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李沐光

    李沐光是2012级中文班的学生，在我“导师制”的名单中，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从不掩饰自己贫穷的出身，与老师交往大大方方，身上弥漫一种难得的干净、敏捷而又柔和的气质，没有一般学生的生涩和小心翼翼，更无半点世故和投机，永远满脸阳光，稍稍有点斜视的眼睛，掩饰不住男孩特有的狡黠与调皮，仿佛这个世界所有的浮躁、功利，都与他无关。他从小热爱文学，喜欢读书，渴望过一种有精神世界的生活，深受王小波影响，希望做“有志有趣”的人，他是难得的可以进行精神沟通的学生。

    越南妈妈与烂仔弟弟

    沐光1993年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长岐镇一个普通村庄。村里有一条交通干道，不算太偏僻，但吴川的经济水平，在整个广东地区，算是落后。爷爷在很早以前，去扫墓，因为天气太热，去水塘游泳，溺亡了，爸爸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爷爷在时，家境还可以，爷爷去世后，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奶奶不得不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沐光的爸爸和他大伯。在大集体年代，奶奶依靠煮几百个人的饭，用高强度的劳动养活家人，两个儿子念到小学五年级，便不再继续读书。大伯因为很早就去往湛江，得以扎根城市，奶奶不愿跟随大伯离开家乡，便依靠沐光一家生活。他有两个弟弟，加上奶奶，一家有六口人，两个弟弟辍学在家。

    爸爸生于1953年，辍学后，十几岁曾跟着村里一些老人，从事过一些迷信活动，诸如有人去世，做一些法事之类，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坚持学下去，后来又跟同村的一些小青年去卖酱油。爸爸不属于生存能力强的人，家里实在太穷，拖到四十岁，才找了从越南偷渡过来的沐光妈妈，妻子比自己小了二十岁。1993年，李沐光出生，随后，妈妈又生了两个男孩。

    沐光很少听妈妈提起来中国的细节。他只知道妈妈来中国二十多年，从没有回过越南的娘家，一直是黑户，始终没有获得中国户口，也无法办理身份证。沐光有两个小姨都在中国，这多少给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妈妈，一些难得的亲情慰藉。两个小姨，一个在廉江，姨夫从事建筑行业，沐光家里建房子时，小姨一家还曾过来帮过忙；还有一个在南宁，家庭条件好一些，但来往较少。在沐光印象中，小时候，越南的舅舅曾经来过家里一趟，他抱着舅舅的大腿讨钱，舅舅没给，他将正在咬的甘蔗渣滓，扔了舅舅一身，被爸爸揍了一顿，“这是我一生中，比较丢脸的事情”。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舅舅，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妈妈在越南的唯一亲人，只有哥哥，这导致妈妈没有回娘家的强烈心愿。就算回去，也支付不起其中的开支，更何况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正常的路径麻烦而且难以走通，而偷渡则危险重重。

    妈妈从不教沐光说越南话，她已经学会吴川长岐的方言，只是还带有越南的口音。妈妈性格开朗，村子里有五六个像她这样，从越南偷渡过来的女人，她们在异乡以姐妹相称，会互相来往，也会暗暗沟通一些信息，其中舅舅的到来，就得益于她们的帮助支持。爸爸不会像别的男人一样，打自己的老婆，但会恶声恶气地和妈妈说话。他脾气暴躁，虽然善良，但眼光短浅，狭隘而又专制，沐光认为爸爸是典型的“火炉皇帝”：在外没能耐，还要在家里耍横。沐光有一个叔婆，也来自越南，叔婆曾和村里别的越南女人约定回家，也怂恿过沐光妈妈一起同行。“我妈妈精灵很多，没有和她们一起去。”同行的女人，有一个从此杳无音讯，不知道是回了越南，还是在路上被拐卖或出了别的意外。留在村里的丈夫，根本无法将妻子找回，三个幼子面对妈妈失踪的境况，麻木得没有任何表示。

    父母的婚姻说不上太好，妈妈刚来中国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经历了很多苦楚。生了沐光三兄弟后，家里再穷，也从没有想过离开孩子。“父母不会离婚，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离婚’这个词。”父亲中年得子，对沐光极为宠爱，妈妈因为身份限制，不能外出打工，一直安心在家养育孩子，相比其他同龄的留守孩子，在童年阶段，沐光反而拥有父母完整的呵护和关心。

    真正让沐光揪心的是二弟，二弟是村里有名的烂仔。村里的中学，风气非常糟糕，打架、斗殴是常事，沐光就读于此，但幸运地考上了当地的好高中，两个弟弟辍学后，像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直接走向社会。二弟外出打工捞的钱，还不够自己一人花，每次从城里挣点钱，就回到家乡的村头巷尾晃荡。小小年纪，就染上了赌博、吸烟、酗酒等恶习，更让家人担心受怕的是，他喝醉之后，会跟别人动手，疯狂的时候，甚至回家拿菜刀出门。二弟如脱缰的猛兽，任凭青春的本能，横冲直撞，父母完全控制不住他。爸爸尽管在妈妈面前凶，但对变坏的儿子，完全没有办法。村里像二弟这样的烂仔不少。则良曾经提到，他高中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很多比考上大学的他，混得还好，但对于初中都没毕业就走向社会的孩子而言，更多可能，不过像沐光的二弟这样。这些年轻、躁动的男孩，会抱团，一旦被村民认定为烂仔行列，反而获得了胡作非为的本钱。他们不会好好干活，更不会像父辈一样，吃苦耐劳地去坚持一件事情，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所事事。没钱了，就去城里混一段日子，手头活络一点，就回到村里，天天蹲在村口的小铺子混吃混喝，虚荣、爱消费、追求享受、内心没有道德、法律观念，做事毫无底线，成为其共同特征。他们非常抱团，村里人怕他们，更怕家里未成年的孩子受此影响。

    二弟常年混迹于此，变得好吃懒做，爱慕虚荣。他羡慕别人有车，曾偷借别人的小车开，结果不小心撞了路人，回来不敢声张，直到别人找上门，父母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家人整天提心吊胆，和邻里的关系，也直接受到影响。

    在沐光印象中，二弟并非蠢笨之人，主要受环境影响。除了家庭教育无方，村里恶劣的习气，对二弟产生了很坏影响。村子里田地不多，从2000年开始，更多人不再耕田，选择外出打工，有了收入之后，留守在家的妇女闲着没事干，就会聚在村头村尾的小铺赌博，一赌博，就没有心思养育孩子，而孩子在赌博盛行的环境下耳濡目染，也会慢慢染上恶习。外出的男人，同时将买码的风气带回村庄，在沐光印象中，两个弟弟若犯了什么事，就会通过谈论买码的话题，讨得爸爸的欢心。

    沐光感觉自己很难和二弟沟通，两兄弟像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里。他每次寒暑假回家，都不外出，只是在家陪伴妈妈干一些农活，他和二弟的烂仔团伙保持距离，轻易不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三弟因为年幼，心性并未定型，还停留在男孩子爱玩的阶段，但没有太多坏心眼和恶习，相对要听话一点，他目前在中山日立电梯公司干一些杂活，能够通过劳动养活自己。

    沐光妈妈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来到中国后，她逐渐学会写一些汉字，在育儿观念上，她更能坚持一些朴实的想法，别的事情她不和丈夫争辩，但如果丈夫当着孩子的面骂粗话，她会认真地和丈夫理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孩子都这么大了，还骂这些东西，学坏了怎么办？”沐光并不认为妈妈持有自觉、高明的教育理念，她所遵循的，不过是生活的常识，和对孩子本能的爱。沐光承认二弟的暴躁、粗疏，更多来自父亲的基因，妈妈的耐心和温存，对此无能为力，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女人，将生活更多的期待，放在了沐光身上。

    贫穷的中学时代

    与刘婉丽整个中学时代，刻骨铭心的求学记忆比较起来，李沐光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中学时代，唯一刻在他内心深处的烙印，就是贫穷。

    沐光认为，“自己的家庭，属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家庭，主要以干农活为生”。他记得家里曾经种过很多地，爸妈早出晚归，靠种菜为生，三兄弟则由奶奶照看。但所有的劳动，只够糊口，随着孩子们长大支出的增加，田里的那点收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员逐渐增多，一部分农田开始荒废，一部分则直接租给人家做厂房。爸爸没有别的手艺，在目睹种田作地已无法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后，他在农闲时节，也加入了打工的行列，不时去城里建筑工地，做一些小工。爸爸因为中年得子，年近六十，孩子尚未成人，生存压力极大，村里一些人见他负担重，近几年，带他在湛茂铁路打工，主要负责搅拌泥浆。

    妈妈因为身份所限，不能离家外出。她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精力用来打理剩下的田地。“她身材矮小，但精明能干，干活精细，家里的运转，主要靠妈妈维持。”为了增加收入，在料理好家务后，妈妈会去村口的一家胶带厂干些杂活，拿计件工资。她手脚快，尽管计件单价极低，完成一件只有几分钱，但一年下来，她也能拿到一万余元，这已是厂里兼职员工，所能达到的极限。沐光不忍心妈妈太过劳累，寒暑假回家，会到胶带厂和妈妈一起干活。但这种工厂难以稳定，越来越不景气，越来越多的胶带厂已经倒闭。妈妈有时会偷偷跟随爸爸外出，到工地去做一些小工，尽管辛苦，但好歹能够多一些收入。

    沐光家的房子，在村里最破，“很旧很旧，摇摇欲坠的那种。泥墙盖瓦的，房顶上有个斜顶，但支撑的梁已经开裂，承重墙也向外歪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依靠外力，用木头撑住，防止倒塌”。房间的地板，是凹凸不平的泥地，有时候从地里将喂猪的番薯叶收回来，往地上一扔，过两天就会从地面生根发芽。家里太潮湿，所有的家具都不耐用，那些木质的床啊、桌子啊，不是被潮湿腐蚀，就是被虫蛀得厉害，没有一件家具，能够在房中放稳，都需要从下面拿东西垫平，才能避免摇晃。吴川台风多，全家最害怕的事情，是不期而遇的台风。每次台风来临，孩子们挤在一张床上呼呼大睡，父母则提心吊胆，找遍家里的盆盆罐罐，以接住漏下的雨水。沐光年幼时，不懂台风的危害，睡在床上，反而喜欢台风呼呼刮过的声音，也喜欢大雨噼噼啪啪地倾盆而下。

    后来是在村委的带动下，号召大家捐了几千元，沐光家从别处又借了几千元，凑钱建了一层楼。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全家只有一个门，窗户用装化肥的尼龙袋，随便糊了一下。房间里面，还是裸露的水泥地板，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三间房，父母一间，奶奶一间，我们三兄弟一间。现在三兄弟长大了，全家的当务之急，是齐心协力赚钱，建造大一点的房子，以便兄弟成家立业”。

    沐光曾经算过一家的收入，“我妈的手比较巧，一年累死累活能拿到一万多元，已经很不错了；算上爸爸打散工的一万多元，平均下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很低很低；除去供我念书，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完全没有余钱，如果碰上什么大事，完全要垮掉的那种”。沐光有一只眼睛斜视，但因为家里拿不出钱，小时候错过了最佳治疗机遇，直到大学毕业，为了便于找工作，在老师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手术。从小到大，有两件事让沐光印象深刻。第一件，家里第一台电视，是湛江工作的大伯更新拿回来的，“十五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特别开心，再也不用因为要去邻居家看电视，而忍受别人的脸色”；第二件，他家三兄弟的学费，主要依靠国家减免。

    说起家里贫穷的因由，沐光认为，一是父母收入有限，作为农民的父亲，年事已高，劳动能力减退，机会有限；来自越南的母亲，身份所限，无法外出寻找打工机会，两人一直在底层的农村挣扎。第二是计划生育罚款，生完二弟、三弟后，按照政策，父母没有遵守间隔的年限，加上超生了孩子，计生罚款，抽空了原本就贫瘠的家底。最后，雪上加霜的是，一直作为家庭重要支撑的奶奶，意外摔伤后，不但失去了一个重要帮手，反而增加了额外的医药开支。

    沐光从小喜欢读书，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从未生出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难得的从容，也许和他从小获得了爱的充分滋养有关。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沐光的家庭情况，算得上艰难之列，但和很多孩子不同，他没有太多因为出身贫寒所致的局促、不安，也没有一定要出人头地的狠劲。他在一所最普通的乡村中学就读，尽管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宿舍肮脏，教室残破，加上山高皇帝远，管理也非常混乱，在他的描述中，“是一筐烂苹果中，腐烂程度较轻的一个，一到刮风的日子，黄土地的操场尘土飞扬，冬天的时候，呼号的劲风，裹着严寒与尘土，穿过破烂的窗户，不断地往宿舍和教室灌”，但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他内心产生了真实的雀跃。“图书馆里有《故事会》《青年文摘》《读者》，还有一些人物传记，一些历史故事书。”沐光的阅读，从这些最普通的杂志和书籍开始，尽管汲取的营养有限，但却在匮乏中，养成了难得的阅读习惯。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对文学的东西，会特别敏感，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会给他带来快乐。

    沐光不知道自己怎样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他只记得，在度过了一个农村孩子初到城市的惊奇、渴望阶段后，高中卧虎藏龙、高手林立的现状，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压力。伴随压力，他第一次滋生了决心，“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小村庄，到外面闯荡一番”。

    高中阶段，沐光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地摊上买书。他坦言，在看完韩寒的一套集子后，在文风上，受他的影响较深，随后，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学名著，尽管不求甚解，但至少开阔了眼界。“高中的精神状态，相比一般人，会有一种精神上的目标或向往感，我知道有一种东西，一种与文学有关的东西，让我憧憬，让我兴奋，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的同龄人，每天关注的事情，无非是上课，外加吃喝玩乐，我在QQ空间，会表达一些伤春悲秋的情绪。”沐光高一结束文理科分班时，交过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也喜欢文学，但两人喜欢的类型，完全不同，“我喜欢那种带有终极关怀的文字，喜欢王小波，她喜欢女性的言情话，喜欢琼瑶、安妮宝贝、七堇年、郭敬明”。高中毕业，两人分手。

    高考结束后，成绩还没有出来，沐光拥有一个漫长的暑假，他决定去深圳打工。“一去就找了一份保安的活，干了两个月，赚了五千元。”当保安三班倒，有时上晚班非常闲，他就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屏幕上，阅读《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这次阅读，让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文学上的启蒙感。我以前对文学一知半解，哪个名气大，听得多，就去找来读，但在这个暑假，我坚定了阅读经典的念头，我先后看了《围城》《狼图腾》《荷马史诗》《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第一个月发工资，我就去书店买了四本书：《平凡的世界》《人生》《中国最优美的散文》《中国最优美的杂文》”。

    深圳的打工岁月，让他接触到了不少新鲜事物，他第一次学会坐地铁，还特意到深大参观了一番。“深大的设施非常好，我到这里后，才知道其中的差距。”

    大学时光

    沐光曾经提到，自己刚上大学时，并不像现在这样自信、从容，他自我定位是那种“内心丰富，比较有趣”的人。他喜欢开玩笑，但和陌生人说话，总感觉不自在，不知道选择怎样的话题，怕别人不能get到他的意思，弄得无趣。这种敏感的心理，导致他从小说话“细声细气”，显得不够自信。

    沐光刚入大学时，惊讶于身边同学的沉默。“宿舍一个广州男孩，整天沉湎在游戏中，一看就是典型的宅男；班上一个山西女孩，总是独来独往，好像从不与人交流。”那时候，沐光正迷王小波，对《沉默的大多数》，第一次有了来自生活的直观理解。

    说起刚入大学对沐光的刺激，毫无疑问来自城乡差异对他的冲击。广东F学院尽管在大学的等次序列中，隶属二本，但因为专业的优势，城里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已有超过农村生源的趋势，沐光被身边不少同学良好的综合素养所震撼。“我们农村的学生，除了读书，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技能，就算体育课，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不像城里的体育课，游泳啊，各种球类啊，都会一本正经地教。”更让他惊讶的是，同学中间，只要有活动，随时都会冒出钢琴、小提琴、舞蹈、唱歌的高手，这些，他以前只在电视里面见过，他的村庄没有这些兴趣班，就算有，家里也不会报。

    沐光悄悄观察过城乡学生的差异，在他看来，城里的同学，教养更好，更懂礼貌，说话时，也更在乎别人的感受，沐光坚信这些优势，来自父母的良好家教；而农村的同学，因为从小伙伴多，活动的空间、范围也更大，身体的协调性明显更好，军训时，他发现有些城里同学，走个正步，都会同手同脚，显得别扭、不协调。让他感触最深的是，相处久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尽管很有礼貌，但始终难以走近，与人总保持一种距离，这也许和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有关。

    让沐光性格产生改变的事件，来自他入学不久，意外被骗的经历。尽管此后的大学校园，网贷骗局层出不穷，让数不清的年轻学子深陷困境，但在沐光入学时，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他记得刚刚结束军训，接到一个电话，陌生的电话声音，酷似他交往不多、远在湛江的堂哥，沐光不好意思核实，以往的生活经验，也没有教会他对骗子的防备。“猜猜我是谁？”他很快落入了圈套，“表哥”谎称自己在外嫖娼被抓，让沐光给他汇去一万元钱，还让他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家人。沐光没有半点怀疑，拿着暑期打工挣的五千元，父母东拼西凑的三千元，加上高中同学那儿借的两千元，凑满一万，悉数汇到给定的账号。待到醒悟过来，意识到不对劲，一切都迟了，“人整个蒙了，六神无主，感觉很慌”。这是他人生持有的最大一笔款项，一年的学费、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这笔款项，包含了他暑期通过劳动，对自己价值的一次小小确认，没想到竟然遭受这样的骗局。沐光没有独自扛，他立即告诉辅导员，辅导员马上报警，警察见怪不怪，态度敷衍，事情不了了之，他由此开始了在系部勤工俭学的生活。

    “被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可能会在班里，继续默默无闻下去。”随着和辅导员交往的增多，沐光得以接触系部的学生管理工作，也逐渐学会了和别人沟通。他的性格变得自信，个性里面潜藏的幽默，逐渐显露，微信群和Q群里，他成了最能活跃气氛的一个，最后被选举为学生团总支书记。

    和中学阶段一直担任班长的则良相反，沐光在念中学时，从未有过“从政”经验，没想到大学期间，竟因一次偶然遭遇，进入“学生干部”行列，他对此深怀警惕，“我做事只求问心无愧，很害怕自己不自觉地熏染官僚气息”。不能否认，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几年，因为频繁地组织活动，沐光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和释放。

    毫无疑问，从被骗开始，大学的第一课，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让沐光认知到社会和现实的残酷。他不再像中学时代那样，脑子里充斥着更多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不再对远方浪漫的支教、穷游充满向往，他不想干脱离现实的事情。“爸爸年龄已大，父母这么辛苦供我读书，二弟又不争气，我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反哺家庭，回报亲人。”毕业前夕，沐光发现自己并不想离开广州，回到故乡。“小城市虽然安稳，没那么大的竞争，但很快就会被无形的安逸削平棱角，我希望在大城市闯荡，得到更多锻炼，如果毕业就回去，我不甘心。”

    大学几年，他一直喜欢王小波，微信的头像都是王小波。他依旧想做一个“有志有趣”的人，希望自己从事的职业，能够和文学、文字产生关系。“谋生可以很现实，但精神必须保持和文学的关联，如果工作之后，将文学彻底抛开，我害怕自己变成一个庸俗的人。”他对未来的设想有过很现实的期待，他希望在城里立足，有自己的小家庭，勉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他知道现实的残酷，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求，“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我甘于平淡，不需要太大的功绩，能够忍受生活中的琐事，希望能让父母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他没有关心过广州的房价，尽管毕业后想先在广州锻炼一下，但并不坚持一定要在广州买房成家。

    沐光面临的现实是，奶奶摔倒后，家族仿佛沾上了霉运。一直在湛江工作的大伯，罹患肿瘤，大伯的二儿子，他的二堂哥，得了肝癌，早已去世。在沐光童年的记忆中，大伯一家远在湛江的生活，一直是他羡慕的目标，大伯拥有国营企业的正式工身份，城里的房子是单位所分，一直以来的经济状况，远比他风雨飘摇的家，要好上很多。他从来没有想到，患肝癌的堂哥，多年来，做废旧轮胎的回收，其实也一直在城里的底层打拼，没有想过，表面光鲜的大伯，会面临如此不堪的晚年。面对大伯的不幸，父母经济再拮据，也拿出了一笔钱，表达兄弟之间的情分。

    在大学时代的习作《三个镜头》中，沐光曾写道：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在数不清的变数之中，一个不变的主题是：日子还要继续过。也许你今天正经历着大喜或大悲，但明天你的生活还是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你的生活还要继续向前。不为物喜，不以己悲；悲不失体，乐不忘形——宠辱不惊，才能活得更好。

    在沐光出生的村庄，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叫“年例”，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具体的日期，由每个村子自主确定，远在外地的游子，在这一天，会遵从“年例大过年”的律令，回到生养他的村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伯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变故，同样会在“年例”这一天，回到生养他的村庄，沐光看着日渐苍老的大伯，仿佛看到一个时代的烙印，还有未知命运的流转。

    我想起沐光在毕业前，根据“导师制”的约定，最后一次上交的作文，名叫《一路向北》，这个浪漫、倔强的标题，牵引出沐光走过大学的青春絮语。“如今，我坐在了大学的宿舍里，在电脑前敲出一路走来的心境，外面是冷雨寒风，心里温暖如春。朴树唱：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那过去的一切确实回不来了，可那温暖的记忆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它还会陪着我一路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