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自唐代建立全国性的科举制度以来，就好比公务员招骋一下子向所有人敞开，人人都有了均等的机会，从此文人代替士族成为国家政治主体成员成为了趋势。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的重兴与完善以及优礼士大夫成为定制，文人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了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故而宋代的大文士也多是大官僚，大名臣也多是大学者。这样的例子颇不少，温仲舒、王禹偁、钱惟演、杨亿、陈尧叟等著名文士都曾在宋廷中央担任要职，甚至还出了寇准、范仲淹这样的诗人宰相。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和“只待重来看雪天”的林逋，不过是或沽名钓誉或特立独行的偶然例子罢了。
“文人”，顾名思义，即“作文之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文人追求的是以“报效君恩”或“青史留名”为标志的封建式成功。所以他们的文只能为封建统治而作，为封建统治服务。说白了一句话，文人成为了士大夫，自己也就纳入了统治阶级，成为了其一份子。而统治阶级必然要带有其鲜明的阶级特性，这一特性反映到封建文人的世界观中去就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这其间无论是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指点江山，还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忠烈，都是其阶级特性的真实体现。
古来作文重在写心，字里行间直抒胸臆。岳飞（岳元帅并非纯粹的文人，但其诗词功力并不稍逊于词林出身的大儒）在其《小重山》中就有一句“白首为功名” （何其直白！）。而就因为“功名”心，其在《满江红》中也是先慨叹“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后才痛陈“臣子恨，何时灭”——年际而立，未见有尺寸功名加身，难怪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了。词尾还有一句“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表明了在岳元帅的志向中，于“还我河山”之后，当然还是要向圣天子表功的了。再看辛弃疾久欲“了却君王天下事”，虽非尽是为了“赢得生前事后名”，但悲怆家国之余，其抱憾“功未建、白发生”的个人情绪也洋洋溢于词表。这里并非是说岳、辛汲汲于功名，而是试图从阶级属性着眼，浅析阶级身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毫无疑义，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试看瑰丽浩瀚的宋文佳句之中，先有苏东坡“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畅意抒怀，后有陆放翁“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铿锵明志，更休提范老夫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纲领式政治宣言了。
文人生于宋代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有奢华的文风，崇高的社会地位，核心的政治话语权以及优越的阶级特权体制。
文人生于宋代是不幸的，因为这里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有动荡不安的时局，有烈于前朝的门派党争以及阴晴般不测的宦海沉浮。所以并非所有的宋代文创都如岳辛般“气吞万里如虎”。假设因为犯错而不慎“下课”，加上又无处申辩，以至于在仕途与志向的双重失意之余，吾侪中人词风锐意顿消，文笔锋芒多失，故一时间宋词中尽是“长空黯淡连芳草”之类的艳词就不难理解了（本句的作者寇准就是个典型例子）。此时或许于杯箸间寻一时忘忧，待翌日吟一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最合乎心境的了吧。
中国自宋代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统治时期，文人也自宋代开始真正自觉地把自己当作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成为了一种规范与身份象征，应科举、中进士则成为了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漫说东坡屡仕、鹏举从戎，就连潘阆这样“古寺看碑不下驴”的流浪诗人，也曾先后委身于权臣卢多逊与王继恩，岂图以才情而博功名。悲兮，嗟兮！
或许，这正是中国封建文人的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