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潮汕女孩

    如果要我说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广东地域，我脱口而出的地方不是天天生活的广州，而是潮汕。这种强化的地域印象，当然来自我教过的大量潮汕学生，事实上，在前文我提到的学生中，陈倩、杜子然都来自潮汕地区，他们都是我笔下的“潮汕学生”。毫不夸张，无论我从何种角度进入学生的生命故事，潮汕学生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存在。我的学生花名册中，潮汕学生是一个长长的名单：黄春燕、王建源、周宇、王美芬、陈雪、陈小鱼、陈瑜、林佳静、卓训嘉、韦鸿森、陈少彬、林桂东、吴浩天、许泽欢、蔡妍欢、陆锐娜、钟培栋、曾庆迎、温文妍、黄晚秋等。

    王建源是我交往最久的潮汕学生，他来自051841班。建源曾经告诉我，“潮汕地区主要指潮州、汕头，包括汕尾地区，有统一的方言。但潮阳、潮南、汕尾一带和人们印象中的潮汕地方有点不一样”。建源给我的印象，就是文质彬彬，极为讲礼节，他毕业以后，并未进入具体的单位就业，而是自己开发产品做生意，我常买的洗头水“萌哥三侠”，就来自建源的公司。大顺来自汕头，他曾和我提到，“潮汕人大部分有信仰，哪怕没有一个特定的教，但是信仰方面的东西，他们都懂一点。如果外人跟他们聊这些，他们马上就能感受到你的意思，他们对信仰特别有感觉”。他和建源一样，毕业以后，也不是特别看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辗转几家公司后，心心念念的依旧是自己创业。周正伟是我2016年《大学语文》课上金融系的学生，尽管还未毕业，但已经和老家的熟人，联合起来在学校后门开了一家粥馆。学校不准外卖公司进校园后，这种“里应外合”的餐馆，反而拥有了特别的优势，我有时和学生聚餐，也会选择他的餐馆。听正伟说，在他的潮汕校友群中，像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显然，无论早已毕业的建源、大顺，还是尚在学校的正伟，他们对商业的敏感和热情，都与潮汕地区深厚的商业文明密不可分。

    但在潮汕的学生中，和我交往更多的是女生，事实上，潮汕女孩内在的恬静、雅致、轻言细语，让我印象更为深刻。她们对经营一份笃定、安稳的生活，充满了祖辈延续下来的耐心。在固有的印象中，潮汕女孩更多要延续古老土地赋予的生儿育女使命，当下流行的女性意识、女权主义，仿佛和这个群体没有太多关系。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的成长、选择、困惑、出路，更能折射她们从个体层面与时代的遭遇和突围。

    下面要讲到的温文妍、陈雪、黄晚秋，都是我既非班主任也非“导师制”所带的学生，我将她们称为“潮汕女孩”。

    温文妍

    温文妍是财经传媒系成立后招的第一届学生，来自062112班，和我当班主任的062111班是平行班，因为两个班经常合在一起上课，我对062112班的学生也极为熟悉。现在想来，我对第一届学生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062112班在毕业当年，有六个学生考上了研究生，温文妍就是其中的一个。

    温文妍长相清秀，文文静静，个子中等，单薄清瘦，是典型的潮汕女孩气质，恬静、温婉，永远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我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都能感受到因为大量广东孩子存在所带来的特别气场。

    文妍1986年出生于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奶奶被卖去福建生下大儿子不久，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带着孩子连夜逃了回来，后来嫁给了爷爷，生下了七个孩子，爷爷很懒，在文妍爸爸十三岁那年病死，奶奶因此拖着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艰难挣扎。“我爸是全村最惨的那个，最穷的那个，一直被别人欺负。”

    因为出生环境的恶劣，爸爸在家族里面，性格特别固执，也特别硬气，他靠着这种执着，硬是将一个家庭从全村最穷的状况变成全村的首富。“爸爸从小的梦想，就是一定要在大马路建一栋大房子，他再也不想去走那种小巷子，不想住那种每个晚上出来，都要敲门的小巷里面的房子。”1990年，文妍四岁时，家里盖起了全村最早、最高的楼房，一家人搬进了新房子。

    家庭环境的转变，固然得益于时代提供的机遇，但更直接的原因是父亲的敢闯敢干。“他外表不会光芒四射，但生命力特别强大，看起来沉默寡言，但内心意志坚定，总想着一定要做起来。”因为家里穷，奶奶没有让爸爸念多少书，到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就被奶奶叫回来退了学。在潮安县，古巷镇同样以生产陶瓷著名。爸爸年轻的时候，曾在生产队主管陶瓷贸易。“他啥都会，会雕塑，会设计，会生产，经常自己设计陶瓷产品，但他最喜欢做的、最想做的，还是贸易，还是做买卖。”文妍到今天还记得，小时候经常看见爸爸将钱塞在身上，一部分缝在衣服里面，一部分随身携带，十块钱的一大叠，带着现金外出。生产队解散后，从1986年开始，也就是文妍出生那年，父亲开始自己干，中间转过几次型，最擅长做瓷釉。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事业进展非常顺利，直到近几年，哥哥从学校毕业，能够接下父亲打下的家业，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哥哥继承家业后，根据形势变化，主要做卫浴。

    从家庭结构和经济状态而言，文妍出生于典型的潮汕家庭模式：重商的氛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子承父业的传统。但隐匿在家庭深处皱褶的真相是，尽管经济上衣食无忧，但父母对立的关系，一直给文妍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阴影，“最严重的时候，因为父母的紧张关系，我必须去看心理医生”。爸爸尽管能干、懂经营、会赚钱，始终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但从小压抑和缺爱的环境，让他不懂得表达感情；妈妈性格固执、倔强，也不擅长沟通，“父母各有各的想法，然后谁也不让谁，一丁点都不让，吵了一辈子”。

    除了有一个能干的爸爸，文妍的妈妈，也极为能干，“啥都会做，啥都可以做好，和爸爸一样，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像身边其他的潮汕女人那样，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甘于在背后支持丈夫的打拼，她也想和丈夫一样，去外面打拼，去充分实施个人的诸多想法，但囿于家庭的牵绊，她几乎没有做成功一件事。在文妍眼中，妈妈仿佛总是看不到自己。“我妈说奇葩就是奇葩，她干啥都没干成。她也想搞陶瓷，没搞成，然后又搞了什么？然后又炒股，学人家炒股炒了十多年，一直亏着，就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她好奇心重，有一段时间说想学我做面包，好了，帮她买机器，买了一堆东西，然后一转身，也没坚持。”

    文妍从小没有在经济上经受过太多困惑，也没有留守儿童的经历，但置身父母“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一个月必定有一次搞得天翻地覆”的家庭环境，她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在我的价值观里，我觉得有钱没什么，我对钱没太大感觉，我一直渴求一种温馨的家庭关系。”直到上研究生，她还在为父母的关系揪心，甚至建议父母离婚，但父母身处现实的环境，又爱面子，不可能去离婚。导师意识到她的困惑，只是告诉她，“那是他们的功课，不是你的功课，你介入的话，只会让问题越来越糟，最好的改变是从你自己先开始”。

    2010年大学毕业后，文妍没有迫于经济压力，急于去找工作，她遵从内心的想法，继续攻读研究生。如果不是父母关系给她内心带来的沉疴，她的人生道路光鲜、顺利。研究生毕业后，同样身为女性的导师，坚决反对她接着念博士，主张她赶快成家、嫁人。“她说女孩子读什么博士？女孩要结婚、生小孩，没精力做什么学问，那不是女人做的东西，男生做起来更快，女孩做了半天才出成果，又慢又累，如果想读博士，以后再来。”女导师用半生的人生经验确证一点，对女孩而言，学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安稳的家庭，她说服文妍打消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愿望。

    文妍原本准备回潮州工作，但男朋友学的是IT专业，在北京工作过两年，于是两人选择来到深圳。男朋友对自己需要什么，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他和文妍同乡，比她大三岁，毕业于西安一所重点大学，对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前景有清晰的规划。在谈恋爱阶段，文妍感觉男友能理解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两人能很好地沟通。“他一直问我，你自己要什么，他说，你如果找到了，就去做喜欢的事，不用考虑其他。”这种柔软、让人舒服的相处模式，完全不同于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也不同于父母之间的沟通，这让她内心获得了熨帖的依靠。很快，在研究生毕业第二年，她就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文妍提到一个细节，在没有买房以前，男朋友带她去深圳城中村看房子，她看到那种又破又小的房子，内心特别震撼。“租房子时，我第一次去深圳看房子，看哭了好几次，因为男朋友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他一心想存钱买房子，不想在租房上花太多钱，带我尽看一些又老又破的房子，我一边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哭，觉得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甚至跪着哭；男朋友见状，就说好吧好吧，租好一点，租好一点，后来就租了一间两千多的，本来他的租房预算是一千多。我这时才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接受太差的居住条件。”很显然，和大多数同龄人比起来，文妍在经济上足够幸运，她家庭优渥的条件，使她避免了一毕业，就必须从最底层开始打拼的命运；而这些，对租住在龙洞城中村的春艳、伟福，对辗转在赤沙、龙洞的大顺，对不知在哪个角落蜗居的沐光和则良而言，不过是大学毕业后，人生必然要面临的第一课。

    2014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加上丈夫的积蓄，文妍在深圳购得了自己的房子，很快就结束了短暂的蜗居岁月。“结婚生子、买房买车，一年之内，完成了很多人生大事。”赶在深圳房价飙升前获得了一个安居之所，这为文妍顺利进入中产的生活奠定了基础。丈夫在一家IT公司上班，文妍原本考虑过孩子断奶后，去找一份工作，但发现自己并不想进入体制内的单位，而民营的单位，在深圳竞争非常激烈。更重要的是，她发现生完孩子，如果让婆婆过多介入小家庭的生活，不但老人难受，自己也难受，她承认自己的选择，源自并不清晰的自我认知，“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但她内心坚定了独自照顾孩子的想法，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就业，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妈妈显然不认同文妍的人生选择，她无法容忍女儿不去赚钱，总认为女儿太穷了，过得不幸福。她不能理解女儿整天看书，像个书呆子，不能理解女儿去学习塔罗，去上一些女性的能量课。“反正她看我的时候很悲伤，一直觉得我没钱，过得不好，无论我怎样告诉她，我的幸福感特别高，前所未有的高，她就是不相信，我不能按照妈妈的价值观来生活，否则只有崩溃。”

    文妍并不忌讳谈起目前的情况：做女儿时爸爸养着，做妻子时丈夫养着。丈夫尊重她在家庭生活中的付出，认为带孩子、料理家务，比他的工作更有价值，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是文妍获得生命充实感的根源，也是妈妈的人生和她最大的差异。说到底，妈妈对生活不安分、不切实际的想法，及其由此产生的焦虑，归根结底来源她对家庭的付出，得不到爸爸的认同。两代潮汕女人的人生轨迹，在错落的时空中，隐匿着奇妙的人生图景，文妍的选择，仿佛更能契合他者对潮汕女子的想象，但父母一辈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误解、不愿让步、不能表达的错位中，只能承受粗疏的情感生活，并成为文妍理解、经营生活的重要前提。

    文妍惊讶地发现，相比妈妈对自我存在和被理解的强烈渴求，她的同代人，尤其是九零后女孩，仿佛更愿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更能坦然享受女性身份带来的现实便利。很多女孩并不认为待在家里，就是没有出息的表现，相反，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她们会注重打扮，注重自我享受，会将时间、精力花在学日语、插画、做甜点等兴趣爱好上；她们敢于表达，自信从容，哪怕是在居家的环境中，也懂得让女性的生命能量流动起来。这些女孩，衣食无忧，和文妍一样，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所受到的教育，并不完全用来解决就业问题，而是有助她们改变自我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尽管研究生毕业以后，文妍并未进入职场，尽管她承认研究生三年，磨损了她不管不顾的勇气，但她毫不否认教育对女性的改变，教育对自身的改变。她内心的笃定、安稳，和丈夫良好的沟通，以及丈夫对她的尊重和疼爱，和教育所给予她的熏染密不可分。

    尽管婚后的一段时间，她和丈夫的关系，隐性地复制了原生家庭的模式，“我直到结婚后，才意识到父母关系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从小是父母吵架的理由，受到妈妈的打击特别多，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丈夫，仿佛自己不配拥有良好的夫妻关系，会在自虐中去获得一种认同感”。每次对丈夫发完脾气，文妍内心特别内疚，但每次都是丈夫的宽容、理解，化解了即将爆发的矛盾。这让她意识到，不能复制父母曾有的互相伤害的相处模式，对于丈夫的耐心，她心怀感激、倍感庆幸。在深圳快节奏的大环境中，大家都在拼命往前走，文妍不能说完全没有焦虑，但在快速调整后，她已完全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节奏。“以前我不允许自己停，现在我允许自己停，以前我总觉得生活无意义，随时可以撒手的那种。但结婚后，整体来说，我很享受现在的状态，我知道活着一定要过好每一天。丈夫懂专业，感恩我的付出，能够看到我的长处；我懂得经营家庭，两人配合好，我现在幸福感高，内心什么都不怕，最担心的就是一家人生老病死会分开。”

    深圳房产的增值，成为文妍研究生毕业以后，最为重要的事情，她的生存质量和阶层分布由此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尽管根据潮汕人的传统，爸爸打拼的家业，并不会给女儿多少，但爸爸在女儿结婚买房时，所给予的慷慨资助，已经令文妍深怀感激。她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她和丈夫会在深圳房价失控前，果断供下一个安居之所。而如果在深圳没有自己的房子，就算父母家境殷实，她同样很难想象，自己今天在过什么样的日子。她目前所过的生活，正是则良一辈子的奋斗目标，也是沐光梦想中的日子，更是春燕对未来的具体设想，“有房有车，能够成家，能够给家人一份安稳”。文妍对此深怀感恩，也深深意识到，正是父母创下的良好经济条件，让她免去了更多让人无望和难受的折腾。

    关于未来的发展，文妍曾考虑过像父亲那样，等孩子大点，几年后去做一些实业，但近年来的经济状况，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去大手笔地落实一些项目。“最坏的情况，是一切清零，大不了卖掉房子，换一个地方从头开始，这一点我和丈夫有共识，也正因为有这个共识，我们内心更为笃定。”

    当然，对文妍而言，相比学生时代，她的身份有了明显改变：今天，她是一名心甘情愿的家庭主妇，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孩子的妈妈。母亲的身份，让她的生命产生了深刻的改变，“没当妈妈之前，我不会在意自己的行为，不会想去探索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会调整自己的状态，会好好去爱自己，会允许自己享受生命，不再为难自己，勉强自己，不再让自己活得蓬头垢脸，不再掩盖自己发光。我知道，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让自己活得更有光彩，这样才能积蓄能量，去更好地爱家人”。

    在和自己的童年、过去、家庭彻底和解后，文妍突然感到生活充满阳光，简单而美好。和062111班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她以另一种方式，同样抵达了属于他们这一代的幸运和安稳。

    陈雪

    在温文妍毕业三年后，2013年，陈雪来到了广东F学院。大二那年，从肇庆校区回来，我被安排给他们班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她上课极其认真，总喜欢坐在前面的位置，永远保持微笑，比多数潮汕姑娘更喜欢笑，后来才知道，这种固定的微笑，更多来自家庭教育对孩子性格的要求。

    陈雪1994年7月出生于潮州枫溪区，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妹妹也在广州读大学，念的是一所二本高校的英语专业。枫溪区接近潮州市区，从产业分布而言，它承载了潮州最为出名的陶瓷产业。爸爸在一家陶瓷厂上班，主要负责去掉多余的陶泥，以便陶瓷的造型更为漂亮，她曾去过爸爸的工厂两次，规模还算大，是外省人开的一家私营企业。“陶瓷污染重，河水都是黑的，河里到处都是没有人处理过的垃圾，臭死了。”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一家建筑公司做文员，在陈雪的感觉中，这家公司仿佛随时会倒闭，但事实上一直没有倒闭。妈妈要干的活，无非就是喝茶、说话、看电视，加上打印东西之类。她从来不敢问父母的收入，“不是特别确定，从小不敢问这些东西”。她只知道，父母的工资“很低很低”，低到后来必须在家里悄悄开一家麻将馆，才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开支。

    在这个爱笑女孩的眼中，潮州人特点鲜明。其一，“不管有钱没钱，都特别讲究生活质量”。在他们看来，赚钱就是用来花的，不然赚钱干什么呀？这一点，和我的家乡湖南汨罗人特别相似。因为爱消费，陈雪身边的人特别在意养生，总是“会买一些贵重的保养品”。其二，喜欢打麻将，麻将馆经常开在私人住宅中，私人会提供茶水、零食。警察如果要来抓人的话，立即便有内部消息传出来，提前告知秘密。其三，六合彩盛行，市场上到处有人聊六合彩，不断会听到熟人说，“要买什么呀？”陈雪整个家族都买六合彩，大姨因为六合彩被人追债，四处借钱，刚刚大专毕业的儿子，一工作就不得不背负母亲欠下的巨债。陈雪从小见识了家庭的乌烟瘴气，见识了大姨牌桌上的臭脸和姑丈输牌后的碎碎念，见识了小姨夫为了躲债，整整十年并不安稳的生活。陈雪隐秘的念头就是，“尽管生活还得继续，还能怎么样，但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2008年，爸爸的工作变得特别不稳定，“有时候突然待在家中好几十天，我也挺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将楼上的房子租下来，开了一家麻将馆。为了吸引客源，夫妻两人轮流陪客人，“我能明显感到，爸爸特别累，他是在赚钱，不是在娱乐”。爸爸性格老实、憨厚、对人和善、喜欢画画和下棋，曾得过枫溪区象棋比赛二等奖。陶瓷厂工作变得不稳定后，他也曾离家外出，参与街边的赌棋活动，以获得一些收入，“有时候会下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因为这些琐事，伴随经济的紧张，父母会有矛盾，“妈妈特别固执，但头脑灵活，总是计划着要开一些店，但因为成本和决心的问题，从来没有开成”。爸爸不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人，失去工作后，他看起来比较悠闲，有点事不关己的感觉。

    妹妹考上二本大学后，每年的学费将近两万，这对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而言，几乎算得上天文数字。陈雪还在念书，在大四外出兼职时，就被妈妈交代必须负担起妹妹的学费。对于一直生活在潮州小城的妈妈而言，她显然不知道大女儿在外的具体境况，无法真切感知房租、水电、交通等费用，在女儿离开校园的那一刻，就会变成具体的开支。为了省钱，陈雪很快学会了做便当。

    相比大姨、小姨一家大起大落的生活，陈雪一家还算简单。目睹小姨开照相馆，因为受到当地中学校长腐败案的牵连，被迫离家躲债的变故；面对大姨因为痴迷买六合彩，将一家人的生活拖入绝境的惨状，陈雪深刻意识到，简单有时就是最大的福分。

    妈妈的为人哲学是，“凡事都要忍，随大流，不要做一个独特的人，大家怎么来你就怎么来，迁就能解决问题，就尽量迁就”。陈雪始终记得，小时候，妈妈对两姐妹强调最多的话，就是要学会隐忍。她始终记得，每次和妈妈外出，别人的随口夸赞，“很有礼貌啊，特别规矩啊，吃饭不挑食啊，待人很和气啊”，会让妈妈感觉到满足。妈妈将待人和气，和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你即使讨厌一个人，也不能对他臭脸，也要和颜悦色。”陈雪反感妈妈的这个要求，但遇见讨厌的人，还是能习惯性地做到不摆臭脸，让她别扭的是，“感觉自己整天挂着假笑”。

    因为经济条件的局促，妈妈会经常告诉两个孩子要好好读书，“成绩好，就能省钱”，这是她始终牢牢记住的话，也是妈妈给予她对读书功能最直观的理解。陈雪理解家庭的难处，也理解父母小心翼翼经营一份生活的艰辛，她的早熟、好说话、不与人轻易发生冲突，显然与此有关。而事实上，伴随她童年更为真切的脆弱感受，妈妈几乎从不知晓。“我会被一次考试打败，会给自己压力。小学时，我其实特别脆弱，有时候还会在楼梯哭泣，可是又不敢让人看到，哭了之后，回家还只能装作若无其事。”为了不落人后，她会不可思议地主动要求报兴趣班。回忆起童年，陈雪感觉自己“呆板、很乖、没有活力，更没有童年趣事”。进入初中后，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并没有青春期的叛逆，“想起来就觉得很恐怖”，高中阶段，她预想中的叛逆期还是没有如期来临，“我在想，是不是压抑太久，后面会释放出来，可是后面也没有释放，所有的压抑，其实全部都自己吞了”。

    高中进入一个尖子班后，陈雪感觉学习压力极大，必须争分夺秒地学习。有一次室友请她一起去吃饭，她先吃完，嫌室友吃得慢，就先走了。“我为什么走呢？因为我想去学习呀。然后我就走了，她们全部惊呆了。”直到上了大学，她还是无法原谅高中时代诸如此类的迂腐。“我现在都特别特别愧疚，很久之后，我还想着和那些同学道歉。”她还记得有一次，为了节约时间，没在中午洗头，赶在晚自习前，匆匆洗头去了教室，“头发湿淋淋的，根本就没吹干，冲到教室后，我看到一个男生在笑，顿时觉得自己好蠢、好尴尬”。

    进入大学，意识到应试教育的一套失效后，陈雪仿佛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自己的同龄人都如此乖巧，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她开始思考学习之外的东西。“应试教育让人失去理想，因为应试，孩子从小的人生目标就是学习，学习的目标是考大学，而大学毕业就为了找一份工作，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没有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更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她明显感到，相比中学时期的压抑，自己的大学要开阔很多。她逐渐明白，除了学习，生活还有很多东西，渐渐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开始自我摸索、挖掘，尽管在别人看来，这个过程极其孤独，但在她看来，在大学期间，“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真的非常重要”。

    一旦有了清晰的自我认知，陈雪性格中被压抑的部分，在大学期间终于获得了释放。她主动追求男朋友，主动和老师交流，主动将自己写的东西发给我看，主动和更多的人说话，也敢表达自己的不快和不满。尽管她知道现实中的感情准则是“谁先付出谁吃亏，谁先认真谁先输，所有人，无一例外”。但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她还是会主动和大胆地向自己喜欢的男孩表白。她目睹身边的同龄人，尤其是女孩子，很少像自己一样勇敢，她们更容易向现实妥协，越来越强调物质的东西，只找自己摸得着、看得着的一切，对不切实际的幻想，会毫不犹豫地丢掉。她知道她的潮汕老乡中，很多人并不喜欢金融专业，但因为工作好找、稳定，就会委屈自己去学并不热爱的专业。她还知道很多同龄人并不喜欢公务员，但因为缺乏安全感，想要更稳定的生活状态，还是会随大流地去考公务员。“我觉得很多人都很迷茫，有些人可能会说自己不喜欢这个东西，不喜欢这个专业，不喜欢这个工作，可是你要问他，你喜欢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所有人都觉得那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不切实际，他们一定要寻找那种容易实现，比较贴近自己的东西，我有时也感觉挺悲哀的。”对于时代的感受，陈雪很认同“丧”这个词。

    上大学后，陈雪找到的释放方式，就是偷偷躲在房中写日记，宿舍的人不能理解她，“整天写，有什么好写的”。她变得不爱回家，突然发现，小时候倍感简单、温馨的家，对她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妈妈教给她的隐忍、随大流，在光怪陆离的大城市的冲击下，像一张褪色、错愕的脸。故乡潮州的古旧、缓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亲密，她只有离开这个小城后，才能感知到那种城镇日子的慵懒、黏滞。在广州快节奏的生活洗礼中，她和来自甘肃的刘婉丽一样，明确知道自己对故乡那座城市，并无半点靠近的欲望。

    2016年暑假一到，陈雪便决定投入到实习生活中。她没有在考研和工作中摇摆，念二本的妹妹，每年两万元的学费，直截了当地帮她做出了选择，父母期待她大学毕业后，理所当然地将这个担子扛起。经过多种岗位的尝试，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写不了那种“太硬的、太书面的、太商业的”公司文案，“无论如何都写不出”，她断绝了去公司当文员的念头，而这是她最有优势的就业目标。偶然的机会，她得以在卓越教育机构当助教，工作的愉悦，让她将就业目标锁定在教师职业，她彻底摆脱了考公务员的想法，坚定选择了一条和大多数潮汕女孩都不一样的路。

    但要在广州找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岗位，其竞争、难度，并不比公务员和考研容易多少。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在近两年的就业市场中，她突然发现，因为中小学课外辅导的火爆，进教学机构，居然成为她实现教师梦想的一条现实途径。“我确定好当老师后，就固执地想进教育机构，可是比较好的教育机构，只有新东方啊，卓越啊，学而思啊。”她感觉学而思和新东方刷题厉害，加上在卓越实习过，于是就将就业的目标，锁定进卓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他们洗脑，我喜欢他们提出的大语文概念，而其他机构没有这些项目。卓越的那个人很欣赏我，欣赏我的固执，欣赏我非去不可的决心。我舍友看不惯我，卓越那么摔你，你为什么还要去？但我就是想去，我觉得自己很不要脸，很无耻的感觉，觉得自己总往人家脸上贴。”

    陈雪进教学机构的过程一波三折。经过面试后，陈雪总算半只脚跨进了卓越。“面试过后，就是培训，培训过后，还有一关，是试讲。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洗脑，导师会一直跟你强调，教育好伟大啊，非常心灵鸡汤。”一周培训结束后，试讲这个环节，她被刷了下来，后来面试名师教育时，问题同样出在这个环节，“说到底，主要还是自己没有教学经验，不懂套路”。她后来顺利通过了精彩语文的学大教育，但因为感觉精彩语文广告打得太厉害，她选择了放弃。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她感觉很多教育机构都缺人，但找教育机构的人也多，竞争依然激烈，直到顺利进入新东方，她终于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

    去新东方后，陈雪才发现，和她同时竞争的，有很多人来自985、211高校，中间不乏研究生，这让她多少获得了一些安慰。“我突然感觉挺幸运的，他们读了名校、读了研究生，无非和我一样，除了工资比普通老师高一点，工作性质和我差不多。”身处其中，她一直不敢提起自己的学历，不敢问同事来自哪个学校，怕他们反过来问自己的情况。当然，学历也并非毫无用处，陈雪后来发现，尽管她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因为来自普通学校，最后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在教育机构，压力来自家长对教学过程的直接介入，很多机构允许家长听课，新东方同样如此。陈雪记得，她第一次上课，班上来了七个学生，有三个选择了退班，“因为是菜鸟，我能接受这一点，毕竟和我竞争的，是一个有六年教龄的老师”。她还观察到，那些研究生同事，比她更有想法，对升职更为热衷，而在她看来，升职的过程，无异一场自我极限施压的惨烈战争。“我已带五个班，光是备课，就已经很累了，带更多的班只会更累，而带班是升职的前提。这种情况，我宁愿不要升职，我不要，我没有那种往上爬的心思。”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尽管教育机构的从业者多是年轻人，但辞职的人还是非常多。

    让陈雪欣慰的是，当自己工作遇到困难时，教研组会有人帮她，大家会资源共享，在具体的工作中，她确实能感受到新东方价值观中倡导的情怀。但无论如何，每到招生季，陈雪能感到，教育机构对家长勒索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身边每天都有人宣传，动员家长尽量给孩子报班，我真心觉得孩子可怜”。更让她感慨的是，裹挟在升学压力中，一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手，对孩子们的勒索同样触目惊心。在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课外老师后，陈雪不得不承认，相比自己小时候所承受的学习压力，与现在大城市的孩子比较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广州的孩子，几乎每个都报班，无论家长还是学生，把它当作一件正常的事情。大部分孩子从周一到周日都在学习，各种各样的作业，学校的作业、机构的作业，无穷无尽地刷题。最恐怖的是小升初，小升初考的内容要求特别高，大部分是初中的知识，比较牛的学校，需要学生考295分，295分是什么概念？就是95、100、100，也就是说，数学和英语一定要满分，容许语文扣一点分，对，因为有作文。我觉得这些孩子太惨了。”

    因为进入教育机构，陈雪得以知道更多的内幕消息，“民办学校教学质量好，收费贵，但教育局不给他们考试招生。因为放开口子，教育局所属的学校，就会流失自己的生源，民校没有办法，只能偷偷摸摸进行暗考，很多学校会跟教育机构合作，然后我们就会通知学生去参加考试。”面对屡禁不止的奥数，陈雪的观察是，“其实我不明白，孩子学了奥数能干吗？可是，小升初特别注重奥数，中学有很多的奥数班，我不知道这么变态，到底是要干吗”。她所理解的教育机构的逻辑，就是通过难度极大的知识灌输，在恶性竞争中，摧毁孩子的自信，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有多差，然后急切地意识到，“必须报班，才是唯一出路”。

    她历经各类培训机构，身处其中最深的感受就是洗脑。有一天，她的一个产品经理，对这份职业产生了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在冬日的周末，外面阳光很好，孩子们应该出去玩耍、奔跑、蹦跳，而不是呆若木鸡、心不在焉地坐在教育机构的教室里。突然之间，他就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怀疑”。陈雪对此感同身受，当初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碾轧下，不过划出一道和常人相反的生活轨迹。“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忙碌，别人忙碌的时候，我休息。周一、周二休假时，坐在地铁上，我感觉广州所有的年轻人，好像突然消失了。”面对同行抢生源的急切，她骨子里的固执，再一次坚硬起来。“现在的教育城，最恐怖的事情是抢学生，大家使尽营销手段，在寒暑假将孩子绑住，让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如果不报班，就会落后于人。但我不想这么做，如果我的学生不想报班了，我绝不勉强。”

    “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这是陈雪在一年的职业体验中，说得最为坚定的一句话。关于未来，经过几年在广州的历练，她早已没有了非留不可的热望，如果别的城市能让她找到更好的生活，她随时都可以打点行李。

    黄晚秋的就业经

    和陈雪同班毕业的，还有潮汕女孩黄晚秋，晚秋的毕业论文由我指导，在毕业前夕，因为这个缘故，我和她的交往骤然增多。在所有即将离校的毕业生中，她是少有的主动约我聊天的学生，和大多数茫然失措的表情相比，她快乐的笑容充分说明，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她找到了一个自己满意的去向。

    晚秋出生于汕头市，家在市内有宽敞的住房。她自称是“学渣的逆袭”，高中时就读一所普通的中学的普通班级，考上大学后，光是中文专业不让学数学，就让她非常满意。她从来没有动过心思转向热门的金融、会计专业，对金融专业根本就不看好，认为学生不过学一点皮毛，还不如中文、数学这种基础专业，来得更为扎实。大学期间，晚秋的成绩一般，她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不能挂科，可以垫底也不能挂科”。她更多的时间都在往外面跑，“喜欢跟年长一辈的人交流，能学到很多东西”。她对大学生活有清晰的认知，“大一大二浑浑噩噩可以，但是到大三，你就要认识自己，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知道自己不想要干什么，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次要”。

    在看清“因为放开二胎，女生特别不受待见，我们系今年找工作好惨”的现状后，她没有在考研和就业之间犹豫，果断选择就业，决定就业后，她没有在广州和汕头之间迟疑，而是果断选择汕头。晚秋知道汕头不比广州，就业的机会明显要少，但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广州的就业机会，也不能和以前相比。自己如果留在广州，最好的出路，也无非是像陈雪那样，去一个教育机构。而去教育机构，在她看来，不但压力大，而且不稳定，充满了政策风险，她亲眼看见一个室友进了卓越以后，每天十二点还在改课件，很多时候甚至改到晚上两三点。在她看来，与其在广州诚惶诚恐地漂着，不如回老家安安心心待着，大三那年，她将考公务员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决定。

    在分析了考试的套路后，她认为“行测很重要，很重要，就好像学中文的，首先必须认字一样。掌握了行测，那个银行考试啊、京东招考啊，都是一本通，都有套路，做多了就知道”。晚秋嘴中的“行测”即“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她告诉我，“行测是国考的题，国考考两科，一个是申论，就写大作文；一个是行测，就考综合能力。对一般人而言，申论可以不管，但行测一定要做，因为无论什么考试，银行也好，企业也好，都会考行测。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就算银行考不上，分分钟考个公务员当一当，也不错”。

    公务员当然不像晚秋说的那么容易，“分分钟考个当一当”，对临近毕业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和最好出路。只不过，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清晰规划，在认清考研、留广州的难度后，才将回到故乡考公务员当作最后的心理防线和安慰。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这条路走起来也并不容易，不但难考，而且受制于各类因素，就算考上，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恰如晚秋所言，“公务员就是熬日子、熬时间、熬年限，熬着熬着，就过去了，职务晋升上，如果没有关系，只能等到所有人都提完了，才到你。在基层，一辈子能熬到一个科级，就到头了”。

    晚秋最终没有考公务员，而是参加校招，考了家乡的中国人寿。她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从家里骑二十分钟的电动车，就能到达单位，工资水平也很不错，高于汕头的平均水平很多”。她认为自己的成功除了较早地准备行测，还有一条重要经验，是重视简历和面试，“这些都有套路，全都是套路，我第一次做简历，丑得要死，后来男朋友教我一些要避开的坑，诸如有些人认为自己写作能力强，就喜欢卖弄文字，写很长，其实没什么用；有些人介绍自己的实习经历，会说在移动实习，做了什么什么，得到了上司的一致好评，还不如直接说我卖了两百张卡”。经过多次积累，晚秋做简历的经验是，“能用数字，就不要用文字，能写短就不要写长，能写多就不要写少”。

    晚秋还提到，面试也有套路，自己刚刚参加面试时，“也是吓得腿直抖，但走多了几场，就会发现，面来面去都是一个问题，都差不多，天天回答，习惯了，坐下来就知道问什么，最后变成了老油条，也不紧张了”。她的面试经验是，“要不怕被刷，前三场面试不要想成功，就当积累经验，要尽量去适应那种感觉，适应被面试官质问、拷问的那种感觉。现在的学生很乖、很实诚，一旦面对考官刁钻的问题，要懂得灵活处理。比如，他叫你讲缺点，你肯定不能说缺点，这都是套路，就算要说，也只能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要放在你所处职位的具体情境来说。举个例子，你卖一样东西，你可以说，我在这一批实习生里面，业绩只能排第二，或者排第三，不能排第一。他问为什么，你就跟他说，没有排到第一的原因，是公司给我委派工作的地点或者客户有局限，人少地点偏，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只能排到第三，这样表述，反而能够取信面试官。当然，讲到自己的优点，也不能太夸张”。说到底，“面试有套路，网上叫‘面经’，学生找工作前，一定要多去百度知乎找‘面经’，了解面试的流程、感受。我知道现在很多学生太实在了，很多套路都不懂，这个一定要看”。

    晚秋的男朋友，用同样的方式，考进了烟草局。在临近毕业的紧张氛围中，两位年轻人用自己独有的生存智慧，在权衡和选择中，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一条稳妥的生存之道。晚秋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她在离开学校之前，再三提醒我，一定要“提点师弟师妹，一定要告诉他们重视行测，这样就能少浪费时间，避免多走弯路”。

    关于就业，晚秋是第一个和我讲到具体操作层面的学生，这是学生给予老师的一份独特信任和坦诚。因为对生活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在生存层面，她反而比很多同学活得明白、不纠结。关于专业、前途、就业，这所有的一切，在她的视野中，被处理和打点得清清楚楚，没有半点含糊和犹豫。

    对她的父母而言，女儿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和最终选择，在现实的天秤中，毫无疑问获得了最大的性价比。

    讲完三个潮汕女孩的故事后，我突然发现，潮汕女孩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整体性和共同特点。散落在我教过的几千个广东学生中，她们是没有太多地域标识的普通个体，之所以对潮汕学生的印象格外深刻，实在是因为在我的花名册中，潮汕学生的比例，较之其他地方，明显要高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学生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明显感到潮汕学生要更为抱团、更认同自己的老乡身份，这从学校规模庞大的“潮汕老乡会”中可以获得验证，从“广东F学院”被戏称为“广东潮汕学院”更能获得验证。我还听说，“潮汕老乡会”每年都会举行球赛，而他们提供的冠军奖杯，比学校总赛的冠军杯更大。

    落实到温文妍、陈雪、黄晚秋身上，从时间跨度而言，她们中间相隔了七年。温文妍的人生状态，和062111班学生的整体状态完全吻合，当然，她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考研还是买房，关键时刻还是得益于背后家庭的经济支持。她从小到大，确实不需要为经济因素考虑太多，这是她和同届学生的明显差异，也是她和晚了七届的陈雪、黄晚秋之间的明显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对广东学生而言，因为整体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像温文妍这种出身优渥的学生，并不少见。

    陈雪的处境，是多数潮汕姑娘面临的基本处境。她尽管出生在城市，但家境太过普通，更重要的是，等到她大学期间唤醒自我后，伴随而来的，是对现实不想妥协的坚持。她宣称不能写“太硬的、太书面的、太商业的”公司文案，强调自己“无论如何都写不出”那些能适应就业但无法遵从内心召唤的文字，而事实上，她所念大学的最大使命，就是教会学生运用最实用的技能和知识。陈雪的家境，需要她具有黄晚秋般务实的认知，但她的个性、她的青春，决定她的眼睛无法只看到眼前的东西，她无法说服自己去选择爱刷题的学而思，无法勉强学生续报她的课程。我留意到，如果深入和学生交流，任何时候，都能发现一些和现实保持对抗的学生，陈雪是这样，062111班的吴志勇更是典型。不可否认，任何抵抗都会有现实的代价，陈雪的未来，显然没有温文妍、黄晚秋人生的确定性，像更多的年轻人，湮没在人流中的无声奋斗一样，陈雪不过其中最为普通的一员。她的故事，不过是伟福、春燕、大顺、则良、沐光、芳坤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晚秋的选择，最让长辈放心。作为老师，我为她此后衣食无忧的人生感到庆幸，也为她通过念大学就能置换到的一份安稳生活，感受到自身工作的意义。但我不能否认内心深处的真实失落，事实上，这也是我从教十几年来，最为纠结之处。现实对年轻人的训诫、淘洗，多年工具化的教育管理、就业至上的信条，是晚秋面临的现实处境；她身处其中，不过及时调整姿态，更快地加以适应，以另一种更为彻底的工具化方式，找到对付的途径。对现实的顺受和看透，是她面对时代、命运时不纠结的秘密。从个体角度而言，这是一个突围者的胜利，但从教育效果而言，却也掏空了年轻人身上更为重要的青春特质。

    这是我作为一个施教者的两难境遇。

    我当然无意从三个女孩极具偶然性的人生选择中，归纳出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但潮汕女孩温文妍、陈雪、黄晚秋，却让我获得了另一个窥视学生命运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