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创作是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进行的，美国小说的产生则表现了具有新大陆特色的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些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变迁的轨迹。伴随着工业文明和都市化而来的大众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大众媒体的推动下，其影响力逐步超越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占据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美国大众文化对小说家的创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其作品中得到反馈，特别是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契合，都带有消解宏大叙事、摒弃深度模式以及模糊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鸿沟等特性，并在发展中相互渗透和促进。
美国早期的文化环境与小说创作
从广义上讲，文化泛指语言、仪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流行时装、饮食烹饪以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多数家庭没有什么书籍，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许多人手里仅有的只是《圣经》，那时广泛传播实用信息并对普通人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各种历书，所谓的文化场所不过是一些小酒馆。1833年9月3日，一种定价一便士小开版的报纸《纽约太阳报》出版发行，赢得许多读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大陆的生活总的说来是乏味的，人们努力寻求感情上的倾泻和精神上的寄托。19世纪中期盛行的感伤小说就特别适合那些中产阶级女性，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没有多少读物可选。霍桑在1885年抱怨道：“现在的美国完全被一群可恨的胡乱涂写的女人征服，因为大众的口味只适应无聊的垃圾。”他所指的是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以及斯陀夫人的《牧师的求爱》等小说。南北战争后由于印刷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阅读能力也相应提高，其大众文化的特色是廉价小说的普及。最早的廉价小说是1860年6月由比德尔—亚当斯公司出版的《梅里阿斯卡，白人猎手的印第安妻子》，那是重印的1839年由《女士伴侣》杂志连载的安·S.斯蒂芬夫人所写的故事。这些文化快餐来势迅猛，霍拉肖·阿尔杰(1832—1899)一人就写出一百三十多部通俗小说，其中像《衣衫褴褛的狄克》(1867)一类的故事给当时的美国人以勇气和信心。廉价小说风靡一时，仅比德尔—亚当斯公司就连续出版321期，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才停止，这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培养了作家队伍和读者群。同一时期的西部开发热明显地加剧了工业相对发达的东部与急速扩张的西部之间的冲突，进而形成影响多数美国人生存方式的西部文化和产生大量的西部小说(廉价小说之一)。通过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向西领土扩张后，这个原来只是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快速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世界大国，与这种扩张意识相呼应，当时的大众文化对西部形象做了远比现实更美好的描述。为了满足人们对西部了解的渴望，巴鲁姆在19世纪40年代发起“狂野西部演出”，并逐步风靡全国，演出内容有“猎杀野牛”等，对西进运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作家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的反应则比较谨慎，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还有许多后现代小说家才对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1985年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孤独的鸽子》(获1986年普利策奖)和《野牛姑娘》(1990)就巧妙地运用后现代技巧展示早被人们遗忘的西部历史和文化。
爵士乐时代的大众文化
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产生于20世纪初。都市的工业化极大地削弱了传统文化对原有大家庭的影响，人们纷纷涌入城镇，脱离家族、社区、地方风俗、宗教等势力的控制，由此产生一种文化真空。对来去匆匆的人们而言，最方便的是用廉价的文化产品填补这种真空。文化成为可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商品，进而又形成文化产业。这正体现了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不同之处：它是由所有人参与和欣赏的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进入享乐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象征是爵士乐。这种源于黑人文化的音乐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黑奴获得自由后其独具特色的音乐也从种植庄园走向整个社会，演变为后来的圣歌、爵士乐、节奏和蓝调、摇滚乐和说唱音乐，其影响实际上贯穿整个20世纪。爵士乐的冲击力既是美学的又是社会的，它的即兴表演特性和多重风格迫使人们打破艺术束缚，发出各种文化不同的声音。它来源于黑人文化，但最终超越种族的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艺术，在打破通俗文化和高雅艺术之间界限、弥合文化间的差异所起的作用都与后现代小说极为相似。1938年10月30日，奥森·韦尔斯播出根据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星球大战》，他在节目《水星空中舞台》中的逼真表演给成千上万人带来世界末日的恐慌，这可以被看作大众媒体在文化生活中显示巨大影响力的开始。爵士乐时代的文化现象可以从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清晰地看到，他以亲身经历描述了那段奢侈浮华、令人焦躁不安的岁月。尽管该小说属于现代主义，但已开始呈现出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杰姆逊指出，“文学或艺术总是注重与现实保持某种积极的关系，要这样做就不可能让现实消极地封闭起来而远远处于文本之外。它们会将现实拉入自己的结构之中。”作家书斋外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不过是作品的潜文本，这种作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潜文本并不自动呈现出来，而是通过作品而再现。对于爵士乐时代的文化影响，E.L.多克特罗后来特地创作长篇小说《拉格泰姆时代》(1974)作为回应。他充分运用流行黑人音乐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模仿变化多端的切分音恰如其分地表现动荡中的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初黑人音乐拉格泰姆迎来复兴时期，再次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亮点，特别是1973年电影《骗中骗》中拉格泰姆的大量运用，并获得奥斯卡音乐奖，被认为是经典与流行完美结合的典范。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将读者拉回已经淡忘的过去，使他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官方历史记述的是20年代大众文化忙于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建的创造力和激情，然而托尼·莫里森看到的是另一面。她没有像许多作家那样描述喜庆和狂欢，却在《爵士乐》(1992)中讲述哈雷姆区黑人社会中的反抗和挣扎，提醒人们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她在小说的开端就使用了急促的爵士乐节奏，将读者飞快地带入那疯狂的年代。她甚至认为这种音乐本身就使人混乱和恐惧：“就是这音乐。这种肮脏的、女人伴唱男人演奏的乐曲，双人起舞时厚颜无耻，一旦分开又疯狂之极……它诱惑你做出愚蠢淫乱之事，即使听到也如同犯罪。”莫里森所做的是利用这种音乐的手法解构这个时代，让人们看到社会被掩盖的?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
美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暂时处于政治沉默期，而电影和电视的普及则建立了新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领引时尚的是好莱坞电影，如弗兰克·卡普拉的《漂亮生活》(1946)等。这类注重消费的文化形式使人们进入更加追求感官享受的休闲娱乐时代。1955年由瓦尔特·迪斯尼在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所建的迪斯尼乐园，可以说是消费文化的象征。文艺理论家鲍德里亚形容美国社会中文化趋势时，认为迪斯尼乐园的功能不在于表现一个理想化的美国，而在于掩盖这样的真相：即“周围的整个洛杉矶地区以至全美国都不再真实，不过是超现实和仿像的结果”。昂贝多·艾柯则将迪斯尼乐园称为“彻底的假象之家和消费意识形态的经典”。多克特罗在小说《但以理书》中对迪斯尼乐园的文化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借笔下人物丹尼尔之口指出，迪斯尼乐园恰如其分地象征着赫伯特·马尔库斯所描绘的未来的“单向度社会”，它以一种极端的削减过程，对现实加以漫画式的再现，消除了文学和历史的两者辩证的一面。在多克特罗看来，这一切有着某种政治性暗示：“对大众来说，迪斯尼乐园提供的是一种被省略的速写文化，一种无思维的刺激，如同电击一般。这同时可使接受者对其国家的历史、语言和文学加以心理联系。在不远的将来，对付人口膨胀和高度控制的大众，这种技术特别有效，可以替代教育并最终替代生活经验。”当时另一象征是从1956年兴起的大型购物中心集消费、休闲、娱乐为一体，它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以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为鲜明的文化符号在各国出现时，其冲击力更是远远超过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这种情形在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小说《冠军早餐》(1973)中就有妙趣横生的描述，书中人物胡弗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包围之中，如运货汽车、美国国旗、冰淇淋蛋筒(替代自由女神的火炬)、米字符号(暗指肛门)、1492(有关美洲历史)，甚至阴阳太极图(外来文化)等，以至于精神濒于崩溃。实际上此时的社会本身已成为一部令人费解的后现代小说，因而许多作家不得不大胆尝试新的表现方法和技巧。
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影响巨大的是反主流文化和反战运动。垮掉一代的经典，如杰克·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1957)、威廉·巴勒斯的长篇小说《裸露的午餐》(1959)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1967)等就描述了这一时期年轻人热衷于吸食毒品和性解放、提倡极端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崇尚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作家们利用文化市场本身改变了美国文化，通过自己的行为、古怪的动作、个人的魅力和作品将资金吸引到身边。大众媒体常常将垮掉一代的艺术家贬低为奇装异服、言行乖僻的角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这些批评反而使许多人希望更进一步地了解他们，刺激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其作品，可以说是“大众媒体促进了垮掉一代反主流价值观在国内的扩散和多元风格的兴起”。当时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其他的实验小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1962)就将小说形式的突破发挥到极致，以半诗半小说的结构表现了怪诞的狮身人面像一类的混合体，给读者留下无限想像和阐释的空间；托马斯·品钦以其科技专长在小说《V》(1963)中强调在后现代状况下追寻终极意义是不现实的，人类文明发展必将遵循熵理论的规律走向热寂的终点，他以黑色幽默、惊世骇俗的夸张和嘲讽向民众发出警示；约翰·霍克斯在《血橙》(1971)、《激情艺术家》(1979)等小说中则将性、神话、想像和荒诞糅合在一起，用心勾画出反映人们内心的另一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国民性的是越南战争，它使公众对政府普遍置疑，文化生活中充斥的是忧虑和恐惧，人人感到政治的沉闷和压抑。各地兴起的反战运动秉承早期民权运动传统，起源于校园文化的自由言论运动，主要是为了突破长期以来保守主义思想的禁锢，反对政府向海外扩张干涉的军事行动和霸权主张。诺曼·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1967)中讲述了在1967年10月里连续四天的反战抗议活动，深入探讨了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将现实的混沌无序和文学的荒诞夸张熔为一炉，绝佳地再现社会本身的寓意。《哈泼》杂志破天荒地用长达九万字的篇幅介绍此书时写道：“我们相信梅勒先生在这一危急关头对自己和同伴们所做的描述，将使美国人在今后许多年都受到启迪和震撼。”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身先士卒和其他人一样勇于参加反战运动：“在他们前面是一道低矮的拦绳，离地不到一英尺，从停车场陆续涌来的抗议者站在绳子后面，洛威尔(美国著名诗人)、梅勒和麦克唐纳尽力往前挤，直到前面只剩下绳子和宪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梅勒是用参与反战活动的实践来完成文学创作的。许多作家同梅勒一样，对社会现实作出迅速的反应，即使后现代小说也能紧扣时代的脉搏，聚焦民众关心的主题，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文化的特色。
互联网与多元文化
20世纪末由于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多媒体和各种音像制品如潮水般地涌来，将人们带入影像时代，其特有的互动性使大家可以共同参与文化产品的制作，如网络小说的创作等。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大众媒体使民众处于后现代的景观社会，在大公司和广告商的促销攻势下，人人期望在文化消费中实现自我价值。多媒体技术将高雅艺术甚至严肃的科学研究转变为普通人能轻松接受的信息，有意识地模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是杰姆逊所指的“深度模式的消失”，这种文化具有道德上的模糊、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经典的戏仿以及由各种文化符号的杂糅等特点，并能批量生产，甚至无限复制，而这些都是后现代小说同样具有的特征。约翰·巴斯早在小说《羊孩贾尔斯》(1966)中就预言了这种时代的到来，他融神话、寓言和科幻于一体，对机器或掌握机器的怪才在未来对民众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表示忧虑。唐·德里罗在《白噪音》(1985)里强调了信息爆炸的后果，认为人类最终会因环境污染和偶然事件导致毁灭。冯尼格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则暗指美国在80年代初期发现的“艾滋病”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将使人类进入逆进化(devolution)，从头开始文明发展的过程；他甚至以一百万年后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作出评判，并在《时震》(1997)中预言核武器等高科技将使宇宙秩序陷入混乱，对世界末日的降临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既是美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风格迥异、热衷创新的后现代作家也意识到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不得不从多元文化的层面加以反思。这种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主要是为了解决讲法语的居民在讲英语的社会中争取平等权利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早有“熔炉”的说法，其实它包括了多元文化的成分。19世纪大量移民涌入时，吸引外国移民和向西部扩张是美国神话中的两大主要内容，新来者为了尽快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及时融入陌生社区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不得不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学会容忍文化间的差异。在20世纪末，现实似乎重复了历史。人们在惶恐中发现，不得不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后，又要面临“全球化”掩盖下的“美国化”。1990年1月当首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张营业时顾客趋之若鹜地排队等候，当天就创下接待三万人的纪录，这足以说明美国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出人们对西方生活体验的渴望。每年畅销小说的评选和好莱坞电影大片的跟进，将大美国主义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推向全球，互联网和英语的霸权话语更使这种文化入侵来势凶猛。人们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末以来陆续发生的恐怖事件则凸显了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和可能带来的灾难。因而当代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大力主张在尊重各种文化特点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沟通。科马克·麦卡锡在小说《边境三部曲》(《骏马》(1992)、《穿越》(1996)和《平原上的城市》(1997))中就以有关马的故事探索了西部神话是否还能继续，用人与野狼的交流审视对大自然的态度，从边境地区的特殊环境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预言当代文明的发展。在促进民族间沟通和文化融合方面做得很好的还有美国少数裔的作家，如：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和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都以独特的视角对美国梦加以解读和对原型神话进行戏仿和重建，对文化冲突、身份问题和种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中取得可喜成就，令美国文坛刮目相看。
结语
当代社会的现实迫使作家们由荒诞虚无、不确定、去中心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其他写作实验，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文化和历史重新审视并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在这方面，菲利普·罗斯的改变最为明显，其作品从怪异荒诞的《波特洛莉的哀怨》和《乳房》到直面政治现实的《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秽》。有的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欣然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如曾以《隐形人》而闻名于世的拉尔夫·埃利森耗费近四十年的心血写成的《六月庆典》(1999)。他以截然不同的风格描述了麦卡锡恐怖时代人们的悲惨遭遇，用黑人音乐的节奏来表现社会、种族和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具有寓意深刻、回味无穷的史诗般效果。目睹后现代小说的发展，约翰·巴思也将“枯竭的文学”改称为“补充的文学”，他认为“艺术的常规可以隐退、颠覆、超越、改变或者反抗自我，以便产生新的生机勃勃的作品”，后现代文学则弥补了现代主义和那之前的其他文学的不足。应该看到，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微妙的，太近则会退化为庸俗读物，太远又将失去读者，作家们既要从文化环境里吸取养分，又要防止遭遇没顶之灾。冯尼格特指出，重要的是人们能从电视的喧闹中摆脱出来，因为“文学是唯一需要观众参与的艺术，要学会读书，而且要读得很好，才能了解里面的寓意”。他认为缩短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吸引和教导他们阅读是必要的。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小说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自如地运用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巧，他们的作品其实可以被看成广义上的后现代小说。当前的文化将走向何方，这些著名的作家也使出浑身解数加以预测。多克特罗推出《进军》(2005)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答案；罗斯在《阴谋反美》(2004)里分析现实焦点；而麦卡锡则在《路》(2006)里描绘世界末日后的情景。这也显示出后现代小说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国内出版社近年来也系统地推出了这些作家的翻译作品，从他们的写作风格、主题选择和语言特点的变化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潮流波动的巨大影响，充分了解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有利于从更加宽泛的视野解读和接受它们。
2006年9月8日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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