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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一眼可以看到百方英里以上的高空，就好像已回到了家里坐在扶手椅上一样，可以感觉到空气的滑润。那架扶手椅已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古董；铺着厚实的绿缎子，流苏垂到地上，这全都是从水晶城漂洋过海运过来的。
那位俄籍的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他们预报说一场风暴来袭，”这一定是某些英格兰人愚蠢的误报，因为在这个季节里不可能这么迟还会下雨，尤其是在一个如此晴朗的夜晚。我们沿着林肯大街行驶，所有的车窗全开着。现在午夜时分，我原应该躺着做个好梦的，但是我的心智已在准备要应付新的一天的开始，需要编制一个紧要工作的纵览表，从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到与“野嘴”进行核对。
出租车停在“大洋了望住宅区”的主入口，我从夜间守卫那里借了二十块钱给车费。守卫多米尼哥在这里呆的时间和我一样长。带着过夜的用具，蓝色公文包挎在那一侧好肩膀上，我踏过熟悉的小路朝“塔希提花园”走去。
程序总是相同：我乐意回到家里，但是立即需要新鲜空气。我打开了玻璃门以迎接潮湿的微风，众多的航船安详地停泊在白色的聚光灯的强光下的景象令人心境平稳。
仅仅经过这样短暂的一次离别，我的卧室看上去已显得陌生，就像是一家被几件惯常的家具拘束地充塞着的旅馆，我只是一个新来的占用者。除了怀特·莱龙香水的香痕和铺在双人床上的古式手工制被子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特色．无法辨明。
如果这里着火了，只允许我救出一样东西的话，那一定是那床被子，它属于我的曾外祖母，外公的母亲，格雷丝，她1890年出生在堪萨斯，开了一辆“雏形T”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加利福尼亚。被子图案是由细小的六角形白色小花印制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色绵线的经纬。这种布料同样可以做成女人的家居服饰或者挂在农场小屋的厨房里的，被微暗的煤油灯光照亮的门帘。
我脱下我的衣服，上面还有一股飞机舱内的气味，赤裸地躺在这被子上，想象着女人们制作它的过程，想象她们的手指抚摩过的每一条线，生满老茧的手指，瘦瘠坚硬的手指，它们把昏黄的灯光也都织进去了。她们在一起制作多久，她们就能用双手把属于女人的那份相互间的联系保持多久。“我的联系又在哪里？”
我渴了，想喝新鲜的桔子汁。我已经回到了洛杉矶，回到了这个被监督的环境里，也许在那边天花板的阴影里就藏着一架摄相机，正俯看着我躺在床上呢。“我应该给外公打电话。”窗外，风轻轻吹动了挂在阳台上的铜吊铃，发出的铃声就像是从远处的小船上敲响了警铃。摄相机移得更近了。它是我的瞳孔螺旋上升的终点。
“为什么我的某个部分总是觉得害怕？”
我漂浮在六角形小花的花心里。是波士顿时间还是加利福尼亚时间？这是我的空虚的身体还是克莱诺·依贝哈特饥渴的身体还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烧成了灰？
那些关于她的生命是神秘的，被水浸褪了色的快照从来没远离过的意识：兄弟们郑重地排成半个圈，老妇人康斯坦萨抱着一个孩子，那只鹦鹉。在一座没有墙的房子里长大该是什么样？干季的灰土和温季的雨——生活在这幢房子里，它完全把自己向上天敞开，这该是什么样呢？
设想一下，也许我可以到萨尔瓦多旅行一趟，去寻找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旧居？当我走过那片土地时，也许堂兄弟们正在用他们的手指剥落干瘪的玉米粒，而堂姐妹们则正把它们倒进“磨力诺”里碾碎，把玉米糊打在又圆又扁的模子里，放在石头上烤；我最终也走到康斯坦萨面前，叫出她的名字，她会把眼睛从炊烟中抬起来，惊慌地看着我这个古怪的外国亲戚……或许，她还是继续做她的玉米饼，对看到我根本不感到惊奇，或许，对那个自从她女儿动身前往美国她就害怕听到的消息也丝毫没有惊奇？
雨点敲在窗户上的声音把我弄醒了，我在床上转了个身，用手摸到电视遥控器，我的肩感觉好点儿了，但是背的下部还有点僵硬和痛疼。第九频道的电视信号逐渐出现在屏幕上，一股强烈的太平洋寒潮的前锋挟带的冻雨和冰雹已经席卷了整个美国西海岸。圣弗兰西斯科的温度只有三十华氏度，整夜有雹暴。明天还会有两尺厚的降雪，更多的风暴系统将像飞机在LAX一样在沿海一带登陆。当我听到在帕尔姆·斯普润会有突发的洪水时，我抓起了电话敲下两个数字，这是我特地留给外公的存储号码。
“外公？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呆在干燥的地方？”
“我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的外祖父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住医院的经历。他一定是被他那些老式的双面刮胡刀割破了手指，他总把它们配着他的薄荷醇刮胡泡沫一块用。
“在打第十一个洞时我觉得肚子痛。他们惊慌失措，还叫来一辆救护车。”
“耶稣基督，外公。”
“那只是十足的浪费时间，他们让我过了一夜，没能发现任何问题。”
“那一定是我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一阵歉意，继续说道，“我到外地去搞一个调查，家里一直没有人接电话，我觉得很害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但是他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头：“那么在清晨四点钟又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很孤独。”我用大笑挫退了他的语锋，但是他没有回答，我感觉我必须打被这个沉默：“我喝酒了。”
又是一个停顿，然后他说：“你是个笨蛋。”
“谢谢，外公。”
他的底气很足，我反而显得萎缩和虚弱。
“你有酒瘾了？”
“没有，我没有酒瘾。”
“那么不要做笨蛋，尤其是在工作上。”
他固有的好战性激起了我的一阵恼怒：“根本没有人把我看成是笨蛋。他们交给我一件案子，牵涉简娜·玛森。”
“什么样的案子？”
“她指控一个医生用他从墨西哥搞到的止痛药使她上了瘾。”
“你见过简娜·玛森了？”
“和她详细地交谈过。”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梦中的那种女人，外公。”
“我们能够相处融洽。”
他们也许会的。“这是一件显赫的案子。是局长直接指派给我们的。这也是我去波士顿的原因。”
“你得全力以赴。”
“你觉得我该怎么去做？”
“不要做个笨蛋。”
没有用。你赢不了。和外公谈话的末尾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光着身子坐在床沿上，哆嗦着，既然对外公生着气又为此感到内疚，我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外公进医院的时候不在他的身边，担心到底在他的身上潜伏着怎样的病痛……一种无法说明的新的畏惧又在我心中生长起来，就像这场冷雨一样冰凉。
早晨只吃了点燕麦粥，然后就穿上牛仔裤和齐膝高的橡胶防雨靴，扣上风雪大衣，拉紧了兜帽，踏着泥浆穿过雨水四溢的小路朝更加阴冷的车库走去，我的巴罗库塔此时正泡在六寸深的水里，它拒绝启动。
“呆在家里，”罗莎琳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要求政府雇员都呆在家里，除非他们的部门必须。”
“这就是说不让我呆在家里。”
她让我别挂断，过一会声音回来了：“是的，除了你，亲爱的安娜。”她继续往下说，压低了声音，“SAC高罗威刚刚来过，他让你过来。”
一个小时以后唐纳多开着他的小车沿着狭窄的辅助路缓慢移到了我的阳台外，按着喇叭。他一定是使劲纠缠守卫才得以进到住宅区内部来。倾盆大雨来得如此猛烈以至我刚从门廊出去就被它浇了个透湿。
我跳进车里，“砰”地拉上了车门。
“这么说，巴罗库塔已经彻底完蛋了。”
“她没有完蛋，她只不过是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湿。”
“你怎么喜欢开这种破烂？”
“因为她罗曼蒂克。”
“花同样多的钱你足以弄到一辆称心的旧马自达车了。”
“每个人都开马自达。但没有人开巴罗库塔，他们那份浓墨重彩的工作就像那些老婊子一样。”
“这正是我担心你的地方。”他递给我一纸杯热咖啡。忽然间我感觉自己又已完全饿了。一“怎么闻到一股面包房的味道？”
“我给你带了点‘赞恩’松糕。”
“真的吗？”
“赞恩”松糕是紫浆果和植物纤维混合做成的大面团，经常是我午餐时的唯一食物。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找到它们并且拿在手里。咖啡诱人的香味，模糊的车窗外的瓢泼大雨，我们湿漉漉的外衣——他不会真正地看我一眼——同样使我心神激荡还有那个相同的不正当的欲念，我在波士顿坐在车里等着进隧洞时产生的那个非分之想，唐纳多和我是真正的情侣，每个时刻都能在我们自己特殊的虚构世界中一起度过。
但是在下一刻，以另一个方式震荡的却是自己的醒悟：不可能。这只能叫作“蠢笨”，就像外公说的那样。
“我可能会更经常性地离开这里。”我带着一种苦涩的滋味观察着他。
“好的，我会想念你的屁股的，它现在正坐在一个极具魅力的任务上。”
“我们得面对这点：我确实富有魅力。”
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尤其是戴着那顶兜帽。”
我故意把它扯开：“我从波士顿给你带回来一个炸肉团子，但是留在橱柜里了。”
“很有意思。”他现在被分散了注意力，小心地倒着车，压过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冬青树皮质的黑叶子，“我来是想警告你，高罗威正伸着鼻子到处嗅血腥味。”
“谁的？我的？”
“某人的。”我们已经到了住宅区的出入口，面对着一盏红色交通信号灯，一闪一闪地，失去了控制。五六辆车犹豫着停在那里，雨水冲刷着它们的顶篷。“关于那医生，我希望你在波士顿拿到了充足的资料。”
“没问题。”我自信地回答，脑子里出现了克劳迪娅·凡·何文在公园里擦拭眼泪的情景。
“最好是比充足更充足。最好是大丰收。”
“已经是极致了。”我厉声说、有点儿惹恼了，“这是他妈的最好的证据，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FBI特工做到这点。为什么高罗威要揪人小辫子，随随便便毫无道理？”
“他被古巴人事件搞得心烦意乱——那个小女孩在哪儿死的？”
我盯着雨看。古巴人事件是我们地区分局的人搞得最砸锅的一次；与公众关系的全面倒退，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相反我深受鼓舞。”
唐纳多破水前进，抢过了十字路口。
罗伯特·高罗威在其职业生涯中比硬汉还要坚韧。他曾经向唐·玛菲——黑手党先生挑战，他曾经在肯尼迪机场和卡车司机面面相对，也曾在曼哈顿码头的海洛因交易中充当内线。在他作为对付有组织犯罪的专家的最后一年中，因为接连不断的死亡恐吓威胁着他们，迫使他不得不把家庭从布鲁克林搬迁宾西法尼亚。最后，由于和十几岁的孩子分离过多，他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升职，到洛杉矶，尽管他仍旧保持了作一个纯粹的纽约人。他，我猜想，仍然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会得到丰硕的果实。
高罗威是个记忆不够的人，不适于躺下安心养神，这点没能使他在面对压力时做出最好的选择。相反却使他在应付古巴人事件这类事情时犹豫不决，就像其他官僚一样没有作第二手准备。高罗威觉得自己好像不得不如实地回答如下的问题：
为什么FBI没能把一位来自依阿华的二十四岁前选美王后从她的古巴毒贩子男友手中拯救出来却让他用一把八寸长的厨房用餐刀将她连刺三十刀致死而同时他们在好莱坞的公寓却能二十四小时置于我们的监控之下并且整个犯罪过程竟得以一次喘息接一次喘息一次呼叫接一次惨烈的呼叫地记录在我们的磁带录音机上？
“高罗威昨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进行得不顺利。”
我们乘坐电梯往上升，大约到了五楼，我的胃里因为有了咖啡和松糕已经感觉暖和多了。
“他告诉他们实情了吗？没有人听到过那份监视录音？”
“是的。”
“难以置信。”
“在那次他为‘吧协会’所作的关于‘对毒品的战斗在洛杉矶将会胜利还是失败’的大演讲之后，对高罗威而言这就已经只是个人的荣辱问题了。”
“我猜我们会知道结果。”
“你还能赌世界上的丢勒·卡特尔们仍会像德国的短毛狗一样死死咬住高罗威的脚后跟，”唐纳多耸耸肩，“我今天早晨淋浴时还对帕姆金说，没有人能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都有效地对每件案子进行监视。”
当我们走过甬道时两人都沉默了。
“结婚十五年了你们仍然在一起淋浴？”
唐纳多给了我一个可爱的苦笑。
“她正在盥洗台旁漱口，行了吧？”
我们刷过卡，走进“特工专用，非请莫入”的那扇门。
“呀。我真有几分喜欢你穿着拖鞋，满身肥皂泡的样子。”
“可不要玩什么花招。”唐纳多对我说。
丢勒·卡特尔的门开着。他和别的两个家伙正在把尼夫球扔进篮筐里。
“波士顿怎么样？”丢勒叫我。
我当然不会说在停车灯前被几个顽童抢劫的事。“棒呆了。”我对着他狠劲咧了咧嘴，又做了一个翘拇指的手势。他也还了我一笑，好像我们倒成了最好的伙伴一般。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在位子上坐正。是简娜·玛森。
“他们搞到了我的xx头的照片。”
“我的上帝。谁做的？”
“‘国民调查者’，‘妇女家庭旅游’，我怎么知道到底是谁？”
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爽快亲密地传进我耳朵里，就像看见她突然出现在“牛栅”里一样——浑身震颤着，没有人像她这样的震怒过。”
“他们是怎样搞到照片的，玛森小姐？”
“昨天，如果你记得，在开始下那鬼雨之前，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我裸着身子在池边晒日光浴，一架直升机从头顶上飞过来。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随后干了些什么？”
“直升飞机上有什么标记吗？”
“上面写着：KTLA！”
“是一家电视台。”
“当然是。”
“所以你认为KTLA将在六点钟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些裸体照片。”
“请尊重我的智慧。”我听到杯子里冰块摇动的声音，“所有的摄影师在这方面都是自由行动的人，他们去拍那次交通堵塞时顺便飞过一些完全无辜的女演员的屋顶，然后拍下几张偷偷摸摸的小镜头，想象一下，他们轻而易举便可拿到一万美元。”
我“嘘”了一声，带着嘲笑地口吻低声问：“真的？他们真这么做？”
“驾就轻熟。”
我只得承认。现在她的意思大约是让我帮她解决胸部的问题。她是因为它们衰老了干枯了而感到尴尬呢，还是因为它们依然生龙活虎、漂亮坚挺却只值一万美元而感到震怒？
“我想让FBI插手这件事。”
“我们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只调查联邦犯罪。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权限之外，我建议你和当地警方联系一下。”
“但是你是我的FBA特工。”
“事实上，我受雇于美国政府，夫人。”
“噢，见你妈的鬼？”她大发脾气，挂断了电话。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是，高罗威，穿着腥红色的高领衫，几份卷宗纸从手里飞出来，雪茄咬在牙齿间，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里拖出来，然后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里。
“玛森那件案子你到底找到些什么该死的东西？”
噢，孩子。
“我找到了依口哈特大夫的前病人，克劳迪娅·凡·何文，她宣称医生曾给她开过过量的止痛药，让她上了瘾，跟简娜·玛森一模一样，
“她会来作证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要搜查令。”
他去拿电话准备打给美国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我认为我们还该等等。”
“为什么？”这个时刻有些沉闷。高罗威不耐烦地大嚼着烟头。那样做是很容易的：让他打电话，召集人马，然后案情成立，我只需要处理我那一部分，完成在波士顿的使命……但是这将是不负责的。也许他只是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那么我必须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那个人。我们都不可能避免有仓促行事的时候，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就像我那位可怜的银行劫犯，丹尼斯·希尔，他迟早会悔悟那天在停车坪拿着满把钞票和上膛的手枪，红着眼全身因吸毒而虚弱，内心被魔鬼支配时犯下的过失。
“我们什么时候才需要搜查。”
“我正在等波士顿地方分局的一个电话。”
高罗威放下了电话。在他身后雾气蒙蒙的窗玻璃上，雨水像小瀑布一样从顶棂上挂下来。
“我知道你的确需要这件案子。”
“简娜·玛森不是一件案子。简娜·玛森就像古巴人事件一样，是一个快要撑破的该死的复杂的政治形势。”
他靠在咖啡桌上，是一副大受挫折的姿势。
“你的幸运皮带扣在哪儿？”
“飞了。”
他没有拿起遥控器，而是走过去直接接下了开关，然后粗鲁地按着一个个频道按钮。
与他的情绪相吻合，本地新闻正在播放救援直升飞机的现场新闻报道：一辆五十尺长的野营车辆被泛滥的洪水扫出了已是一片洪荒野地的公园并随着洪水的狂奔而卷腾翻滚，铁路桥已被冲毁，七零八落的残片甚至被冲进了海里。我们带着极大的兴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个缓慢的但是无可逃避的毁灭。
高罗威烦躁地向椅子走去：“局长在踢我的屁股，新闻界在踢我的屁股，地方检察官在家等我的电话——”
“简娜·玛森刚才打电话来。”
“什么事？”
“有架直升机从她的屋顶上飞过去，她想让我们帮忙做点事。”
这几乎把高罗威的鼻子都气歪了。
“在它失去控制之前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件事。”他抓起一把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已经接到三个电话，玛森的私人经纪人打来的。”
“我听说她动用了许多私人影响。”
高罗威作了一个苦相，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嘘”声。
“看来你不知道事情的这一半而我却不知道你的那一半。”
“你知道的那一半是什么？”
“我有一份关于玛格达·斯脱克曼简历摘要。我可以跟你说，在我们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由总局办公局提供的原始资料。她是一个强悍精明的又铁石心肠的女人。1957年匈牙利事件之后逃到这个国家来，在马克西先驱广场找到了一份卖唇膏的工作，结果发现些窍门，不久便自立门户了，在马笛逊开了一家独霸一方的漂亮商店，跟一些著名的百老汇女影星们往来密切，直到后来成为她的经纪人。”
“那么政治影响在哪点上呢？”
高罗威在嘴里含着雪茄：“她在华盛顿的有趣的亲戚们。”
“这么说她还没有脱离——”
高罗威点点头：“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又不止这些，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所以她到美国来——”
“新来的淘金者。”
于是我们一起点头。
“了不起吧？”他咧着嘴就像一头食肉动物，“我有这个共和党的宠儿做后盾就可以驾驭其他所有的关于古巴人事件的废话。”
“局里的日子看来不好过呀。”
突然间他不再听我说话，注意力全部被电视屏幕上那个穿着蓝色外衣里面惊心动魄地露出一截花边小背心的女新闻播音员吸引住了。
“有一堂课必须要上，”他若有所思，我知趣地等着他说，“好莱坞。”
我适度地点点头。
高罗威从电视机那个方向转过脸来，表情镇静自若。
“也许在玛森这件案子上我该再投入些人力。”
一阵冰凉的感觉掠过身体：“为什么？我能够应付。”
他说得很含糊：“我希望你他妈的没有让我想起我十四岁的女儿”
“我不是你十四岁的女儿。不用担心——我不会怀孕。”
高罗威笑了，或者至少他紧张的肩松弛了下来。他将和我达成共识。为了这一刻。
“那么你怎样置办那位医生？还有什么别的资料能够拿出来探讨或是要继续保密？不能容忍这家伙的邻居，不满的佣人，园林工人，邮差，桃色事件，还有什么？”
“只要有，我就会把它找出来。”
画面上又回到了风暴报道现场。一个掉队的消防队员正被大水围困在一间房屋的平台上，一只手抓住一根桩子，一个步话机在另一手里。
“到下周末为止，我要有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他有罪，我们就把他抓进来。”高罗威简直咆哮了。
“行！
他的眼睛回到电视上那个水已淹到胸口的男人。
“可怜的家伙。”
“不用担心，直升飞机会把他拉起来的。”
但是高罗威的表情看起来并不那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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