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拉赫显然喝不惯新特万酒，因为第二天清晨他宣称，他呕吐了整整一夜。

    路兹在楼梯上碰见了探长，真诚地关心他的状况，建议他去看看医生。“行了，行了，”贝尔拉赫嘟哝说，认为要他去看医生还不如让他去研究现代刑事学。

    回到办公室后他感觉好过一些。他坐到办公桌前，取出锁在抽屉里的死者的文书夹。

    上午十点，当钱茨向他报到时，贝尔拉赫还在专心研究文书夹的内容。钱茨是上一天深夜从休假地赶回来的。

    贝尔拉赫吃了一惊，因为乍一看他还以为这个正向他走来的人是死去的施密特。钱茨穿着和施密特那件一式一样的大衣，戴一顶类似的毡帽。就是面孔完全两样；这是一张善良的圆脸。

    “您来了很好，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们必须谈一谈施密特案件。您以后要接替他的主要工作，我身体不大健康。”

    “是的，”钱茨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钱茨把椅子拖近贝尔拉赫的办公桌，坐了下来，把右臂搁在桌子上。办公桌上摊着已经打开的施密特的文书夹。

    贝尔拉赫仰靠在软椅背上。“现在我和您谈谈吧，”他开始说，“我从君士坦丁堡到伯尔尼，见过上千个警察人员，好坏都有。他们许多人并不比那些充斥着我们各种监狱的可怜的浪荡子好多少，这些人只不过偶然越出了法律的轨道。但对施密特我无可指摘，他是最有才能的。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明。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需要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该说什么，不到必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懂得保持沉默。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钱茨，他是超过我们大家的。”

    钱茨慢慢地把脸转向贝尔拉赫，原先他一直望着窗外。然后说：“这很有可能。”

    贝尔拉赫观察到他并不确信这一点。

    “对于他的死亡我们知道得很少，”探长接着说，“一颗子弹，这就是一切，”干是他把在特万找到的那颗子弹放在桌子上。钱茨拿起它，凝视着。

    “这是一颗军用手枪的子弹，”他说，把子弹放回原处。

    贝尔拉赫合起书桌上的文书夹，“首先我们不知道施密特为什么到特万或者拉姆林根去。他在比尔湖没有工作任务，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对他旅行去那里的动机缺乏任何了解。”

    钱茨听着贝尔拉赫讲话，侧过身去，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提醒说：“我们只知道施密特是怎样被杀的。”

    “这件事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沉默了片刻后，老人不无惊讶地问道。

    “施密特汽车的方向盘在左边，而您在左面的路边上找到了子弹，从车的方向看出子弹是从车中射出来的；特万的居民半夜听到过汽车马达的声喜。施密特正从拉姆波因村往下向特万镇驶行，杀人犯截住了他，显然他认识杀人犯，否则不会停车的。施密特打开右边的车门，接纳凶手，然后重新坐回驾驶座。就在这一刹那，他被枪杀了。施密特肯定没有料到那个人想杀死他。”

    贝尔拉赫对此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我现在还想抽一支烟，”点火的时候，他表示：“您分析得对，钱茨，在笔密特和他的谋杀者之间肯定发生过类似情况，我愿意相信您。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施密特驶行在特万到拉姆林的路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钱茨提出施密特在大衣里穿着一套夜礼服。

    “我完全不知道，”贝尔拉赫说。

    “噢，您没有看见死人？”

    “没有，我不喜欢看死人。”

    “但是这在调查报告里也有记载。”

    “我也不大喜欢看调查报告。”

    钱茨缄默了。可是贝尔拉赫却继续说下去。“这样案件就更复杂了。施密特吉特万峡谷为什么要穿夜礼服呢？”

    “这也许反而可以使案件更简单一些呢”，钱茨词答说。“拉姆波因一带的居民中肯定不会有许多人有条体举办需要人们穿燕尾服参加的社交活动。”

    他掏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日历。说明这是施密特的日历本。

    “我认识它，”贝尔拉赫点头表示同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东西。”

    钱茨反驳。“施密特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2日上面注了一个G字。根据法医检定，他就是在这天午夜前不久被杀害的。另外一个G字注在10月26日，也是星期三，而更前一个是在星期二，10月18日。”

    “什么都可能用G来代表，”贝尔拉赫说，“一个妇女的名字或者其它任何东西。”

    “不大可能是女人名字，”钱茨反驳说，“施密特的女朋友叫安娜，和施密特已经订过婚。”

    “对此我也一无所知，”贝尔拉赫承认；他看到钱茨对他的不明情况表示惊讶，便接着说：“我仅仅对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感兴趣，钱茨。”

    钱茨有礼貌地回答：“当然，”同时摇摇头，笑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极其严肃地说：“我是一只巨大的老黑猫，它喜欢抓老鼠。”

    钱茨不大清楚自己该怎么回答，最后解释到：“在作了G字记号的那一天，施密特每次都穿上燕尾服驾驶他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出门。”

    “这些您又是从哪儿知道的？”

    “舒勒太太说的。”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回答，又沉默了。但是接着肯定道：“是的，这是事实。”

    钱茨仔细观察着探长的脸，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后，犹豫地说：“路兹博士先生告诉我，您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嫌疑犯。”

    “是的，我有了，钱茨。”

    “我现在已是像办理施密特谋杀案的助手，您若是告诉我，您的怀凝针对谁，也许更好一些，贝尔拉赫探长？”

    “您瞧您，”贝尔拉赫缓缓答复着，象钱茨一样句斟字酌，“我的怀疑并非一种合乎侦察科学定义的怀疑。我没有根据判定一个人。您已经看到，我知道得多么少。我只有一种考虑，对哪一个具体人要作为罪犯来进行观察；但是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先提供他当时在场的证据。”

    “您这是什么意思，探长？”钱茨问。

    贝尔拉赫笑了：“眼下我必须等待，直到可以下令逮捕他的凭证出现。”

    “既然我和您共同工作，我有必要知道，我必须侦察谁，”钱茨谦逊地解释说。

    “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客观。它适用于我，因为我心目中已有一个嫌疑犯，也适用于您，因为您将把这个案件放在侦察工作的首位。我的怀疑能否证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期待您的侦察。您可以判定施密特的谋杀者。不必顾虑我的怀疑。若是我所怀疑的人就是杀人犯，您自己就会向他进攻，当然会用一种不同于我的完全无可指摘的、科学的方法。如果他不是杀人犯，您也会找出真正的犯人，那么也没有必要把我怀疑错了的人讲出来。”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探长问道。“您同意我们的工作方法吗？”

    钱茨在答复前犹豫了一刹那：“好的，我同意。”

    “您现在打算怎么干呢，钱茨？”

    被问者踱向窗口：“施密特在今天这个日子上也作了记号。我想去拉姆波因看看能否发现什么。我打算七点钟动身，这正是施密特往常驾车去特森贝格的时间。”

    他转过身躯，有礼貌地问，却有点象开玩笑：“您一起去吗，探长？”

    “是的，我一起去。”答复是出人意料的。

    “好的，”钱茨说，感到惶惑，因为这样的答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七点正。”

    在门边他又回过头来问道：“您去过舒勒太太家，贝尔拉赫探长。您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吗？”老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首先将文书夹锁进办公桌抽屉，然后把钥匙放回衣兜里。

    “没有，钱茨，”他最后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您现在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