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和“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讨论的结果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完成对克劳迪娅·凡·何文的背景调查以确认她成为有效证人。为此，我必须先和波士顿地区分局的“野嘴”联系上。

    顺着高罗威的思路还要去找几个医生身边的人，他们要有动机愿意交谈。我重新翻阅了档案，并又向电话公司索要了几份复印资料。在最近几个月期间从依贝哈特家打出的大量电话都打给了一个当地号码454，这个电话属于西奥多·费茵。从记录来看，事情非常明显，费茵女士和依见哈特一家人通过各种方式存在着联系：有时仅仅是一周内就有二十次热线。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和我用相同的波长工作，我们一致同意，因为这些电话是在白天从住处打出的，所以最有可能打电话是那位妻子，也许是给一位女朋友，也许是她在加利福尼亚唯一的朋友，愿意倾听这位从波士顿来的无事可干的护士抱怨她在第二十街是多么的孤独如同置身于当代的地中海中被彻底隔绝一样。

    西奥多·费茵无疑就是高罗威所要的那一类信息源。但是如果我立即打电话找她，她可以很轻易地回过头就告诉她的闺中密友，FBI正在调查她的丈夫，从而可能使整个操作告吹，并且把我捧回值班室。

    为了保险，我应该找一个熟知西奥多·费茵和依贝哈特家关系的人聊聊。谁知道呢？

    在街上转个圈就会明白，蒙塔娜以北的社会是个双重结构，上中层的白人和劳动阶层的拉丁人共存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当白种女人不在场的时候，你就可看到女佣们聚拢在繁华的住区街道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成堆的手推车和婴儿，用西班牙语传播着各种流言蜚语好像这里不再有明天一样。这一注赌会是安全的，我向“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解释说，这些流言大多是对付白人妇女的，她们付多少工酬呀，她们怎样支使佣人呀以及谁的婚姻不幸，谁和谁两个相好一类的。

    如果西奥多·费茵和克莱诺·依贝哈特关系密切，那么对她们的女佣，维奥莱塔·奥尔瓦多来说，是完全有机会知道其中的一切的，维奥莱塔会和她的好朋友谈起这件事，古特瑞丝夫人是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年长女人，并且也是从萨尔瓦多来的，还帮她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不仅了解而且关心她的人。

    我拨通了古特瑞丝夫人的电话，说我有些关于我堂妹的问题。哪种问题？她想知道。哦，关于她的生活，她怎样到美国来的。对我显示出这样的对我自己家族的兴趣感到满意，古特瑞丝夫人同意我们在星期天再见面。

    当然关于维奥莱塔的那一套是撒谎，我真正想得到的是她的雇主的情况。我沾沾自喜地向吊在那里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瞥去，但是感觉它在责难我：它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

    星期天下午雨停了一会儿。尽管还是阴云密布，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我仍然抓住这个机会把巴罗库塔开了出来，扎着胶底鞋，穿着飞行皮夹克，戴上飞行员的太阳镜，一顶道吉棒球帽帽舌向后反戴着。当我把车停到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楼楼前时，古特瑞丝夫人已经带着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外边等着我了。

    我跟他们说哈罗时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以为在他们坐上来以后至少会对我的篷车发生一点兴趣，而他们仍然什么也没说。风吹着他们蓬乱的黑色头发，但他们的脸仍是苍白的。

    古特瑞丝夫人和我在前座简单地交换了几句话，关于明天是不是会继续下雨。当我沿着落日大街加速行驶时，她从胸口里掏出了一个很大的白色女式手袋。撑开成尖屋顶状反扣在头上，似乎是为了防上弄乱她光亮的头发样式。

    现在做什么？是不是试着说几个西班牙问题使谈话继续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们会喜欢这样呢还是可能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拘束的沉默已经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所以我只好推给某种古老的方式，退回到我自己的空间里——我的车，我的星期天，我的音乐——只花了二十多分钟，开上高速公路又开了下来，开进格里非斯公园的“旅行城”里。

    在好莱坞·希尔的这一侧，潮湿，雾气弥漫的空气中有雪茄烟和铁锈的味道，尽管天气阴晴莫测，但停车坪上还是半满着，我们从一些显得脆弱的桉树底下走过，穿过大门，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微型火车站里，那里有列微型蒸汽火车正在行驶。

    “他们想去坐一坐吗？”我问古特瑞丝夫人。

    特瑞萨摇着她的头，不。她的弟弟只是拉着她的手，他穿着一件新的“菱佳海龟”毛线衣。

    我注意到几张露天的餐桌：“他们饿了吗？”

    “他们吃过午饭了。但也许他们还想吃点。”

    我们组成了一支奇怪的小分队，我裹在我的皮衣里，戴着棒球帽；古特瑞丝夫人套着青绿色的花布护腿，穿了一件尺码大得像圆桶的红色毛线衣；还有两个孤儿。

    我买了微波炉烤的热狗和饮料。我们四周的人全是在参加生日派对，大部分是拉美人。待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吃得很慢很仔细，似乎他们已经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眼睛却盯着那些包装礼盒，一个彩饰陶罐藏进树枝里，一个便携式烤架上挂满着冒着烟的腌肉和长长的整根的大葱，散发出炙烤的大蒜和欧椴的风味。每一伙似乎都包括了十至二十个家庭成员，幽默、轻松。生日蛋糕部是从商店买来的精心制作。特瑞萨看着他们却并没有妒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眼睛看得出来的感情变化。

    “妈妈！”克里斯多巴突然叫了起来，兴奋地，用手指着。

    “他认为那位小姐看上去像他母亲。”古特瑞丝夫人抚摸着他的头，“Pobrecito。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可能的确很像是从我看过的那些解剖照片中复活的死尸，正坐在那边抱着一个婴儿，一面剥着盘子里包裹水果的锡箔纸。她微笑着用她的鼻尖蹭着孩子，而孩子则抓注垂落在她腰间的波浪型黑长发。

    “克里斯多巴懂不懂得……”我不知道如何说下去。

    “他知道她的妈妈不会回来。”

    克里斯多巴使劲拉着他姐姐的胳膊，但她仍旧无动于衷就像他指着的不过是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而已。

    “你记不记得维奥莱塔是否曾经跟你谈起依贝哈特先生家的一个朋友，名字叫作西奥多·费茵的？”

    “你是指特迪小姐？”

    “可能是。”

    “哦是的，克莱诺小姐和特迪小姐关系非常密切，而特迪家的女佣，雷娜，也和维奥莱塔十分亲密。”

    “所以她们四个经常在一起？”

    “那倒不会。”

    “不？”

    “特迪小姐和克莱诺小姐在一起时非常疯狂。”

    “那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维奥莱塔后来很不高兴，因为她再也见不到雷娜了。还有那两个小姑娘也喜欢在一起玩。”

    “发生什么事了？特迪和克莱诺打了一架？”

    “哦是的。她们相互间不再说话。”

    这倒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近西奥多·费茵。我们交谈的时间很长，这个下午已经快结束了。我站起来伸了伸腰，发现玫瑰园里的花朵上已星星点点地洒上了好些在不知不觉中落下来的小雨点。我懒散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问古特瑞丝夫人：

    “依贝哈特大夫把支票寄给你了吗？”

    “是的，他寄了。我给孩子们买了些新衣服。”她有几分自豪地向着克里斯多巴鲜绿色的毛线衣点点头，“然后我写信给老祖母问她想怎么办。也许是她来这儿，也许是孩子们回萨尔瓦多和她以及他们的兄长生活在一起。”

    “维奥莱塔有别的孩子？”

    “当然，你在照片里见过他的。老祖母抱着的那个，是维奥莱塔的长子。她扔下他才来到了这个国家。”

    “她怎么能扔下这么小一个孩子呢？”

    “为了创造好一点的生活。”古特瑞丝夫人解释道，在她的眉间明显表现出挖苦的神情。“她工作，然后把钱寄回家照顾儿子和老祖母。在内心，”——她拍了拍她的心脏——“她想念她的妈妈。”

    她打开她的随身手袋，取出一卷薄擦面纸。手袋里则散发出浓郁的香粉的气息。

    “现在那孩子一定已经有八岁或者九岁了。他甚至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妈妈。”

    除了温和地溅落的几点雨滴外——落在我的头发上，长椅上，落在上百朵含苞的玫瑰上——我们之间再无话可说。

    古特瑞丝夫人垂着头，用两张擦面纸在眼角压了压。像是格里夫插到了我们中间，站在冰冷水泥地上，两只长满青苔一样的胳膊圈在我们肩上。我几乎觉察不到他的重量。我的心因为同样感到亲人的丧失而抽紧了，时时听到噗噗的响声，似乎在一瞬间就要将你推倒一样。在我内心，它依旧保持着神秘性，这是一种毫无根源的隐密的躁动。

    “使家庭团圆是维奥莱塔的梦想。”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吗？”

    “是的，”古特瑞丝夫人说：“父亲走了。”

    她对那父亲嗤之以鼻，“啪”地把手袋关上。

    “如果他们出生在这里，他们就是美国公民，受美国政府的监护。这即是说政府将会照顾他们。”

    古特瑞丝夫人像混凝土浇筑的桌子一样一动不动：“那不对。”

    “这不是只针对我们。这是法律。”

    “法律是错的。”

    我呷了一口酸甜的柠橙汁。我不想陷于情绪比的争论当中。我是一个联邦政府的特工——理所当然我相似的社会有义务、有同情心去关心我们中像特瑞萨那样失去了亲人，受到了伤害的人，她幼稚的脸现在就像石头雕刻的一样呆滞。蒙蒙小雨已经飘过了，一缕阳光刺穿一块厚厚的乌云洒在远方。我能看出，对特瑞萨来说，虽然仅仅是离开了那所公寓里她的秘密场所一小会儿，但是坐在这里仍然是痛苦的，她怀着孤独，毫无戒备地瞪视着这个世界。

    “哪天是你的生日，特瑞萨？”

    她看了看古特瑞丝夫人，什么也没说。

    “跟我说吧，你一定知道你的生日。”

    她低声说了一个日期。

    “你想要什么作你的生日礼物？”

    “我想要一张床。”特瑞萨毫不犹豫地说。

    “你没有床？你在哪儿睡觉？”

    “厨房的桌子下面。”

    我抬起头来，目光投向了那条遥远的光线，心里想尽管太阳眼镜能够最好地遮蔽紫外线的照射，但是透镜本身却不是黑的——根本不够黑。

    特瑞丝的眼睛还盯在她的空盘子上。

    “想再要一只热狗吗？”

    她点点头。这个物品丰富的快餐小酒吧所有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买了两份：爆米花、冰淇淋三明治、玉米饼片，看着孩子们将它们一扫而光。

    “告诉他们到处走一走、玩一玩。”

    古待瑞丝夫人用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但是孩子们全都没动。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前来野餐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的话，在这个“旅行城”中是没有什么鬼事好做的。我希望在我从电话簿的前几页把它找出来时早知道这点就好了。你可以去修在又黑又旧的大车库里的运输工具博物馆，看看19O2年的救火车，或者爬上像陷在泥潭里的钢铁怪兽一样僵立的火车头。但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什么都不想做。他们都是一只手拉着古特瑞丝夫人的手，蹲下来，把另一只手臂缠绕在她壮硕的小腿上。

    “让他们去玩。”我尖声地重复道。

    她说的时候嗓声更加尖厉，他们很不情愿地拖着脚步朝小车走过去。

    “如果他们自己的家庭不能确定下来，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就只好让人领养。”我告诉她，说得很缓慢，带着绝对的确信的权威，尽可能的清楚和刨除感情因素，正是你像一个罪犯宣布他的权力的那种方式。“由我去与有关的机构接洽好了。”

    古待瑞丝夫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的双手都已经掩在了嘴上。她方形的宽厚指甲上涂着上红色的指甲油，有三个或者四个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戒指套在粗壮的手指上。

    “我爱这些孩子！”她叫道，“而且你会帮我们的。”

    “我们应该想想怎样做更正确。”

    “什么是正确？”古特瑞丝夫人问，“维奥莱塔想要创造一个好点儿的生活。在美国赚了钱寄回给她的孩子。她只有十八岁。她坐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来到提园那，在车上她破男人们强暴了，令人发指的轮奸，就压在车底板上。这正确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

    “她刚刚离开一个婴儿，Rx房里还胀满了奶水，法律可不管这些。”

    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在长传后面躲躲闪闪的，最后古特瑞丝夫人再也忍受不住了。她站起来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拽着克里斯多巴的胳膊把他拖过来。

    “这位小姐是警察，”她富于技巧地说，把他推到我面前，“让她看看你做了什么。”

    克里斯多巴拒绝抬起头来。古特瑞丝夫人把他的手从他的口袋里拉出来。他攥着一个价值约六十九美元的塑料玩具小汽车。

    “从别人的生日聚会上输过来的。”她粗鲁地摇晃着他，“你这个小贼。”

    她盯着我。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好的，所以当然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我领着他穿过广场：“我们不能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轻声地向他解释说。

    我们走过那个敲碎了的彩饰陶罐，有一些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散落在潮湿的草丛里。

    我推着他来到那场生日派对中的父亲面前，“克里斯多巴拿了这个，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他想把它还回来。”

    但是男孩丝毫没有屈从的意思，玩具车仍然紧紧地攥在手里。

    “没关系，让他拿着吧。”那男人说。

    克里斯多巴挣脱了我的手，带着眼泪奔到他姐姐那边。

    “谢谢你。”我唯一能说的，“非常感谢。”

    我并未完全说出我的意思。我有些紧张，尽管天气阴冷，但汗水已将我浸湿了。我并不想拿走他的小汽车，我根本就不想到这儿来，但是我曾经为我的堂妹的孩子们，这些无父无母，心灵受到创伤，生活在不快乐中的孩子们许下过诺言，要带他们到这个“旅行城”来度过一个下午。而旋转小木马还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