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10月4日，友谊商店珠宝部总经理走进总经理室时，离上班时间还早。国庆节友谊商店没有休息，按说今天他可以不来，轮休一天。但他不仅来了，而且比平常提前了整整30分钟。

    他是专门为沙坪坝分店提前来的。

    友谊商店在重庆算是大店了，但几乎是一夜之间，解放碑商家突增，也几乎是一夜之间，友谊商店算不上大店了。为了竞争，实际上就是为了生存，友谊商店率先到沙坪坝开设了分店，国庆节前热闹非凡地剪了彩，开了张。珠宝部自然也在分店开设了专柜，经营珠宝手饰。

    开始营业的头几天，珠宝部试探性地陈列了一批价位不高，成色不是很好的货，但销售情况很清淡，分店的营业主任说，能不能进些高档货试试，理由是沙坪坝是文化区，高校云集，高级知识分子往往对珠宝手饰的款式，成色很挑剔。总经理昨天下午到商店老总那一讲，老总们当即拍板，调五百万的货到沙坪坝上柜，先摆上几天看看，如果能行的话，就筹划搞一次大规模的展销。

    总经理回到办公室列出了清单，下班前交给了库房，要求备好货，总价值大约在三百万左右，第二天早晨7点来提，总经理准备亲自押送。另有一批价值一百多万的货，总经理连夜从几家宾馆珠宝柜寄存代销的货品中调了出来，打算与库房调出的货汇集一处到分店上柜。

    7点30分左右，保安主任从库房提出备好的货，来到总经理室，总经理让保安主任关好门，又拿出清单一一对照无误后，便对保安主任说，你去安排车子，我把货归到一个箱子里。等到他与保安主任一起坐上了开向沙坪坝的车，时间刚好是上午8点整。

    路上挺顺利，没有遇到堵车，所以8点30分左右车子就开到了沙坪坝分店门口，保安主任先提着箱子下了车，但总经理并没有马上下，而是坐在车里往周围巡视了一番。街上人流稀疏，兴许是放完假各单位都开始上班了，他注意到斜对面的步行街口，停着几辆象是“摩的”的摩托车，让人不易察觉地嘘了一口气，接着下了车，会同站在路旁等他的保安主任一起进了分店的门。

    分店一楼的保安名叫黄伟，今年才从部队复员回来，先是在总店当保安，后来调到分店。其实他今天不当值，为了参加明天的战友聚会，他特意与别人调了班。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老是迷迷糊糊地做恶梦，今天早晨一进分店的门右眼皮就开始止不住地跳，跳得他心烦意乱的。听人讲，左跳福，右跳灾，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也许是昨晚没有休息好。但也不应该老是跳个不停呀。他烦躁不安地撕下一绺小纸条，沾上些唾液，粘在右眼皮上，倒挺灵，马上就不跳了。一抬眼，正好看见总经理和保安主任进门，他赶紧迎上去，心想这两位怎么来了，还来得这样早，离开门营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保安主任一见他，便招呼说，黄伟，你跟我们来。总经理的眼光直盯着他的眼睛，手一抬，指着他的右眼皮说，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取下来，象是什么样子。

    三个人来到珠宝柜台，总经理对候在那里的柜台主任说：“今天临时调过来一批高档货，你马上安排人腾出一个柜台，要快。”

    柜台主任是一位年约二十六七岁的女子，她一脸惊愕地说：“怎么事先没有通知呢，这会儿马上就要开门营业了。”

    总经理脸一拉，“怕什么，你这不是好几个人吗？”

    随后，柜台主任安排两个营业员开始腾柜台。黄伟就守在一旁。还差几分钟9点的时候，柜台腾出来了，柜台主任请示总经理，要不要马上办交接上柜，总经理看了一下表，说，先不急，刚开门乱哄哄的，容易出问题。等到9点半时再办交接上柜。珠宝箱就放在柜台主任的脚下，又特意转过头来对黄伟说：“你就在这守着，哪也不要去。上完柜以后再去巡察。”安排就绪以后，便与保安主任一起到店外找地方吃早餐。

    9点整时店内铃声大作，各部门的人也都习惯性地为之精神一振，纷纷挺起了胸，站直了身，准备新的一天的营业。另外两名保安照例徐徐开启了玻璃店门，分店的各部门首脑人物也在店内列成两排，迎候着顾客。但这些只是一种每天都要重复的仪式，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顾客，一点都没有蜂拥而至的场面。看着零零落落的顾客，几乎所有的人面容上都泛出一种麻木的无奈，确实习以为常了。

    欢迎仪式只用了五分钟，大家就都各回各的工作岗位上去了。珠宝部的柜台主任不时地看着表，大概是想严格地按照总经理的要求，9点半准时上柜。黄伟却有些不以为然，总经理也太有些谨小慎微了，为什么非要在9点半以后呢？总经理的意思是等头批顾客进入后即可上柜，可是人流稀疏，哪里用得着呢。真是的，柜台主任也不提醒总经理，分店没有多少顾客，这些中层职员永运都是做事机械，没有想象力，自己的大脑就象是一座时钟，而发条就非得由上司拧好才行。

    黄伟无所事事地盯着大门，抬起手来看了一下表，离9点半还有10分钟，真要命，他想去厕所，柜台主任又非要等时间，这可怎么好呢？一抬头，看见两位戴摩托车头盔的人进了门，走在前面的肯定是一个女的，尽管头盔没有摘，长得什么样看不清楚，但从走路的姿势和身材判断，一定是女的，黄伟突然想起部队那些穿制服的女兵，精神，干练，透出许多爽俠气质。不对，黄伟眉头一拧，这两位怎么进了店还不摘头盔呢？黄伟笑了，反正没有事做，看看热闹吧。黄伟面露笑容地盯着那两人看，看着他们越走越近，看着他们离自己身后的柜台也越来越近，突然黄伟不笑了，但也没有惊讶，只是那种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表情，那两个人先后掏出两枝枪，走在前面的女的枪竟然直对着黄伟，还有就是竟然低声说：“不要乱动，动一下就打死你。”这是什么呀？黄伟又笑了起来，是拍电影呢，还是闹着玩呢？是不是港台片子看多了，走火入魔了？刹那间黄伟不笑了，这是真的打劫，刹那之间他想起他是保安，他就象是条件反射一般地往那枪口扑过去，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紧接着砰的一声，黄伟就同被重锤敲在了腿上一样，瘫软在地上，右腿离腿根很近的地方象是喷泉一样喷出了血。先是麻木，逐渐就是灼痛，越来越痛，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痛得哼起来了。

    那女的把一个塑料袋扔给一个营业员，嘶哑地喊：“快装，要不打死你。”另外一个人持枪背对着柜台，冲着周围吼叫着：“都不要动，哪个敢动就打死谁。”

    营业员心惊胆战地往口袋里装着珠宝，手饰，那戴头盔的女的看见空着一张柜台，就用枪指着柜台主任问：“这柜子货呢？”

    柜台主任吓得说不出话来，下意识地眼光求救般地掠向坐在地上的黄伟，而黄伟的眼光从戴头盔的女子身上也下意识地掠向了柜台主任，戴头盔的女子眼光跟着掠了一个来回，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突然隔着柜台把枪筒顶到了柜台主任的额头上，仍是嘶哑地喊：“快拿出来。”

    柜台主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战战兢兢地弯下腰提起总经理带来的箱子，平摆着放在了眼前的柜台上。戴头盔的女子动作敏捷地一拎，转过身来对同伴说：“你拿那边的袋子。”那同伴冲过去抓起另一只盛着珠宝的袋子，两个人便开始朝门口走，那女的用枪顶着黄伟的太阳穴，刚想说什么，突然不远处传来大声尖叫声，那女子转头一看，原来是刚刚从楼梯上下来的一个清洁女工，看见有人用枪顶着保安的头，吓得失声叫起来，那女子瞄都没瞄甩手就是一枪，清洁工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朝后仰翻了过去。然后那女子又对着黄伟说：“你活着有什么用。”说罢也是一枪，打得黄伟脑浆迸洒了一地。所有的人都吓呆了，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人跑出门外，跃上两辆一直没有熄火的摩托呼啸而去。直到不见了踪影之后，有人这才按响了警铃。

    价值五百多万的珠宝，两条人命。

    警方迅即进入现场展开全面的现场勘查和取证工作。

    女警官文静的名字没有列入珠宝抢劫专案组的名单之中，这是由于其时她手头上正办理着一件诈骗案，案值达三百万，市建委杨主任的儿子杨东是主要嫌疑人，并且案件的查证正处于关键时刻，但尽管如此，文静还是被临时召集到珠宝专案组参加案情分析紧急会议。

    警方已掌握的现场情况不多。

    抢劫案犯所使用的武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不明。从死者身上找到的弹头鉴定：是一种非定制的自制手枪，有可能是仿制国产老制式的手枪，诸如五九式，根据弹道鉴定，这枝枪射程不远，命中率也不高，但近距离射击足以置人于死地。从以往民间自制枪支的类型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同类型的枪，可能是特制的。据目击者陈述，射击声音不是很响，但火药味很浓，可能火药是土制的，而射击时后座力不强，声音也就不会太大，可能枪枝的制造者是专业人员。

    重庆兵工企业众多，枪枝专业人员如流，依据现场的武器鉴定的线索查找枪枝的制作者，可供追查的东西还是太少了。但不管怎么样，这总还算是一条不可轻易放弃的路子。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劫犯已经不知去向了。从现场众多的目击者了解的情况看，作案的一共有四个人。分工很明确，两个人守在门外，摩托车不熄火，另外两个人进入店里实施抢劫，其中一个肯定是女的，而且是一个残忍无比的女性，两条人命都是她一手而为。从抢劫过程看，进入的两个人也分工明确，男的负责掩护，女的负责抢劫。仅仅从这一点看，这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的犯罪。

    当时现场气氛极为恐怖，在场的人大都只是在电影当中才看到过如此的场面，所以很多细节无从提供。

    进入店内的劫犯许多人倒是都能说出个一二来，综合起来，一男一女是肯定的，特别是那女的，无论是身材还是话音，女性特征很突出。两个人都是一样的穿着一身牛仔服，白色旅游鞋，女的身高大致1.55米的样子，男的稍高，但也差不多是1.7米的样子。脸上长什么样，谁都说不上来，因为都戴着摩托车头盔。

    案情分析会上，一部分人倾向于认定：枪劫案犯是犯罪老手了，尤其是那开枪的女子，枪法准，手法狠，动作没有拖泥带水，进退设计如此周密，初犯是做不到的。文静想，仅仅从这几个行为特征上断定案犯是惯犯还是不够的。她列举了反证，但只是在心里，而不是会议上，因为她自己也没有完全确定。至于枪法准就更难让人信服了。一者抢劫犯射击距离很近，就是离清洁工也不过是二十米以内，而离那名保安就近得不能再近了，紧紧顶着太阳穴开的枪。近距离开枪，命中率自然很高，不要说还有没想打准却偏打得很准的误打误撞的因素，文静记得一位当过兵的朋友讲过一件与之相仿的事例。部队有一个新兵，刚到部队射击科目老是拉全连的后腿，怎么练都不行，一上靶场，不是脱靶就是偏靶，大家都认定他是没治了。他所在的连队负责一个劳改农场的警卫。有一天晚上，他上哨位执勤。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发现犯人区里有一个黑魖魖的人影，吓得他端起枪来大声喝问是哪一个？但那人影不吭气，反倒冲着他站的地方走来，他一紧张，扣动了扳机，一枪把那人影打没了。连长听见枪声出来查看，才发现是一个想逃跑的劳改犯。连长给弄糊涂了，这一枪之准，就是让连里的优秀射手都惊叹，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枪出自一个射击科目总是过不了关的新战士。事后问他是怎么瞄的，他却说他连瞄都没瞄就扣动了板机。

    另有一些人倾向于认定是里应外合。

    持这一倾向的主要依据是：现场的一切都可证明，劫犯显然是事先经过精心的谋划，从作案的时间到方式，以及使用的武器和交通工具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的。既然是有备而来，那抢劫的对象仅仅是友谊商店沙坪坝分店里的珠宝柜吗？分店珠宝柜的柜台主任讲，案发前珠宝柜里最多也就是不到十万的货品，动这么大的干戈，周密策划，甚至动用武器，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了？绝对是冲着那一箱从总店调来的珠宝而来的。但与此同时也就让人不解了，案件的策划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的，但总店的五百万珠宝的调动，只是案发的前一天才由总店老总们临时决定的，这就使策划的时间与珠宝调动的时间不相一致。当然也许是策划虽然在前，但是时刻准备好了，蓄势待发，只等到珠宝调动成为事实，抢劫就立即实施。象是如此。但真若如此，那抢劫案犯必不可少的就是必须确知珠宝的调动，于是必然要有友谊商店内部的知情人予以配合才行，而且知情人必须也要身临现场，做进一步的配合，否则就有可能失败。

    文静对这一倾向也不尽赞同。

    保安作内应，是不是职位低了一些儿？他能做什么内应呢？但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必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而自己也只是临时被召来旁听的，她只想多听一听，而不急于发表自己的倾向。

    最后定性分析无法统一起来，再者基于案情重大，所以专案组还是定下来不放过任何线索，多方面地展开侦查。

    重庆警方从案发当日下午开始展开全面的搜捕。

    珠宝抢劫案案发当天晚上，沙坪坝又发生了一件事，只不过事发后没有人向警方报案，所以很多的人，当然也就包括文静在内对此一无所知了。

    重庆沙坪坝区合力建筑公司的老板掉到嘉陵江里淹死了。

    合力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乐陵，今年四十来岁。10月4日晚上在豆花鱼庄请客。豆花鱼庄在重庆小有名气，老板原先是职工食堂的大师傅，炒起菜来总是缺盐少油的，偏偏做得一手好鱼。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两口子承包了职工食堂，专门做起了豆花鱼。味道鲜美，独特，渐渐就远近闻名起来，最红火的时候，许多食客专门开着车来品尝，一时间也成了山城的一大奇闻。后来生意做大了，两口子就离开了发迹之地的职工食堂，在嘉陵江石门大桥下租了一条趸船，开起了鱼庄。听着嘉陵江的潮流拍岸之声，品尝着麻辣鲜香的豆花鱼，确也是世间一乐。于是，许多人慕名而至，名声越炒越热，以至于请客户吃饭不到豆花鱼庄，那就要差点情意。乐陵请的都是他生意上不可缺的人，当然也就得去豆花鱼庄应应时尚了。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他会大难临头。

    乐陵酒量低微，碰到这种他只求别人别人却不用求他的场合，自然是要醉，而且必定是醉得早，醉得快，因为他请来的客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海量。席间他好象有什么事一样频频看表，到晚上8点30分的时候，他又看了一次表，而且还向邻座的人对了一下时间，确定是8点30分的时候，说是要去方便，确实也醉得差不多了，起身踉踉跄跄往外走，随他同席的会计问，要不要扶着他去，他一挥手，说不用了，都走了谁陪客人呀，我自己能行。会计就让服务生扶着他去。服务生扶着他走进卫生间，便转身忙自己去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有人喊救人，说是有人落到江里了，大家一阵忙，才知道落到江里的是乐陵。当时没有人肯下江去找，会计急了，说是谁下水，给谁两千块钱，这才有两个泵船上的水手跳下去找。但哪里找得到呢？第二天在下游捞起了乐陵的尸体。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乐陵喝醉了酒，自己不小心掉到江里了，喝成那样子了，再好的水性也活不出来，大概是命使之所然，所以，办了后事，也就逐渐淡忘了。

    文静正在办的诈骗案，案情并不是很复杂。

    深圳一家专门生产微机显示器的厂家，与重庆一家电脑公司合作销售。在重庆方预付了50万的货款后，便调到重庆价值三百万的货。谁知货到重庆的第二天，深圳方的人去验货时，却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且那家公司竟然也是变戏法一样变得无影无踪，情急之下，便向警方报案，说是有人诈骗了他们三百万。

    据深圳方陈述，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年初的时候，深圳厂家欲到重庆建立销售网络，先是派了两个人做市场调查。方方面面跑了两个月，就很坚信地得出重庆大有做头的结论。重庆市场之大，确实让人兴奋，而更让人兴奋的是，重庆的电脑市场就如同一大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那么谁先进入，谁就占了先机。但是，它之所以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重庆的销售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许多销售方式，销售渠道人为制导因素极为显著，所以采用通常销售方式就有可能一筹莫展，还是要靠人际关系的渠道才能走得通，走得顺。深圳的人明白这样的特殊形势后，便仔细地筛选了各行业的市场需求，最后确定把建筑行业做为主攻的重点。因为重庆变成直辖市后，最先启动的必将是建筑行业，况且还有三峡大坝的跨世纪的大工程呢。

    深圳的人于是目光瞄准了市建委的主要官员，没有多久就将注意力聚焦在建委第一把手杨主任的身上。做生意的人对于如何对付政府官员，那真是轻车熟路，但却没有想到，这次却屡屡碰壁撞墙。建委杨主任工作能力很强，有眼光也有魄力，但也就独断专行，权力集中。当然这是商家最理想的对象。但杨主任极有内力，随便商家施展出多少手段，他就是不为所动，甚至是根本就不吃那一套。仿佛他浑身练就了刀枪不入的铁布衫，水泼不进针扎不透。深圳的人没有办法了，正准备打道回府时，却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杨主任的儿子出事了。

    杨主任有两个孩子，姐姐在一家广告公司，弟弟在农业银行。姐弟俩相差十岁，姐姐离了婚，而弟弟没结婚。姐弟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姐姐很能干，很有主见，象父亲，弟弟却很贪玩，象母亲。贪玩的弟弟在农业银行信贷处，挪用了公款，与一帮子哥们成天花天酒地。后来事发东窗，原是要送交警方，后来顾及到杨主任的面子，便通融了一下，决定如若能赔出挪用的款，即可内部处理。回家杨东一说，差点让杨主任背过气去，当时就发了脾气，声称要打电话，请农行交司法机关处理。杨东的母亲拦住了怒不可遏的杨主任，立即打电话告知女儿，女儿问挪用了多少，母亲问杨东，说是一百多万，女儿电话那头吸了一口凉气，但又马上说，先别让父亲动作，给她三天时间，她去想办法。三天后，姐姐提着不知从哪搞来的一百万交到了农行，农行便以一纸辞退书了结此事。

    没了工作的杨东只好呆在家里，母亲又怕他出去鬼混，就狠心地控制了他的钱。所以有时杨东身上摸遍了也摸不出五分钱。他在外面花钱花惯了，现在这种情形真让他有心去死。恰巧这时深圳的人找到了他。

    深圳的人说是想在重庆设立分公司，请杨东出任副总经理。杨东问，我能做什么呢？深圳的人说，其实你也不用做什么。杨东说，那我去当什么副总经理呀？深圳的人明说，你爸爸不是建委主任吗？建委系统的计算机配置业务随便弄一个过来，就够你忙几个月的。杨东说那行，不过我得回家说一声。没有想到第二天杨东变卦了，说是不想当什么副总，但是可以作为重庆一方与深圳合作销售。深圳人一听，就猜到杨东背后有一位高手给他出了点子。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同意了。过了几天，杨东说他自己搞了一家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主要业务是电脑及电脑配置，如果深圳方愿意合作的话，就约个时间谈谈合作细节。

    深圳的人去了杨东的公司，也查验了经营执照，虽则是渝兴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但竟也是独立法人公司，注册资金也有一百万。深圳人便没有任何疑虑地与杨东商讨合作的细节，杨东拿出一份清单，上面全是建委系统电脑配置的规划的指标，其中最让深圳方感兴趣的就是重庆建筑设计院的订单。杨东说要是深圳出面去做这笔订单，十有八九拿不到手，但如果由他的公司出面，那易如反掌，因为这笔订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建委拨款。深圳人心领神会，于是就商定把货物调到杨东的公司，销售以后按比例分成。杨东说，如果不放心，他可以马上预付五十万，并且可以让深圳留下一个人监察货物到后的出入情况。深圳的人拿到五十万预付款，而且又可派专人看护货物，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谁也没有想到会出事。

    深圳发到重庆的货柜是8月25日到的重庆东站，杨东偕同深圳常驻的人一起提货，又一起将货盘进了杨东的库房。什么都弄好了，这时已经下午6点多钟了。杨东说应该庆祝一下，于是由他作东，请深圳的人实实在在玩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深圳的人到杨东的公司，却看到的是人去楼空。问及物业管理部门，说是前几天杨东的租期就到了，昨天晚上来了一帮子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深圳的人顿感大事不好，迅即到库房一看，果然也是空空如也，问库房管理人，人家说不知道，杨东租的库房，也是昨晚把货物拉走了。再找到渝兴公司，公司的总经理说，杨东是挂靠在渝兴的，属自付盈亏的承包关系，且是独立法人，债权债务与渝兴无关。深圳方找不到杨东，也不知道货物的下落，只好求助于警方。

    文静没有怎么费力就找到了杨东，但杨东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文静不相信，从已掌握的情况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布好了套子让深圳人钻，而如果没有杨东，深圳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上当了呢？杨东却说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杨东今年二十八岁，个子挺高，长得也有几分帅气，但就是脸上老是摆出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再乎的神态。文静说，合同是你签的，你又是法人，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你就应该对这批货物负责，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当然是另当别论。文静的话中意思很清楚了，尽管你说你也是受害者，但法律责任还是要由你来负的。杨东也听明白了这个意思，于是似乎象是初出道的样子问，那我能做些什么？文静感到不可思议，这么严重的事怎么到了杨东的嘴里就变成了一件搞糟了的游戏？他是真不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呢，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又问，你知道你要为此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杨东说，知道，知道，我就当是欠了他们货物行不行，我都承认了，难道还要把我抓起来不成？文静说，你不是欠了别人的货，你是骗了别人的货，是诈骗，懂吗？而且骗得不是小数目，这是犯罪，犯了诈骗罪，你已经犯了罪，不抓你又要抓谁呀？杨东一听吓坏了，好象想都没有想，便向文静提了一个古怪的要求，说能不能让他姐姐来一趟，文静问，让你姐姐来做什么，杨东说，我见了我姐姐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啦。

    文静一想，看样子，杨东也是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杨东能积极配合警方的查证，或许结果更好一些。所以就同意让杨东给他姐姐打电话。文静在一旁听着，杨东打电话时几乎快要哭出声来了，也不知道电话里他姐姐说了些什么，杨东这才又回复到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态。文静心想也够奇的，看来杨东在家里被宠环了，宠得一无所能，宠得不象个男子汉了。从这一现象分析，杨东可能也是象他自己所说，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要求见父母，而单单要求见他的姐姐呢？

    杨东的姐姐没有来，而是深圳的人来了，是来要求撤消对杨东的指控。文静觉得很奇怪，但深圳的人说他们已经找到那批货的下落，并且已经追回。完全是一场误会。误会？那怎么解释杨东的人去楼空呢？又怎么解释库房连夜提走了货物呢？又怎么解释杨东事后避而不见呢？深圳的人说半天也没有说出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但事主已然找回了货物，又明确认定错不在杨东，文静也觉得有些骑虎难下。恰在这时，局领导也找到文静，说是这个案件可以到此为止了，文静说如此而为，是不是过于草率了？尽管事主提出了撤控，但其中许多隐情并没有进一步得到澄清，如果就这样了结了，那会不会有什么预想不到后果？局领导说，出了问题自有领导承担责任。

    文静决定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文静结案之前，又仔细询问了一次杨东。

    杨东得知深圳的人让他去任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尽管待遇相当优厚，但他还是把不准划不划算，所以提出回家问问。但他并没有问家里的人，而是找到了渝兴公司的薛总经理，他与薛很熟，过去就有一些交往，特别是他在农行工作的时候，也帮过薛的不少的忙，到现在还有一笔贷款薛没有归还。杨东问到薛总，薛总说，深圳的人狡猾得要命，名义上是让你去当什么副总，实际上是想利用你父亲的权力，到最后大头让他们拿走了，你不过是拿点小钱。与其如此，还不如你自己做，跟他们对半分成，再者说了，你自己做，别的厂家也会自动找上门来。杨东为难地说，我自己怎么做呢？薛总说，那好办，听我的没有错。

    其后几天里，薛总替杨东办好了一切，先是将原本就有的分公司的法人改成杨东，然后再替他租了一间写字间，挂出公司的牌子，又为他的帐上划去了五十万的流动资金。这一切做好以后，薛总让杨东出面约深圳的人到分公司面谈。到货物进入库房后，薛总又让杨东出面去应酬深圳的常驻代表。再后来杨东就一无所知了。第二天下午他也是到公司去以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跑去找薛总，薛总说当时事情紧迫，分公司法人的易名没有通过工商局，也不知道是谁向工商局举报了，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工商局的处罚，分公司的执照被注销了，还罚了一笔款。杨东问那批货怎么办？薛总说你就不用管了，后面的事情他会处理好的。并且强调，这段时间里杨东最好呆在家里，不要与任何人联系。等事情处理好以后，薛会告诉杨东的。杨东听后就回家了，果然没有跟任何人联系，也没有跟家里讲。

    假如杨东所言为真，那薛总经理就是一手设计的这个圈套。但这时候去接触薛，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尤其是深圳方面撤控的情况下。文静去找深圳的人，一方面是想核实一下杨东的话有几分真实，另外也极想弄明白撤控的原因。但出乎文静预料是，深圳的人是找到了，但却什么也不愿意说。这让文静很失望，但也不能强迫别人说。文静感觉到深圳人有一种难言之隐，但究竟是什么，好象无从而知。文静正准备走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一份材料，抬头上赫然印着“重庆市建筑设计院”的大字，她心里一动，原来如此，怪不得深圳的人要撤回对杨东的诈骗指控，也怪不得事后深圳人对此讳莫如深呢，显然与什么人做了一笔交易。

    杨东确是充当了薛总经理的工具，但薛总其人为什么连杨东也骗了进去，目前尚不得知，而确切无疑的是薛利用杨东骗到了深圳厂家的一批货。深圳方报案后，渝兴公司不是合同签订方，而独立法人的杨东当然难逃其责。杨东的家里人知道后，认定杨东当了一回冤大头，但又明知无法追究渝兴公司的薛总。那么若要让杨东免于警方的追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深圳方撤回对杨东的指控，而这样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深圳做一次交易，杨东家里，特别是杨东的父亲，手里有交易的筹码，身为建委主任，把深圳想要的业务拿出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于是杨主任用某种方式找到了深圳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交换。在这样的情形下，深圳方经过权衡，当然会接受杨主任的交换。于是撤控，于是讳莫如深，于是杨东也就没事了。

    要证实这一推断，文静认为很简单，只需跑一趟建筑设计院就清楚了。她果然去了，果然也证实了这一推断主体思路的正确性。而仍要做的就是落实其中尚不完全清楚的细节。但有一点文静心里很自信。那就是可以重新立案侦察渝兴公司的诈骗案。但向局领导汇报后，局领导说研究一下再说。二天以后，领导对文静说，这个诈骗案交给别人去查，你交接后立即到珠宝抢劫专案组报到，说是那边遇到难题了，局里决定调一些业务骨干去充实专案组的力量，以期尽快查出结果出来。文静心里兴奋不已，她确确实实早就想介入那宗专案了。

    文静到了专案组，照例是从卷宗开始。

    从卷宗上反映出案件的侦办进展看，警方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破。一方面尽管警方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查寻，但没有获得令人振奋的线索，文静还是坚持当初案情分析会上她自己的反证：也许根本就不是惯犯所为。

    其实从文静自己的办案经验看，是不是惯犯所为，大都与残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相当多的案例中，许多惯犯作案手段反而不如初犯凶狠，这主要因为惯犯对实施犯罪的结果比较注重，在持枪震摄住现场对自己有所阻碍的人员后，一般情形之下是不愿意再去杀人的，惯犯真正绞尽脑汁的是得手不被逮到的结果，假如可以不杀人却杀了人，那就意味着被逮住的可能增大，越是老谋深算的惯犯越是不愿意做这种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事情。劫犯杀死保安，纯粹是一种另有含义的举动，好象不单单是残忍。从现场情况看，劫犯一进店已经向保安开了一枪，打断了右腿上的动脉，出血不止，他站都站不起来，也就无从谈起阻止劫犯了。那为什么还要开第二枪呢？文静琢磨着现场目击者提供的细节。不止一个人说那名女劫犯拿到珠宝箱后，不是马上离开现场，而是又一次把枪筒顶向了坐在地上的保安的头部，也正是因为复又顶着头部，刚从楼梯上下来的清洁工才会吓得失声叫起来，至使惊动了劫犯，甩手一枪打死了清洁工。为什么，为什么呢？

    文静怎么想都想不出个答案出来。

    把枪顶在头部，是想再威吓一次，岂不是多余？况且在那种情势下，案犯竟然会如此从容不迫？是想说些什么？对了，后来在打死清洁工后，她不是说了一句“你活着有什么用”？可不可以说，假如清洁工不出现，案犯就可能先说这句让人不明所以的话，然后？然后开枪打死保安。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清洁工出不出现，保安是在劫难逃，非死不可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打死保安，而要在抢劫得逞之后，而且还要说一句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却又听不明白的话？好象是这时保安该死了。可是保安该不该死究竟与案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案犯的口音上可以断定，案犯都是重庆本地人，虽然所使用的摩托车牌照都被事先用纸遮住了，没有人能看见，但使用摩托车本身就证明案犯相当熟悉重庆的状况。重庆私人开辆摩托车上街拉客是极为普遍的，重庆人戏称为“麾的”。用这样的交通工具，一是考虑到走到哪不显眼，另一个就是可以在事后逃避途中不受堵车之阻。假如是外地流窜人员作案，可能就考虑不到如此的细微。文静想起前些日子，有一外地来重庆的案犯抢劫了一家储蓄所，得手后开着辆小面包一路狂奔，没想到没有开出多远，就遇到了堵车，堵得案犯进也进不得，退也没法退，眼睁睁地看着警察追赶上来，俯手就擒。审讯的时候，他后悔不迭地反复叨唠：没想到重庆塞车塞得这么邪乎。

    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是惯犯。

    但如果不是惯犯，警方下一步应该根据什么来确定查寻的方向呢？

    文静又埋头卷宗中。

    从抢劫案犯的前后过程分析，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从摩托车，到头盔，着装，再到各自明确的分工，都可以想象案犯把每一步都预先设计好了。但这也就让人想不通了。不管案犯策划得多么周详，有一点他们是无从策划的，这就是那箱价值五百万的珠宝。据调查的情况分析，那箱珠宝出现在抢劫的现场，只是一种巧合，因为出事的前一天下午快要下班时，总店才临时决定第二天调五百万的货到沙坪坝分店。当然也许这之后有人向案犯透露了消息。但为什么偏偏等货进入分店后才实施抢劫呢？虽则其它地点，其它方式不确定性因素，或者是不可预见的因素发生率较高，但进入分店抢劫的一个对案犯而言最致命的因素，这就是货到分店后要么马上上柜，这就无形之中增加了作案的时间，也增加了败露的风险；要么就是先入分店的保险柜，如果真是这样，那案犯就等于白忙一场。

    实际上案犯不仅要事先知道五百万的货将调到分店，而且还要对友谊商店内部运营规律相当的了解。假如真是这样，那不就是里应外合了吗？

    文静查找卷宗，想看一看对那个保安的调查情况。

    保安名叫黄伟，出事那天本不当值，但他前一天与同事调了班，理由是10月5日要去参加战友聚会。案发后警方专门向他的战友调查过，没有一个人知道聚会的事，也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战友通知黄伟的。警方立即断定，黄伟是自己编造的借口调的班。但为什么呢？

    另一个细节是，案犯进入现场后，发现四个柜台中有一个是空的，便问柜台主任，柜台的货放在哪里了。柜台主任下意识地把目光掠向了坐在地上的黄伟，而黄伟却又把目光掠向了站在柜台后面的主任，有人断定，黄伟的目光不是下意识的，而是在提醒案犯，那箱珠宝就在主任的脚下。于是案犯才用抢顶到了主任的额头上，逼着主任取出了珠宝箱。进一步推断：黄伟从某种消息渠道得知了第二天总店要调五百万的货到分店，所以用战友聚会的借口调了班。当案犯进入现场时，黄伟假意冲了上去，事先商定好这时案犯向他开一枪，用这种苦肉计的方式洗刷他的嫌疑。案犯也许是故意装作不知道那箱珠宝放在哪里，也许真的不知道箱子的确切位置，所以问柜台主任，所以黄伟用目光指引案犯。但黄伟没有想到，案犯早就打算过河拆桥了，一旦拿到了珠宝，就准备杀黄伟灭口，正准备这么做的时候，清洁工出现了，因此案犯先打死了清洁工，然后说了那句话以后开枪打死了黄伟。

    文静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暗想不对，假如真是这样，案犯何必要说什么呢，何必要让警方怀疑到黄伟是做内应而一步步查到自己的头上呢？黄伟用目光指引案犯，案犯又用那么一句话指引警方，这不显得不合情理了吗？

    但尽管如此，文静还是认定了黄伟身上的确有许多疑点。

    友谊商店调五百万的珠宝到分店上柜，案发之前，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详情。从上往下排，老总们知道，但也只限于知道要调，而具体什么时候调，具体都调哪些品种的货，就全然不知了，因为具体的操作都是由总经理去实施。除了总经理以外，还有就是保安部的主任，还有就是库房的人员。假如黄伟是这起劫案的内应，那么他必须是在与人调班之前知道这一详情的。调班的时间是下午6点40分左右的时候，而总经理正式通知库房备货是在下午6点20分左右的时候。与此看来，可能是总部有人用诸如电话的方式通知了黄伟。也由此看来，总部也一定有与此案有关的另外的内应。那个另外的人是谁，黄伟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抢劫得手后要杀死黄伟灭口？要不就是那另外的人没有直接通知黄伟，而是通知了劫犯，然后劫犯再通知了黄伟，如果真是这样，那黄伟就有可能不知道那另外的人是谁，既然不知道，那劫犯还有必要杀人灭口吗？有必要，因为黄伟认识劫犯。文静自己也不知道她想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杀死黄伟的原因除了上面二个可能外，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呢？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呆在办公室里想是想不出来的，文静合上卷宗，想再找有关的人谈谈。

    文静首先找到了黄伟调班的那名保安。这个人是个大个子，宽平的脸，名叫齐远。一进保安部的办公室，就瞪直了眼睛问：“是不是黄伟的事？”

    文静站起身来让他坐下来，和颜悦色地说：“对不起，担搁你一点时间，我还想再了解一些黄伟的情况。”

    齐放问文静：“听说你们也怀疑黄伟，是吗？”

    文静无法说是，也无法说不是，岔开话题问：“黄伟跟你商量调班的事的时候，他还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说得不多，就是说要参加战友聚会。”

    “他提没提到是早就约好的呢，还是临时接到通知的。”

    “那到没提，不过我猜是临时接到通知的。”齐入看见文静耸了一下眉，便马上解释说：“我跟他一起上了一天的班，他都没有说那件事。后来接了一个传呼回来就提出来要跟我调班。”

    “那是在什么时间？大概的时间？”

    “大概是下午6点半以后了。”

    “他说没说是谁打的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的。”

    文静一惊，怎么会是这样，急忙问：“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收到的是留言。”

    “他是这么说的吗？”

    “他什么也没有说。”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在我身边看传呼，嘴里说了一句话，两个零是什么意思？我说，笨蛋，那是让你提取留言。”

    “对不起，那为什么原来你没有讲过这个细节呀？”

    “你们没有问呀？”

    文静一楞，刚要说什么，齐远又说：“我再说一件事吧，要不你们要怀疑我头上了。出事前一天晚上黄伟的姐姐来店里找过黄伟。”

    文静以为是什么重要事情呢，原来是这件事，她心不在焉地问：“是吗？黄伟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

    “他换班吃饭去了。”

    “是这样。”

    “我还要说吗？”

    文静回过神来，歉意地笑了笑，说：“请讲一讲吧。”

    “他姐姐一来就问黄伟明天上不上班，我说上，她又问，不是说明天休息吗？我告诉她调了班了。她就什么也没说走了。”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文静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呀，我也觉得他姐姐怪怪的，我还跟她讲，黄伟一会儿就回来，她说也没有什么大事，说完就走了。真是怪怪的。”

    文静也觉得怪怪的，找黄伟，又不等黄伟回来，突然文静全身一颤，连忙打起精神问：“你认识黄伟的姐姐？”

    “不认识。”齐远挺机灵的，没有再等文静问，便又接着说。“她自己说她是黄伟的姐姐。”

    “黄伟的姐姐长的什么样？”

    “短发，个子不高，脸上化妆化得很重，几乎看不出脸的模样出来了。我听黄伟说他姐姐挺有钱的，有钱人化妆品随便用，化得鬼了鬼气的，难看得要命。”

    齐远最后说了些什么，文静没有听清，她已经陷入了深深沉思当中了。

    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黄伟姐姐为什么去找黄伟，而又没有见到黄伟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文静按图索冀似地找到了黄伟姐姐的家。

    这是一幢独门独户的三层小数，不十分宽敞的庭院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杂物，一道铁门紧紧地关闭着。文静敲了几下，没有动静，便又加重敲了几下，只听得屋里有人喊“是哪个？”，却只闻其声却不见其人。文静也不应声，仍旧敲着，直到屋里骂骂咧咧地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时，文静才停住了手。

    那女的三十来岁，好象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披散着头发，两个浮肿的眼泡底下青痕很重，身材不高，短发，套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怀里拢着一只白色的小狗。她一见站在铁门栅栏外面的文静，没好气地问：“你找哪个吗？敲门就跟敲鼓一样。”

    文静问：“你是不是黄伟姐姐？”

    那女人一听黄伟两个字，浑身一哆嗦，恶声恶气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文静掏出警官证，隔着栅栏出示给那女人看，那女人掠了一眼，嘴角一撇，“哼，警察有啥子了不起的，好大回事吗，有这么狠的敲门吗？”

    文静有点火了，心想不使劲敲，你听得见吗？

    “我是为黄伟的事情来的。”

    “黄伟？找黄伟做啥子吗？人都死了，还有什么事情？有事找他们单位去谈，找我干啥子吗？”

    “听说出事前一天晚上你到沙坪坝分店找过黄伟？”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你是说你没有去找过黄伟？”

    “我得去得了呀？那时我还在老家呢。我又不是神仙，说回来就回来了吗？真是的。”

    文静呆在了门外，假如黄伟的姐姐没有去找过黄伟，那事情就是另有隐情了。等她回过神来，那女的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进屋去了，文静心想，这女的怎么这样呀？但不管她是怎么样，文静似乎是找到全新的视角。

    文静在回专案组的途中，仔细地推敲着这一新的发现。

    虽然还没有对黄伟姐姐的话加以证实，但十有八九是真的。因为姐姐去找弟弟，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必要矢口否认。

    齐远的话也是真的。

    那就有意思了。

    有自称是黄伟的姐姐找黄伟，但又不是黄伟的姐姐。那会是谁呢？会是谁要找黄伟而又打着其姐姐的旗号呢？而实际上谁都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假如不想说自己是谁，尽可以不说就是了，何必要假冒黄伟的姐姐呢？既然是假冒，就应当有假冒的理由，最容易猜到理由就是事后别人不知道是谁来找黄伟，换个说法，就是事后别人不知道是她找过黄伟。那么按此走下去，找黄伟的女人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文静又把那女人找黄伟的过程在心里模拟了几遍，对了，目的是让齐远不在意，人一般认为很平常的事就会不在意，不在意就会迅速地淡忘，姐姐找弟弟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啦，既然平常，齐远就会不在意地淡忘，果然如此，齐远淡忘得连警方调查时都没有提起，只是后来文静再一次找到齐远时，他才被触动了大脑深层的记忆，才提起了这件平常的往事。在从那女人找黄伟的过程看，她似乎并不在意是不是能见到黄伟，只要，且慢，要不她就没打算见黄伟。她只是想问问黄伟第二天是不是休息，仅此而已吗？不象，仅此而已她何不多等几分钟直接问黄伟呢？不方便？既然不方便为何又亲自来找黄伟呢？要是恰巧黄伟没有去吃饭，或者吃完饭回转了，那假冒不就会露馅了吗？一定是她有遇不到黄伟的把握才这样去做的。她有什么样的把握？看见黄伟出去吃饭后，才进店找到齐远。如此看来，她不是专门来问什么，而是专门来证实什么，对了，她就是来证实一下黄伟第二天是不是休息，不对，是想证实黄伟与齐远是不是一定调了班。这就合拢上了。那假冒黄伟姐姐的女子根本就不是来找黄伟的，而是来找齐远的，她就是想亲自证实一下齐远是不是与黄伟调了班，但又无法直接找齐远来证实，于是等到黄伟吃饭的时间，她说是找黄伟，黄伟不在，她自然而然地就可以直接问齐远，黄伟明天上不上班。那女子一定是很工于心计的。假冒其姐姐，也许是顺口一说，也许是让齐远尽快地淡忘。不管怎么样，那女子为什么非要证实黄伟第二天上不上班呢？假如那女子与劫案有关，那这也是整个谋划中的一环，一个重要而且非那么做的一环。

    黄伟在这起劫案当中的角色应该重新认定了。

    文静回到专案组，把这些想法作了汇报。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这一新的发现当作是久久未结的悬案的突破性的发现。释放出一个新的思路。

    劫犯在实施抢劫的同时，会不会也为警方设置了一个圈套？

    警方在案件调查的初期，根据现场目击人的说法，自然怀疑到黄伟是这起劫案的内应，于是接着自然是对黄伟展开全面的调查，那劫案的策划者的这一步目的是什么呢？现在看来，是想让警方的主要视线都集中在黄伟的身上，如此一来，究竟对劫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假如仅仅是为了让警方消耗掉精力与时间，那就不是非黄伟不可，文静设想，劫犯完全可以针对任一名保安制造内应的假象，但是，案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人专门去证实黄伟调没调班，那么显然策划者的目的不是仅仅而已，一定有另外的目的。

    一定是针对黄伟而来的。

    文静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针对黄伟，纯粹属于灭口；另一个就是劫犯与黄伟之间存在某种恩怨。有的警员说，这两个问题目前根本无法弄清楚，文静却固执地说，可以试试看。又有人问，弄清楚了又怎么样呢？文静说，那下一步怎么查就明确了。于是大家都说那就试试吧，反正不管弄不弄得清楚，都得好好查一查黄伟的社会关系。

    文静开始一步步地做出假设。

    如果属于灭口，那么黄伟就有可能参与了劫案的谋划，至少对劫案的大部分内情是知道的。劫犯的目的，是想让黄伟在现场充当抢劫行动过程的保护者，表面上是保护珠宝，实际上为劫犯保驾，起一种暗中策应作用。比如指引劫犯珠宝的具体位置，比如使商店的保安措施形同虚设。如果不是黄伟，而是另一名保安，那就有可能节外生枝，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抢劫得手后，按原先的商定，要向黄伟身上不致命的地方开一枪，以消除黄伟的嫌疑，但黄伟没有想到，抢劫得手后，案犯却打死了黄伟灭口。

    这与警方先前的推断基本一致，所以大家都让文静再作第二种假设。

    文静没有马上开始，而是列举出前一种假设的诸多相悖的地方。

    一是黄伟的现场策应作用似乎不能成立。劫犯是武装抢劫，那也就是说，事先早已准备好了，凡是遇到保安或者任何人的阻拦，必定要开枪，现场打死清洁工就是最好的佐证。劫犯行动前显然是经过周密策划的，那么他们应该能够肯定商店里的保安人员是不配备武器的，那么面对一个甚或几个几乎是手无寸铁的保安人员，劫犯是很容易控制住现场的局势的，用得着专门要安排一个知情的保安来做策应吗？何况这样做，又多了一分败露的风险。

    二是指引珠宝的具体位置，这一点也是让人觉得怀疑。黄伟仅仅是楼层的保安，对于珠宝的位置未必就能明确无误地指引出来。假如劫犯需要靠黄伟的指引才能获得成功，那劫犯可能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万一出现黄伟无法指引的情况，那整个策划都会落空，这起抢劫案的策划者不会连这点可能都想不到的。再者，抢劫案犯如果是冲着现成的珠宝而来，那就不需要有什么人指引，假如是冲着那一箱临时调来的五百万的珠宝，那黄伟就有可能无法指引。

    三是劫犯现场的举动有许多可疑之处。假如杀黄伟是为了灭口，那开枪前说的那句话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从策划的周详程度看，劫犯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也不说，既然说了那就有可能根本不在乎警方对黄伟的调查，甚至于希望警方对黄伟展开调查，这不是不合情理了吗？假如黄伟介入到劫案中，那么他应该与案犯有某种联系，那怕是间接的联系，案发之后，警方就有可能循着他们之间的联系而追查到案犯。这是案犯在策划的时候绝对应该考虑到的，犯罪现场不留有任何可循的痕迹，这是策划的主要内容。

    大家议论了一番，都觉得这三处确是可疑。有人问，那是不是可以推断，黄伟是无辜了呢？文静说有可能。

    这就回到了黄伟与案犯的恩怨说了。

    案犯与黄伟存在某种极深的恩怨，所以在策划抢劫友谊商店沙坪坝分店时，就自然想到了担任保安的黄伟。于是先是用传呼台留言的方式欺骗黄伟，说是10月5日战友聚会。然后再冒其姐姐证实黄伟是否调了班，当然是确定黄伟是珠宝柜那一层楼的保安。最后在抢劫得手后，开枪杀死了黄伟，甚至故意留下那句话，让黄伟死时还要背着一个内应的嫌疑。

    文静一说完，立刻有人反对，甚至有的人说这简直是在编故事。文静面露迟疑不定的神色听着别人反驳，当听到有人说，恩怨就是最大的，最直接的联系，也是最容易查出来的联系时，文静自己也笑了起来，开玩笑地说，那就不是直接的恩怨吧，也许他自己得罪了哪方神圣，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说法能成立了吧？没想到她此句一出，立刻雅鸦雀无声，连她自己也是神情一顿，仿佛触了电一般。

    专案组决定对黄伟展开全面的，更深入的调查。

    有关黄伟更详细情况陆陆续续汇总到了专案组。

    黄伟去年从部队复员回乡，在家只呆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到重庆投奔他的姐姐。姐姐是几年前到重庆打工，后来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天天窝在家里，也不出去做事了。弟弟来了以后，姐姐极想让他到姐夫的公司里做事，但黄伟的姐夫不愿意，表面上是嫌弃黄伟什么都不会做，实际上是不想让内弟知道得过多。后来姐夫通过熟人把黄伟安排到友谊商店当保安，后又调到沙坪坝分店。

    从他的社会交往看，不象是跟谁结下了很深的仇怨，因为他的交际面很窄，来重庆时间也不长，也没有查出有什么恶习。

    经调查，黄伟的姐姐确是国庆节前回老家了，直到黄伟出事后，在重庆的丈夫打电话到老家，他姐姐才知道。可以肯定前一天晚上到分店找黄伟的不是黄伟的姐姐，也可以肯定齐远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旁边还有一位营业员也看到齐远所说的那个女子。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似乎对案件侦察的进展没有任何帮助。

    但当文静听到黄伟的姐夫姓薛，是渝兴公司的总经理时，仿佛一下子精神起来。她对大家说，她可能找到了关键的线索，但是不是得查一下才能肯定。大家问是怎么一回事，她便把来专案组之前办的那桩诈骗案简单讲了一下，大家听后都产生一种朦胧的感觉，好象这两起案件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就是说不出来。于是又都动起来，沿着黄伟姐夫的线展开查证。

    文静找到当时接手诈骗案的警官，了解案件的最后查证结果。

    诈骗案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据经办的警官介绍，当查到渝兴公司总经理薛堂仁的时候，薛拿出来一张杨东亲笔写的欠款条，数额高达百万。再问到杨东，也承认有这么一回事。薛堂仁说，是在杨东无力清偿这笔欠款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将杨东的货物充帐了，这样一来，薛与杨东是债务关系，而不存在诈骗深圳货物的性质。再加上深圳方撤回对杨东的指控，所以就草草结案了。

    文静没有想到诈骗案搞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从结果上看，薛堂仁为了讨回杨东的欠款，竟然不择手段地设计了一个圈套，让深圳厂家钻了进来，而且是带着价值三百万的货物钻了进来，据经办警官讲，薛堂仁拿到货物后，以最快的速度，用货物总值的半价出手，拿到手一百六十万现款，除去他为杨东垫付五十万给深圳，再除去为杨东开办分公司支付的费用，他还净得了一百零几万，那么也就是说，他讨回了欠款，且还小有盈余，吃亏的当然不是薛堂仁。深圳方三百万的货物失却了，但据后来查证表明，除了杨东一次性赔付了一百万的现款之外，还通过杨东的关系，拿到了重庆建筑设计院一笔电脑配置订单，估测利润至少也在四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再算上杨东先期支付的五十万现款，也算是找了个平手，何况开始在重庆市场站住了脚，也可以算是赢家了。薛堂仁和深圳厂家都是赢家，那输家自然是杨东了。虽则他欠薛堂仁的钱用深圳的货物冲掉了，但还是拿出了一百万的现款赔付给深圳，他所换来的仅仅是深圳撤回对他的诈骗指控。杨东为什么会欠下薛堂仁那么多钱，后来又从何处筹措了另外一百万，薛堂仁何以会肆无忌惮地设局诈骗而又不受到法律的追究，更重要的是杨东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偿还新的欠款呢？文静感觉到这里面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东西。她要先会一会薛堂仁。其后再追一追另外一百万的来源。

    薛堂仁的公司场面很阔绰，在雅兴写字楼包租了第十层的全部写字间。文静一进门，就受到接待小姐的拦阻，尽管文静出示了警官证，还是进不了第二道门。接待小姐翻过来复过去的就是那一条理由，总经理很忙，没有事先预约，是不见客的。文静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我写几个字，请你给薛总经理看一下，如果他还是不见，那我就改天再来。小姐点点头，顺手递出一叠便笺纸，台头印有渝兴公司的徽标，一枝签字笔。文静略一沉思，写上了几个字：清偿债务的方式存在诈骗嫌疑，你想不想讲清楚？写完后递给了接待小姐。接待小姐用内部电话喊出另一位象是秘书的小姐，简略地交待了几句，便把文静写的条子交给了秘书。随即抬手请文静到会客区的沙发上等候。秘书小姐进去工夫不长，就又走了出来，面露微笑地对文静说：薛总请你到总经理办公室谈。

    薛堂仁很胖，胖得浑身上下圆鼓鼓的，圆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但就从那条缝中闪烁出狡猾的光，文静猜到他的内心深处并不象他的外观那样脑满肠肥，而是精明有余，对付这样的人，就得开门见山，但文静没有想到，开门见山的不是她，却是薛堂仁。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为杨东的事情来的。说实话，我的作法是有些欠妥当，但没有办法呀，您想，杨东他欠了我那么多钱，他用什么还呢？”

    “那你借给他的时候，指望他用什么还呢？”

    “当然是指望他老子还啦。”

    文静又一次没有想到，薛堂仁说话根本没有什么顾忌。

    “后来又怎么指望不上了？”

    “那老头子犟得要命，我给他儿子帮了那么大的忙，他竟然不领情，这位同志，你说说看，要不是我，他儿子至少要判二十年。这算什么？算是我救了他儿子一条命。那杨东，整个一个花花公子，进了大牢，别说是二十年，就是关他二十天，他就得死在牢里。可是后来我找到他老子办事，您猜他怎么说：他说他是他，儿子是儿子，怎么着，我那一百万就算是打水漂啦？那怎么成呢？我是作房地产生意的，现在生意淡得就象是没盐的白菜汤，一百万不得要了我的命吗？这位同志，您说我能不急吗？”

    “所以你设了一个圈套，让杨东钻了进去？”

    “别，别，这位同志您先别定论了呀。我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你知道，你用这种隐瞒对方的方式拿货物冲帐，是不是合法的呢？”

    “我知道是做错了，假如深圳厂家想要打官司，我愿意服从法院的判决。”

    文静笑了笑，心想薛堂仁不仅精明，而且还会耍赖，他明知深圳已经撤回对杨东的指控，再怎么打官司也不会与薛堂仁对簿公堂的。文静清楚自己来的主要目的，便设法绕到她关心的问题上。于是换了一个话题。

    “当初杨东为了什么事找你借款呢？”

    薛堂仁一听文静如此说，便如释重负般地缓了一口气。

    “那时杨东还在农业银行，听说是挪用了一笔公款，本来银行要法办，后来通融了一下，说是只要赔出钱来，就可以开除公职了事。所以就找到我的头上了。”

    “是杨东的父亲亲自来找你的？”

    “怎么会呢？那老头子坚持要法办，是杨东的姐姐来找我的。他姐姐是我们下乡当知青时的战友，我当时就跟她讲，何必呢，就说是后妈，那她也得管呀，把她手里的珠宝拿出来不就行了，用得着你那么上心思地跑前跑后的呢？”

    “后妈？”

    “是呀，您不知道？那姐弟俩是杨主任前妻所生，所以杨汶可护着杨东了，我听杨东说过，杨东五岁的时候，杨汶才十五岁，有一次杨东被几个上高中的孩子追着揍，一直追到杨东的家门口还不罢休，杨东哭着喊姐姐，杨汶跑出门来一看，双手一叉腰，心不虚胆不怯地骂了起来，那几个孩子一看是一个又瘦又矮的小女孩，就故意欺负地对骂起来，杨汶骂急了，转身回屋里操起一把菜刀冲了出来，那帮大孩子吓得往回跑，杨汶拼命地追，追到后来追不上了，便一使劲把手里的菜刀向前甩了出去，菜刀飞过去砍在了跑在最后面一个男孩子的脚后跟上，差一点把脚脖子都砍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杨东了，也就是从那以后，大家都管杨汶叫假小子。挺神是吧。我知道杨汶为了杨东连命都愿意豁出去，杨东一出事，她非要帮杨东的，这也许是杨东的福气吧。”

    “那杨东的父亲不管，杨东的母亲也不管吗？”

    “她母亲？别提了，要不是杨东的母亲，杨东能花得完一百万呀？”

    “是吗，你这是道听途说的吧？”

    “什么什么？道听途说？您在建委系统打听一下，杨东的母亲贪极了，尤其贪珠宝手饰，好的次的她都要，她一看见那玩艺，连路都走不动了。杨东挪用的公款，大部分都是给他母亲买手饰了。”

    “不会吧？”文静半真半假地问。

    “您不相信？我说一个人，你去问他。有个搞建筑的老板，名字叫乐陵，刚到重庆拿不到活，他打听到我老婆是他同乡，于是找到我，有一次我请杨东和杨东的母亲吃饭，也把乐陵两口子拉来了。好家伙，杨东的母亲一见乐陵的老婆戴着一对手镯子，眼睛都绿了，连菜也顾不得吃了，不顾身份地非要乐陵的老婆拿下来让她看一看。那对镯子我见了，没有什么稀奇，也就是农村传了一代再传下一代的那种带有土腥味的货色，您猜怎么着，杨东的母亲非要问是在哪里买的，竟然还说什么她买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买到。乐陵那小子够贼的，当时就说送给杨东母亲了，算是纪念品。杨东的母亲假腥腥地问多少钱。乐陵能要她的钱？也好，从此乐陵就和杨东的母亲混熟了，来来往往得还挺亲密，听说杨东的母亲出面替乐陵找了不少的工程。怎么样？够值得吧，一对手镯换来乐陵今天几百万的家产。”猛然之间，薛堂仁才想起坐在对面的是一位女警官，连忙收束住话题。

    “那当时你就借给杨汶了？”

    “是呀，杨汶说如果借不到钱，杨东就死定了，那她父亲也要受到牵连，所以我就借给她了。”

    “她一定向你许了什么愿吧？”

    “不，不，”薛堂仁奇怪地脸红了。“也没许什么愿，看在过去农村当知青的情份上吗。”

    “那为什么不是杨汶打的借条呢，却是杨东打得借条呢？”

    “这也很简单，我知道杨东的父亲很宠杨东，若是杨汶打的借条，兴许到时杨主任不认帐，谁想到就是杨东打的借条，杨主任还是不认帐。”

    “杨东一家人和你妻子熟吗？”

    “不熟，我那老婆，糟糠之妻，登不了大雅之堂。她一般不介入我的社交圈子里来，我也不向别人介绍。”

    “那与你的兄弟姐妹也不熟啦？”

    “我的家人都不在重庆，都在成都，也不常来。”

    “那和你妻子的家人也不熟？”

    “那就更谈不上熟了。”

    “但我听说你妻子的弟弟就是你介绍到友谊商店当保安的？”

    “那是不假，但我的朋友连他长得什么样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写张条子就办妥当了。哼，别提了，老婆的弟弟没来几天，碰到个玩命的，一枪给打死了，怨谁呢，只能怨他自己的命不好，老婆找我闹，我说闹得没道理，我怎么知道会碰上不要命的呢？老婆非要说当初安排在我的公司里就没事了。这位同志，那是命呀，命他该死，他就是喝口凉水都要噎死的。那人是算不到的。您不知道，就是友谊商店抢珠宝，打死的那个保安，就是我老婆的弟弟。”

    文静不置可否地沉思起来。又问了一下乐陵的地址，最后说了几句平常的话就走了。

    专案组对黄伟展开的全面调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从各方面掌握的情况来看，似乎越查离抢劫案越远，越不着边际。会不会劫犯杀死黄伟是偶然的，随机性的呢？会不会仅仅是想给警方造成里应外合的假象呢？文静最不相信的就是这种仅仅，怎么会是仅仅呢？若要是仅仅，那劫犯完全可以以任一名保安为对象，有必要前一天去专程证实黄伟的调班事情呢？可若不是仅仅，也的确查不出来黄伟与谁有仇怨，那劫犯为何非要置黄伟于死地，开了一枪还不够，非要补上一枪，当场非要击毙？这个时候，文静凭经验感觉到，在黄伟身上是不会取得多大的进展的，否则劫犯就不会那么去做了。

    能不能换一个思路？

    假如黄伟只是劫案当中的一个意外，或者黄伟本身并不牵涉劫案，那么推断思路的顺序就应有所调整。原先的顺序是力图从黄伟身上牵出劫犯，若要调整，就只有先把黄伟排除开，让推断思路重新确定一个切入点。对了，抢劫的得逞，运气因素不能成立，那就一定是里应外合，不过做内应的不是黄伟，而是另有其人，黄伟不过是搅混水的可见物罢了。

    专案组的成员也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于是调查的主要方向集中到友谊商店的内部，寻找做内应的嫌疑人。

    专案组成员进驻友谊商店的第三天，珠宝部的总经理又出事了。

    10月底的一天晚上，友谊商店珠宝部经理到朋友家办事，从朋友家里出来，还不到8点，但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顺着十八梯的梯坎往上走，快要到较场口的时候，遇到了抢劫，他奋力与两个劫犯博斗，最后劫犯开了枪，是那种自制的火药枪，近距离开火，把总经理打得浑身都是洞，当时就没气了。后来有人说，这位总经理命该如此，似乎是触了什么霉头，要不怎么他老是遇到持枪的劫犯呢？

    珠宝部总经理的死，文静得知的那一瞬间，脑海中竟然奇怪地映现出一幅原先从未遇到过的幻象：在一个傍晚时光，文静独自倘佯在静静的海滩上。浅浅的落日余辉，淡淡的沙滩，几颗晶莹闪烁的珠宝散埋在沙粒之中。略一端详，不成形状，也互不牵连，就象是一颗颗落下枝头的葡萄，就象是剜刻出壳的石榴籽。文静俯身欲拾起一颗细赏，不料随之而现出沙的却是一串比比相依的珠宝琏，文静大悟，想必是那串连之链埋藏沙底而未见，见到的只是颗颗似无关联的珠宝。

    是不是可以说，珠宝抢劫，乐陵落水，杨东赔款，深圳失货，还有保安毙命，总经理遇难，都是未见牵连之链的珠宝，未见并不等于没有，会不会牵一而其余尽现，会不会一条未见之链按因果的顺序串连所有的这一切？但让文静这一幻象渐渐真实起来的是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

    距总经理死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距珠宝抢劫案发生的一个多月的这一天晚上，渝中区外商服务中心的歌厅里发生了一起两个流氓团伙为争座位斗殴事件。警方闻讯赶到现场，拘捕了双方肇事人员。在一个外号叫麻子的家里搜查出几枝自制的枪械，还有一些管制刀具。一位警员拣出一把外观与五九式手枪有几分相象的自制手枪比划了几下，无心地说，或许就是用它在沙坪坝抢的珠宝。这句玩笑没想到引起了治安处一位处长的警觉，便立即通知了专案组。谁也没有想到，技术人员把珠宝抢劫现场发现的弹头与这枝枪的弹道一测，竟然严丝合缝，不差分毫。再经过技术鉴定，最后认定打死清洁工和保安的就是用的这一枝枪。专案组一片欢腾，顺势突审麻子。他交待说，他早在去年就把这枝枪借了出去，是前一个星期才还回来的。

    借枪的人是杨东。

    拘捕了杨东之后，文静紧接着又传讯了杨东的姐姐杨汶。

    文静与杨汶第一次照面，没有让记录警员临场，她打算正式讯问之前先同杨汶单独谈谈。当她把这一意向告诉了坐在面前的杨汶后，杨汶不置可否地侧了侧身子。开始前几分钟，谁也没有说话，都是象是似曾相似的彼此打量起来。最后还是杨汶先开口说了一句：“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哪些地方不一样？”

    “你比我想象的要文弱多了，象是幼儿园的老师。”

    “那就是说你早就知道我了？”

    杨汶没有回答文静的这句问话，而是摆出一副随你怎么办的神态，复又紧紧地闭上了嘴。

    杨汶在文静的眼里，也与罪犯的形象格格不入。个子虽然不高，但没有些许女性那种娇嫩之气，属于那种家里家外都能拿起放下的一类女人。年纪虽然看得出已到中年，而却没有中年妇女的庸懒。嘴唇很薄，薄得很自信，也很聪慧，只是眉间若隐若现一丝刚毅而又残戾之象。

    “我想正式讯问之前，我们先谈谈，你看如何？”

    “你想谈什么，就谈好了，何必问我呢？”

    “那好，想不想听听你也许感兴趣的一些事？”

    “恐怕不会有我感兴趣的事情吧？”

    “要不要试试看？”

    杨汶垂下了眉，仿佛在说，随你的便好了。

    文静没有再去问她什么，而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你的家庭经历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当你10岁的时候，你的亲生母亲就病逝了，那时你的弟弟杨东才一岁多一点儿。虽则不久你后母就进入了你的生活，但从此你就象是母亲一样处处呵护杨东，甚至于超出了母亲。你从小生活在军营，加上过早地丧失了母爱，所以你的性格趋向于男孩子。你后母没有生育过，于是也就处处宠惯杨东，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母越是宠惯杨东，你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就越微妙，越发难处，就象是你时时刻刻都在与后母争夺着杨东。好了，这也许确是你不感兴趣的事情。那我们跳着往后说吧。

    你的后母有一个嗜好，就是贪恋珠宝。贪恋到极限，就会伤害周围的人，甚至于会伤害到家里的人。你先前没有想到，竟然会伤害到你百般呵护的杨东身上。当你听说杨东挪用了巨款一事后，我想你一定是震惊之急，而当你又得知挪用的公款当中的一大部分都被你后母用去买了珠宝，你就不仅仅是震惊，而应该是震撼之极了。你清楚这对杨东意味着什么，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弟弟，哪怕是被关上一天，你都会痛苦得无法忍受。于是你着手要把你弟弟从形同灭顶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你找到了渝兴公司的总经理薛仁堂，虽则你与他一同下过乡的经历知道他是一个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但你还是找到他了，因为你想的不是去乞讨，而是去交易。你想用你父亲职位的王牌来与薛仁堂交易。果然奏效，薛仁堂拿出钱来了结了杨东的事情。但你对薛仁堂的心术估计不足，也对你父亲的铁面无情估计不足，你没有想到薛仁堂会迫不及待讨取回报，几乎就是拿出钱出来的第二天，而且也没有想到他的贪欲如此旺盛，竟然明火执仗地找到你父亲，索要整个建委系统的办公设备订单。你父亲自然是一口回绝，不留余地，不留情面。这当然就激怒了薛仁堂，于是他借机设下了圈套，明面上是要讨回他借出的钱，实际上是想再一次置杨东于绝境，实际上也是再一次置你于绝境。你做了很多工作，但薛仁堂就是不松口，所以你一定对他恨之入骨，但事情的急迫性又容不得你去从容对付薛仁堂。这时你后母向你提到了合江建筑公司的乐陵。你对他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与你后母往来甚密，你报着试探的心理又找到了乐陵，希望再一次筹措出一笔钱与杨东解危难。你没有想到，乐陵爽快之极，二话不说便支出了你想要的钱。你又找到深圳厂家的人，用钱再加上建筑设计院的订单搁平了杨东的事情。就在你以为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乐陵又向你后母发难了，他要渝苑大都会的工程作为回报，但你一听，就知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大的工程早就公开宣布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就是你父亲想拿给乐陵做都是力不能及的，何况你父亲也不会做。但乐陵并不罢休，最后竟然提出偷出标底给他去做弊，并且以告发杨东诈骗以及你父亲受贿相威胁。至此你开始动了除去乐陵的念头。你后母也深感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便与担任友谊商店珠宝部总经理的朋友谋划了珠宝抢劫，谋划的动机我猜是用抢劫到的珠宝变卖成钱，平了乐陵的账，再杀掉乐陵灭口。你后母和她的朋友谋划好后，便一古脑地告诉了你，他们当然是希望由你来实施谋划的具体行动，而且他们也确信你不会拒绝，因为你太不愿意让杨东有什么不测了。你答应了，而且立刻投入其中。你到友谊商店踩点儿时，意外地得知薛仁堂的妻弟恰好在那当保安，你是不会放过这一报复的机会的，所以你也把杀死保安做为抢劫的一个步骤，也就是珠宝链上的一颗。抢劫得手后，你便又杀死了乐陵。完成了链中的又一颗。”

    “你怎么能肯定乐陵不是失足落水的呢？”杨汶突然插了一句。

    文静摆了摆手。

    “你有些低估了警方了。我到那条趸船上看过。从餐厅到卫生间的路线是沿着靠岸的那一侧，正常情形下是走不到靠江那一侧的。如果说要到靠江那一侧，只能从船头绕过去，其间还要低身穿过三条弯垂的钢索。试想，假如乐陵真是喝醉了失足落水，他可能清醒地绕船头，穿钢索，然后再迷迷糊糊地失足落水？他并没有喝醉，他是装成那副样子，好与什么人约会，因为他席间不断地在看表，出去前还特意与别人对过表。我想，一定是你约他到靠江那一侧，也许欺骗他说你要亲手交给他工程标底，你趁着他看你递给他的东西时，只需轻轻一撞，他就会掉入江中。”

    杨汶又是紧紧抿起了嘴。

    “但是我还是搞不清楚，你为什么会支使人杀死珠宝部的总经理，或许他很不满意你杀死了保安和清洁工，在他的谋划中可能就没有杀人这一步，他不愿意承担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的风险？”

    杨汶这时点了点头，幽怨地说：“是有这个意思，但你只知其一，”

    “那么其二呢？”

    杨汶惨然一笑。

    “你想不到，我抢到的那只珠宝箱里面什么都没有？”

    “空的？为什么会是空的？”

    杨汶稍稍正了一下身子，对文静说：“要是你说够了，就请记录的人进来吧，事到如今，你就慢慢听我说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