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独上阁楼－爱以闲谈而消永昼

《繁花》从初稿三百字起，就得到了读者意见——每天我贴出一小节，就有读者的观感，整个初稿阶段，我和这部小说（如今它还挂在网上）一直伴随读者贬褒，直到最后完成。

初稿面对读者，曾是西方旧习，作者写一页小说，写多少行的诗，习惯是念给朋友听——这是如今盛行的“作品朗读会”缘起，其实是倾听建设性意见的某个过程，不是标准出版物的朗读……伴随报业兴起，狄更斯式的“连载”继承了这类做法，随写随发，以初稿面对读者，取得更多的阅读关注，不少作品是在发表第一个段落起，拥有读者的陪伴——民初不少小说，包括鲁迅《阿Q正传》，也同样写一段就直面读者，读者可给作者、编者去信，发种种议论，作者可在小说里产生某种回应。

很多年后，这种书写的旧方式不再有了，报纸连载小说都是整稿出版后的选择，我们写小说，完全就是埋首书斋的一种安静方式了，我们不再有初稿读者，完稿以后，也只是给唯一的读者——小说编辑去读，这沉默的写作过程一般经过几年，得获发表或退稿消息，是编辑一、两千字的意见，也即书稿全部的阅读感受了，想知道更多的读者感想、纷繁的议论，必是在出版后的一段时间才会部分获得。上述两者之比，可知《繁花》初稿阶段，作者享受一路无穷尽的读后感，并非“新鲜”两字可以囊括——做为幸运的写作者，是一种极度奢侈与愉悦。

初稿期间，作者自谓“独上阁楼”，不用真名，也是连载的旧样式，得到心身自由与种种陌生感，我意外体会到，彷佛立刻换了一人，脱胎换骨的改变，写一件事，写许多人，写整个小说，心随意愿，得到更放松的拓展，一个始终有姓名、始终稳定的作者，无法体会这无牵无挂的缥缈——忽然之间，原本的你已完全消失，你不再是你，你原有的叙事习惯，你和原来的种种写作障碍，彷佛脱尽了干系。

每天写一节，每一节结尾的处理，有意无意形成一种现场感——作者始终相当紧张，感到孤身立于高台，每天更新文字，每天暴露于读者眼前，这种严峻和愉快的复杂感觉，难以言表，文言的意思，大概就是“警敏”，超常的谨慎，调动全身心投入，逼出你所有的经验和力量，沉睡的记忆都早早醒来，无时不刻供你自由选用和拿捏，迫使作者进入到更为冷静，也更喧杂的状态里，让你与人物、故事紧密呼吸，篇幅也在无意间通常每一节的两千字、逐渐升温到最佳状态的每日六千字，心事重重，寝食难安，不吐不快，除赶回来写字之外，再无任何的兴趣，这应是一种“怀孕”心情，一种异常幸福、吸引与被吸引的牵挂，身不由己。

每一小节的力气，必须完全倾注于整体独立的一节中，包括每一节都有侧重的结尾语感——因此《繁花》从初稿到出版，数度改动修订，但是成书的每一小节，仍保持了初稿的原状——每小节仍是当时每天写出的语境，每一节内容的处理，尤其结束部分的意味，就与一般叙事完全不一样，更有独立的设置感、戛然而止之感，知道读者立刻予以置评之感，或是说，它的每一节，都会得到一千字的评语——两种不同的写作场域，即使是章节表现和效果，显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波赫士喜欢《一千零一夜》，他认为写作真谛“旨在给人感动和消遣。”对于读者，消遣、感动是阅读重要的部分，认为“不醒世、教化”是文学允许的方向，一如我们“爱以闲谈而消永昼”的传统，放松身心，进入无尽的回忆，在无数阅读意见面前，作者从没有如此靠近他们的现场，清晰看到他们的喜乐，明白当下所面对的他们，已不是假想中八○、九○年代的文学老读者，他们更具备“闲散”空间，完全能够忽略繁复的分析和劝化，却必须观看到你的生活主张，你发现的某种主张——记录平凡和特殊的主张。

茅盾先生在《子夜》中，采取多个座标方式，写出了心目中的上海。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的书写重心逐渐转移，也是在这单一“城转农”的背景中，我从上海转去黑河乡野务农，但是“城市座标”的概念，在我眼里始终不觉暗淡，而是更深刻和诱人，更夺目和重要……尤其是“城市化”的当下，如能借用前辈“多点聚焦”来观照文学，城市能再次表露它最珍贵最重要的特点，面对无数赖以生存的人群，它始终像一座伟大的原始森林那么深邃、温和、复杂而丰富、生气勃勃、深不可测。城市迷人的轮廓、难忘的细部和遗落的琐事，它的喧哗骚动、沉默无言、口口相传的人声与叹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让我感悟到，城市与乡野的主题始终密不可分，同样是普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发现、积累和忠实的表达，同样需要更充沛的热情和投入。城市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