼物中，那本深奥的杂志最不合适，因为它一直邮寄过来，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化了之后很久很久还是：在我们搬出纽约搬到斯卡斯德尔——尼科尔森先生在那儿找了幢租金低廉的房子，在他毫无预兆地把我妈妈抛弃到那座房子里之后（他回到了英国，回到他妻子身边，他一直没有真的跟她离婚）。
但那都是后来的事，我想回头说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到就职的那段期间，当时他的头像在我妈妈的雕塑台上慢慢成型。
她原来的计划是做成实体大小，要么更大，但是尼科尔森先生劝她在铸造时为了省钱，做得小一点，所以她塑得只有六七英寸高。他也说服了她——是他认识她后的第二次——铅几乎跟铜一样好。
她一直说他完全不介意我和伊迪丝去看她工作，可是我们一直不是很想去看；这次则更有意思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她从很多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中筛选，直到她找到一张，能帮助她塑造出脸颊或者眉毛的微妙之处。
但是我们多数时间都在上学。就算约翰·卡伯特去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上学——伊迪丝总是对那向往——可是我们有件事情，就连伊迪丝也承认只是比那差一点：我们在自己的睡房里上学。
之前一年，我妈妈把我们都送到街上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但是等到我们回家头上长了虱子时，她开始后悔了。然后有一天，伊迪丝因为被指控偷了一个男生的外套而回到家里时，那可是太过份了，我妈妈让我们都退了学，以此挑战学校里不负责任的主管。她恳求我爸爸帮她支付上私立学校的费用，他拒绝了。她所付的房租和积起的账单，已经让他负担的远远超过了离婚协议所规定的，他已经背了债，毫无疑问，她也肯定明白他有份工作就算走运了。她究竟能不能学会适可而止？
是霍华德·惠特曼想到了解决办法。他知道有种不算贵而且完全合格的函授服务，名叫卡尔弗特学校，本意主要是提供给那些有残疾孩子的家庭。卡尔弗特学校每星期提供书本、资料以及学习计划；她只需要找个人在家里执行学习计划，当家庭教师。像巴特·凯姆彭这样的人，是做这种工作的理想人选。
“那个皮包骨头的家伙？”她问，“那个荷兰还是哪儿来的犹太小伙子？”
“他的教育程度很高，海伦。”霍华德告诉她，“他的英语说得流利，他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他当然也需要挣这点钱。”
听说巴特·凯姆彭要当我们的家庭教师，我们都挺高兴。在庭院这里的大人中，我们最喜欢的人除了霍华德·惠特曼，大概就数巴特了。他二十八岁左右，年轻得在小孩儿取笑他时，他的耳朵还会红；我们在有一两次取笑他的袜子不配对时，发现了这一点。他个子高，但是很瘦，总是一副受惊的样子，除了他放松得能够微笑的时候。他是个小提琴手，是个荷兰犹太人，之前一年移民过来，他希望加入一家交响乐团，最终能开始自己的音乐会生涯。但是没有哪家交响乐团请他，小一点的管弦乐团也没有，所以巴特已经失业很久。他独自住在第七大道上的一个单间里，离庭院不远，喜欢他的人经常担心他也许吃不饱肚子。他有两套套装，都是一个款式，肯定当时荷兰流行那种款式：肩膀那里硬硬的，垫得很厚，腰部掐进去一点；这两套衣服要是给身上多长点肉的人穿，大概会更好看一点。巴特穿衬衫时，袖口卷着，他汗毛浓重的手腕和小臂比你料想的还要瘦弱，但是他的手长得修长而有力，足以让人想到他在拉小提琴上有一手。
“我就全交给你了，巴特。”他问我妈妈对辅导我们有什么指示时，我妈妈说，“我知道你能在他们身上教出奇迹。”
一张小桌子给搬进了我们的睡房，放在窗户下方，旁边放了三张椅子，巴特坐中间那张，好让他把时间平均摊到我和伊迪丝身上。每星期，卡尔弗特学校把一个干净的沉甸甸的大牛皮纸袋寄来，巴特把里面引人入胜的内容倒在桌子上时，就好像是准备玩一种游戏。
那年伊迪丝上五年级——她的那部分桌子那儿，提到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英语、历史和社会学科——我还在上一年级。我的上午，都是让巴特指点怎样在学习上起步。
“别着急，比利。”他会说，“你别不耐烦学。等你一旦明白了，就会看出有多么容易，然后就会准备好下一步学习了。”
每天上午十一点时，我们都会休息一下。我们下楼，去庭院里有点草的那片地方。巴特会小心地把他叠好的外套放在边上，卷起衬衫袖口，显得准备好让我们如他所说的坐飞机。他轮流抓住我们的一只手腕和脚踝，然后把我们抡得离地，以他自己为中心，抡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们荡在空中，眼前模糊一团，庭院、楼房、市里和全世界都分辨不清。
坐完飞机后，我们会急忙走下台阶，走进工作间，在那儿，我们经常会发现我妈妈已经放了个托盘，上面有三个高杯子，里面是放凉了的阿华田饮料，有时旁边还有饼干，有时没有。我有次听到我妈妈跟卡伯特说他想那杯阿华田肯定是巴特当天第一次的营养品——我觉得她很可能说对了，单单从巴特的手颤抖着伸向他那杯就能看出。有时我妈妈忘了准备好那个托盘，我们就会拥进厨房，自己做好饮料；现在我每次在杂货店的货架上看到一罐阿华田，还是都会想起那段时候。然后又上楼继续上课。那一年里，巴特·凯姆彭对我又哄又鼓励，跟我说别着急，他教会了我认字。
那是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我会从我妈妈的书架上抽本书出来——大部分都是尼科尔森先生送的礼物——大声读书，把那些句子读得支离破碎，我想让她对我刮目相看。
“真棒，亲爱的。”她会说，“你真的识字了，对吧。”
很快，我的卡尔弗特版一年级读本的每一页上，都有了个黄白两色的“更亮”贴纸，以证明我已经掌握了那一页，我的算术书上贴纸数量增长得慢一点。还有些别的贴纸贴在我这边桌子旁边的墙上，贴成黄白两色的小小一列，上面有拇指弄脏的痕迹，这一列高到我伸手能够到的那样高。
“你不应该把贴纸贴到墙上。”伊迪丝说。
“怎么了？”
“嗯，因为不容易揭下来。”
“谁要揭下来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个既用作学习，又用作睡觉的小房间比我们家任何别的部分都记得更清楚。大概应该有谁来告诉我妈妈像女孩和男孩长到像我们这样大，应该分开住了，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小床摆得脚对脚贴着墙，只够地方过去到上课的那张桌子前，我们夜里躺着等待入睡时，有过几次挺愉快的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伊迪丝跟我说市里声音的那一次。
“我不只是指那些大的噪音，”她说，“就像刚才响的警报声或者小汽车砰砰响的关车门声，或者街上的笑声、叫声，那些只是很近的东西。我是说别的。因为你知道，纽约有成百万的人——人数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做着能发出声音的事情。也许聊天，也许开收音机，也许关门，也许把叉子放到盘子上，要么如果是上床睡觉，把一只鞋子脱到地板上——因为有很多人，那些细小的声音汇到一起，变成一种嗡嗡声，但是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你得仔细听很久才能听到。”
“你能听到吗？”我问她。
“偶尔能。我每天晚上都听，但我只是偶尔能，别的时候我睡着了。我们现在别说话，看你能不能听到，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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