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去街上领信,刚好碰到学区校长,他告诉我职称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我能把学生的作文弄到报上发表,是很容易评上的。回来时,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那时我很想在教育系统出人头地。在乡下,学生作文能上报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见那时我确实是个有上进心的青年。所以那天学区校长拍拍我瘦弱的肩膀说,前途无量啊青年!那天天气晴朗,我躺在坳顶的大石板上读信,心中仍在想着职称的事,后来我想到,我为什么不帮朱哲艳的弟弟写一篇呢,这样不就能讨好朱的全家了吗?我一想到这美事,就呼呼大睡起来。
如果你在1991年9月来到弄赔小学看我上课,你就会见到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一年级学生,一个三年级学生。听说这个一年级的,下学期要随父母下广东,那么到那时,我这个公办教师只教朱哲艳的弟弟朱建国一个了,这个结果是我巴不得的。每天放学以后,我都带朱建国他们去检查是否有老鼠落网了没有。我在教室四周的林间布下了许多的老鼠夹,我的菜主要是鼠肉。那时中午或傍晚,每个人经过我的宿舍,都会闻到浓烈的鼠肉香味。上级第一次来检查,我就用鼠肉招待他们,使得那些绅士们斯文扫地。本来他们是想来安慰安慰我的,后来把一肚子的好话都带回去了。这是完小校长后来才告诉我的。我听后暗暗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雷山的那七年光景,是不是买过肉,真的一点印象没有。
虽然我和朱哲艳干了那种事,但她并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来找我。那天在山上被雨阻了一夜之后她仍被父亲盘问了一下,她只说去弄满的同学家玩得晚了一些。弄满和弄赔相隔近三个钟头的路途那么远,平时大人们一年到头都难得见一回面,既然如此,大人也懒得再去追问什么。即使朱哲艳光天化日之下来找我,稍加注意一些,别人也很难发现的。雷山那种地方,目前仍像原始森林一样,房前房后都被树林遮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我都在教室门口烧一把生树枝,好生出青烟来驱逐蚊子。在雷山那些岁月里,我站在烟雾缭绕的教室里,唾沫横飞地给他们那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上课。我的课一般会联想出很多东西,在课本上是找不到的,在教案里也找不到的。在那种时候,我往往把课本扔到一边,双手不停地上下翻动,远远看去以为我在指挥什么音乐会。有时我的手会碰翻粉笔盒,粉笔头撒满一地,朱建国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冲上来捡,那张小脸还不忘仰起盯着我手舞足蹈。这样,我往往在既定的时间里不能把课上完,什么授课目标,重点难点,我在讲授时已忘得一干二净。
跟朱建国谈话的那些高中生,经常会被朱的话弄得一头雾水,比如朱问博尔赫斯的小说最棒的是哪篇,奈保尔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的时候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朱建国在路边和一个高中生讨论问题,我凑过去,原来朱的手掌里正爬着一只小小的黑色的昆虫,他问那个青年:“这只虫子到底叫什么?”那个青年不知道,自然尴尬得很。最后朱告诉他那种虫子叫米蟓。米蟓在农村是相当普遍的,只要有粮食,就有米蟓。你把半箩筐的玉米倒出来,就会爬出一地黑黑的乱糟糟的米蟓来,叫人触目惊心,那情形很像陆地上作战的勇往直前的坦克。
有时赵德发会用公狗看母狗一样的目光审视我问道:“小丽是不是你现在的老婆?”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认为我当年勾引小丽是因为我听说小丽她家挖到了金子,我还自我感觉良好地以为堂堂一个国家干部去做上门女婿,她家不争抢着才怪呢。我对他的这种话感到非常可笑,但我的态度是不置可否。他还神秘兮兮地说当小丽她家知道我和小丽的好事以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把我的房间包围了起来。这点我倒承认。但他以下的说法纯粹添油加醋,他说那晚我被他们打得半死,还打伤了腰,以致于弄得现在不能久坐。赵说我对他们死活不承认有那事,还振振有词地威胁他们说:”你们这样虐待一个国家干部是要挨坐牢的。”直到他们叫我跪到三更半夜,我实在挺不住了才道出实情。
关于我和小丽的丑事被批露出来以后,我确实被他们审问过。我记得小丽好像已有多天没来找我了,出事的那晚,我烦躁得很。吃完晚饭以后,我摇晃着蒲叶扇在宿舍门前的平地上来回踱步,那时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正当我准备走向门口时,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微弱的说话声:“你等等。”我转过身,看见三条人影正从树林中跃出来,他们的双手都插入裤兜里。我的头皮一下麻了起来,心想:“小丽一定出事了。”一个瘦高个扶着我的肩膀把我拥入房门时说:“我们谈一点事情。”我听到这话时差点尿了裤子。小丽的父亲一进来就不动声色地把门关上。他始终黑着脸不说话。那个瘦高个坐到我床上后,默默地吸着烟。房间里静静的,我装着镇定的样子盯着他们脚前的地板,但我感觉我已经隐隐约约尿裤子了。我哆哆嗦嗦地把烟递给他们,但他们虎着脸一挥手拒绝了,那时我感觉确确实实地尿了。那瘦的说:“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我想完了,他们知道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说:“没做什么。”与此同时,我感到我的左耳“嗡”了起来,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小丽的父亲指着我说:“你没承认,你就小看我!”
那晚的事就是这样,他们打了我一大耳光,小丽的父亲还用手指我的鼻子,使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那种批斗的场面。后来那人说要是我不承认就要砍掉我双腿,我就如实地说我们在谈恋爱。那人说你不知道她还不够十四岁吗?后来我才得知,和不够十四岁的女孩子通奸是要判刑的。后来他们就叫我写字据给他们,我就写:我欠朱家和一万元。小丽的父亲一下子急了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能……这……样写(照我的判断,他们怕日后成了敲诈勒索的罪名)!”瘦的说:“要写强奸。”我就写:我强奸女学生朱哲艳。1992年元月23日,覃庸(加按手印)。写完后,瘦的立即抓在手里,边走边说:“你要在一周之内拿出一万来,不然自然有人来找你。”
山中正蔌蔌地飘下一些黄叶子,这些黄叶子又被风刮进了教室,在地上沙沙作响,看得我心烦意乱,心惊肉跳。早上来上课时,我见到黑板上写:杀强奸。我问一年级的李文是谁写的?李文犹豫了一下就说是朱建国。朱看了我一眼,就跃起身来跑出了教室,他边跑边喊,强奸——。那嫩嫩地声音在山中久久地回荡着。每当我向朱哲艳讲起这一情景时,她就哈哈大笑起来。她说我那时没必要跑到广东去,因为她那时已够十四岁,照户口本上的还不止十五岁,已经十八了(由于超生,他父亲虚报了岁数,当时很多人都这样做),况且我又是个单身,她又不去读书了,谈恋爱还不成吗?
第二天晚上,瘦高个来跟我说:“你先拿出一千,我们就不上报。”我说:“我没有一千。”他说:“没有一千总有八百吧。”我说:“八百也没有。”他索性坐下抽起烟来,他环顾我的房间后说:“那现在你能拿出多少?”我说:“我才有一百。”
第三天晚上再没见瘦的来。第三天的中午我在教室前的平地上散步时,瘦高个从树林里窜出来。他匆匆经过我的身旁时说了一句话:“明晚到我叔家,有个人要见你。”
我想这回麻烦真地来了,这次不被打断腿才怪,我决定逃跑是听了这句话以后。那晚我随便捡了几本平时爱看的书和一套衣服,等到凌晨四五点钟就动身。那晚我躺在床上不是想我的事,而是担心朱哲艳这几天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朱哲艳告诉我,他家人用树枝把她打得满地打滚,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道出了实情,她说她因此一直愧对于我),不知她现在想了我没有?要是我逃到广东,恐怕这辈子不能见面了,想到这点,我不禁无声地痛哭起来。那晚我不知什么时候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我对我这样地不争气感到非常生气。我也不知我究竟睡了多久,就被一阵轻微地敲窗声惊醒,还一面低声喊着什么,我一听就知道是朱哲艳的。我打开门窗,她就抽噎起来,她说是她害了我。我说是我害了她,我要到广东去,让她千万不要告诉她家人。她说要跟我一起走,她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这个家。后来朱哲艳真地没回过家,她的父亲曾向她妥协过:“我答应你跟他结婚还不成吗?”她说:“我们都各自结婚了,你叫我们怎么结婚!”后来她的母亲曾来L城看过她一回,她母亲说,当年她父亲只想敲诈我这个外地人一笔而已,不想却造成今天这个罪孽。那天朱哲艳交给母亲两万块,以后她母亲再没有来看过她,据说她母亲回去不到两个月就生病卧床吐血身亡,至今那两万块仍存在银行里,无人敢动,因为她母亲临死前诅咒过。朱哲艳一跟我讲到她母亲眼睛就红红的,她说,就看她母亲因她受到如此下场,她发誓八辈子不进那个家。往往这时候,她就会紧紧抱住我脖子哽咽着!
那晚我和朱哲艳在凌晨三点左右开始往山外逃跑。刚刚逃出村口,她突然停下来说:“我回去要点东西,你在坳顶等我。”自从她走以后,多年以后我才能见到她。后来据她说,她跑回家要东西时,被她父亲逮了个正着。她本来想回去取一套换洗衣服和我的那本奈保尔的小说。只怪那年我们倒霉不该恋爱,一开始就尝尽苦头。那早我在坳顶等到天将蒙蒙亮时仍不见她来,就拔腿往山外小跑而去。那时我对于公职一点留恋都没有,我之所以肯去雷山教书,并不是想着日后能提拔这种鸟事,而是我另打有算盘,用同志们的话讲,我想去修炼修炼是真的,但去修炼什么,谁也看不透我的那一肚子坏水。那时我在街上碰到一位老教师,谈到我去雷山一事,他就直夸我做事有胆识,人小鬼大。他认为一个青年人敢去雷山教书,是很了不起了。
那时我在山坳上边跑边想,从此再也不要回来了。那时我的闯劲大不大,可从一泡尿看出来。我开始小跑时就感到尿意盎然,可为了能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我硬是憋到山外。等我撒完尿,就感到我的下半身发生了痉挛,疼得我龇牙咧嘴。赵德发对我这泡尿赞赏有加,认为基本上体现了我这个人办事果敢的本质。
我走以后,朱哲艳去学区干了一件可笑的事。我逃跑后的第三天,朱哲艳到处打听找到了我家,她告诉我父亲,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已去了广东,以后有我的消息要告诉她,不过她会定期来我家打听的,她的这个消息差点把我父亲击昏在地。但是我父亲那晚安排她住到了我的房间。朱哲艳说,那时她很不想走了,她要在我家直等到我的消息为止。那天朱哲艳从我家出来以后直接往学区赶。她对学区校长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是覃庸老师的老婆,由于你在分配上歧视了他,他前几天已跑去了广东。我告诉赵德发,1992年,由于朱哲艳,我成为了该乡的新闻人物。在读师范时,也由于女人而被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抓住公布,在路上我成了人们指指点点的耙子。
其实我在东莞厚街镇呆不到半年,就打道回府了,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尴尬的一站。那时随我一同下去的还有Q镇政府秘书小K,我们下广东各怀鬼胎,K是想到广东开创新的事业,而我是一个“准逃犯”。我们到虎门的第二天,就碰上了艳遇,一个搞传销的广西宾阳女孩子知道我们的处境后,就把我们带到她的空闲租房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就随她到厚街镇。在那里,我们进了一家塑胶厂当搬运工,我做到第四天就跑了出来,在附近的村里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的一段隐秘生话。在那间房里我天天吃鸡肉,吃了睡睡了吃(我带了将近2500元下广东)。那时临近春节,冷风中飘着细雨,我裹在两床羊毛毯里睡得像死猪一样。晚上K还从两里地之外的工厂赶来和我神聊。要是不加班,宾阳的女孩子还带几个同伴过来看我,我和传销的女孩子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含情脉脉地交谈,K非常艳羡,因为他的普通话经常弄得女孩子哭笑不得。那段时间,我曾一度地忘掉了朱哲艳。后来我和她谈到这一段,她就对我大发雷霆,因为那时却是她最苦难之日,她几乎每隔两天就要走四小时的路到我家打听我的消息。后来她干脆呆在我家不走了,直到他父亲找到我家时,我父亲才知道我犯了“强奸罪”,无论朱哲艳怎么解释,他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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