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晴朗的一天，一个身穿栗色衣裤，头上系着纱巾、架着一副墨镜的漂亮女人走进她靠近海德公园的家。她叫若安·奥阿拉，是一位电视明星，全英国的人都认识她。她刚打开家门，年轻的女演员就吓了一跳：套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粗粗一检查，发现她的獭皮大衣和首饰被窃。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喂，是可爱的若安家吗？”

    “是我。”

    “我很抱歉参观了您的家……就这样无礼地闯进了一位漂亮女人的套间。我知道这并不怎么得体……但是盗窃是我的职业……别怪我啊。”

    一个外国男人的声音，口音很怪，用词不怎么得当，好象是个北美人。

    若安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答对。

    “喂！西弗曼小姐？”

    这次年轻的女演员又吓了一跳。

    “您一直在听吗？西弗曼小姐？”

    “我在听。”她终于说道。

    “您一定喜欢我称呼您若安吧，”陌生人继续说道，“我理解您，叫您西弗曼不那么亲切，您大概是德国人吧，当然是犹太人了。所以我细心地保存了在您家里找到了两个护照……一个护照上写的是若安，另一个是西弗曼。您放心，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当然除非您不起诉。我甚至准备把护照还给您。但这是宝贵的文件，很值钱，您说呢？”

    “您要多少？”若安问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非常想见到您把护照亲自还给您。至于其他的，给3千英镑吧！”

    “您疯了！”若安叫喊着，她生气地挂上电话。

    不幸的是，日复一日，可怜的女演员家里电话声不断，同样的沙哑嗓音，奇怪的口音，同样的北美人的用词。一会儿是越来越大胆地献殷勤，一会儿是越来越急迫地要钱。若安的神经无法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她病倒了。而整个英国都将为此感到震惊。

    敲诈者是这样一个人：伦敦，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有一个将近30岁的男人走进公共电话亭。他的头发是棕色的，高高的前额和他的目光说明他是个聪明人，右边的眉弓上有一道伤疤，鼻子笔直，双耳紧贴在头上，一直到上嘴唇为止都长得有模有样，可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至于下边就很糟糕了，下唇往后缩着，没有下巴！

    那男子走进公共电话亭，大概是在肯辛顿或切尔西还过去一点的电话亭。他从口袋里掏出红皮电话本，寻找着电话号码，一边望着玻璃门外的行人，一边拨着电话。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男人正把硬币往电话要里塞，但是他没有继续往下做这个动作。几米以外的地方，两名穿制服的警察盯着他。他马上明白：若安报警了。这是第三次他在同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警察局有时间确定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男人放下电话机，一肩头撞开门，想逃跑。但是恐惧使他窒息，他喘着气、淌着汗，听着警察的脚步声，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完了。

    以后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场恶梦：一个警察离开了，另一个警察站在他身边，他肯定是在等警车。突然，那警察的眼睛睁圆了，然后倒在马路上。那个男人跑了，他手上的手枪还发烫。敲诈犯成了杀人犯。

    在英国人眼里，法律就是游戏的规则，人们遵守法律就象遵守桥牌或国际象棋的规则一样。不能设想掏出枪来讨论规则的某些条款。因为警察没有带武器，因此在英国杀死一个警察是不能饶恕的罪恶。拒捕而杀死警察将判处死刑。

    躺在马路上的警察是普尔迪上尉，他身后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整个英国愤怒了。1万7千名警察都投入了追捕凶犯的战斗。但是如何确定杀人犯的身份呢？目睹这一起凶杀案的行人说得不十分清楚；大约30岁左右，瘦削的脸，棕色头发，美国式蓝墨镜，穿着上衣，浅灰色运动样，鹿皮鞋。在人山人海的伦敦仅靠这点线索找到凶手是很困难的。

    再说，凶手已藏了起来。他躲在克莱蒙旅馆4层的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百叶窗紧团着，房里充满了烟草味。一摞报纸堆在桌子上，旁边是一个空花瓶和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墙上贴着一个穿黄色上衣的高尔夫运动员的相片，后边跟着戴黑帽子的检球员。在壁炉上放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几只小瓶和一杯还剩下一点点矿泉水的杯子。

    那人穿着衣服横躺在床上，他睁着眼，瞧着他的手表。5点钟了，正是伦敦人挤公园喝下午茶的时间。但在这王子门街尽头的克莱蒙旅馆里却是一片寂静。除去他用耳机听收音机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收音机一直开着，几乎每分钟一次报告他的犯罪的情况，追捕凶手的初步调查以及最新的进展。

    被追捕的男人得知人们在公共电话亭的电话机上和门上取得了他右手的手掌印，还有一个小小的电话本。笨蛋！他本来是拿在手上的，为了往电话机里塞钱才放下来的。自从他发现有两名警察盯上了他，就好象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遇他干了些什么。

    那男人站起身来，把手放在嗓子上，他感到憋气。对那一瞬间的回忆犹如一阵激浪。他成了杀人犯，他杀死了警察，一个有3个孩子的父亲。他将被判处绞刑。他唯一的希望是警察查不出他的身份，但那个倒霉的红皮电话本……红皮电话本是伦敦警察署破案的主要依据。刑事部的警察仔细地分析着这个电话本。他们询问了所有上边记着名字的人。其中有几家酒吧的电话号码。一个酒吧老板说道：“啊，上帝，这很可能是米克·科拉多的本子。”

    “他是谁？”

    “科拉多？我想是个美国人。爱胡吹，他有一枝手枪，怪吓人的。”

    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人……刑警部的人都警觉起来。在这个小本里，有好几个加拿大籍法裔的名字。如果是法裔加拿大人，那么就可以解释他那奇怪的口音了。警察立即彻底地搜查了在南奥普敦开往加拿大的沙克索尼亚货轮。所有的船员和500名乘客全部经过了检查。在利物浦的西尔瓦尼亚号船上也采取了同样行动。

    伦敦警察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伦敦分部同巴黎和加拿大渥太华的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取得了联系：“我们给你们寄去的可能是法裔加拿大人的指纹，59年7月13日他杀死一名警察后潜逃，能否证明此人身份？”

    当时还没有象今天那样的传真设备，因此几个小时后，在布尔盖特，指纹照片由警察中的摩托手传递。

    凶手的指纹同指纹档案比照以后，发现一个叫贡塞尔·波多驼的指纹与凶手的指纹完全相同。此人1929年2月8日出生于柏林，单身，但有一个8岁的孩子姓他的姓。

    人们在犯罪档案里寻找是否有更详细的材料，当档案寄到伦敦警察署时已经有相当厚的一沓子了。

    先是一份加拿大骑警队1957年5月17日发往德国威斯巴登国际刑警组织分部的材料，有名叫盖德·波多驼的照片和指纹，该犯曾因多次盗窃被判两年徒刑，监禁在圣文森德保罗。盖得·波多驼1952年以德国护照移民加拿大。骑警队向德方询问此人在德国是否有前科。

    威斯巴登警察局的答复：在西柏林联邦警察局收集的罪犯指纹里没有此人的指纹。1958年8月29日，加拿大骑警队向威斯巴登国际刑警组织报告波多刚被释放，现正乘七海号船回到德国，该船于1958年8月29日离开蒙特利尔。

    克莱尔蒙旅馆的老板象往常一样给住客分发“每日邮报”。老板敲着15号房间的门。这房客名叫保罗·卡迈。他打开门，拿了报纸，道了谢。老板发现他48小时以来没有出过门。他没有刮胡子，神情疲惫不堪。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异常。

    在他的房间里，百叶窗一直关着。那男人脸色苍白，两只手哆索着翻开“每日邮报”。报纸上的通栏标题是：已知杀死警察普尔迪的凶手身份；德裔加拿大人，盖得·彼多驼。

    盖得·彼多驼！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波多驼！他紧盯着这个名字，现在……他感到汗浸湿了他的前额。恐惧令他瘫软。波多驼！波多驼！只有这个名字，敲打着他的太阳穴，使他脑袋胀痛，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床上。然后又一次瘫软地倒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恶梦的结束。

    调查一步步深入。确定了一个人的身份，掌握了他的外貌，并不意味着已经抓住了他。最好是有一张他的照片……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的要求，威斯巴登寄来了波多驼的照片及补充材料。

    波多驼原是良家子弟，中等以上智力，性情和蔼。他很有前途。不幸的是希特勒侵略了波兰，他父亲死于斯大林格勒。波多驼饱尝了战后柏林的艰难岁月：黑市，各种小偷小摸。他与儿时的好友罗希结婚，1951年他们有了个儿子叫米基。但是罗希的父母不承认这桩亲事。

    1952年波多驼移民加拿大，并决心重新生活。他在一家农场当雇工，后因一个小女孩用喷水枪喷他，他吓唬了这个小女孩而被解雇。他在蒙特利尔干过许多职业。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人企图偷她的首饰。他因行为不规而受处分，被引渡回国。他坐七海号船一直到不来梅，然后到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最后到达伦敦，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伦敦警察署很快就掌握了波多驼以后的经历：坏分子怎样以米克·科拉多的名字成了索罗酒吧的常客，在那儿他显摆了自己的手枪。他又如何沦为盗窃犯，一直到那倒霉的一天，他盗窃了若安·奥阿拉的套间。但是，盖格·波多驼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在克莱尔蒙旅馆的小房间里，百叶窗一连四天都未曾打开过。波多驼在里边猫着，不吃饭，只是抽烟和喝水。在这四天中，他处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这样便引出了故事的后半部。

    在这四天中，他躲藏在这家旅馆里，暂时逃脱了1万7千名警察的搜捕。他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绳索正在慢慢地抽紧。抓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只需要几分钟。

    逃跑是很素的。所有的港口和机场都有了他的照片，因此，他只有等待。从收音机里他得知他的照片刚刚到达伦敦，已发到1万7千名警察手里。他还知道今天早晨报纸把他的照片也登出来了。从皮卡迪丽到索罗所有的报亭里都张贴着他的照片。

    他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门的撞击声、电梯上下声。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抓他？这种难熬的等待他受够了。

    维巴尔侦探带着一群警察来到克莱尔蒙旅馆。他们的任务是谨慎地检查一遍诱饵的所有住宅。他们毫无信心地干着。因为苏格兰场开始怀疑波多驼已经藏到东德他母亲那里去了。突然侦探的目光停留在一张住客登记卡上：一个叫卡迈的加拿大人，住在15号房间，已有三个星期了。

    侦探要求增援部队和警犬乌黑旅馆。然后他要求旅馆老板敲敲4层15号房间的门，以证实卡迈是否在房间里。

    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电梯上上下下的嗡嗡声使房间主人心惊肉跳。走廊里的脚步声近了。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谁？”

    他半打开门，然后见到老板微笑着：“对不起，打搅了。我来看看床铺好了没有。”

    那人松了口气。他同老板的关系挺好。另外他居住时登记的名字是卡迈。他决定重新躺下，脱掉鞋，盖上床单，再点上一支烟，打开收音机。温柔的音乐荡漾在整个房间里，他闭上眼睛，觉得不那么恐惧了。

    老板下了楼，对维巴尔侦探说：“他在屋里，好象挺镇静，穿着衬衣，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维巴尔侦探上了四楼，径直向15号房间冲过去，想把门撞开。但他改了主意，先敲敲门：“开门，警察局的。”

    在一刹那间，什么反应也没有。身体高大的尚贝尔上尉去撞门，没受到什么阻碍，门突然被打开了，正撞在波尔驼的脸上，使他打了个趔趄，先碰到椅子的扶手上，然后摔倒在地，头撞在壁炉上。

    体重100公斤的尚贝尔以全身力量压上去，其他警察一拥而上，捆住了波加驼的双脚双手。尚贝尔发现波多驼眉肌处流血，就令他平静些。波多驼挣扎了几下，突然一动不动了。尚贝尔压着波多驼足足有三、四分钟，发现他失去了知觉，就让他靠在床上。警察往他脸上泼了凉水，他才醒过来，眉骨处仍在流血，眼睛已经肿起来了。然而警察发现波多驼机警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的举动，因此他们就把他双手反绑在背后，检查他的袜子里是否藏着刀片。

    尚贝尔发现他浑身哆啸得很厉害，似乎他很怕冷。于是尚贝尔给了他一条毯子。为了确定他的身体状况，警察扶着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他一直在发抖。

    当警察认为波多驼可以走动时，就把他带出旅馆。因为有许多记者在场，他们用上衣盖住他的头，以避免过早地辩认出其身份。波多驼被押到警察局。

    后来后来警察局做出如下报告：他在警察局呆了36个小时，无法证明他有罪，因为警察局的医生发现无法同他交谈，也没有发现他作案时使用的手枪。因此，只好把他送到医院。

    根据给他作检查的医生说，乍一看，波多驼并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损害，但是他好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拒绝吃饭，然而看管他的警察发现他好象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脑部透视：没有骨折。腰脊穿刺：脑脊髓液有一点血。阿尔韦大夫的诊断是：大脑受到轻微的撞击，但也没法治。

    新闻界对这次逮捕十分感兴趣，有的报纸暗示，波多驼可能遭到要为同行报仇的警察们的痛打或警犬的咬伤。然而尚贝尔澄清说警察没有使用警棍，也没有一个人使用武器，警犬一直在窗户外，好久以后才被放进屋里的。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波多驼藏在旅馆阁搂里的手枪。7月19日波多驼的状况有所好转；他问他为什么在医院里。阿尔韦医生作证说，他的记忆遗忘症不是装出来的。波多驼问看守要扑克，而且很正常地跟他们玩扑克。他甚至会下国际象棋，他说他自己从小就会下。

    当指派给波多驼的辩护律师到达医院时，医生给他看了医疗诊断书。诊断书上说，波多驼无法接受提问。《每日快报多写道：波多驼在睡眠中发癔症，受折磨，7月20日阿尔韦大夫宣布波多驼可以接受审问了，他可以懂得对他的指挥的性质，但是他的供词的价值还不能保证，因为犯人住进医院的原因是患了遗忘症。

    波多驼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可以审判一个对其犯罪毫无记忆的人吗？但是他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吗？专家们意见分歧。阿斯比大夫认为他是真正遗忘症患者，莱斯大夫却认为他是假装的遗忘症患者。勒里斯比大夫也认为是装的。然而拉尔班和爱德华大夫认为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

    于是法庭作出不利波多驼的裁决。法庭没有接受他患遗忘症的说法。

    这个被专家们称作“遗忘症患者”的人终于被留下他的全部财产——6个先令5个便士全部交给了被害者的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