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奈保尔作品集
一个伟大的作家要有一本伟大的传记，一本伟大的传记必须揭示真相。印度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希望在他生前完成这本丰碑式的传记，秉持他一贯残酷无情的文风，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在2001年奈保尔获诺贝尔奖之际着手这一任务的作者Patrick French，坚持要访问存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Tulsa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库，里面包括他的书信、日志、以及奈保尔本人从未读过的、他妻子Pat（在 1996年去世）的日记。并且这么多年来，French多次对奈保尔进行面对面、无保留的采访。最后，这位最苛刻难搞的作家没有要求French修改一字，用French的说法，奈保尔对他所有要求的谨慎配合，“是一种既自恋又自谦的表演”。
现在，奈保尔有了他丰碑式的正传。这本《如此人 世间》（The World Is What It Is：取自奈保尔小说《河湾》严厉的开场白），完全是典型的奈保尔风格，紧张戏剧性的节奏，一流小说的深刻洞察和感伤悲悯。一方面，它向这位印度契约劳工的孙子所经过的痛苦艰难、不可思议的斗争──从特立尼达这个被殖民的小岛屿走出来，成为过去半个世纪里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家──表示宏大的致敬，另一方面，它把这位艺术家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怪兽，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如何合乎事实的共存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而奈保尔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本倾注了他坦诚直率的传记的严重性，是另一回事。
奈保尔1932年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大家庭里，他的家庭带着种姓制度下的优越感，拥有一点不起眼的政治权力，但物质上十分贫困，比从奈保尔自传体作品里推想得出的世界更加艰难、混乱──有时他们连吃的都不够──这有助于解释被奈保尔笔下一个人物称为“殖民地愤怒”的痛苦，以及奈保尔对地球上受压迫摧残者的不太为人注意的同情。
奈保尔母亲Droapatie的亲属是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而他的父亲，Seepersad，是一个敏感神经质、脾气变化无常的新闻记者，一个失败的作家，因此忍受着专横傲慢的亲家无休止的屈辱。这在年轻的奈保尔（Vidia，奈保尔名字Vidiadhar 的昵称）心里激起勃勃的雄心和难以抑制的愤怒──一种与父亲同病相怜的宿命感，伴之以他对祖国、家庭、乃至对世界的不公和冷漠的不能自拔的忿恨。 French指出，虽然奈保尔一直把自己认同于他高贵、悲剧的父亲──把他生命中的许多女性排除在外──但实际上，是他的母亲为他提供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奈保尔继承了母亲鲜明、坚定、粗狂、略带嘲讽的语气口吻，没有母亲和母亲一家的刺激，他不可能达到以后的成就。”
在French丰富的叙事中，奈保尔一生有两个转折点，两个可能摧折毁掉奈保尔的时刻，但最后好坏参半的塑造了他，使他成为一名伟 大的作家和一个这样的男人。1950年代初，在得到牛津大学梦寐以求的奖学金并从那里毕业后，只身一人在伦敦的奈保尔，发现自己因为种族的缘故被边缘化，没有工作，看不到前途，他第一次尝试写的小说得不到出版，极度思乡，但不愿承认失败就这么返回特立尼达，甚至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没回去。这场精神危机使奈保尔堕入后来被他称为“濒临疯狂的意志消沉”中，持续了18个月。在他后期创作中，他着迷似的不断回到这段生命中的惶恐期──在小说里，他把自己投射到各种绝望的年轻男性角色上，或者更直接的在他自传性的作品里。但是，他一直忽略了一件关键的事。
当奈保尔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把整个世界作为他的写作主题后，他喜欢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不受承诺约束的男人，做到其他易感情用事的灵魂做不到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观察世界、讲出真相──“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写作者’，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French在书里如是写道。然而，在生命最黑暗的这个时期，奈保尔与一个安静、聪慧、不露锋芒的年轻英国女子黏在一块，她叫Patricia Hale，来自一个不幸的低中产阶级家庭。她让奈保尔免于沉沦。从两人的书信节选中可以看出奈保尔有多离不开她，“你救了我一次，正是从这次救赎中我能够继续向前──从2月9日到今天。我爱你，需要你。不要让我失望。请原谅我偶尔的犯错：在内心里，我是我所认识中那个最杰出的男人。”
这段关 系开始时，Pat处在强势地位。但当两人一结婚、奈保尔开始出版他的早期作品后，权力的天平便迅速倒向了奈保尔一边。Pat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学助手，他的女佣和煮饭婆，他的妈妈，他发怒的对象，他的旅伴、却从未出现在他任何的游记中。他们两个饱受压抑、天真稚气的灵魂，在生命最无助的时刻相遇，却从未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两性关系。French认为奈保尔被扭曲的性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并披露了通过各种渠道、主要从奈保尔本人那里得到的细节内容，但未落入一丝一毫观淫僻的庸俗或Joyce Carol Oates所谓的“病态学”（pathography，也称病迹学）窠臼。
多年来，当奈 保尔的文学声名伴随他暴躁的性情而增长时，他的婚姻陷入困境。有时如果Pat烧鱼煮过了头，奈保尔会严厉斥责她，跟着Pat亦自责不已。两人想要孩子，可 Pat无法生育。在她的被动和羞愧中，Pat从未寻找可能的补救措施。奈保尔频频光顾妓女，但这并不能给他满足。奈保尔一家满世界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失根”变成他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不是两个冒险者，而是一对苦恼、长期不快的夫妇。1970年代初，40岁、已出版了12本书的奈保尔，生活和工作一并走入死胡同。他告诉Pat，他们彼此毁了对方。
奈保尔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初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创作采风时──这是《如此人世间》里读来令人欲罢不能的一部分。在这次旅行中，奈保尔遇见了一个名叫Margarita，全名是Margaret Gooding的盎格鲁-阿根廷女人。她30岁，婚姻不快，有三个孩子。与Pat恰相反，Margaret“个性火爆、玩世不恭、性感诱惑”。奈保尔和 Margaret的婚外恋释放了他所有的欲望和想像。当他的编辑和好友Diana Athill责备他时，奈保尔回答说，“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享受到肉体的快乐，你竟然要我放弃？”肉欲的快感意味着暴力──事实上，不可避免的，奈保尔不仅殴打Margaret，而且在床上羞辱她，把他的生殖器变成膜拜的对象。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呢？是奈保尔告诉他的传记作者French的。“我非常暴力的打了她两天。我的手开始发痛。……她完全不在乎，把这视为我对她强烈的性爱。她的脸伤得很重，不能出门。我的手肿起来。我完全没辙。我对那些出于激情行事古怪的人有种巨大的共鸣。”
奈保尔自怜的能力大到惊人，甚至延伸到向Pat承认自己与Margaret的关系。“她（Pat）是那么善良，试图安慰我……我内心的悲伤满溢到期待她能对此做出回应，确实，她做了。”可是，这种温存很快过去，奈保尔开始辱骂他受委屈的妻子：从1967年起就没享受过和她做爱，她是他认识里唯一没情趣的女人，她表现得不像个作家的妻子，等等。“你的所作所为像个地位在你之上的职员的妻子。”
和Margaret 一起得到的感官释放，开启了奈保尔1970年代最富创造力的阶段。“事后我想，如果那件事没发生在我生命中，我可能已经是个才思枯竭而死去的作者。”奈保尔告诉French，“后来所有完成的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因为有了她。这些作品不再枯燥无味。”比较奈保尔两本非洲题材的小说──一本是1971年出版的《在 一个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拘谨艰涩，和1979年问世的雄浑醇厚的杰作《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我们无法否认，和Margaret做爱（他们几乎不干别的）确实对奈保尔的写作有益。但是，与Pat的共同生活也起着相同的作用──因为奈保尔并没有离开她，她也没有离开奈保尔。事实上，奈保尔把他的生活分裂成理智和的肉欲两部分，在Pat和Margaret彼此知情、并不一定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往返来回于两人之间。French毫无留情的总结道，“家里有个慈母般的妻子，南美有个妓女样的情人。”
Pat承认，接受这种安排是因为她无法想像生活中如果没有奈保尔的可能，因为她唯一的快乐和存在的价值来自于奈保尔对她持续的依赖，依赖她陪在其身边、依赖她对他作品的评价。 Margaret变成奈保尔新的旅行同伴（但常常在旅程结束前，奈保尔会出于恼怒把她赶走），而Pat靠着各种安定药，呆在维尔特郡（Wiltshire）家里，给奈保尔提供文学上的意见。和Margaret狂风暴雨般的性爱出现在《游击队》（Guerrillas）和《河湾》的关键段落里，然后，Pat聆听这些叙述，颤抖着离开房间，再回来，表示赞叹，提出建议──甚至都不敢“问自己奈保尔的这些描写有多大程度取自他的生活、特别是他和Margaret的关系。”
这段结合两种性虐待形式的三角关系，维持了25年，但它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French写道，“许多年后，他（奈保尔）承认，他和 Margaret的关系很大程度毁了Pat的一生。‘我被解放了，可她被毁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注意到他用的被动语态，注意那只命运之手。奈保尔对 French的这番坦白，就像一个男人把调查人员领到他家后院刚挖开的土地边，指着那堆人肉和骨头，却绝口不提，“是我杀了她。”
当Pat得知奈保尔的出轨后，她重拾多年来断断续续写日记的习惯。经过研读这些资料，French笔下的Pat不再只是一个惨兮兮可悲可怜的女人，这给这本传记提供了另一维度，“这些天来，我益发后悔所失去的，Vidia（奈保尔名字的昵称）的怒火和争吵造成的伤害。失去我烹煮的美好食物，快乐的日子，一个人生活的日子。这是我的错……”French认为，“这本日记使Patricia Naipaul堪比其他文学大家的配偶的悲惨命运，如托尔斯泰的妻子索尼亚、卡莱尔的妻子简和伍尔芙的丈夫雷纳德。”Pat在日记里流露出诚惶诚恐的自我怀疑，而奈保尔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发号施令者。日记里细微的观察、对现实的逃避和突然转变的理解，困扰着读者，直到她因癌症去世的一刻，给故事画上令人心碎的句点。坚持记日志的奈保尔，直到这时，仿佛第一次看到他妻子的存在，“我问她：‘你幸福吗？’是的。你是说你的一生是幸福的？没有直接回答。‘可能是我自己的过错。’…… 对过失的‘弥补’和镇痛药一块发生了效用。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会对她所经历的一切感到震惊。她因为黄疸而难看的面色来了又去。此刻的她显出纯净的优雅。”Pat一去世，奈保尔已决定再婚。不过这个女人不是Margaret，奈保尔和她已断了关系。在第二任妻子的陪同下，奈保尔把Pat的骨灰撒在维尔特郡的乡下。
奈保尔的责任感体现在他敢于面对真相，但这只是有限的真相，缺乏作为主体担当者的一面。他看自己，与传记作者或读者看他不同， 别人受的痛苦总会返回到他自己的痛苦。这种无底线的自恋，和他不肯妥协的深刻远见，是奈保尔文学魅力的关键。他能够在作品中把自己投射到不同类型的角色和 情况中，把现实生活中不能给与周遭亲密的人的同情和博爱，灌输在他的作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