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方作品集
一
小说是什么？周汝昌先生说，小说是外史、野史、稗史；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王安忆说，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那么什么是现实？我认为命运的一次性就是现实。我们必须为自己最终的、一次性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负责。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永远不能回归。那么什么是存在？我认为，存在就是可能性的现实，也就是可能发生的现实，是小说家脑海中的现实，是“我思故我在”的现实。命运的一次性并没有最终规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生活在诸多可能性之中，小说描绘的就是我们面对命运的一次性这种现实的诸多可能性的抉择过程。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也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他在小说家的脑海中发生了，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生活中女人生出来的，这些人物只能诞生在作家的脑海中。人正是由于生活在诸多可能性之中，又承受着命运给定的一次性，才增加了自身的隐秘性，这些隐秘性恰恰是人的本质的最内在的核心。发现人身上的隐秘性恰恰是小说的任务，我的小说不仅试图发现人身上的隐秘性，还试图发现社会中的隐秘性，生活中的隐秘性。不仅试图解释实验性的人，还试图揭示出实验性的社会，实验性的生活。
二
生活是什么？面对命运的一次性这种现实的诸多可能性的抉择过程就是生活。当然这种抉择过程只有通过思考与内省才能体会得到。因此，我认为生活就是思考与内省，对时代的思考与内省，对民族的思考与内省，对灵魂与人性的思考与内省，对现实的思考与内省。只有不断地思考与内省,诸多可能性才会发生，否则只有命运的一次性。这就是现实。当然思考与内省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我思故我在”的现实。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思考与内省，才会发现生活，才能懂得生活。然而我们经常听到的抱怨是我没有生活，其实每个人就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思考与内省，心灵的眼睛被欲望、名利、虚荣、贪婪遮蔽了，致使我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熟视无睹，生活成了到处寻找的东西。每日每时的真实生活就这样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溜走了。一个平常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生活过、生活了什么，还可以原谅，但是对于作家就无法原谅了。那么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就在内省与思考之中，还是那句话，“我思故我在”。我就是在小说中生活，我生活中小说里，我和我的小说同呼吸共命运。
三
虚构是什么？在英文中，“小说”（FICTION）一词的原意就是虚构。虚构考量的是小说家建立在丰富生活底蕴基础之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写小说为什么叫创作？我理解“创”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综合。那么虚构的基础是什么？ “想象力”靠“思”，“创造力”靠“智”。只有写出“思”与“智”相得益彰的小说的作者，才可以称为小说家，否则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叫叙事者。好的虚构不仅有“思”的紧张亢奋，更有“智”的机趣盎然。成功的虚构会让读者误认为这就是客观现实，会沉浸陶醉在小说家的思想魅力、叙事魅力、想象魅力和创造魅力中，误把经过主观加工、提炼、创造的艺术魅力当成客观魅力。我一直试图在自己虚构的艺术世界里发现“人是什么”、“人能如何”、“社会是什么”、“社会能如何”、“生活是什么”、“生活能如何”，“人在社会和生活中又能如何”。为了揭示这些问题背后的隐秘性，我选择了两个特殊的入口，这就是“政治”和 “性”。因为透过“政治”可以揭示人心的“险恶”；透过“性”可以揭示“灵与肉”的紧张关系。我在我的全部作品中不仅使用和享受了虚构的权利，而且我认为虚构是作家高贵而神圣的想象和创造。
四
我认为一部鲜活的长篇小说，其艺术特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就是作品的骨架、血肉和灵魂。小说的骨架，即结构。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小说的结构时指出：“从小说的历史开端起，小说就试图避开单线性，在一个故事的持续叙述中打开缺口……使人物可以从小说的线性结构中走出来。”他要求小说“要包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而不失结构上的清晰性。”我的小说正是避开了单线结构，运用了复线结构。我把我创作的复线结构称之为“经络网状结构”。之所以称为“经络网状结构”，是因为我的全部作品都是由一条主线和几条副线组成，主线就相当于人的大动脉和神经主干，副线就相当于人的神经网络和血管网络。通常由一条主线、几条副线纵横连贯、互相交叉，采用影视剧切换镜头的方法设计情节、塑造人物、刻画心理，力争达到笔断意不断的艺术效果。这种创作方法既揭示了现代世界存在的复杂性，又不失结构上的清晰性。以《大房地产商》为例，其中有五条线。第一条线是白氏兄弟与范真真、何振东；第二条线是洪文山与夏闻天；第三条线是小青楼事件，是政府官员与柳、许夫妇；第四条线是房地产商之间；第五条线是洪文山、夏闻天与何振东，这五条线交错纵横，波澜起伏，形成了既复杂又清晰的故事。再以《市长秘书》为例，结构上采用了一条主线、两条副线，力图通过延伸形成巨大而完整的神经网络和四通八达的血管系统，并通过交错对比的结构布局，散文化的语言和意识流的叙述方法，使情节复杂起来，使人物鲜活起来，使内心世界丰富起来。应该说《市长秘书》这部小说的叙述结构既不是从故事出发，也不是从人物出发的，而是从心灵出发的，不紧要剥光衣服，而且要剥光皮肤，用内窥和内省来不断拷问人们的灵魂。完全突破了政治小说的惯有模式。
写小说的主要手段是叙述，通过叙述来结构小说。如果叙述手法单一，就会平铺直叙、枯燥乏味。我的作品虽然是复线结构，但每条线如何叙述，就成了写好小说的关键。把平铺直叙的各条线结构在一起，还是把丰富多彩的叙述方式结构在一起，就成了写小说的重要艺术手段。我的小说运用了多种叙述手段：有白描式叙述、笑话式叙述、梦幻式叙述、暗示式叙述、思考与探询式叙述、独白式叙述、闪回式叙述、散文和诗化式叙述，等等。把各条线的多彩叙述，纵横连接、互相交叉，形成严谨又清晰的结构。
五
小说没有好的骨架是站不起来的。有了坚实强壮匀称的骨架，小说的血肉（人物、场景、细节、感情、语言等）才能依附其上。如何使素材转化为血肉，我借助的就是由经络网状结构形成的神经网络和血管网络。只有这样，素材才会活起来，转化为小说的血肉，才不至于成为垒大厦的一块块砖。我认为细节引起和组成情节，情节发展组成故事，而语言表达情感，描写环境、表现人物。《驻京办主任》第一章恭王府的“福字碑”这个细节，引起和组成了丁能通围绕“福”字进行的心理描写的情节，形成了丁能通游恭王府的故事。《大房地产商》中卢征醉酒的细节，形成了卢征醉卧黑水河体育场的情节，形成了他与体育场醉别的故事。在《市长秘书》第一节中，张国昌的眼睛这个细节，引出了他想自杀的情节，进而形成了他被注射死的故事。有的细节有主动表现人物和环境的作用，如张国昌吸烟的细节，“他手中的烟在回光返照中向上缭绕”，我认为这样描写，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张国昌死前的环境气氛和人物心理。小说正是通过许多生动的细节，组成了起伏的情节，形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刻刀，作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积累社会各阶层的语言，然后以纸为玉，以心为刀来雕琢它们。我在我的作品中力图使语言犀利流畅和性格化。语言犀利使人读了觉得解渴，而散文诗化的语言使小说生动、亲切、富有感染力。例如《驻京办主任》中的对话，“冉冉，是南方人吧？”“是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两句对话，一下子显示出了金冉冉的学识、身份，也显示了她开朗和温柔可爱的性格。另外，写小说必须有感情、有激情。我经常写到动情处潸然泪下。米兰.昆德拉说：“构思一部小说，只要将不同的感情空间并置在一起，而这在我看来，就是小说家最高妙的艺术。”在小说《驻京办主任》“金冉冉”一节中，我把丁能通救人的感情，怜香惜玉的感情，性的感情并置在他一个人身上，较深刻地挖掘了丁能通的人性，显示了他的内心世界。
六
一部小说的好坏，艺术水平的高低，最要害之处在于它的灵魂，也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主题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是通过情节、人物、心理表现出来的，这种表现是对“我思故我在”的探询。塞万提斯通过这种探询创作出来堂吉诃德，鲁迅先生通过这种探询创造出来阿Q，然而，无论是唐吉柯德，还是阿Q，作为活生生的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丁能通、雷默、白昌星这些人物在现实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又是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的。我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对改革开放中碰倒的硬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比如体制问题，官本位问题，土地财政问题，社保问题，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民企发展问题，环保问题，科学发展观问题，驻京办功能问题，以人为本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等等；同时，还从挖掘人性的角度，深入思考了美与丑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爱情与婚姻的问题、道德与良知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实打实、硬碰硬地写，从来不绕着走，这样写有一个好处，就是读者感到很真实，真实就是力量。我的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遇到矛盾、难啃的地方，毫不妥协。我的创作原则是，绝不欺骗读者，和读者一起思考。我一直有执意大规模描写改革开放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现象的企图，试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全新阐释执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执政困境。我认为只有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时，才会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我的小说中都描写了两只手，一只手是有形的权力之手，一只手是无形的市场经济之手。对这两只手的描写彰显了一个主题：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权力之手作用空间很大，很容易滋生腐败；相反就给消除腐败创造了经济条件。但这一主题是经过思考和探询才发现的，甚至是在创造过程中还未知道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小说才会引人深思，这恰恰是小说的道德。总之，灵魂不是能轻易发现和看到的，它从来就不会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否则就失去了文学艺术的价值。
七
在小说中要把人物写活，写深刻，关键在于人性的挖掘。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丁能通和雷默是兽性与神性都不足的人。他们不想成为《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直处于心灵被扭曲成甲虫的抗争之中。他们的处境与《皇帝的新装》里的情景非常相像，但是他们既不愿意做那些欢呼雀跃的人，更没有勇气做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他们是被神性逼着远离兽性的人。因此，丁能通最后选择站在了孩子的身边，雷默选择了离开。其实无论是选择站在孩子身边，还是独善其身地离开，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这就是《驻京办主任》与《市长秘书》对人性挖掘的意义。在生活中，我们如何守住心灵的堤坝是一生的课题。当然挖掘人性不仅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逻辑思维；不仅需要感性思维，也需要理性思维。如果把人性比作一张网，网上的纽结越多，对人性的挖掘就越深。以《大房地产商》主人公白昌星为例，在他的人性之网上，有如下一些纽结：狼、女人、行善、利益、朋友、谋杀、光碟等等。狼，对挖掘白昌星的人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狼既显示了白昌星的兽性，显示了他凶狠、冷酷的一面，也显示了他的神性，喜爱动物的善良的一面。一般来说人是怕狼的，是以狼为敌的，而白昌星却以狼为友，能使狼通人性，听他指挥。这就生动地显示了他与众不同，而且对比出一些人不如畜生的本性。这不得不使我思考：这些不如畜生的人的人性如何呢？挖掘人性，就不能离开性爱，就不能离开女人，女人不仅是人类生命的延续者，更是人类希望的承载者。其实，就整个人类世界来说，除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后天因素，人类的中心生活就是男女之间灵与肉的碰撞。白昌星与三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当毛小毛问他：“星哥，爱情和家不是一回事吗？”他回答：“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棵大树，爱情犹如大树上盛开的花朵，而家却是大树的根。”他爱毛小毛和衣娜的美丽，也喜欢毛小毛对他事业上的辅佐，更离不开衣娜的相知，但他又不忘结发之妻，这就是白昌星在爱情和家庭上的人性表现。行善是白昌星人性之网的另一个纽结，他救助患白血病的小姑娘连月，这是行善之举，是神性的表现，是人性的亮点。但同时他又处处以利益为中心，彰显商人本性，这突出表现在小青楼事件中。在朋友这个纽结上，他的突出表现是终于给了马智华应得的报酬，算是以诚相待，但又利用马修斯毒死了陈金发。因此，毒酒也成了他人性之网上的纽结。最后一个纽结是光碟，他利用美人计录下了何振东权色交易的证据，揭发了何振东。与丁能通、雷默不同，白昌星是个兽性与神性都张扬的人，他既有冷酷的一面，又有热心肠的一面；既有守法的一面，又有犯法的一面；既有行善的一面，又有作恶的一面；既有花心的一面，还有恋家的一面，是个具有复杂人性的人物。充分揭示白昌星人性之网上的纽结，这个人物就鲜活起来。
八
我通过《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驻京办主任三》三部长篇小说，利用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着力塑造了身处政治旋涡的丁能通如何左右逢源、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内有坚守的人物性格，面对腐败和官商勾结，丁能通经受了炼狱般的心灵挣扎，终于顿悟，走出了人生困境。这三部书浑然一体，又独立成章，通过典型化的创作手法，确定了丁能通就是丁能通，同时他又是典型化地代表了一类人，这类人就是不敢和腐败势力直接作斗争，又不甘心和他们同流合污，当然丁能通还是被逼着和腐败作了斗争，站在了正义一边。我觉得丁能通代表了一大批人，很多人就是这么活着。正是因为丁能通代表了一类人，所以这个艺术形象对很多人有教育意义。中国知识分子既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想做大事，有做人的底线；又有患得患失、爱面子、自尊心强、名利思想重等弱点。这些特点在丁能通身上都有表现。正义和良知永远是文学的主题，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太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我觉得我的作品一些有良知的人看了会去深刻地思考，当然一些滑到腐败边缘的人看了也会警醒。但是靠小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还是要有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已经腐败掉的一部分人完全可以不滑向腐败的深渊。在现实生活中，正义的力量非常大，但是腐败的势力也不可小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让正义的力量信心百倍，让邪恶的势力心惊肉跳的作品。
九
综观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外化到内化的转折，我觉得无论是强调外化还是侧重于内化都是片面的，我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外化与内化的融合，也就是既追求情节跌宕，人物鲜活，也追求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与灵魂深处的嬗变。我的小说几乎都是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
十
1924 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成功地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他，为什么登珠穆朗玛峰？他平静地回答：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成了登山界的圣经。乔治.马洛里认为登山可以提升人的境界和对生命的理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我只能说，因为生活在那里。创作同样可以提升人的境界，提升人对生命的理解。歌德说，读一本好书，相当于跟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我觉得，写一本好书，就是对灵魂的一次洗涤。我希望通过创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质的直接表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