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刘婉丽

    家庭的变故

    刘婉丽1989年出生在甘肃天水甘谷县安远镇的一个村庄。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时，她最喜欢课后找我说话。婉丽容貌清丽，说话快言快语，带着一股西北姑娘的爽朗劲，第一次见面，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柔弱、细腻，但能明显感知她性格里面的坚强、韧性。

    婉丽爸爸原本是一名教师，读书念到高三，因为家庭变故，辍了学，没有参加高考，后来村里缺老师，顶替了爷爷的职位，当了民办老师。爸爸是家中老大，民办教师的收入，根本无法帮助父母维持一家人的开销，于是辞了职，当了包工头。说起来，他几乎算得上村里最早的一批包工头，“一开始赚了不少钱，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都是他买的。我们那个时候，家里超级好，按现在的说法，是村里的首富”。但好日子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婉丽小学四年级时，爸爸出了一次事故，从十三层的楼上摔下来，钢筋把他的身体都穿透了，但庆幸的是，就断了几根骨头，没有致命的伤害。爸爸躺在废墟中，意识到自己不能死，拼命爬了出来，妈妈知道情况后，天天哭。

    爸爸的出事，成为整个家庭的转折。

    接下来的日子，爸爸在医院待着，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这成了婉丽最恐怖的童年记忆。“我爸还在医院躺着，那些人天天上门，家里一片混乱。我妈是个农村妇女，虽然脑袋聪明，但不知道用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我妈就天天哭。那些讨债的人耍泼，在我家的地板上，睡了十几天，我觉得很害怕、很无助，晚上都不敢睡觉，始终睁着眼睛。我妈为了缓解我的恐惧，只能放电视剧给我看，我感觉爸爸比农民还可怜。”

    爸爸一出事，生意很快就破产了，表面上的风光，其实脆弱无比。以前和他保持生意往来的人，知道他身体出了大问题，怕承担风险，纷纷逼债。爸爸在医院整整待了两年，到出院回家，婉丽已经上了六年级。因为身体缘故，爸爸只能继续留在家里养病，昂贵的医药费，成了家里最大的开支。妈妈外出做小工，在工地上搅拌水泥，姐姐成绩原本不错，只能辍学，哥哥和婉丽继续读书。

    家庭的变故，让敏感的婉丽，很小就懂得了真实的人性，如果说讨债人的绝情，只是给她带来恐惧，那么亲人的变化，则让她感知到了另一种绝望。外公生养了九个女儿，以前家境好时，外公对妈妈挺好；破产后，外公给同一个村庄的二姨送鸡蛋，会偷偷绕开婉丽家。妈妈知道实情后，非常难受，加上身体不好，整个人变得很脆弱。婉丽目睹家境破败、亲人态度的变化，明白了一个道理，“爸爸的破产，让我看到了各种人性。生活告诉我，你不能自立时，别人不可能帮你。就算别人想帮你，如果你很难扶上去，时间太久，人也会有疲倦期，也不会有人帮你”。正是家庭的变故，让婉丽坚定了好好念书的念头，“我觉得没出路了，我要用读书来改变命运”。

    姐姐辍学打工后，妈妈也在外面做小工，爸爸养病干不了活，放假时，她和哥哥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农活，兄妹俩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很多农活我不会干，我记得每次去牵牛，那个牛老是挤我，很多次，将我从田埂上挤得掉下来。”爸爸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脾气暴躁，心情不好。冬天很冷时，哥哥生个小炉子，婉丽为了取暖，跟在哥哥后面，毕竟是孩子，不懂得家里沉闷背后的沉重，兄妹俩有时会下五子棋打发时间，爸爸见他们玩，会一脚踹开，然后咆哮：“你们为什么不去死啊！”更多时候，待到哥哥开学离开家，家里只有婉丽和爸爸，而和爸爸的相处，让她觉得无比压抑。“爸爸睡觉的时候，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他在家，吓得我连气都不敢喘，以致我后来得了神经衰弱，在宿舍听到室友正常的呼吸声，都会吓得不敢出气，感觉脑袋缺氧，必须赶紧出去呼吸一下。”

    多年以后，婉丽才明白，家庭变故后，亲人对他们态度的变化，和爸爸的脾气有关。爸爸出事后，很多亲戚在婉丽耳边抱怨，抱怨爸爸有钱时，不善待孩子和妻子，抱怨他脾气大，不懂得体贴家人、不顾家。婉丽知道爸爸铸成的很多事实，早已无法改变，就像她无法改变自己是他女儿一样。亲人在她耳边的说辞，除了增加一个孩子的心理压力，更让她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从小就体验到了金钱的罪恶，但是没有钱，我怎么生存啊？如果连生存的环境都没了，那我还能去干吗？”身处北方乡村的人际网络，她以个体的敏感，从小就感知到了密不透风的人情世故，这是她高考以后，坚决要离开北方，去南方寻梦的心理动机。

    对孩子而言，再艰难的岁月，也有快乐的瞬间，毫无疑问，在家庭遭受变故后，和哥哥一起的日子，给婉丽带来了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婉丽从小身体不好，经常头痛、流鼻血，寒暑假和哥哥一起干农活，哥哥会让她干轻松一点的事情。夏天，爸爸原本安排兄妹俩一起割麦，哥哥知道妹妹易疲劳，只让她拔草。“夏天的草很青，有一种毛毛草圆圆的，很茂密，又散得很开，像一把伞。我经常拔一棵，戴在头上装皇后；我哥很搞笑，配合我，他也拔一棵，戴在头上装皇上。这就是我们的快乐时光。”

    有时候，婉丽会和哥哥去玉米地里干活，玉米地下面则种了西瓜。北方的玉米，高高的，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遍布的沟渠长满了稠密的野草，虽然好看，但是会影响玉米生长，爸爸吩咐兄妹俩必须将野草铲掉。婉丽和哥哥分工，每人负责一条坑沟，铲累了，就坐在地里吃西瓜。玉米地里的西瓜很小，“我们挑一个大点的，打破了挖着吃，觉得好开心”。吃完西瓜，不想干活了，兄妹俩就回来做饭，吃完饭，睡个午觉，下午接着再去铲。“有时候，我们在草里，会发现一种小鸟，我们那儿叫贱鸡，贱鸡生的蛋，很小很小，如果捡到蛋，我们就感觉特别开心。”相比爸爸的粗糙，年长两岁的哥哥，实在给婉丽带来了太多的慰藉。哥哥和婉丽几乎无话不说。“我哥念初中时，有点青春期发育了，在班上，他学习很好，班上有三个女孩喜欢他，他回家就给我讲，哪个老是跟着他，他又喜欢哪个，他还告诉我，他喜欢的女孩子，长得怎么样，每次听他说这些，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妈妈依旧在远方，直到婉丽念初二，妈妈才回家。姐姐去了南方的城市，多年以后，婉丽在她念大学的城市，和姐姐见面。

    童年的经历，如此真切，又如此模糊。

    艰难的求学过程

    到现在为止，关于父母的叙述，婉丽最庆幸和感激的事情，是没有因家庭变故，像姐姐那样辍学。确实，她从小到大的成绩非常拔尖，也热爱学习，父母没有让孩子辍学的理由，但这种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上学机会，婉丽也曾经差点与之失之交臂。

    爸爸因为是长子，自然和父母承担了养育其他弟妹的责任。以前当包工头赚钱时，爸爸曾将不少钱交给爷爷奶奶，以便留给三爸（注：婉丽的叔叔）结婚。爷爷去世后，三爸依旧没有成家，爷爷临终前，将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三爸。没想到三爸替朋友打抱不平，外出替朋友讨债，冲突中，因同行的人冲动行事，不小心失手打死了人，当事人跑了，事情全部赖在了三爸头上，三爸没有办法，只得连夜逃亡。当时爸爸刚出事，还要承受弟弟带来的变故，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了绝境。“尽管从法律上讲，爸爸已经分家独立，没有义务承担三爸惹下的事，但在乡下，别人不管那么多，总觉得你是大哥，你必须负责。那家人天天来吵，我爸吓得要死，只得全家很早熄灯睡觉，到第二天七八点都不敢开门，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舅舅见状，让他们全家连夜逃跑，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子躲起来，他们不敢和外人交流，晚上也不敢开灯，一家人黑灯瞎火地过了四个月。婉丽自然也无法再上学，这让她非常害怕，也非常着急，她害怕就此失去读书的机会，直到几个月后事情出现转机，他们的生活才恢复正常，她才又回到学校。

    家庭的一系列不幸，给婉丽带来的直接伤害，是她身体的变化。初二以前，常年和脾气暴躁的父亲单独相处，导致她心情压抑，神经极度衰弱，凡事小心翼翼。家里经济条件变得拮据后，连煤气都用不起，婉丽一边学习，一边还得用费时费力的煤炉，给养病的父亲做饭。“我害怕浪费煤，浪费一块煤就几毛钱，所以不敢让炉子一直燃着，但炉子灭了以后，又特别麻烦。很多时候，我经常不吃饭就去上课，时间长了，就开始便秘、头晕，最后还得了满身疱疹，直到有一天昏倒在学校。”她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读书上，“像上了瘾一样地学习，不学习，心里就不踏实”。她成绩很好，一直是全校的第一名，这对她而言，既是荣耀和光环，更是坎坷和压力。“生怕成绩掉下去，学校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大压力，我必须维持成绩。”初中毕业，婉丽原本考上了兰州市一中，因为家里出不起住宿费，她最后选择了甘谷三中。

    高中的学习压力更大，婉丽一直以为自己念书还算用功，没想到同学更用功。“北方的孩子，读书真是太苦了，一个个像疯子一样，一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大家没日没夜，晚上关灯了，还有同学躲在被子里背书，我也经常躲在厕所的灯光下看书。”高中阶段，是婉丽一家最艰难的时刻，父母的身体越来越差，妈妈顶不住家里的经济压力，终于在她高二那年，叫爸爸来学校领她回家。“我当时都蒙了，打死也不要辍学，我当时的念头就是，要不将我嫁人吧，让我先和婆家订婚，让婆家送我读书，等毕业了，再嫁给别人。”因为她的坚持，家人没有强行将她带回，但两次差点失学的经历，让她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多了一份难言的苦涩。

    她拼尽全力，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日渐衰弱的神经，让她没有办法住在集体宿舍，她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独居。租房子的结果，是要浪费更多的时间，中午要快速回家做饭，碰上漫长的冬季，路上的雨雪冰霜，会一次次让她陷入困境，“不敢骑自行车，怕摔断腿”。婉丽目睹学校一个很帅的男孩，在神经衰弱之后，因为顶不住成绩下滑的压力，成了疯子，“整天疯言疯语地到处跑，谁看到都觉得可惜”。这个男孩的经历，对她震动极大，她接近崩溃的身体，让她重新审视自己。“我决心放弃维持第一的压力，做出这个选择，尽管特别不甘心，但我的身体，已不允许我再多消耗一点。”婉丽想起上高中以来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感冒，感冒后，头总是疼得要命，刚打完吊针，就算感觉脑袋里面很多东西在流动，但为了学习，她还是会逼迫自己坐在课室。“那个时候我真是固执啊，我把身体弄垮了，神经衰弱了，感觉一切都坍塌了。无论干什么，都上不去，晚上睡觉，整个晚上都出虚汗，总是害怕睡不着，又不敢和家里人说。父母已经给我买了药，但吃药也没效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只是想着，以后如果有一个好的生活，一定要好好活着，不要过得那么苦。”

    在认清自己的真实状况后，她的第一个选择，是在高二那年，从理科转为文科。尽管因为这件事，父亲和她产生过矛盾，但她没有妥协。“我一看到化学、数学就头疼，我从理科转为文科，是在为自己找一条退路，爸爸不是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痛苦。我的神经绷得那么紧，那种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婉丽觉得高中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理解和引导。在无助中，她将所有的压力都自己扛，将高考当成了唯一出路，“但是不将高考当出路，又能怎么办呢？北方的孩子，读书太苦了，农村的孩子，真的没有别的出路”。她觉得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那种精神上的重压难以承受。“我总是感觉自己挂在悬崖边，渴望有人拉一把，但偏偏有人拿石头砸下来。”在放弃保住第一的念头之前，她几乎天天跑校医院，医生都认识她了，总是说，这个孩子身体都这样了，还在坚持。

    通过高考，尽管婉丽获得了进大学的机会，但作为优生，她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中国的应试教育，真的是残害人，尤其是残害我这种傻人。我不该将精力在学习上用得那么过分，都是死知识，书本上都是死知识，我当时做了很多题，参考书目都做遍了。我那个班主任，老是惦记着班级优秀这些鬼东西，老是想评上什么，一定要让我保住全年级第一名。其实，考了第一又能怎么样？人最重要的是，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但我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婉丽指的“关键时刻掉链子”，说的是高考结果。她转到文科班后，尽管没有始终维持年级第一，但成绩依旧很好，高考时，因为压力大，她发挥不太好，尽管当年分数上了兰州大学的线，但填志愿时，没有人给她太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对她进行引导，加上她一心想离开北方，想到经济发达的地区看看，于是将目标锁定在广州。但广州的高校，对外省考生而言，有更严苛的要求，婉丽的分数，只够进到我任教的学校。“当家里人知道，我最后被一所二本大学录取，都觉得我的高中白费了，我当时很难受，老师也为我感到可惜，也许，是我高中的成绩太好，他们对我的期望都太高了吧。”

    到南方上大学

    度过高三过后的漫长暑假，到南方上大学，成为婉丽最期待的事情。她永远忘不了从西北出发来广州的行程，随着火车的移动，周围环境的变化对她的冲击。当火车驶入南方的土地，南方的秀美、葱茏，和西北的苍茫、黯淡构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对比让她震撼，“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是绿色，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讶得不知道怎么呼吸”。她的大一，安排在肇庆校区，校园的优美环境，再一次让她欣喜，她漫步在七星岩的湖边，仿佛自己置身仙境。到达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在痛快淋漓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后，她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回到北方”。

    确实，在上高中以前，她几乎没有好好地洗过一个热水澡。北方天气干燥，她对洗澡的记忆，更多停留在“抹一下，抹一下”的印象中。北方缺水的现实，让她第一次见到满湖碧玉般的七星岩湖水时，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冲撞。“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把它形容一下，那个水好美呀，美得不得了的感觉，别人说抱住，我觉得比抱住还想抱，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广东，南北差异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但我始终不知道如何表达。”南方自然环境的优美，勾起了她更多关于故乡的记忆，她想起在故乡的山路上学，“山路又远又走不动，还很危险”；她常坐车的那条山路很窄，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很多人都摔死了，这种恐怖的记忆，一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故乡的冬天，也让她感觉萧瑟，“冬天就是一片灰啊，树不多，还被砍伐得厉害”，她当时的念头就是，“能在南方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就为了天天能够洗热水澡，也值得”。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婉丽坦言不喜欢老家的氛围，对老家那种密不透风的人际关系感到窒息，“北方的后门，就像网一样，织得很密”，这些印象，更多来自家庭遭受变故后，婉丽所看到的人情世故。初到广东，她切身感受到南方人际关系的宽松，像七星岩里的湖水一样，让她倍感舒畅。在广东待了半年后，她寒假第一次回家，老家人都说她变得漂亮了，人也滋润了，“得益于南方的水吧”。

    但很快，在审美疲劳产生后，婉丽的日常，回到了正轨。她明显感到，尽管所念的大学是一所并不起眼的二本院校，但来自城市的同学，还是让她感觉到了差异，“人家那些小孩子英语很好，我上英语课时跟不上，我和周围的人的差距很大，发现了差距，就有伤害”。更让她惊讶的是，在和宿舍的同学交流了高中的情况后，她再一次确认，“北方的孩子，读书太累了，那时候我们忙得不得了，过年才放十五天假，一周才放半天假，整天紧张得要死，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外出；而广东的孩子，则轻松很多，他们居然在寒暑假时，还有时间外出旅游，甚至是出国旅游”。

    对婉丽而言，大学必须面临的另一重挑战，是高中埋下的身体隐患，在大学期间的爆发。被透支的身体，给她带来的第一个困惑是失眠。她在老家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高中阶段，学习再紧张，在放弃了保住年级第一的念头后，她逼迫自己，晚上一定要十一点睡觉。但到广东后，她突然发现，广东人睡得很晚，那些舍友的精力都非常旺盛，她本就神经衰弱，宿舍嘈杂的环境，加上与舍友步调的不一致，这让她痛苦不堪。“一天到晚，我总感觉耳边有蚊子在叫，整天只能戴着耳机，八个人的空间，我不可能去管住别人的嘴。”她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舍友能够早点睡觉。

    失眠的结果是精神的抑郁，人整天恍恍惚惚，头疼更为频繁地发作，只要进入学习状态，头就开始嗡嗡作响，感觉非常难受，“我睡不好觉，整天状态就不好，我想努力改变现状，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更让婉丽害怕的是，她发现睡眠障碍所导致的失眠，已对她的生活产生了一连串恶性循环，“睡不好就会头疼，头疼就害怕病情加重，害怕又产生担忧，担忧又导致神经紧张，一紧张就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又导致强烈的自责，但自责过后，身体又不允许我，好好去做一些事情，总感觉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没有好好念书。总而言之，我的大学生活，整个人就处在害怕与自责中，感觉苦不堪言，而又无处诉说”。

    身体的失控，让婉丽进一步看清了自己精神所处的真实状况，她感觉从大一开始，自己已有抑郁倾向，人非常焦虑，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我整天看镜子，看自己还是不是个人”，更让她难堪的是，为了排解压力，她内心总是抑制不住，想去拿别人的东西。“我拼命克制自己，第一，是提醒自己绝不能去偷东西；第二，是提醒自己不能做极端的事情。”

    说到底，抑郁的根源，来自婉丽内心的迷茫。高中三年，高考的压力附着于“上大学”的目标上，她内心有着明确的方向。高考结束，她突然发现，当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消失后，她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迷茫。“上大学后，我对学习非常绝望，我不知道路在何方，我感觉大学没有光，没有人指路，胡乱地学，胡乱地跟着放养，课堂浑浑噩噩，自己也浑浑噩噩。我还听很多人跟我说，毕业以后会找不上工作。”和高中的老师相比，她对大学的老师有所不满，在她眼中，高中老师极为负责，教学很勤奋，但大学老师给她的印象，就是整天因为考评的原因，拼命忙自己的事情，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教导，根本没有系统性，“只是蜻蜓点水，点一下就没了，学生领悟不到很多东西，渴望有个领路人”。

    在认清了现状后，她决心像高中那样，再一次向自己妥协，“我不能想更多，我必须尽快调整自己的状态，我对自己说，将大学当作疗养院好了，先将身体调养好再说”。在肇庆校区，她天天沿着湖边散步，回到广州校区后，她再一次利用学校的优美环境，天天爬山，周边的火炉山，成为她最常去的地方。她投入学习时，身体会不舒服，但是去爬山，身心会很舒畅。“我决心向着有阳光的地方伸展，老天爷总会给我条路走。”

    回过头看，婉丽认为自己大一、大二最大的收获，是通过运动，将身体彻底调养好了，她真实感受到学校周边的湖水、森林，无形中将自己修复到完好如初。

    到大三，为了维持住好不容易调养过来的身体状态，她决心到校外租房子住。最便宜的房子，在学校后门的村子里，看起来近，但交通不方便，为了节省进出校园的时间，她模仿那些校外租房的学生，学着翻越隐藏在竹林里的围墙。从出租屋进入校园，成为她面对的新课题。“我每次翻围墙都非常害怕，围墙外面杂草丛生，长得特别茂密，每次都吓得瑟瑟发抖，三伏天怕三角脑袋的毒蛇，怕长得肥大的蜘蛛，更怕那心怀诡异的坏人。”为了给自己壮胆，她找了一个二战考研的师姐合租。

    校外租房的另一个后果，是婉丽必须到外面兼职，“没钱的时候，会感觉钱特别重要，念大学时，一百块钱对我而言，都不是小数目”。为了缓解房租带来的压力，她每周都要去荔湾区做家教，尽管忙碌了很多，但租房好歹帮她彻底逃离了学生宿舍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家教的经历，也让她更多地接触了真实的社会，在手头有了一点积蓄后，她利用假期的空档，迅速地拿到了驾照，“反正多学一个技能，出路也多一条吧”。

    从高中到大学，在历经了各种和自我的斗争后，尽管婉丽通过强制运动，恢复了身体，但她内心还是弥漫挥之不去的疲惫感。“我感觉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碰到的，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情，但小事情，可以将很多东西磨光。”她提到租房搬东西的苦恼，因为交通不便，她力气小，最后只得将东西扔过围墙，最后艰难地拖回房间，那种看不到的无力和无奈，都会对她形成细密的折磨。

    很多时候，婉丽会回到高中时代的噩梦中，她感觉自己走在悬崖边，总是有人踢她一脚，然后自己会掉下悬崖。醒来以后，她知道，引起噩梦的原因，还是来自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指证的小事。她知道自己的苦恼和敏感有关，她确实太敏感，对不敏感的人而言，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身边无数的同学，仿佛并没有陷入她面对的个人困境，但她就是对此有直接的感知。

    婉丽想起大一结束回校区的那个暑假，因为宿舍的交接，她在李敏师姐的宿舍住了几天。就在这焦头烂额的几天里，她过早辍学的姐姐，在广州打工准备回家结婚的路上，因为被小偷偷去了所有家当——包括几千块现金、身份证，甚至还有结婚证，而不得不求助同城唯一的亲人，以致婉丽的生活，在一种真实的困顿中，再一次陷入了一团乱麻的境况。在目睹李敏师姐将考研当做大学的坚定目标后，她突然清醒过来，感觉眼前的路，没有了先前的狭窄，同时明白了一点——广东F学院，只是自己人生驿站中的一程，无论高考与其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关联，她如果要顺利留在南方，不再回到那个缺水的村庄，最切实可行的出路，毫无疑问，是再一次回到考场。

    考研的目标，在她进入大二时，终于清晰显影。

    研究生的梦想和痛苦

    2014年6月，毕业前夕，婉丽到我办公室，非要给我几个苹果，我再三推辞，让她带回宿舍，和其他女孩分享，她坚持让我留下，并告诉我，“苹果是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就产自家里的果树”。我想起她向我讲述童年经历时，除了玉米地里和哥哥拔草带来的快乐，最多的，就是与苹果有关的记忆，“我们那里，有很多苹果，手一伸，就可以摘下来吃，感觉很开心”。

    婉丽毕业后，我突然失去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直到一个师兄告诉我，我们学校有学生考上了他的研究生，我才知道，婉丽离校后，经过打拼，最终还是实现了她研究生梦想。尽管因为第一学历的限制，她和名校再次失之交臂。

    2017年4月1日，我约定和婉丽见面，快三年不见，她已出落得越发漂亮、苗条，和大一那个经常跑我房间，慌慌张张说话的黄毛丫头，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多年来，她内心经历的风暴异常激烈，但不能否认，南方的水土，确实将她滋养得愈发水灵。

    因为参加了应届研究生考试，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考研失败后，有老师介绍她进了一家很小的报社，“干了三个月，绝望得要命，老板不但管得死，没有一点空余时间学习，而且从工作中，也提升不了能力，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婉丽决定一边工作一边考研，为了寻求更多的学习时间，她辞掉报社，找了一家大学图书馆做临时工。

    大学图书馆的工作貌似稳定、平静，其背后的波澜，却给了她一个窥视社会真相的机会。婉丽的身份是合同工，在图书馆的日子，因为身份的差异，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体制内的阶层差异。在图书馆，最苦最累的活都是合同工干，“我必须天天对着电脑，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总是感觉眼睛很痛，很雾，一直到睡觉前，都会很痛。有时候忙起来，早上五点钟就要工作，头痛得要命，害怕猝死、想哭。最担心领导突击派任务，他们总以为做事情不需要时间，以为我是个火箭，是个机器，任务一下来，就能立马出成果，像花一样，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就会开。我整天的工作就是复制、粘贴，一处理就是几千本书，付出了很多很多，然而所有的付出，都是领导的成果”。

    婉丽提到的领导，大都是同龄人，不过获得了体制内的编制，有一份体制带来的安逸和优越。在婉丽眼中，“有编制的员工，脖子抬得比谁都高，看起来很有尊严，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我这种合同工，感觉像老鼠一样，心里没一点底气，做事情时，总是畏畏缩缩”。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她对有编制的工作，滋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没有编制，就没有安全感，缺乏保障，感觉害怕”。

    大学毕业两年后，婉丽再一次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她心仪的高校，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争取到，最后被调剂到了一所普通大学。对于这个结果，她心怀感激，无论如何，只要没离开她喜欢的广州，留在广州的梦想，就依然存在。在读研究生期间，她依然在以前工作的大学图书馆兼职，并且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希望研究生毕业以后，能获得一个机会，成为图书馆一名有编制的员工。有人偷偷向她透露过信息，得到这份工作，需要打点十五万的介绍费。婉丽认为，这个价位不算离谱，她曾经向爸爸提起过此事，爸爸认为只要可行，愿意为了女儿的前途借债成全，但这只是她隐隐约约听来的小道消息，没有具体的操作路径。

    相比大学期间因为失眠、自卑、肥胖所带来的青春期“无知的痛苦，无病的呻吟”，上了研究生，婉丽才感到自己所面临的境况，称得上“认清了现实之后的真正痛苦”。她现在年龄已不小，考上研究生时，已经二十五岁，结婚、生子、找工作，这些对女性而言，极其现实的任务，一件不落地摆在她面前。念大学时，为了调养身体，排解压力，她可以说服自己，将大学视为疗养院，到了研究生阶段，她突然感觉到了真正的紧张，时间一下子变得紧迫起来。

    图书馆有编制的工作，看起来极为普通，对婉丽而言，却总是遥不可及。2017年，她得知图书馆一次正式的招聘信息，因为在外兼职，赶回来的路途遇上堵车，迟到十几分钟而遗憾错过。她反复恳请熟悉的领导，给一个面试机会，但领导以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并没有念及她在图书馆兼职多年的事实，告诉她只能等待下次机会。这种失之交臂的挫败，让她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自责，“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宿命，仿佛再一次隐隐验证。

    在目睹有关系的人，随时都能以各种名义招进来后，婉丽内心一片释然，释然过后是更深的沮丧，“大家都付出，但结果不一样，本来以为大家一起在爬树，但到最后，却发现人家没爬树，却用工具走捷径悄然摘走了苹果”。她承认自己对编制的执念，也突然理解妈妈，为何一再强调编制的重要。无处不在的细密现实折腾她，一次次升腾起的期待，一次次不动声色地落空，多年的工作实践，她明白了做行政需要的本领：“八面玲珑”，“懂事、狡猾、情商高”，“将聪明用对地方”。她可以付出数倍的精力，以坚韧之心将烦难的事情做好，但无论如何，做不到“将聪明用对地方”，西北乡村质朴的土地赋予她的性格，并未在喧嚣、繁华的南方城市改变多少。

    很多事情，她说不出理由，只是感觉累。

    婉丽现在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如此辛苦，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大学时代缺乏老师的指引，也不来自没有较早地做职业规划，更不来自“情商低、不狡猾”，而是和西北农家的出身、和高考失利所带来的限制有更深的关联。“一个地方被堵了，另外一处也透风漏雨，处处都是陷阱，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躲开，迟早都会撞上”。每个月有几天，她情绪特别低落、沮丧到无以复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焦虑的那几天，心情低落到不想去奋斗，总感觉做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就算我有那个力气，也不想去干，感觉没劲头，真的绝望了。但消沉几天，我又恐惧，越消沉越恐惧，于是又奋起，又去努力，又去看书，就这样徘徊好多次，任无数细小的事情消耗我”。情绪低落的日子，读研的师姐，会根据自己的经验，鼓励婉丽去打坐，去听《大悲咒》，她笑称：“我已经不吃肉了，是佛系少女了，让我打坐，我还是会为未来而浮躁啊，听了《大悲咒》，还是没有用啊。”

    研究生还有一年毕业，不似几年前本科毕业时，因为心存考研的梦想，自己还有缓冲的余地，经过多年的跋涉，她发现读研最后，还得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而飞涨的房价，总是让她隐隐约约地感觉，离广州越来越远。她清晰地意识到，“对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而言，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了”，和其他懵懂的同龄人比较起来，婉丽对自己群体铁一般的命运，有更为敏感的认知，这是她焦虑的根源，也是她无法排解的死结。

    婉丽曾经想过接着读博士，但已没有当初考硕士破釜沉舟的勇气，内心真实的声音让她纠结，“既怕考不上，也怕考上后，还得面临找工作”。谁也无法预料现实的变化，就如她从来没有想到龙洞的房价，短短几年，会蹿得如此高不可攀。更多时候，婉丽感觉自己的状态，从高中开始的漂浮、迷茫，哪怕在考上研究生后，都没有消解掉。每一步的艰难，每一步背后的不确定，只会加剧她从小因为家庭变故所致的不安全感。她拼命读书，像高中阶段一样，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深造，结果的不确定，她无法掌控，她唯一能做到和掌控的，是自己足够努力。

    婉丽坦言：“我一想到通过自我的努力，还不一定成功，就绝望得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想过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很多时候，婉丽会想起北方的生活。她置身南方的广州，恍然如梦。尽管北方的秋天，因为萧瑟、肃杀以及无边的落叶，会给她带来悲伤情绪所致的快意，但她排解不了北方给她的感觉始终是寒冷，深入骨髓的寒冷，“冷得我的脸，感觉都要掉下来”。除了寒冷，还有缺水的记忆，让她无可奈何又刻骨铭心，家里打的水窖，妈妈特别在乎，总是要将院子扫三四遍，以储备雨水家用。冬天的时候，她拿个粗勺子，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一起去抬雪，沉重的雪块，危险的路面，让她无能为力，她又冷又怕，既怕摔跤，也怕爸爸对他们的责骂。她不喜欢拉水，但对北方的孩子而言，拉水几乎是最常见的家务。在此以前，她无法想象，南方的水，能从水龙头源源不断地跑出。她也不擅长干农活，从小就感觉自己笨手笨脚，父亲叫她去放牛、扬灰，她总难以找到得心应手的感觉，难以从沉重的劳动中获得满足。繁重的农活，更激起她从黄土高坡飞出的愿望，她难以理解，妈妈为何总是将姐姐从南方带回去的电饭煲，擦得一尘不染，然后又高高束起。

    家里的老房子还在，但通往村庄的路，早已挖得面目全非。妈妈认准有编制的工作，总希望她研究生毕业以后，像村里其他念书的孩子一样，去新疆工作，去考新疆的公务员。他们都知道新疆的编制多，婉丽偶尔也会有这种想法，但还是舍不得离开广州。

    在和妈妈独自相处时，她坦白告诉妈妈，自己不喜欢老家，有时还会情绪化地责怪妈妈：“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要将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一路走过来，辛苦得要死，还不如死在路上。”妈妈听后，只是沉默，但婉丽就是忍不住，想和妈妈说这些话。她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广州，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这样问自己，“不想让未来的孩子那么苦，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过得去的条件，宁愿不生”。

    毫无疑问，尽管婉丽认为自己年龄已大，但相比漫长的人生，她事实上正处于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念硕士期间，有三个男孩向她示爱，一个是暨南大学近代史的博士；一个是就职广州农工商学院的硕士，尽管收入不多，但已经咬牙在增城买了房子；还有一个是番禺本地人，男孩没念什么书，有一个好逸恶劳的哥哥，但家里有三栋房子，番禺男孩的父母见过婉丽，非常喜欢她。婉丽仔细向妈妈讲起这些情况，妈妈的择婿标准只有一条：是否拥有体制内的编制工作。

    她对三个男孩都没有太多爱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太忙、太累，也没有时间去纠缠太多，无论男方拥有什么，都不能给她带来踏实的安全感。她始终坚信一点，“只有自己稳定了，就什么都不怕”，这也许是南方的广州，给她带来的最深刻变化。

    尽管婉丽将自己目前的状态，概括为“一边在改变，一边在绝望吧”；尽管她认为，“现实密不透风，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很小的缝，就是这样一条缝，我怎么努力都钻不过去”；但她也承认，比起童年的生活，现在已经好了很多，至少一家人不会东躲西藏，不用担心讨债的上门。

    哥哥已在西安工作，姐姐已经成家。爸爸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对妈妈也好得不得了。更为重要的是，来自西北的婉丽，已是广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等待真正的毕业季来临，也许，她会有自己的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