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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漂亮的小洋楼
全乡十六个行政村，我已跑了十二个。
每个村都有数幢两到三层的小洋楼。小洋楼是新建的红砖楼的昵称。可见不少农民的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不过，你瞅准村里最漂亮的小洋楼，问是谁家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村支书的。
有统计为证：我跑过的十二个村中，有八个村最漂亮的小洋楼是村支书或前任支书建的。另有两个村，支书和村长的楼房漂亮程度难分伯仲，所以没计在内。剩下的两个村是苏家铺和荷花村，苏家铺最好的小洋楼属于一个养鳖专业户（苏支书是最好的支书，似乎也由此得到一条证明，虽然他好赌），而在荷花村，则属于一家台属——那也是全乡最漂亮最气派最威武的别墅式洋楼，院子里半人高的狼狗就喂了两条。
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
教师节
岩板坡的教师节比城里更像教师节。
两座村小学校舍的落成典礼与乡助教奖励基金会的成立大会，都将在教师节这天举行。乡干部和各单位将在大会现场向助教奖励基金捐款。内部规定的捐款额为：党委书记与乡长800元，副书记500元，其他干部200元至300元。一些干部嘀嘀咕咕，私下说这是老板的政绩工程。余老板（我也认同了这个如今很流行的称呼）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及时许了愿，乡干部的捐款以后将以某种方式返还，主要是起个表率作用，造成全民办教育的良好气氛。干部们的心这才平静了些。
教师节的宣传报道工作交给我来抓。余老板说这些年岩板坡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很大，但因宣传工作没到位，钱好像是扔到了水里，在县里泡泡都没鼓一个。他希望我能鼓出几个泡泡来。我当然要尽心尽力，不然就被人看瘪了。我与县电视台约好，请他们的记者来采访，并负责交市电视台播出。我还打算写篇扎实的通讯，找找市报的朋友，争取上头版，把岩板坡抓教育的事好好宣扬一下。
这日我去找乡联校罗校长了解情况，路过好望角，被周书记叫住，说邀我一起去玉皇村。我说我有事，要去采访罗校长呢。周书记鼻子里一哼：“这个罗某人，不是个好东西！”我心里吃了一惊。周书记平时温文尔雅，为人严谨，从不在人前乱议论的。事出肯定有因，我忙坐到她身边，问：“是不是有反映？”周书记说：“岂止是有反映，干部群众意见大得很，我那里检举信都有好多封。”我问：“调查没有？”周书记说：“许多事情是明摆的，不需要调查。再说，调查不调查，还得听老板的。”
话题有些敏感，我和周书记都沉默下来。
过了一阵，周书记说：“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这年头，除了经济问题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这几年抓教育确实抓出了成绩，乡中学建起了新教室，盖起了实验楼，电脑都购置了几十台，可是教学水平并没有提高。再说，他乡联校的宿舍比校舍豪华得多！四室两厅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光装修就花了四五万！钱哪来的？”
我心里又吃了一惊，因为我的行政级别是科级，又有副高职称，我的住房也才五十三平米。
“我可以说，这几年乡联校是掉在钱眼里了！一年到头只知道找乡政府要钱，找学生要钱，找农民要钱！不给就是不重视教育。他们几个人，福利费发起来几百几千，从不知足。把学校也带坏了，收早稻，就要每个学生交五十斤稻谷；收了油茶籽，又要学生交五十斤油茶籽，而且规定要学生自已扛到学校去，不许家长送，也不许用车运。”
我不解：“这又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收现金！学生扛不起的，可以交现金。路又远，学生谁扛得起？亏他们想得出来，还为人师表呢！”周书记忿忿地说。
我问：“这些事，乡里都知道么？”
“有耳朵的都知道。”
“群众意见肯定大得很。”我说。
“大又能怎样？党委会上也议过好多次，但都不了了之。提意见可以民主，但最后还得由老板来集中，他说了算。”周书记舔舔嘴唇，似觉话有些不妥，交待说，“这些话你只在心里，千万莫到处说。你是外来人，还不晓得深浅。弄不好影响班子的团结。我的意思，对罗校长这种人你心里要有个底。”
我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去采访他了。”
周书记忙说：“去还是应当去的，工作是工作，你是报道乡党委如何抓教育，只要不把功劳记到他身上就行了。再说，乡联校的问题还不算最严重的。全乡十六个村，至少有十一个村财务混乱，多年都没有清理过，有些支书凭白条子收款支款，一年开销十几万，用村里的钱就跟用自已的一样！问题大得很呢！可是我们只处理像孟菊清那样鸡毛蒜皮的案子，还说是为了安定团结。唉。”
辞别周书记，我向乡联校方向走了一阵，又扭回头。我实在没有兴趣再去见那位罗校长了。干脆请报社的朋友来采访写篇文章吧，这样上头版更有把握些。我这位朋友在报社当着一个部主任，还有点小权力。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呀是作家呀！生活深入得怎样？有没有辅导年青女作者？还没发现？不要浪费了机会哟。什么？采访，抓教育？他妈的，教师节一来，大家都跑去抓教育了。这几天抓教育的稿子铺天盖地！不来不来，你那里又没女作者，我来干什么。什么，救你的驾？没那么严重吧？好好，我也来深入一天，先说好，没酒喝我可掉头就跑呵！”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乡里的桑塔纳到报社把这位朋友接了来。余老板亲自作了详细介绍，又亲自陪他参观了两所新建的村小学，考察了乡中学的设施，忙了一整天。中午晚上两桌酒喝得昏天黑地，余老板都差不多要醉了。报社的朋友感动不已，连说余老板够朋友，回去后一定写篇够朋友的文章，争取发在一个够朋友的位置上。我一个人喝啤酒，但朋友也说我够朋友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喝了一瓶啤酒。作家，你还是要挂职才能进步呀！朋友这样说，有点市委领导的派头了。
朋友走时，余老板一挥手，办公室的小李变戏法似的提出两桶茶籽油，又拿出两条“芙蓉后”烟。朋友一一笑纳。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见我这人办事还是不周全，不灵活，也不稳妥。
教师节这天，我在市报上看到了朋友的文章。无论是篇幅还是刊载的位置，果然都很够朋友，更够朋友的是，还署了我的名，让我成了作者之一。我把报纸拿给余老板看。我想他应该很满意很高兴的，便朝他脸上看。可是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半点的高兴与满意来。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就走开了。我马上就理解了他，这才是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老板的态度。我不理解的是我自已，我什么时候变得要看老板的脸色了呢？
教师节眨眨眼就过去了。这日杨会计又拿来一份表让我签字。说是给乡干部的捐款补贴。捐款就是捐款，既然捐了，还要什么补贴？我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也没想到老板真会兑现他的诺言。乡政府总说没钱没钱，工资拖欠几个月，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想管闲事，可是我也不好领这五百元钱。因为这笔钱原本是乡政府发的福利，是我不该拿的。变成捐款后又领回来，这不就像黑手党洗钱一样了么？杨会计递钱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推了一下。杨会计就说：
“陶书记，你让我为难呢。这五百元钱，你再捐也好，拿去找小姐也好，我们当兵的管不着，可你得把字签了。到乡里就按乡里的规矩办，陶书记你就莫格外一条筋了！”
我心里一怔，感到脸腾地红了起来。赶紧签了字，迅速地将那五张百元钞票塞进口袋里。我下乡已经好几个月，我一直尽量做到与大家打成一片，难道说直到如今，我还是格外一条筋？可是……我能不格外一条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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