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一家医院的办公室里，三个医生安静而惊愕地坐着，女护土以同样的惊愕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向他们宣布；女大夫安德森死了。

    在三个医生当中，有一个就是40岁的沃德马·安德森教授，他是刚刚死去的安德森大夫的丈夫。他在吃惊的表情中加入了一个极为痛苦的手势，把他那只戴着皮手套的机械手放在理成刷子似的黄头发上，摘下他的金属框架的眼镜，擦试着已经变得模糊的镜片。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两名医生只能把手放在他肩上来安慰他。这个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突如其来的。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其中一个说道：“我认为应该通知警察局，进行尸体解剖。”

    负责调查安德森大夫猝死的法官叫皮埃托·莫利尼。几天后，他收到了解剖报告：安德森太太死于破伤风。但是她身体上没有任何伤口，即使是很微小的伤口也没有；而破伤风是由厌氧杆菌引起的；厌氧杆菌一般是在伤口上被泥土污染后繁殖起来的，它产生的毒素可侵蚀神经中枢。

    此外，病情发作来势凶猛以致医生采取任何措施都无法奏效。

    上帝知道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因为不仅仅受害者本人是大夫，她的丈夫沃德马·安德森教授本人也是大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是细菌学专家。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幸的安德森大夫的第一个妻子死干杆菌感染。但是在第一次事故中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沃德马·安德森大夫和他第一个夫人进行杆菌研究，俩个人都感染上杆菌，他因及时地截去了左手而保住了性命。而他妻子却丧了命。

    讽刺？命运的捉弄？还是巧合？法官如同警察一样不喜欢巧合。皮埃托·莫利尼法官突然有一个念头闪入脑际。无论如何，厌氧杆茵是可以通过洗涤、注射，甚至简单的漱口的形式进入体内的。这好象不可思议，然而法官合上了卷宗。

    8天后，瑞典国际刑警组织分部送给法官一份死者父亲写的长达40页的信。瑞典是安德森夫妇的原籍。死者的父亲以他女儿来信的摘录以及许多偶尔的巧合为依据，经过他的“推理”或“思考”明确地指控他的女婿，那位细菌学教授有意把破伤风苗接种在他妻子体内进行谋杀。

    瑞典警官对这份报告并且对此案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打电话给罗马的法官。

    “您看了我给您寄去的报告了吗？您有何想法？”

    皮埃托·莫利尼是个矮胖的近五十岁的人，头发已开始脱落。他怕热，工作刻苦，但是十分谨慎。他用报告中的一页纸扇着风，小声喃喃道：“我想我得重新审理此案。但是您知道我也许会放弃的。我预料这是一桩很棘手的案子。所有对安德森大夫不利的迹象也同样可以用来为他开脱。最后，您放心，我会随时给您通报情况的，另外，我肯定需要您的帮助。

    安德森先生的岳父的指控内容简述如下：第1，40岁的安德森大夫非常爱他在斯德哥尔摩时前女秘书，一个30岁的瑞典姑娘。尽管他们已经分开，但是他经常回瑞典与她幽会。这一关系已延续很久，那位姑娘如此漂亮动人以致安德森大夫总有一天要娶她为妻。

    第2，安德森大夫的妻子对此完全了解，因为安德森夫妻关系并不十分好。

    第3，安德森夫人曾好几次透露，如果她万一死了，她太夫要对她的死负责。

    第4，3年前，在他们离开斯德哥尔摩定居罗马之前，安德森夫人突然感染上炭疽，并住进医院。这种疾病同样是由于杆菌引起的，一般是表现在动物身上或人与患病的动物接独后方能受到感染。

    最后，第5，安德森大夫是细菌学专家，曾发表过题为“杆菌作为摧毁的武器”的学术论文。在该文中，他指出杆菌如何能成为阴险的、文静的、有效的杀人武器：因为饮料、食品，甚至人们呼吸的空气都很容易受杆菌的感染。

    尽管这些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很有说服力。然而却有个“但是”。这“但是”在皮埃托·莫利尼法官刚一认识安德森大夫时就产生了。

    “但是”首先是大夫的外表品质和气质。他的高身材犹如田径运动员，有棱角的面孔，使人想起一个刚健、英俊的美男子。脸部线条充满生机，很平静、深思熟虑。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神秘。他好象毫不窘迫地把他那只机械手放在腮上。

    但是人们可以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吗？不能。可对皮埃托·莫利尼法官来说，还有更令人迷惑的地方，就是这个男人的才气。从他的眼神中，从他表达的方式中，以及他的每一个手势中都能看得出这种超人的才气。

    马上就象法官读那份报告时感觉的那样，他想到那些对他的指控也同样可以用来为他开脱罪名。一个如此才气横溢的人怎么会犯罪呢？安德森大夫以低沉、沙哑的嗓音，面带着忧伤的微笑跟他说：“我知道我后父给您写了封长信。我早料到他会写的。如果不是他写，别人也会写的。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也没有什么要删减的。这是真的，我希望有一天能离婚，我好娶那位年轻姑娘。没错，我是细菌学医生。没错，我妻子第一次患了炭疽。我曾写过一本题为“杆菌作为摧毁的武器”的论文也没错。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我除非是个大傻瓜或者完全神经错乱了，才会注我妻子身上接种破伤风茵。另外，我对我妻子一直有一种真正的爱恋。”

    皮埃托·莫利尼法官注视着安德森大夫金属架眼镜，陷入良久的沉思。在眼镜后边，安德森大夫的眼睛闪射出有些嘲讽的目光，但是极为疲惫。

    “大夫，您知道我此时在想什么吗？”

    “当然啦，您想我可能犯了杀人罪，正是因为所有一切全指控我，也正是因为这太荒唐以致不能令人相信是真的。我要是您，我也会这么想的。”

    “这正是我所想的。”

    “这样，”大夫下结论似地说道，“我们还不能结束我们的敌对是吗？”

    “很可能。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您喜欢罗马吗？”

    大夫大吃一惊，回答道；“当然啦，定居罗马是我日思梦想的。”

    在半个小时的交谈中，法官询问着大夫，发现他是个充满激情、专注、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不仅仅对一般艺术感兴趣，而且尤其对建筑更感兴趣。对体育他也不陌生，在发生意外之前，他是个出色的网球手，就是现在用他那只机械手他还能滑雪，尤其是长途滑雪。

    法官觉得的确挺令人迷惑。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他发狂地爱她，也属正常，但是除非这爱不是强迫性的，只有这种性质方能使爱情演变成杀人犯罪。

    一个有才气的男人为了爱去杀人，那么他所有的才智和体力完全被这爱的情感所左右、所控制，别的什么也不存在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暇顾及其他，他当然可以同时继续他的生活，几乎是机械的，由习惯和条件反射所驱使，比如象他的职业活动。但是能象安德森大夫那样精力充沛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温布尔敦马上比武大赛感到兴趣吗？这样，皮埃托·莫利尼站起身来向大夫表示调查已经结束。他想：“这个人不是凶手。”

    几天之后，莫利尼法官收到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报告。他从中得知，3年前安德森夫人在第一次住院时，是她自己诊断出是炭疽。正是由于她自己的诊断才及时救了她。因为医生不需要再对她观察，这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调查，人们发现安德森夫人的手套上染上炭疽杆菌。

    但是炭疽杆菌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时，她丈夫作为斯德哥尔摩卫生学院的细菌学专家无论何时都可自由地到培植杆菌的试验室去，他本人也完全有能力而且获准培植杆菌。

    今天，在罗马，在大学里，安德森大夫也具有同样的便利条件。

    斯德哥尔摩侦探同时也汇报了他与安德森夫人的贴心朋友的对话。

    侦探问：“您知道安德森夫妻曾有过感情危机吗？”

    瑞典女人答道，她的北方人的冷漠只是表面的：“安德森夫妻感情危机人人皆知。露丝与大家共同分享她的欢乐和分担她的忧伤，而她丈夫却是沉闷的人，最后一段时间甚至很孤僻。”

    “她毫无保留地跟您谈论过这些吗？”

    “毫无保留，她甚至跟别的朋友也谈论这些。”

    “但在这种情况下，她丈夫持什么态度？”

    “他什么也不说，但我经常想他大概会很厌烦。不仅仅是由于嫉妒心理，而且是由于他妻子的亲昵举止。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狂热地亲吻他，叫他亲密的小名。您要知道男人们是不大喜欢这样的。”

    “您最后一次见他们夫妻是什么时候？”

    “4个月前，当他们来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露丝逢人就说一切全解决了。那时，我闪过一个念头，这大概是她丈夫为了得到安宁所设的一个圈套成一个诡计，除非他俩都同意问题已解决了这种说法，才能结束他俩之间的纠纷。”

    “私下问问，您认为安德森大夫会杀他的妻子吗？”

    “我不知道。一方面一切迹象都表明了对他的指控言之有理，另一方面又显得那么荒唐。”

    安德森太太的父亲坚信他女婿是杀人凶手。

    “我女儿对她丈夫同那个年轻姑娘的关系十分痛苦。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她跟我说她对她丈夫大吵大闹让他难堪。”

    “她为什么不离婚呢？”

    “她以为只是暂时的，然后当她知道他们的暖味关系威胁到她的婚姻时，她感到被人抛弃了，她的怀疑日益增长。她经常跟我说，她坚信她丈夫愿意见到她死，她还说，如果我突然死了，那一定是沃德马做了手脚。”

    “但是您不觉得这个杀人案很荒唐吗？”

    “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如同魔鬼般的高明。”

    安德森大夫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他的情人却有一套截然不同的见解。象瑞典所有事业上有成就的女人一样，她棕色头发，身材苗条、轻盈，嗓音与她举止一样充满了激情。

    “沃德马没有杀他的妻子，他不需要这么做。他完全可以等待有朝一日离婚，他知道我会等地。”

    “那么您怎么解释安德森太太的死呢？”

    “我想他妻子本人也是大夫，和他一样清楚杆菌到什么程度能引起生命危险，也十分清楚杆菌可以成为完美的杀人工具。另外她也是完全可以到她丈夫实验室去。露丝是个感情古怪而激烈的人。当她明白她完全失败了，她会产生极大的失望感，她对沃德马的爱变成了恨，同时也恨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假如因她自杀而使她丈夫被判刑该是多么绝妙的报复！就象去年上映的一部叫《穿丝绸衣服的魔鬼》的电影一样！”

    “那么，您认为她是自杀？”

    “是的。”

    “一次是用炭疽杆菌自杀，一次是用破伤风菌自杀？”

    “是的。但是第一次她丈夫赶到她的床前，她大概对她的举动后悔了，她很快地说出诊断而得救。第二次，是在罗马，离我很远，我不知道内情。”

    在罗马，皮埃托·莫利尼法官又一次传见了沃德马·安德森大夫。

    “您为什么离开瑞典？”

    “因为我们夫妻间的纠纷引起许多闲言碎语，别人给我推荐了大学教授的工作，我便接受了。如果有一天我要重新生活，我就得忘掉瑞典。”

    “您妻子有过自杀的企图吗？”

    “她有时表现出厌倦，但从没有提到过自杀。”

    “她具有使她采取这种特殊方式自杀的办法吗？”

    “她有。”

    “您认为她是自杀？”

    “很可能。”

    “您认为同时她也有报复的企图？”

    “报复？您知道露丝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然后。大夫突然沉默下来。他前额布满皱纹，好象他想起什么，突然盯往法官说：“无论如何，有些事使我认为是可能的。一天，我们一同去看一场电影。片名叫……等等，让我想相……对，叫《穿丝绸衣服的魔鬼》。影片的女主人公采取自杀的方式使她丈夫以杀人罪判了刑。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她对我说：‘就这样，我也得给你来这一手。’她喜出望外，好象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终解决办法。”

    “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皮埃托法官小声说道。

    大夫一出门，法官就抓起电话。

    第二天。当沃德马·安德森大夫出现在法官面前时，已经成了罪犯。他手上戴着手铐。

    “为什么逮捕我，有新的事实吗？”他问道。

    “一个细节……”法官解释道，“一个微小的细节不足证据，但足以说服我。您是罪犯还是无辜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证明。但是您的无辜意味着您完完全全的诚意，任何一个微小的谎话都会使您的无辜不复存在。但是您对我说了谎。《穿丝绸衣服的魔鬼》是去年在斯德哥尔摩上演的，而您和您妻子是今年回去的。您没与您的情妇联系吗？您大概联系了。因为她也跟我谈起这部影片。因此，如果您看过这部影片该是同她去看的，而不是同您妻子。如果这部影片给了启示，那不是您妻子的自杀而是您的凶杀。您心想：‘如果我杀了我妻子，杀人显得那么不可思议以致别人会寻找另外一种假设，必定会想到是借自杀来报复。如果他们想不到，只需向警察暗示。’”

    安德森大夫耸了耸肩。他完全清楚出色的推理构不成证据。但在搜他身时，发现了一小瓶氰化钾。

    “我能把这个当成供词吗？”法官问道。

    “不。但是我认为只是由于缺乏不可辩驳的物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清白的了，背上嫌疑犯的罪名，我的事业无论如何是完了。”

    但是安德森大夫没有自杀，也没有招供。陪审团就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判定犯罪的证据不足，他被释放了。从此，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

    穿不穿丝绸衣服无关紧要，反正魔鬼已经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