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皮球 正文 第四章 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旋涡里
晨霜
一个红卫兵说：我想再睡一会儿。我在床上想，趁校长在操场散步的时候，把他抓起来，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去惊动他的家属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带领几个人埋伏在操场周围的松树丛中，但我们没有等到校长过来。我们急忙扑到他的家里，他家的门敞开着，校长不见了。
后来，我得知，我们去迟了。校长早在半夜就被其他造反派战士抓走了。革命，只有起得早，才能抓到坏人。如果去迟了，只能得到坏人的一些遗留物。坏人也像是一道菜，迟到的人只能喝到残汤剩羹。我造反，总是抓不到坏人，只抓到一些坏思想，如日记、子弹壳之类。我看到他们将捕获的坏人游街示众，从我眼前晃过，我就非常羡慕他们经历过将坏人从柴禾堆里揪出来往外拖的那个激动搏斗的胜利场面。
有的时候，我想到那个教导主任也是坏人，就把自己的观点糊里糊涂地向另外一个造反派头目通报，以证实一下自己的政治嗅觉是否可靠。那个头目却说：“我们暂时不要惊动他，他没什么问题。”我很惭愧，因为把好人当成了坏人，见到了教导主任还有些不好意思。就在我“不好意思”的那天夜里，要我“不要惊动他”的那个造反派头目却把教导主任当坏人抢走了。他们把教导主任关在他们管辖的牛棚里，却找到我，要我为他们写批斗教导主任的批判稿。他们还表扬我，之所以对教导主任采取行动，是根据我提供的情报。
这就等于要我为他们的革命行动唱赞歌，既然把人抓起来了，只有批判稿措辞激烈，才能证明他们没有抓错。他们抓住了坏人，只分配给我一些坏人的坏思想让我分析。他们甚至还把教导主任放到我管辖的牛棚里。我提出只关两天，这点小要求都不愿意，这就是革命家的“小家之气”。
我自然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就坚决拒绝为他们写文章，让他们自己去口诛笔伐吧。
这后来成为他们想把我也当成坏人抓起来的理由。那天，我拒绝担任造反派秘书的工作，那个头目临走时客气地留下了一句话：“那么，你今晚上好好休息吧。”
这句“要我好好休息”的关照，引起了我的警觉。他们要抓我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愿意写批判稿，就是同情坏人。因为我早就对教导主任的女儿有好感，各家造反派头目都知道这个情况。
虽说，我说过教导主任是坏人之类的话，但按照他们现在的敌情观念分析，是我在探他们的口风，以便及时给教导主任通风报信。于是他们提前行动，及时粉碎了我的图谋，这是什么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紧张起来，他们一定要抓我，肯定就在今天夜里。
我躲在自家对面那幢黑漆漆的楼道里，向自家门口张望。他们果然在天快亮的时候包围了我的家。我欣喜，他们扑了一个空。
我在确定他们已经离开我家后，走了出来。我看见了冬天早晨地上的白霜，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晨霜了。我永远只在阳光普照时起床，我看见校内围墙上的标语从来都是新鲜的。原来，要让标语内容新鲜，他们也得赶早，这样才能把染有晨霜的过时的揪斗标语撕去，让针对我的新鲜的言词抢占到醒目的位置。要想翻新革命，得趁晨霜尚在，标语背面糨糊尚未干结之时。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晨霜了。坏人如同晨霜一样，稍微去迟一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坏人，出现在一个晨霜凝重的早晨。
谁能说，我今天又醒得很迟，出来得还很晚呢？
关于记忆
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最初的记忆就是我还能记起被什么人抱在怀里，抱我的人大概站在一个巷口。我不清楚到底是被谁抱在手上，又是谁给了我一根棒棒糖，生命却从这里轰然而至。
如果再往前追溯所谓记忆的源头，只能归为恍惚，我的生命是瞬间出现的。
我出世在自己的记忆里而不是由母亲所生。关于我母亲所生的说法，是我获得的一个被告知的后天常识。这些后天常识还包括，我出生后即被放进保温箱里，因此，我曾在医院格外留意放置早产儿的保温箱，为自己被放在这么小的箱子里而羞愧难当。我的记忆源头也就是我的自我意识的源头。
首先是关于疼痛的记忆。
我的初始疼痛并不是医生往我婴儿时代的脑袋上扎针的那个时刻开始的，因为我的记忆并无这段遭遇。真真切切的痛感体验是一次意外，我被哥哥搂着去露天电影场看电影，途中我跌破了头。送到医院，医生蒙住我的脸后，为我缝合伤口，我疼痛的意识就从那一刻开始。在此之前，我无任何疼痛的感觉。后来虽然还有一种旁人帮助描述关于我的疼痛故事：我曾从一张方桌上掉下来，我大声哭叫，最后变为凄厉的抽泣。但疼痛的主体——我，却毫无印象。我疼痛故我在。我的记忆里不仅是记下了疼痛的滋味，而且还记下了在什么部位疼痛。疼痛的意识知晓、疼痛的时间长度，深深感到我正沉浸在疼痛中备受煎熬，因此，我知道用手扯下盖住伤口的洁白的纱布，是为了把疼痛从脑门上扯去，没有料到却牵扯到伤口；我的头左右晃动，也是为了摆脱疼痛；更不用说凄厉的号啕是为了把医生们吓走，或者是要制止他们在我的疼痛旁绕来绕去，窃窃私语。清醒地明白疼痛掉到我的头上，在手脚乱蹬的行为语言中呼喊着另外的援助，这就是我的记忆发端。
有我能记住的事物，必然是我也曾经参与的事物。
我还记下了书中所读到的某些事情，某些信息，我仔细回味，这类记忆中的事物似乎与“自我”无关。实际，记忆只是说明我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接触哪些事物和信息。我记忆中有一艘沉船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是躲在船里的一个人，始终看到了沉船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记忆，我只是记住了我是在看一场电影，我只是记住了我在看什么。
这就是说，记忆有它的外壳和外壳上的许多触角，似乎是说明这个意思到底是通过什么记住那个内容的。
我是通过什么记住了我的童年，记忆发蒙的原始事件呢？我显然不是通过看电影记住了我在巷口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我记住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设定为最初的首要记忆，而其他记忆均可被指定为是我听到的，或是我看到的。归根结底，我在巷口的事也是我“看到的”，只是不得而知我是怎么看到的，我在巷口的确不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让我知道的。
当我向孩子叙述有一根针头在他脑袋上扎进，他是如何痛哭的情景时，孩子说，完全记不得了。这桩事，好像认定为任何人都同样适用。我的叙述如果生动，孩子就会记住他的脑袋是如何为躲避针头而转动的，他以后回忆此事，但又不得不加以说明，“听父亲说——”。
医生在为婴儿扎针时，大都有这种朴素的想法，反正婴儿不会说出痛苦，以后也永远记不住是哪个医生给他扎针，所以下手特别狠，针头完全可以自由地多次进进出出。这里含有深刻的哲学意味，以后的痛苦必须有人向他描述，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印象的痛苦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一个“听说”与自己有关的记忆和自己印在脑海里的自己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区别，历史故事和人物故事到底有没有区别。
我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仅有一点对昨天的记忆，我就是从我的昨天而来。如果我仅知晓我此刻的状态，我就是从我此刻写字的状态中忽然迸发出来，成为一个有形的人。
在我的记忆无法涉及的地方，在我这个有形人之外的茫茫空间，那里又有什么？当我们穷尽了自己的记忆，不得不得出思维的结论，我们是从虚无中而来。
这很类似于我们视觉的穷尽。我看见远远的草地上正漫步着一头奇形怪状的牛，慢慢地那头牛分成了两个部分，两只犄角离开了身体，这与我逐渐向牛靠近有关。那头牛肢体的分离更加鲜明，我终于看清楚了，草地上漫步着两头牛。我想到，在我的视觉之外，大概就存在着一个缥缈的虚空。
古先哲老子思考世上的有形之物到底从何处而来，与一种穷尽的视觉也很相似。记忆的穷尽与视觉的穷尽均在一个有形之物面前止步。老子的思维只是服从了思维的惰性。实际上他想不下去了。他终究无法“看清”，这个“无法看清”，干脆就是世界万物的源头。他在得出了一个世界和人从何处而来的终极结论后，从此不再思维。从根本上讲，老子思维的原推动力是思维赶快结束后休息，他持有的是一种终止思考的哲学。
人，一定要被告之，是母亲所生，这就导致出这样的结论：母亲的回忆成为我的源头，我出生在他人的回忆中。
人，经常在回忆他自己的经历，每个人自己的回忆中，夹杂着其他许多活人的成分。
我想把你们的酒桌推远一点
我不能阻止邻座酒席上的喧哗。
我说话的声音，只能穿过他们喧哗声音的间隙，风也似的在浓密的树梢间穿行。
忽然，有一位女子对邻座的人们说：“我想把你们的酒桌推远一点。”她开始推那张酒桌，那玻璃盏里的酒在酒桌的震动下跳跃。
酒桌在移动，喧哗的人们肃立在旁，若有所思。他们以为给他们提出倡议的女子在喝令他们立即停止喧哗，但终于反应过来，她只是要求他们坐得离我远一点仍可继续大声说话。她推酒桌的举动感动了这些肃立之人，于是大家齐心合力将酒桌抬到饭店外面的草坪上，那灯火辉煌下喝酒人的喧哗随着酒桌移走，我隔着纱窗望去，那酒桌旁的手舞足蹈，已成为奇怪地跳荡的无声剪影。
我想起先知在说话时，只看见嘴巴在动，但听不清说些什么。紧紧地围拢在先知周围的圣徒们却找不到能够听清楚先知说话的好办法。正欢呼的圣徒根本想不到应该停止欢呼，才能让广场安静下来，他们就是想在欢呼中倾听先知的声音。
后来，他们的确想到了最质朴的崇敬方案，那就是把欢呼声移开，离先知远一点。
于是，圣徒们各自呵护着内心的欢呼走开了。
搬进教授楼的管道工
我认为，只有从正门昂扬走进去的人方有资格住进楼梯旁镶有大理石扶手的漂亮房子，这个规矩适应于任何时代。
最早我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面写道：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在少奶奶牙床上打滚。于是总是勾起我的思想，赤脚的农民从此睡在地主小姐曾经睡过的地方，是否真能构成农民运动激荡年代里的翻身道情。
这里，丝毫不涉及代表一个阶级的人，搬进另外一个阶级世代集中居住的地方是否对头的问题。对于“搬家事宜”我考虑得格外仔细。
据我读过的书上记载，首先是背着长枪的农会会员，将地主及其家属捆绑成一行，然后房子里的檀木家具全都堆放在露天。即将搬进去的农民暂时还不习惯这些檀木家具，因此，由茅屋向青砖大宅院迁徒的过程中，仍没忘记带上他们的柴草。这就是，柴草一路丢失最后消失在那扇黑漆大门里面，使我最终知道这里面住的究竟是谁。
我曾经活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那个年代里。在我简陋住所的彼岸世界，醒目地矗立着一座教授楼。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事能跟教授联系上，因而也从来没有进过虽说是彼岸但也只有咫尺之遥的神圣殿堂。
使我能够真正走到教授楼“里面”看个究竟的原因，还真是始于一些多余的话。
那是异常凛冽的冬日，我家厨房里的水管冻坏了，一个管道工前往我家厨房修理。那双带有冻疮的手紧握冰冷的铁钳，在管道上扳来扳去的情景，真像是刚出笼的白面馒头在冰水中浸泡。
我看着他都冻得瑟瑟发抖，我是怕冷的。此时，怕冷的人对不怕冷的人怀有隐隐的歧视，他没有修好水龙头，让自来水喷了一个满身后走了。
我是最看不得通过艰苦劳动把水龙头修好的整个过程，更何况他并没有修好。艰苦的修理过程有如激烈的搏斗，让我产生一种假惺惺的不忍卒读之感。被冰冷水柱击败的管道工学徒，临走时甚至不好意思抖去棉袄上的水。他羞愧而去，从此永远藏匿于我们全家人的埋怨声中，并且永不露面。要知道，全家人的埋怨声复述起来是很难听的。依照家里人的见解，他应该先在什么地方练练手艺，然后再来上班。肆意流淌的水在厨房里哗哗歌唱，永恒地等待着他。但是偏不，他走后不久，我家厨房里来了一个真正的管道工。
当时，我正在另外一间屋子，只听见厨房有一个傲慢的声音在问：“这水龙头是怎么回事啊？”询问中带有对这不好修的水龙头和我们全家人欺负他徒弟的行径的不满，因为这情景，除了我祖母的寒暄，厨房里再也没有人说话了。只过片刻，只听到来人说：“行了。”又听到工具放入帆布包叮叮当当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厨房里有其他杂音，这情景令我和全家人不敢再吭一声。
再后来，我见到了这位令我肃然起敬的管道工作者，他看上去却是个面目祥和的人。初次见到他不在别处，正是在那幢教授楼里面。管道工怎么住进教授楼里面去了呢？就是根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张指令，教授们搬得不知去向，工人阶级住了进去。
那天，在管道工的儿子的引领下，我终于踏进了“工宣队长”家的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客厅角落，凭空搁着一捆柴禾。我有生初识光可鉴人的水磨石地面，冷冷地映照着那捆柴禾清晰的身影。其中有一根树丫，很适合做弹弓支架，并且恰好是寻觅多时而未如意的那种式样，连弹弓支架都只能在这样的客厅里找到。
我和管道工的儿子把柴禾翻了个身，“工宣队长”闻声从里间走了出来，他皱了皱眉头，呵斥我们：“不要乱动！”接着便使足气力重新捆好柴禾，还用一幅红布将柴禾盖了起来。
正是这柴禾的摆设，说明教授楼里的主人是从哪里拱出来的。
晾晒白菜的盛大节日
1
我到北京去拜望一位画家，我担心他正在午睡，就先打了个电话。
我说：“您如果休息好了，我就要过来了。”
电话里的声音高昂饱满：“你赶快过来，到了我家附近，再通知我，我下来接你。”
我说：“我已经在你家附近的路边徘徊了。”
画家说：“那你不要动，我现在就下楼。”
我不用画家接我。我诚恳地说：“我认识你家的门栋，门栋旁有几棵大白菜。”
电话里的笑声更加爽朗：“那是去年冬天的大白菜，还不早被人家收走了。”
我疑惑：“不会吧，我记得大白菜上还压着几块石头哩。”
“石头又怎么样，能作为标记吗？还不早被人扔掉了。”
画家没一会儿就只穿着毛线衣来接我。走了几道弯，来到他家门栋前，哪里还有大白菜和石头的踪影，尽管大白菜被石头压住也没能阻止它们的消失。
2
这是我迂腐的证明。
大白菜被我牢牢记在心里头，当作认门标记之后的瞬间，大白菜就被家庭主妇们收回家去了。家庭主妇是如何收藏准备腌成咸菜的大白菜的，我猜都能猜到。无非是大人和孩子一起抱白菜，哪怕只有一棵白菜在外也要逼着小孩捡回来。然后小孩把压白菜的石头扔得无影无踪，无情地扫荡着我内心认门的重大标识。
我心里的反驳，明明要往家里搬，为什么要压上石头，摆出一副白菜与石头永不消逝的样子。画家不作声，友善地听着我的陈述。
3
但是在昨天，到黄河壶口瀑布去的摄影记者，也说了一桩事：
他去年在壶口瀑布旁边拍摄了一块大石头照片，就是那种上面干燥、下面潮湿的不可移动的镇水之石，他如今还想寻找到它，却发现已经不在了。摄影记者说出这块石头消失的事情，想必是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然，他不会说。
我们以为石头象征着永恒的事物，我们的确也感觉到河边的大石头在激流冲刷下，今明两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多石头有新鲜的潮湿和侵蚀。记者没有料到，石头完全不存在了。就像是忽然间被神秘的力量移走了。
我们有一个对石头的错觉，从而也懂得了人事沧桑和世界在变化的道理。
记者捧着照片的时候，也犹如保存着石头还在那里的永恒记忆，继而他领悟到记忆的错位，受到了大的感动。人们在相互传达着这种感动，石头现在只活在所有人心中。
4
问题是：记者只选择石头来说明道理，而从来不选择白菜来说话。
原因很简单，家庭主妇晾晒白菜其时间保值期在黄昏时分就失去了存在，我们当然要选择肉眼看上去很难有所变动、时值上很难变更的坚固之物。
譬如：我们拍拍石头，以为是警示，谁又会拍拍白菜来解释人世沧桑的大道理呢？
白菜上压着石头，是我的世界，是我识别门栋的唯一途径。白菜在石头下面不会枯萎，也不会腐烂。找到了门前的这些白菜，就等于找到了画家，找到了世界上的许多人。
敬请家庭主妇，如果你把白菜收走了，还请重新放回门栋旁边。为避免我找不到门，天下所有晾晒白菜的主妇都在黎明即起该有多好，这一天是专门晾晒大白菜的盛大节日。
这是我的笑料，我相信画家会笑，记者会笑，听到的人都会笑，但他们从来不笑自己。以为抬出了壶口瀑布旁的石头的故事，就能以错觉的方式，表达他们错得有理，错得深刻和博大。
逗留在欢迎仪式之外
在我领到赠品——《毛泽东选集》和一把系着红绸的镰刀之后。
在我已经表了态：“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开好第一犁。”
在全体公社干部、驻公社人员都为我热烈鼓掌之后。
我已经和他们说了声再见，但是，我具体到哪一个生产队去扎根还没有联系好。
我又不走了。
逗留在一个欢送仪式之外，就像一本书已经重重地合上了，该死的书签却掉在外面。刚才还有老农民抢着帮我拎背包，我准备上路的时候，老农民把背包结结实实地扣在我的脊背上，他说着一路上小心之类的叮咛，当然还慈祥地用他手掌的温暖熨平我肩上的背带，现在我的背包真正落到实处。
因为你要上路，没有谁总是陪伴你。
已经说过再见，暂时还没有再见的迹象，曾经帮你拎包的人，开始支支吾吾在我身旁，用一双粗壮的手在我深勒绳索的双肩上轻轻掠过，我背上的重负感，在背包离开的瞬间转成一阵沁人的凉爽，这已经成为从此不再重复出现的我的梦想。
你可以领略到一次有人帮你拎背包，又帮你将背包安顿在背上的阶级深情，你可以体会一阵暖流流遍全身。你在精神上的第一次受孕，一不小心却逗留在一个欢送仪式之外，你失去了处子的身份。
我与老农在公社的大院再次相逢，如同陌路人。
眼下，剩下我一个“未来的农民”，在公社的食堂外面徘徊。
马蜂
你总得被马蜂咬上一口，接着才能谈得上被拯救。
你跑得飞快，马蜂群体根本无法光顾你的脑门，也自然无须拿扫帚的人帮忙撵走它们。要想得救，你要跑慢一些，至少要让一只马蜂在你的脑门上尝到一点甜头，或是血的咸腥味，这样，再喊救命，就比较合适。
你的头上留下了马蜂考察过的遗迹，并不说明你喜欢被马蜂叮。你低下被它叮咬过的头，红肿之处格外醒目，面向拿扫帚的人，你会省去许多废话，省去很多你的确看见了马蜂的描述：我没有欺骗你们。纵然是那把扫帚曾经向没有一只马蜂的天空飞舞，救我的人必然也信以为真。
我不是故意放慢脚步，等待马蜂追上来才遭如此结局的。
我往家里跑，它们也尾随嗡营。我赶紧关门，却把蜂群关在了家里面。细细推敲起来，好像是我不愿放它们走。我是个死脑筋，从来认为，已经关起的门，不便再反其义重新启用。也就是说，从这扇门进来再从这扇门出去，根本就不符合地洞的原理，也不符合一个逃跑者的急匆匆的心理路线。重新打开门，你正要往外跑，弄得不好让更多的马蜂进入，届时，家里人会责怪，为什么不关门？
我是遵循着往前跑的原则直奔通向后院的门，如同从前面的洞口进来，从早已备好的后面的洞口出去，这个逃跑的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吧。后院的门映照着外面的阳光，如同我刚进洞口看见的光亮。我一把抓住门环往怀里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门是从外面反锁着的，反锁的原因是防止儿子逃出去玩耍，已经反锁很长一段时间了。
请问：门是反锁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锁的戒条为：将把人和马蜂关在它们先后鱼贯而入的封闭领域。要等到马蜂叮人的意图得以实现再说。要等到马蜂在书上叮人转变成真的叮人再说。我头上红肿处的饱满也就是马蜂叮人意图的饱满，也就是马蜂的安息。不是说马蜂叮过人就不再叮人了吗？
当然，我不是抱着头站在墙角不动，等待着马蜂来叮我。我与它在房间里周旋良久，它掉进窗帘的褶皱里，差点要被我拍死的时刻，它竟在我脑门上停了一下。
我猛地推开窗户，正欲跨窗而跳，马蜂却趁势抢先一步飞走。我生气地想：现在，立即请你出去，并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这个时候再逃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收回了搁在窗台上的那条腿。剩下的任务，是赶紧找红药水，红颜色在脑门上多绕几圈，以示说明：我需要拯救，你们来迟了……
这天，孩子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的就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蜂窝。儿子说：“给老爸研究研究。”我很仔细地观看它们繁殖的场所，一个个正六边形的巢穴里有蛹虫在往后面爬。
马蜂和蜜蜂肯定差不多，其习性也就是吃糖。我冲了点糖水，用毛笔蘸着糖水往一个个蜂蛹的脑袋上点去，然后把这些胖乎乎的家伙排列在一张纸上。
儿子在背后拍拍我的肩膀：“老爸你在干什么？”
“我在喂养。”
儿子接着“哎呀”一声：“你真是一点也不懂，你怎么把糖水全点到它们的屁股上了！”
我很惊异，怎么会是这样。
召唤
1
我如果好几天不去上班，我的上司就会打电话给我。“快过来吃饭！”上司非常和善，当然不会说：“快过来上班！”
推迟去上班，我就很自然地听到召唤。上班与否，对我来说有一个心理僵持阶段，在没有听到召唤之前，我如果沉不住气了就去上班，我肯定要在上司面前解释这些天没有来的理由。经历了僵持的艰苦阶段，上司的指令像诗那样明朗，我赶紧清除准备说的许多台词，兴高采烈地响应上司的召唤去“吃饭”。
2
不去上班的僵持阶段是一种沉默的抗争。似乎是不打招呼，我也能走人。僵持阶段的内心生活让我有了人的神气，更有语言的精神，昂扬地走人，成为上司脑海里对我的最后印象。他虽然不曾看到我最后的凛然，但在心目中会创造这印象，我活在他创造的令人心烦的形象中，像是茁壮的藕被拦腰切断。
以后我不论处境如何，都是被他准备切除的部分。我被切除时刻，我像藕节那样茁壮。
3
“快过来吃饭！”我在这边只要一答腔，我的昂扬风范立即就长出多余的枝条。酒桌上，我出于礼貌，不得不解释这些天为什么不上班。而上司根本不在听取陈述，一个人的尊严感的自我设计，在杯觥交错中，只是再现我早年的感受，“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略有不同的是，有别人往我碗里夹好几种菜是我落荒而逃的最后风度。
4
“快过来吃饭！”仍然是诗，我听出话语的权利是如何移交出去的生长过程。那被迫发出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但我最初只要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哪怕欠一欠身子，我就听不出试探我心灵轨迹的明确指令，像逗引蟋蟀张开振羽的那根毛茸茸的小草，像杰出斗牛士手中的红幔，我按照逗引的指令出门，摆出一副去“吃饭”的原始神气。
蹲着的心事
我这样长久地蹲在蚊香面前，脑袋又正好搁在膝盖上。我担心受潮的蚊香会熄灭，就守着火星看它在蚊香上转动。这是我心灵的依靠，火星在蚊香上显得很乖。
从一盘蚊香的火星上升腾出来的轻烟，如果不能像一根细线那样笔直地上升，我就捣碎这颗火星，重新点燃蚊香。这样重复几次，我明白，不应该生火星的气，轻烟是否笔直，与火星没有关系。
我想，我应该站起来了，过一会儿再站起来吧，现在，我站起来又有什么意思？到底还有什么事在催着我的心思呢？如果我站起来后，蚊香又灭了，我还得重新蹲下来。就这样想着，现在我必须蹲着打一会儿瞌睡，于是就睡着了。
后来有人踢了我一脚，是妻子在催我到床上睡觉。我说：“我在看受潮的蚊香是不是点着了。”
妻子说：“蚊香有什么好看的。你看蚊香，也用不着老是蹲在那里看啊！”
“如果我站起身之后，蚊香的确没有点着，我不得不重新蹲下来。你反正从来不点蚊香。”我说出了心里话，语音分外响亮。
妻子说：“那么好吧，你就蹲在那里一辈子守着蚊香吧。”她随手甩了一件衣服下来。
这事很怪，我就说给朋友听。我说，我蹲在燃着的蚊香面前不愿起来，妻子就扔过来一条毛毯，并且说，那你就蹲在那里过冬吧！这是我在茶楼里跟朋友们的述说，茶桌旁的朋友听明白后哄堂大笑。他们在笑什么呢？他们的笑声就像轰然倒塌的葡萄棚，我被压倒在一堆青藤绿叶中。
在叙述之前，我周围的听者如同雕像，他们只以很微小的动作在动，他们嗑瓜子，喝茶，但匍匐在桌上的基本身姿照样保持良好。
他们在听，如同在听一只野生兔子究竟是如何使草堆拱动。忽然，哗然的笑声，吹拂桌上的瓜子壳，匍匐者现出各自的原形，仰背的人伸直了腿，于是椅子在咔嚓声中后退。
这就是充满着笑声的殿堂，听者中有一人将一顶帽子放到我头上，我被罩在听者神通广大的无檐帽的魔法之中。好像是这个意思，他们听到了一个非常渺小的生灵的叙述，在叙述如何过冬的事情，这令听者无比放心。
接着人们笑意未尽地离开座位，拍拍我的肩膀上洗手间去了。
律令的诞生过程
我对正躺在床上吃糖的孩子说：“你从小就要注意保护牙齿。”
孩子眨着眼睛，嘴里仍在咀嚼。他大概在想，他的“小时候”是段很长的时间，要在这很长的时间里保护牙齿，而不是在今天晚上，所以，他仍然吃糖。
我的意思只好深入：“请你不要躺在床上吃糖。”
孩子说：“我还没有咽下去哩。”
这又激发了我更为明确的指令：“请你现在就起床，立即把嘴里的糖吐掉。并请记住，永远不允许含着糖睡觉。”
孩子起床把糖吐掉了，但他仍在抗辩：“我又没有睡着。”
孩子也会钻词句的漏洞的。
这就是一般号召向律令过渡的原理。“保护牙齿”的学说使孩子不晓得该怎样用行动来保护。
一般号召只能诱发孩子想你的词句，启发他的思维，但就是不能和立即把嘴里的糖吐掉这个动作联系起来。
律令是生硬的，律令的优点在于，孩子不需要格外用心去考虑该怎样保护牙齿。如果孩子自己思考，他也会想到这条指令，写出保护牙齿的具体措施来。他必定会搜罗各种注意事项，特别是我们常说的用实际行动来保护牙齿。这样，孩子时刻处在保护牙齿的行为警觉之中。要孩子自己制定行动方案，这是否让孩子“用脑过度”？这时，我心一软：“算了算了，明天再写吧！”
反过来说，大人们在发出号召的时刻，自己首先不愿动脑筋制定律令，总是在一步步眼看号召即将落空的情况下，才想到应该有具体行动措施“出台”，所谓“细化”，永远都是在孩子眨巴着眼睛显出困惑的情况下被迫完成的。
不要忘记，我亲眼目睹，孩子在写该如何保护牙齿的具体措施时，嘴里仍然含着糖，他在为别人制定律令。这个别人就是我，他的父亲。
《圣经》上的律令直至当代法律细则，道理大约也是如此。
气息
我要在完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为自己挖个地洞。我被“深深掩埋”这个词所蕴藏的内容吸引。
挖地洞掘出来的泥土如何处理，如何不至于在黑夜里传出掘土的响声。地洞的出口处蒙着一块可以推开的草皮，草皮上最好做一个沉重的脚印。
挖地洞的时间要细细盘算，在别人以为我睡着时，我却是醒着的，并且在干活。在外人面前，我还不能暴露出一丝一毫的疲倦之感。身上不得有任何泥土。因为长时间握锹把，手上如何才能不长硬茧,这也得考虑。最关键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在面部表情上显示出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要时刻装成流行的压抑的样子。让自己不至于喜形于色,还比较容易做到,这到底还是浅层次的伪装。
一个人的心灵要长久地沉浸在做一桩事的想法中,那么,我敷衍外界公事时,思想肯定要走神。所以,为防止万一走神,我还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走神”做注脚。
我深知，现在我是一个在偷偷摸摸挖地洞的人，这是我的精神氛围。
我挖地洞，不能寄希望于他们碰巧都没有发现。而是要坚决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怀疑上我了。只是我看上去与常人一模一样，所以，他们暂时还不清楚，我究竟在干些什么。
现在，我在不断的挖掘中，渐渐体会到我会被这一工程深深吸引的根本原因了。我不会因为我将最后从挖好的洞口处，推开草皮探出脑袋而激动。深深地吸引我的道理是：我们在“公开”挖地洞时，根本不会考虑的细节，都像美丽的倩影般一一呈现在我面前。每一个倩影，都表达一个应该注意的事项，都警告我必须虔诚对待它。每一个丢弃之物，在丢弃之前，我都要格外地看上一眼。例如说，使用过的手套不能乱扔，因为不能乱扔，我才注意到手套是白色的。盖住洞口的那块草皮上必须有坚实的脚印，这只是为了有力说明，脚印下面并不存在什么空洞。人的双脚从来就是在坚硬之处。平时视而不见的道理，只有此时，我才有更为深切的体会。这样，可以概括地说，隐瞒呈现真实。
据研究侦寻的人说，只要干见不得人的事，绝对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我挖地洞，虽说外人看不见任何动作的迹象，但肯定存在一个挖地洞人的气息。我知道我有气息。环境中的每一块石头，为了能够巧妙地绕过它，我还要阅读石头的规律。人的行为的一切创造，大概都与偷偷摸摸的行为有关联。我挖洞捎带出来的土，命运决定了不能随意抛在外面。所以，我必须挖空心思创造出很自然的样子。我必须模拟自然，我必须细心雕凿出那个非人工的脚印，以示脚印的天然和质朴。
在这个意义上，我知道我有气息。我在迫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