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 正文 Chapter 7 一片空白如电影中长时间的黑幕般

    1

    6月27日，这个平常的日子对我是吉好还是凶日呢？

    顾长卫在6月26日半夜一点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剧本已经看完，如明天下午有空，望下午三点到工作室见面一聊。”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微信上说“剧本已经看完，大好！”或“意外惊喜！”再或“还不错！”那样的话？不加评论，不做评价，这多少让我有些忐忑和不安。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那些先睹为快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作家的辛劳付出，也就是为了等你们一句“很好！”或是“不错！”的肯定吗？这时你们对作品的评价，哪怕只言片语、敷衍应酬，都是对作家久劳成疾的最好良药。接到顾长卫的微信后，我有些疑惑和失眠，在床上愣着坐了一会儿，又起床去把那电影剧本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儿。除了发现了几个错字和一两个细节的不准确，我还是觉得它是个好剧本。何止是好，简直堪为含而不露，张而不弛，激荡而平静，一如大海掩盖着巨大的涌动、凝流样温润和潜藏的经典性——我想，这个剧本倘若能实现我自编、自导、自演之奢望，实现拍一部人类电影史上未曾有过的（也许曾有过，是我不知道？）的“实在之虚构”的艺术片——我是说，不管电影的故事属于真实之虚，还是千真之实，而拍摄的方法和在电影中用镜头讲故事的叙述，一定要是“史记纪实法”。就演员而言，除了主演（我），一定要用非职业演员的作家外，其他角色一概都用真实的原型人物来出演，比如让生活中的罗麦子来演电影中的罗麦子，生活中李撞的儿子李社来演电影中的人物李社等——关于电影《速求共眠》的拍摄法，我已有许多构想和设计。我想把这种“混虚构于纪实之中、混纪实于艺术之中、混艺术于现实的场景和生活之中”的电影拍摄手法和叙事方法称之为21世纪电影革命的“混艺叙事法”——关于这种“混艺叙事法”，在电影成功后，我会为此专门写一部关于中国电影新叙事革命的理论之专著，以理论带动实践，以实践明证理论，从而使这部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从根到梢、从种子到结果、从现在到未来、从未来到永恒，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之旅中最新、最强的里程碑，成为我人生中从作家到电影跨界艺术的集大成者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作和旷世之行为……

    可是，顾导演、杨薇薇、蒋方舟，我把这种几近狂妄而又有可能的种子，在创作剧本时，都已埋在了剧本的情节和细节中，难道你们没有读到或者没有看将出来那春来草发、乾坤扭动的气息吗？难道李撞那个人物的贪欲、爱念、杀心、拙善和他狂躁而又有计谋，清醒而又莽撞，内心扭曲而又在灵魂上充满着冉阿让、拉斯柯尼科夫、聂赫留朵夫等伟大人物的伟大悲伤和矛盾，还有贾宝玉的清洁和阿Q的脏，高老头的吝啬和基督山伯爵挥金如土的大度，你们都没有感觉、没有嗅闻出来吗？我在我的书桌前，从夜里三点发呆、发怔到来日之天亮，待六点半的阳光，从书房的玻璃窗上透进时，我听到那阳光穿透玻璃使玻璃濒于碎裂的哗啦声。之后，我就带着懊恼和沮丧，倒在床上睡去了。

    竟也睡着了。

    午时醒来如饿婴求奶般，第一件事就是睁眼打开手机看一看。也就如期而至地，看到了杨薇薇和蒋方舟的邮件信。那两封信的内容，比起顾长卫微信中含蓄的轻淡和冷漠，而对剧本直白或隐藏的否认，昭然天下，有过之而无不及，使我相当沮丧和失望（甚或有一种愤怒和仇怨）。尤其蒋方舟信上对剧本和我的评价与转述，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原谅那件事。从她的那封来信里，埋下了我对她怨懑的种子，直到今天，不仅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而且还在养大着有一天的报复心。

    杨薇薇的来信是——

    阎老师：

    昨天晚上将剧本发你后，想了一夜，觉得还是应该把我对剧本的意见写信告诉你。恕我直言，也望谅解。仅供参考：

    1.我不敢恭维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剧本，也没有觉得这个电影故事是如我们最初讨论的样，写出了李撞和李静那么复杂、扭曲的情感纠葛，写出了世间一对男女完全不可能的爱情故事来。现在这个《速求共眠》，已经不再是我们最初讨论的那个《速求共眠》了。

    2.就现在已经成型的《速求共眠》剧本言，我觉得你尽被真实的李撞、李静及李撞的家庭背景束缚了。一句话，你被真实——被真人真事捆绑了。没有放开去想象李撞和李静中间那种微妙、扭曲的感情和电影观众真正的期待是什么——是他们两个人的爱、爱的可能和不可能，可能中的荒诞、扭曲、异化、变形和特殊的男女关系等，而在他们这对特有的男女关系中，应该隐藏着不可能的悲剧或喜剧，甚或是闹剧背后的不可能。总之说，我读现在这剧本，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有一种“掉下去”的坍塌感。也许是此前我们在讨论中，你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太高了，于是期望过大了，也才有了这种坍塌和失落。

    3.我想摆脱原来大家的讨论和期望，把这个《速求共眠》放到目前中国电影里去看待，以平常之心去想它，它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甚至不比绝大多数烂片差的“小温馨”。如果真的你下决心去演李撞，请方舟去演李静，在“噱头治天下”的电影市场，说不定真有很好的关注度和话题性（我可以演李静的闺密吴敏慧）。

    4.那几个电影人物——李撞、麦子、李社、工头，乃至次要人物吴敏慧和张华等，相比较我觉得李静这个人物稍嫌单薄了。这个人物——如果决定就目前这个《速求共眠》，而不是早先大家讨论的《李撞和李静》，什么时候我和方舟可以把我们读书、恋爱的经历贡献给你，也许可以让李静这个人物在修改中丰满得和李撞差不多。

    当然，所有的事情都得看顾导是什么态度和意见（她并不知道顾导最初在我心里就不是导演，只是帮助我和剧组的预谋与计划）。也许，我想不出所料，今天或明天，顾导就会约大家来讨论这剧本。

    方舟好像还在南方出差没回来，你把剧本给她看没有？来讨论剧本了，请把我上次忘在你家的手机充电器一并带过来。

    杨薇薇

    2017年6月27日晨

    蒋方舟的来信是——

    阎老师：

    我还在杭州，明天应该可以回北京。

    按照你和顾导的交代，也依照我对李静的好奇，前天上午我从上海赶到了杭州，并很快和李静联系见上了面。在这儿，我想不应该说是我去采访她，因为年龄、经历的相近，我们很快就成了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中午我俩是在西湖的介子亭吃的饭。下午我们一直就在西湖的咖啡馆里聊天、喝咖啡。我真的感到很意外，原来她是那样一个热情、丰富、敏感并且对世界和人生都有自己见地的人。她谈了许多她未曾向人说过的事。有许多事她交代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人讲。和她的见面与聊天，再次让我相信每个人面对世界都有一团秘密和无数不可解的谜。如果让我选三件可以向你说的事情来描述她，她的这三件事情可能都让你感到意外、不可思议和惶惑。可这就是她！就是真的李静，而不是你剧本中写的那个人。

    我想对你说她的三件事情是：

    一、她在十三岁时已经开始恋爱了。

    你猜她的恋人会是谁？曼德拉！

    十三岁生日时，李静的爸爸给了她二百元，让她随便去买自己最爱看的书。在她买的书中其中一本就是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看了《漫漫自由路》，从此她就爱上了曼德拉，开始疯狂地阅读有关曼德拉的书：《自由与对话》《曼德拉传》《南非的启示》《曼德拉的礼物》等。凡与曼德拉有关的书籍，她都如备战高考一样阅读和记录。她说她收藏有关曼德拉的中、英文书籍共有三十余本，至今都满满地摆在她杭州的家里和北京润泽小区的床头上。我们大家谁都不知道，她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漫漫自由路》，倘若不是和她一块吃饭和聊天，听她面带笑容地背诵，连我都无法相信她对曼德拉一厢情愿的感情（是爱情？）会有那么深。她说她从初中到高中，每每半夜想到曼德拉，都会从床头抽出有关曼德拉的书，望着曼德拉那苍老微笑的面容，激动得浑身抽搐，甚至会因为激动、想念而不停地掉下眼泪来。她说她这种少女初恋的情怀，直到考上大学才缓解过来。

    在她对曼德拉单相思的过程中，她说了一件事，说2013年12月6日，传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他的住所逝世的消息时，她正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从电视上看到曼德拉逝世了，她迅速泪崩不止，大哭着跑回宿舍，关起门来哭了一整天。同学和闺密，那一天都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事，可没有人知道她那一整天的泪，都是为了她单相思的情人曼德拉。

    二、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想得到，也许我们永远想不到：在大一时候，她曾经想自杀，并且都已经把上吊自杀的绳子在半夜系到了未名湖的一棵国槐上。

    为什么？几乎是什么都不为——她说是在她大一的上半年，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她一转身，有个追求她的男同学，因为没有追上（那时她正爱着曼德拉！）就把一条虫子放在了她的菜盘里。当她回身用筷子在菜盘里翻出一条活的还在爬动的青虫时，她当时就吓得虚脱到差一点倒在饭堂里。被同学扶着回到宿舍睡到半夜时，她就莫名其妙想到了死……这件想到死、差一点死了的事，到今天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也无法把对一条青虫的害怕和死亡联系起来并对等在一起。

    可事情就那么发生了，这也就是那个最真实的李静吧——她半夜起床竟然到未名湖的西边——恰巧也是你剧本中写的李撞、麦子们施工、盖楼那地方，她把绳子搭到一棵国槐树上时，从她身后走来了一个在学校扫地、捡垃圾的临时工。她说那临时工也是你们河南人，五六十岁，每天都在校园扫扫、捡捡的，每天都到各个学生宿舍楼下收购纸箱、杂志和报纸。说因为他住在学校最西的一排简易平房里，不知干啥半夜回来路过那儿看到了她，就站在未名湖边上老远盯着她。盯着她看了许久后，对她大声唤了一句话：

    “姑娘——你不会是想要自杀吧？要是了你想想你死了，你爹、你娘会哭成啥样啊！”

    就这么一句话，那个捡垃圾的中年临时工，说完就不管不顾地从她身边过去了，朝简易平房那边一步一步走去了。

    他朝她唤了后，竟然没有朝她走过去；走了也竟然没有朝她回头看一眼。好像对她唤了、问了他就尽到责任了，她死与不死都与他没有关系了。而且似乎是，他唤了之后后悔自己喊叫了，而其真正的内心是在等着她上吊。等着她去死。甚至她怀疑，那个农民工第二天一早起床会去未名湖边上看看她到底上吊没，到底死没有。李静说，她之所以决定不再上吊、不再自杀，纯粹是因为那个农民工唤了救她却没有真的去救她，是他毅然走掉、头也不回的身影使她决定不死的，决定你要我死我偏就不死的执拗让她把绳子从树上拉下扔进了湖里边——可又说到底，还是那个农民工的唤话和毅然走去救了她。她说她就是经过了这件事，才开始对某一类人、某一阶层的人，比如说李撞这样的人，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和看法。她说她一生都不明白那个在北大校园扫地、捡垃圾的河南人，为什么唤着救了她，却又没有真的过去救了她。说自己很长时间都对这件事情想不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不通，一如在心里慢慢脱锈的一把锁——原来那把铁锁上锈迹斑斑，时间使那锁的锁孔、钥眼、锁把和锁柱都完全和锁体锈在一块了，成了被时间腐烂的一把死锁了。可在她将要把那死锁忘记、扔掉时，忽然某一天，那把死锁上的锈斑猛地褪去了，被埋在锈渣中的锁柱、锁把变得清晰了；甚至那一天，连早就被堵死的锁眼也清晰可见了、畅通无阻了。一句话，她心里那把死锁又活了过来了。锈锁又成了一把新锁了，只是这把新锁是没有钥匙的锁。于是就特别想找到那钥匙——那个你们河南的中年农民工，问问他为什么看见她想要自杀，明明他唤了话却又没有真的过去救下她。然而这时候，当她发现她心里那把死锁复活时，她已经是大学二年级，想要找到那个扫地、捡垃圾的人，已经时过境迁了一年多，那个农民工早就不在北大了。

    所以她说她和李撞的纠葛不是从见了李撞开始的，是她刚到北大就已经开始了。是在见到李撞多年之前就已开始的。

    第三，这一点，希望阎老师可以谅解——我其实可以永远不对你说，但我忍不住还要对你说——李静不是一个从来不读当代文学的人。她对当代作家了如指掌，完全是一个当今最文艺的女青年。我们谁都没想到，当代中国作家的小说，她几乎全读过。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刘震云、韩少功、李锐、麦家、李洱、贾平凹、毕飞宇、阿来、迟子建、林白、张炜等，甚至连更早的王蒙老师和再晚的“七〇后”“八〇后”的作家和网络作家们，说出来她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理科却深爱文科的人。其对我的熟悉，让我惊讶和难堪。也正是因为这，我们才会很快成为好朋友，她也才会和我无话不谈，一见面就熟到如闺密一模样。才会在谈到文学时，她说了一件令人感到意外、我可以不讲但却忍不住想要给你说的话——她说在中国作家中，有三个作家她最为不喜欢，看见名字就想扔了他们的书。在这三个作家中，其中一个，她说到了你……

    阎老师，我把她说的这三点（尤其第三点）告诉你，你不会因为我说了实话生气吧？我是觉得你不会生气才写信告诉你的。我们谈到你的写作时，她说了这样一句非常值得你思考的话：

    “阎连科的小说太装神弄鬼、莫名其妙了。”

    你觉得她的这话是有点道理还是没有一点道理呢？

    ……

    关于李静，在这封信上我先和你说这些。之所以急不可耐地要和你说这些，是因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速求共眠》的剧本写出来了。是我看了剧本后——在你把握的可以通过审查的情况下——在那个电影剧本的故事里，我并不以为你一定要写出李撞和李静的奇异、扭曲、让人感到意外的爱情故事来，而是说，在这个纪实的电影故事中，你对李静根本不了解。或说了解她也相对皮毛和简单。而真正那个深层的、不可知的李静，对你不仅是一团谜，而且是一个你没有或者根本不愿花时间去了解、洞悉的人。也基于此，对于剧本《速求共眠》——不说故事，仅就人物言，仅就李静这个当下的青年女性人物言，如果说是失败你不能接受的话，那就说她没有那么成功吧……

    上午十点我又约了李静到杭州的湿地公园去，现在我该走了，停笔打住。余话回去我们围绕着《速求共眠》剧本慢慢聊。

    方舟

    2016年6月27日

    2

    读了杨薇薇和蒋方舟的信，我的喉咙有一种堵塞感，像以为是蜜水却吞下了一口恶痰样。或者如吃青嫩的炒菜时，却吃了一筷子的沙。急急看完她们的邮件后，我在床上呆坐一会儿——呆坐了很久一会儿。尤其读到蒋方舟来信写的第三点和最后一段对剧本人物李静的否定时，我很想把手机一甩扔到哪。

    我果真不轻不重地把我的手机扔在床上了。

    手机在床上虚弹了一下后，如石片在湖面飞潜后沉在湖底一样安静着。卧室里沉闷而寂静，使我的呼吸如被人掐了脖子般。很想要挣着身子、大打出手从那屋里跑出去，又想就那么沉寂呆呆地坐在屋里想些啥（或者什么也不想，就那么久久远远呆坐着）。到最后，我选择了后者呆坐着，直待到从饭厅传来家人叫我吃饭声。

    懒散地起床、穿衣、洗漱和庄严地吃饭，煎熬到下午两点钟，我准时开车到首都机场附近顾长卫的工作室和他见面时，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为了不使这预感酿出天大的事，我放慢车速，恨不得看到蚂蚁也把脚踩在刹车上。和顾、杨们见面我迟到了半小时，然而到那儿后，我还是在院里深长地吸口气，觉得可以装出若无其事、平静如水的模样了，才不慌不忙地到他工作室的门前按门铃，和开门做美术的美女拥抱并问好，然后开始做作、夸张地惊讶于顾在他宽大敞亮的工作室的墙壁上悬挂的他的一幅幅巨大的摄影作品——那些作品，全部取材于一百元人民币上的各种细节、微图、色彩和我们常人不曾发现的秘密，由他通过特殊的摄像技术，重新拍摄出各种巨幅作品来——比如将一百元中隐藏的毛泽东的头像放大数千倍，使那本来就一如一分硬币样若隐若现的毛泽东的像，大到有三米见方或半个房间样，从而使那像的若隐若现，不再局限在那张巴掌大的钱币上，而是若隐若现在了巨大无比的世界中，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构成一种呼应之关系。比如把钱币上的两个英文字母和八个阿拉伯数字的钱币编号进行一种反复的摄影后，通过神秘而巧妙的排列组合，使照片成了宽四米、长六米的巨型密码墙，从而使我们整个世界的现实都成了一种迷宫的样。还有以红色为主的百元人民币上“100”后边那个“0”的蓝，经过特殊的摄影处理，竟然成了大海之蓝和远眺大海时海面上无尽无止的海浪和波纹，就连钱币正面右下角的粗体反向的“LL”和背面右下角纹中十六个微小如尘的圆中圆，也都被他无限放大，组合成了丰富的光点、烈日和光柱。我此前知道他作为中国“电影第一摄像师”（大师吗？）开始在电影拍摄的间隙和烦恼时，准备向油画和摄影的回归和探求，以为那都是他正业之后的业余之游戏，如我这次小说写作之余名利膨胀的梦想样，但却没想到，这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梦幻和理想，他不仅开始了，而且也几近是实现完成了。

    在那些取材于人民币的局部异变的巨幅现代摄影作品下，我先是有些夸张、惊讶地站着看一会儿，及至顾从楼上下来后，待他谦逊、微笑地带导着我从一楼到三楼参观他的数十幅这样的作品时，那样夸张的惊讶从我脸上消失了，留下的唯一一个念头是，他能从导演的道上暂时撤回身，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现代摄影艺术家（我舍不得把“伟大”二字作为礼物送给他，因为他也从未把“伟大”作为礼物送给我），难道我就不能从写作那样清寂、孤寒中抽身出来，做一个伟大（狂妄和疯癫！）的导演和演员，摇身一变，使自己从作家变成艺术家？

    终于，在这恍惚的冥想中，我们至关重要的谈话开始了。

    无论是作为一场艺术的谈话，还是关于电影《速求共眠》或这部长篇《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写作，那几句简单并致命的谈话，都将成为我创作生涯和人生命运中的碑石刻下来，其意义也正如一个人在徒步的长途跋涉中，四野空旷、荒无人烟，而又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或十字路口上，在他惘然四顾时，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是倒在地上没有字迹的路标和指示牌。

    工作室一楼客厅的面积最少有九十平方米（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土地革命把他的客厅分给我家呢？），中间放了一圈充满小资情调的红沙发，沙发中间是日常普通的方茶几。就在这茶几边，顾长卫变得有些冷硬叵测了，杨薇薇也变得玄乎叵测了，连一向直爽的郭芳芳，也开始变得神秘叵测起来了。

    顾就坐在我边上，默一会儿他不着天地又恰如其分地说了一句话：“阎老师，你说这红茶好喝吗？”

    “不错。”我也漫无边际又毫无趣味地答，“比刚才的咖啡好一点。”

    “你走了拿两盒，是很好的一个朋友送我的。”

    “我习惯喝绿茶。”把嘴边的杯子摘下放在茶几上，我郑重、直接地引导说，“大家不用拐弯抹角了，都说说剧本吧。你们不觉得那剧本独一无二，单是说好还不足以形容它的价值吗？”

    顾就微微怔起来，目光盯在我脸上，像看一个他未曾见过也完全不认识的阎连科。当他从我脸上没有看出儿戏和游戏时，不知为何他端茶杯的手，僵在半空一会儿，慢慢动了动，像要放下茶杯拿手去我的额头摸一摸，看我发烧没发烧。就在那一刻，我心中有个坚定的念头产生了：他若真的拿手去我的额头上摸，我就用我的手把他的手扔到一边去（要不要把他的手扔到一边后，再把面前茶杯里的红茶很优雅地慢慢倒在茶几上？）。看着他，想象着，也等待着，这时郭芳芳和杨薇薇，也都把她们端的茶杯和咖啡放下了，目光也都缓飘飘地落在我脸上。

    “阎老师，”顾终于说话了，像许多电影中的江湖老大样，慢慢悠悠却一言九鼎地问，“剧本中你怎么不写李撞和李静的爱情呢？”

    我答道：“我觉得现在这对人物的关系要比他们扭曲相爱好。”

    “可我们此前说好就是要写他们扭曲相爱的故事呀！”

    “不是我不写，是生活的真实不让写。”

    “难道艺术不是突破了生活的真实才有价值吗？”

    “真正的艺术不是要突破生活，而是要沉入到生活底部和人的内部去。”

    这是我和顾谈话的开始，一人一句，明枪暗箭，或者暗箭明枪。之后彼此就陷入了一阵深沉的静默。当我在想我下一步要用怎样的柔冷和刚硬来对待他和他们的艺术观念时，顾又恢复到了他那惯有的无边柔软和永远都以柔克刚的秉性里边了。他朝我笑了笑，停一会儿，用变尖、变细并抬高的声调（柔冷的箭）说：

    “实话说，阎老师，这个剧本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确实、确实好。我觉得……怎么说呢？何止是好，我觉得可能堪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中的范文和教科书。”说了这一句，顾又扭头看看我，习惯性地面色润红着，用手去他身边的包里摸一阵，再笑笑，“我就直说吧，阎老师，我做电影半辈子，中国和外国的电影和电影剧本看了数百、数千部，从来没有一个剧本能像《速求共眠》样，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让我爱不释手，坐卧不宁（他终于知道我要听什么、他该说些什么了），恨不得一分一秒就把剧本吃进肚里去，生怕电影剧本中最后一个镜头的到来，使故事像危重病人的呼吸机样突然被拔去……”

    （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他终于说出他该说的、我要听的一番话……请允许我在此处省略掉那时我内心从寒凉到温暖，从平静到激动，从可以掩盖的喜悦到不能掩盖的狂奋的最少二千字或者三千字。）

    “阎老师，因为这个剧本好，”顾把话说到这儿时，他又顿着看看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脸上再次显出他刚刚落下的惯有之润红，“何止是好，我想时间会证明它伟大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样。因为这伟大和可以预想的传世名作的生命力，这样的剧本几十年都难有一个……因为这样儿，我觉得我来导演这电影，我会毁了这个剧。就是成功了，也有些夺人心血来成全、美化自己了……这样儿，阎老师，我听说这个电影你不仅要自编和自演，还想自己做导演，真是这样吗？

    “阎老师，实话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自己做导演？”

    （他怎么知道呢？我还没有按我的计划说出来，他怎么就提前知道了？我原来的计划是，由他来寻找到资金并组成剧组后，我再故意找茬和他争吵、闹矛盾，到最后就摊牌我要做导演，由他随便在剧组挂个什么名，比如监制、顾问啥儿的。可现在，他倒首先说出这事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条暗道到底从哪儿分岔了发生了……此处不是我有意省略什么情节什么话，是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所以在这儿，我不得不再次省略从疑问到窃喜再到不安的内心活动数千字。）

    “这样吧，阎老师，”顾又把他刚才放下的杯子端起来，像那茶杯不是杯，而是他内心不安的道具样，“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我就不参与你这部电影创作了。我想集中精力用一年的时间，把我这些摄影作品好好整理一下子，到上海、香港和国外做几次艺术展……至于那剧本创作初的五十万元人民币，后边你剧组成立了，给我也行，不给也行。我想只要你能导演出一部好片子，我也曾为那电影在剧本阶段出过力，在剧本和拍摄上，有过建议和看法，在经费上有过我个人的支持和帮助，那都是我莫大的幸运和荣誉。等片子成功了，五亿、十亿、二十亿的票房和国际大奖滚滚到来了，我都会由衷地为你高兴和鼓掌，也为我自己曾经为那电影出过绵薄之力而荣幸。”

    ……

    到这儿，他的话完了。

    完了他就看看我，又看看杨薇薇和郭芳芳，再把那已经空干过的茶杯放在唇边上。

    （为了阅读的节奏感和我不愿说的我的丑陋和暴怒，请你们允许我此处再次省略场景、气氛和杨薇薇及郭芳芳的谈话最少二千字。省略我的不安、郁闷和措手不及的慌张三千字和那时我内心突然出现的悬浮、慌乱及无言以对的尴尬三千字。省略掉我望着大家，一时无语，僵直地坐在那儿，像我要入室盗窃时，却被主人突然拉亮的电灯发现我是他们的熟人和朋友样，彼此在一瞬间都找不到话说的惊讶、沉默和场景的描写最少二千八百字。）

    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该有怎样的举动、言行和表现。直到今天来写这部《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我都回忆不清顾在说完那些话后他是怎样、我是怎样的。郭芳芳和杨薇薇又是怎样的。也许我那时的脸色如同猪肝一样吧。还也许，那时我的脸色就是一块从古老城墙上扒下来的砖，虽然布满灰尘，却以文物的模样呈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期待。到现在，真的记不清和想象不出那时顾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了。这种记不清，不是时间久远的平息和抹去，而是人在紧张、不安时的思维短路和空白，一如一个人在暴怒杀人时，他的脑子一定是一片空白样。然而今天来回忆这些时，我似乎可以假设顾以他的善良、质朴乃至懦弱并又对世事洞明的历练，他可能会为他终于以退为进、以抑为扬、以颂为贬的那番说辞而高兴；也可能会以作为兄弟、朋友而最终还是真正认识了我丑陋的本相而默然与欣慰。并且可能会为最终可以把我从他身边甩离——就像一个农人终于从他腿上的脉管里，拍拍打打，为挤出了吸血的蚂蟥而高兴。我仿佛记得那时他说完了那番话，好像脸上是一种轻松舒坦的红，如劳累了一天的日光，终于可以在西山日落间，休息和放松一模样。似乎记得他那时说完后，双手交叉着背在脑后边，撑着他那适中的头颅，朝沙发后背靠过去，样子是心疼沙发承受不了他的重，怕把沙发靠塌才那样撑着头颅、身子，缓缓朝红色的沙发倒下的（可我呢？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难道你疼爱沙发的承受力就不心疼一个作家的承受力？）。空气好像凝住了。世界也好像不在了。在凝住的空气间，有谁拿手朝空气推一把，那空气定会如一片玻璃样碎到世界外边去。就在那冷硬僵直的空间里，大家就都呆坐着，像谁都随着空气的凝固也都凝在了空气里边了，随着空气的碎落也都碎落不在了。

    能听见机房人员在做电影剪接时的机器转动声。

    从窗里透过来的下午四点半的阳光，红黄相间，在眼前晃动，像飘着的哪国国旗样。这时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郭芳芳。“喝水呀，阎老师。”她脸上的笑，又一次如同是剧组的美工、化妆帮她化在脸上般。“或者我再去给你磨一杯咖啡吧？”这样问着我，不等我答什么，她自己却抽出一根香烟点了抽起来。而这时的杨薇薇，倒好像还残存有对我的同情或者信任感。

    “我觉得你自编、自导、自演说不定能成功。阎老师，你有那么多的好朋友，你就去拉拉资金试试嘛。”

    我应该说什么？

    那时我想了什么呢？

    在那种情况下，我会由衷或虚伪地说些什么呢？是脑子一片空白，如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因情节所致，幕布上出现了很长的黑幕和静止吗？那么黑幕过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况和情节呢？故事又会发生怎样的延宕或反转？或是那黑幕的出现，只是时间的过渡、跳跃或历史与现实的岔道和改变？

    我从顾长卫的工作室里出来了。

    不言不语地从他们那儿离开了。我相信我以沉默为行动，把无声当有声，在那时是最为合适的。说什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未免过分张狂和绝情。说“谢谢你们赐我良机”，又未免虚伪和无力。微笑、沉默着离开应该是最为得体而有尊严的举措了。就沉默而微笑着离开了。走去了。今天想起来，那时站起欲走时，脸上挂着的不屑和佯装之镇定，然后拿起茶几上我的车钥匙，无论他们谁唤“阎老师……”谁说“你在这吃过晚饭再走吧”，我都没有应声也没有回头望一眼。

    在工作室门前的停车场，我开着我的车子要走时，看见顾长卫的豪车停在路边上。我想都没有想一下，就开着我的老捷达，轰然地朝他的路虎车上冲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瞬间，一念间，告止一个段落了。一个终结了。那时候，只听“哐——哗——”的一声被拉长的巨响，就有一片玻璃飞向了天空，又雨滴、水片一样落下来。当顾长卫、杨薇薇、郭芳芳和工作室的剪接师和美工们从屋里冲到门外时，我捂着我的血脸，从车上下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踩刹车时踩着油门了。”

    3

    此处省略四千至六千字……

    4

    和蒋方舟的见面是在我到医院包扎、处理后的第三天。头上、额门和胳膊上，一共缝了三十针。白纱在胳膊、额门上，如盛开的一朵朵的水仙花。整个人都如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模样，光荣与梦想，虚无与实在，在我心里与身上，仿佛麻绳般捆绑了一层又一层。是6月29日的上午十点钟，我们约在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馆，这是我们经常来这买书见面的老地方。

    夏天已经如期而至了。混沌的炎热如蚕丝被样蒙着北京城。我是打车去的万圣书园咖啡馆。路上因为司机怕浪费汽油，没开空调，我还和他吵了架。读书人大都知道北京的万圣书园吧，经营者如一个牧师经营着他的教堂样，几十年如一日，仿若一户人家世世代代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变世变，读书业已成为夕阳产业时，这书园从成府路的西边朝东边挪了二百米。这一挪，无论如何在我就如教堂的感觉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把教堂改为了另外一种宗教的清真寺或者教会堂。那个咖啡馆，似乎也不如从前有如我家客厅一样专供我见人聊天使用了。这新的咖啡馆，显得拥挤、逼仄和紧张，再也没有了从前醒客咖啡馆那令人放松的自由和宽敞。我到那咖啡馆里时，方舟已经到了一会儿。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等着我像等着一个她将不得不背叛的同党样。穿着还是她那刚毕业时的学生样，脸上的表情却已经少有大学生的无忧无虑了。十点钟，咖客和书客都还没有来，安静若书店的空调风样舒适而缓慢。走进去，熟悉的店员朝我点了头，还很尊敬地向我喊了一声“阎老师”。

    我一眼就看见方舟坐在最远最西的窗口角落里。

    她看见我慌忙站起来，盯着我头上手腕和胳膊上的白纱布，怔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谁都在说、谁都在问的话。

    “没事吧，阎老师？”

    我说：“没事儿，前天不知为啥一开车头就有点晕。”

    然后我们坐下了。要了两杯温开水和两杯醒客咖啡后，说了几句闲话儿，诸如书店没有从前宽敞了，文学书被排在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然后就开始说了她早已想好、准备好的只有她才说的话：

    “前天我给你写的那封信……看了你没有生气吧？”

    ……

    “其实，说句实话儿，《速求共眠》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剧本是个好剧本，可就人物来说，李静……并不适合我去演。”

    ……

    “这两天想来想去，我应该一心一意扑在写作上，不该什么有名有利的事情都去沾一把。再一说，演员那职业，我真的不太行，其实我在镜头面前经常晕镜头。”

    ……

    “还有一件事，是我考虑最多的，说出来你真的千万别生气……”

    ……

    “文坛这么小，人多嘴杂，我俩在一起本来就有人议长说短，如果我俩再真的去演《速求共眠》那电影，演砸了是一场笑话和闹剧；演成了，哪怕有一点点的成功和利益，你我都会被绯闻的口水淹死或被口水的河流冲得没影儿，那时候，我俩一辈子就都别想爬上人岸做人了。”

    ……

    “你和我，没想到，竟然连李静也怀疑……”

    ……

    “阎老师，你怎么不说话？”

    ……

    “对不起，阎老师，请你别生气……我家里有点事，得提前走一会儿。”

    ……

    “那我先走了，你再坐会儿。”

    看着她慢慢犹豫着起身时，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座位上。找了一会儿，找到收起又朝我歉意地点点头，到吧台那儿买了单，又回头朝我望了望，摆摆手，最终告别下楼了。下楼后，她又一次给我发个微信补歉说：“阎老师，真的对不起。等李静回来我们一块儿吃顿饭，你该好好认识她！真正认识了她，你就知道剧本该怎样修改了。”那时候，是上午十点半。十点半的阳光正是夏天从温热转入酷热的那一刻。望着手机上的微信时，我临着窗边的肩头是热的，靠里的肩头是冷的。而内心，也一半是热，一半是冷。有人开始从一楼朝着二楼来，脚步声和鼓乐一样富有节奏感。不一会儿，咖啡馆的空座就没几个了。我没有喝咖啡，那一满杯的醒客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角上。方舟的咖啡和温水，也都原封不动地放在桌边上。我们见面、说话前后也就一刻钟，她就把这场游戏、这项工程、这桩事业宣告结束了。我没有为她的宣告、宣判感到惊讶或者不惊讶。因为经过了前天车祸那桩事（生与死），我忽然被某种冷漠慑住了。我被我的冷漠冻结了，如一盆水被冷冻在了湖面上。一湖水被冻结在海面上。夸张地说，哀莫大于心死。可我怎么会心死呢？心不死，可又什么都不想说，也忽然不想做。我以为，那时候我只是想从收获的沮丧中找到一些安慰、找到一丝鼓舞，重新拾起丢失的欲望和奋斗的种子去播种、浇灌和收获。如此而已吧，还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她走了，无非证明了她不能给我期冀、奋斗的力量吧。还能怎样呢？这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结局吗？坐在咖啡馆，我让我的情绪和时间一样毫无目的、毫无方向地流转着。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直到咖啡馆座无虚席，有两个恋人在那儿转来转去，盯着我对面的空座位，像盯着我手里拿着他们的结婚证书样——既然是你们的结婚证，那就还给你们吧。我起身把座位让给他们了，从中收获了两个感激的点头和他们异口同声说的“谢谢”两个字，像一对新婚夫妻发给我的糖一样。

    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信步到书店文学书架那儿看了看，发现原来摆着我的书的书架上，全都改摆了别的当代作家的书，如王安忆、莫言、刘震云、苏童和格非等。我出来问店员：“阎连科的书都卖光了吗？”一个新来的店员小伙很诚实地告诉我：“阎连科的小说从来没人看，两个月才卖出去一两本，我们前几天把他所有的小说都下架退回了出版社。”然后呢，然后我就从万圣书园下楼出来了，站在路边望望成府路上东来西去的车流和人流，拦了出租回家了。

    回家上车时，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沉稳些，发生什么事都别和司机吵架、打架啊！”

    5

    此处省略四千五百字左右……

    6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始于6月30日，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不到学校去，也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和聊天。忽然间，我从一个极度亢奋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极度沉默的忧郁期。有时在书房发呆，会一呆大半天，一天不说一句话。不看书也不写一个字。把门关起来，不让任何人走进书房打搅我。直到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时，妻子做好午饭和晚饭，谨慎地到书房门口敲门叫我出去吃饭止。有时吃饭时，我会因为一个菜的盐多盐少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有一次，还把炒过火的一盘鸡蛋抓起甩在了饭厅里。直到有一天，我在北京三院精神病专科的医生朋友提着一兜水果、抱着一捆鲜花来我家里看我和我扯闲篇，循循善诱地使我和他说了很多话，也说了我想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的努力和挫折，他才笑着对我说：

    “你可能得了亢奋性欲望精神病。”

    我用疑问的眼神望着他。

    “知道吧——儿童的多动症你可以理解吗？”他和我一块儿喝着茶，一字一句解释说，“许多儿童从一早醒来就开始手脚不停，没有一分钟可以安静的那种多动症，是运动性质的幼儿精神病。这种多动症，一般随着年龄增长自然就好了。但人到成年，到了成熟期和理性期，会出现像你这种突然为名利而疯狂……说疯狂有些不合适，但可以说如你这种过分追名逐利的，都可以叫作气质性亢奋精神病。这种为名利过度亢奋、狂躁的努力，成功了就是才华和回报，失败了就极容易从欲望亢奋一下跌入情绪的低谷和忧郁里，而最终转变成每天都郁郁寡欢、彻夜失眠、懒于和人交流的忧郁症……你现在就是这种从精神亢奋转入情绪郁闷的忧郁症。”

    说完这些后，他笑着盯着我。我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我俩就这么面对面地友好、微笑地沉默着，像那种微笑是一场证明和怀疑的战争样。

    “这病……好治吗？”

    “能治。但可能需要长期服药以抑制你的情绪和想法，比如抑制你的欲望和名利心，使你的精神每天都在自然——顺其自然、知足常乐的状态里。”说着时，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又很释然道，“不用怕。也许生活中又突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对你一刺激，你不吃药也就病好了。”

    我和我的医生朋友与本文相关的谈话就这些。中午他没有在我家吃饭就走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我儿子和妻子到北京三院的精神病研究院特意把他请来的。他是以出诊的名义到了我家的，每和我聊天一个小时，需要向医院缴费上千元。但值得在这论述的事情是，我的病被他说中了，差不多属于不医而愈了。因为在他走后的半个月，有一天我又在书房发呆时，那天上午九点钟，我母亲从老家给我打来了个电话，告诉了我一件在外人看来奇特而意外的事，说刚才，我们村的李撞被县公安局逮捕了。有三辆警车鸣着警笛到我们村把他戴上手铐抓走了。说镇上、村里谁都没想到，谁都不知道，他三年前为了他儿子复读高考，竟把他媳妇苗娟的骨灰卖给了西山桃园村一个有癌症的人。答应人家那患癌男人一死，就可以来把他媳妇的骨灰扒走和那个男人合葬在一起。可现在，那男人真的病死了，昨天人家弟弟领着人去他家坟上扒他媳妇的骨灰时，他又反悔了，不让了。说宁可连本带息还人家钱，也不让把他媳妇的骨灰扒走去。说他还要死了和他媳妇埋在一块儿。于是吵起来，打起来，没想到那时李撞把准备好的斧子拿出来，一下就朝人家头上砍过去，把人家的头都给劈开了，差一点把人家活活给砍死。说当时人家就血流如注、如从盆里倒出去的水。所以一大早，他就被公安局的三个警车带走了。母亲说，她是一早出门倒垃圾，正好目睹了公安抓人那一幕。说有人说，李撞这次被抓走，如果那被砍的人死在医院里，他也就要死在监狱了。如果那人被医院抢救过来了，随便有一点残疾或痴呆，他就最少得在监狱住上十几年。

    最后母亲问我说：“李撞要还山里人家那三四万块钱，有人说是你和一个北大的学生一块给他的，真是这样吗？”

    还又说：“给了也是好。李撞也是让人敬。他一早在村里被人抓走时，上警车后还大声对着村人们唤：‘皋田人——邻居们——念起我李撞再坏没有做过对不起大家的事，我被枪毙了，求你们收尸一定要把我和苗娟埋在一块啊！’”

    母亲在电话上说完这些话，还又嘱托我，说李撞的儿子今年又没考上学，听说他还想接着复读接着考。说现在他爹蹲监了，没人供他复读了，让我一定把李社复读的学费拿出来。“你们少吃点、少喝点，就够那娃子读书了。”这是我母亲放下电话前的一句话。待我的手机响出“嘀——嘀——”的断音时，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脑子里凌乱实塞，一下子满得连一点缝隙都没有。连想透进去一丝细风的可能都没有。这种过分满塞的感觉，完全不是那种一片空白如电影上长时间的黑幕样，而是一列火车在装满货物后，快速奔驰的流动感。而且还有火车在郊外原野飞奔的那种哐当哐当的铁轨声。是那种声音把我从忧郁、沉默中唤醒和打捞出来了，如把我从将要沉下去的海里拉上了一个岛屿样。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亢奋性欲望精神病，会因为李撞突然的砍杀被捕而如医生说的不治而愈或好转，但收起母亲给我打的电话那一刻，我本应该为李撞的命运感慨、唏嘘或惊讶，真正产生一种命运无常的忧心和焦虑，然而，那种惶惑和焦虑，在我心里仅仅停留了不到半分钟，也许只有十几秒，有一种卑鄙的暗喜，就像堤岸的涌漩一样把我的焦虑冲开了。我忍不住想要去和谁说说话，想要和谁交流、谈论、商量一桩什么大事情。我又想起我的那部电影了。想起《速求共眠》中的电影故事了。仿佛李撞会砍人、杀人最终走进监狱的命运是我在影片中设计、导演出来的；仿佛为了证明《速求共眠》是我对李撞命运的一部预言书，现在这部预言兑现了，成真了，我必须向所有读过这部预言书的读者宣告和证明。于是乎，我就又迅速抓起手机，给李社、麦子打了电话后，又向李静、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和郭芳芳群发了这样一个微信——

    重大事件：我们村的李撞如《速求共眠》中写的一样，为了从他人手中夺回他妻子苗娟的骨灰——这份他们生死爱情的唯一物证，昨天因打架失手，致人重伤（也许死亡），现已被公安正式拘捕并抓走。如今李的生死，重判或轻判，完全取决于伤者在医院中昏迷后的生死。为安抚李撞的儿子李社的情绪与生活，今天中午我在西三环紫竹桥西北角的香格里拉请李社和罗麦子等吃顿饭，凡有善心、爱心者，敬请光顾前来，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然后我在书房无所事事了。

    那种莫名的不可言说的激动和兴奋（绝对不是为李撞砍杀的惊讶和悲伤），让我从精神病医生说的沉虑、忧郁症中又进入了激越、亢奋的精神状态里。那时候，我不知道该要做些什么事。可就是想要做些什么事。兴奋、不安，而又带着强烈的无可言传的急切（难道其中没有幸灾乐祸的成分吗？），使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走走停停，如同自己是一枚时针不准的定时炸弹般。当发现来回不停的脚步和在窗口的注目远眺根本无法抑制我心里那种将要决堤的浪涌时，我从书房出来了。

    妻子正在摘韭菜：“中午我们吃饺子？”

    “不吃！”我对她上扬式地摆摆手，“出事啦……出了大事啦——我回头给你说。”说着我就开门出去了，把不解发怔的她留在家里，像把她的目光夺走使她成了一座无神无韵的泥塑样。

    小区里依然如故。保安们走来走去。带着孩子的保姆们，站在七月中旬的艳阳树荫下，让儿童们独自在小区的院里跑来跑去。而小区外的三环路，依然车水马龙，每一辆跑过去的小轿车，车壳上都像拖着一团巨大的火。我依旧沿着人行道朝北走了几十米，依然快速地爬至在天空要两拐两折的过街天桥上，依然看到在天桥上摆摊算命的那个秃顶、邋遢的中年算命人，他见了我也依然夸张、惊讶，带着拯救他人使命的天职大唤道：“喂——看你的气色，今天你身上必有大事发生啊！”“我等着大事到来早就等烦啦！”这样对他说着从他面前走过去，走了很远还又回头对他补了一句话，“知道吗，我俩是同行。我也是给人算命的，我算得比你还要准！”然后我就看到他僵在我身后，脸上的笑像发酵过的黄色豆腐样。

    我朝香格里拉走去了。到这儿，亲爱的读者们，《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这部纪实小说就完了。没有什么可写了。再多写一点都有可能是画蛇添足。而唯一需要向你们交代的，就是这天中午我所邀请的人，无论是因为好奇心还是道德心，李静、方舟、顾长卫、郭芳芳和杨薇薇，大家悉数在十二点都到了香格里拉二楼的日本餐厅内。李静是和方舟一块到来的。方舟介绍后，我俩握手时，不知为何总是有一种惶惑感，好像和她很早就已见面熟悉了，也好像她根本不是我所熟悉了解的那个李静样。就那么彼此盯着脸上僵着笑，完全不知该说一句什么话。还是在那间“きくえん”的雅间里。自然点的还是日式餐。可一个中午大家吃的都是沉默、好奇和彼此的对望及没话找话的问与答。因为毕竟是大家第一次和李社、李静、麦子见面儿。第一次共同坐在一张饭桌上。还是麦子和李社第一次吃那种他们认为难吃而且吃不饱的日本餐。所以说，尴尬与好奇，成了那一餐最重要的饭和菜。

    到这儿，读者们，请你们允许我再赘述一句话：这一年，如我母亲说的样，李社虽然没有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但他决定留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复读了。复读老师果然是李静。到这儿，读者们，请你们再允许我多赘述一句话：半年后，到年底，我们的电影与非虚构中的原型人物李撞被判了十二年，因为对方虽然没有死，可人家最终成了偏瘫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终日需要家人照顾着。但令人安慰的是，法院判决李撞妻子苗娟的骨灰依然归李撞，因为骨灰不属于人类的非卖品，法院说它属于生命和爱情，这样李撞和苗娟，无论如何都还是完整而圆满的夫妻和爱情。而李社，也因此拥有更丰富和相对完整的家庭和人生。而我和李静、方舟、杨薇薇及顾导（得罪他了）等，除了偶尔见面也很少再聚在一起了。《速求共眠》的电影剧本荒在那，也无非就是一段记忆中的废纸吧。

    在终要结束这部《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写作时，我想起了日本最后一位俳句大师小林一茶来。他出生于1763年，本名不叫一茶而叫弥太郎。传说在他十九岁时，写了他一生的第一首诗：

    春来了

    弥太郎在一茶的名下

    重生

    之后他就叫一茶了。一茶两岁时母亲去世，十四岁被继母逐出家门，离开故乡长野县的柏原，前往江户（东京）饥寒流浪，五十二岁回到故乡与二十八岁的阿菊结婚，生得三男一女，却都不幸早夭；六十一岁妻死；六十二岁再婚，不到三个月离婚；六十四岁第三次结婚，但在当年大师自己也凄然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给妻子留下一位遗腹女。一茶一生寂寞而又寒凉，只是死后人们才渐渐发现他是俳句之大师，才开始不断提及他和他的那些不朽的俳句之杰作。比如周作人曾经翻译的那首：

    我知道这世界

    如露水般短暂

    然而然而

    比如：

    一切已言尽

    思过

    为时已晚

    比如：

    活着，别无其他

    在樱花花荫之下

    便是奇迹

    而大师在他生命将尽之时，用他的生命写下他这一生最为精杰的句子是：

    生命苦短

    欲望无限之长

    然而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