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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02节

  郦食其是陈留人,素有狂生之称。当刘邦起义,兵抵陈留时,郦食其投入刘邦帐下,说服陈留县令投降。其时他为刘邦策划,所极力强调的就是军食。黄河流经河南的那一段,东起淮泗,西至成皋,即所谓“中原”,四通八达,在秦汉是交通最方便的区域。而秦汉的黄河,亦决非现在的黄河,在那一段动辄泛滥,造成绝大的灾祸。因此,身为土著的郦食其,对于这一地区的漕运、粮储的情况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了解得最透彻。欲成大事,必保敖仓,是他一贯的看法。他曾批评项羽以战斗力不强的投降的部队守成皋为不智,此时有机可乘,自然不会放弃进言的责任。刘邦有许多缺点,但有一项最大的长处,从不错过部下的好建议,而且接纳建议付诸实行是既迅速,又彻底。因而等项羽一走,他立刻渡河到成皋城下来挑战。

  何谓“挑战”?这个来源极古而被广泛使用的军事术语,值得介绍。中国的战争,在春秋时代,形如儿戏。战国初期的规模也极小。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进了新的武器及战术,几乎淘汰了车战,战争才逐渐“升级”。等到秦国一强,一仗下来,杀人盈野,更到了空前的规模。这因为,秦国计战功有个硬性规定,以杀敌多少来计战功的大小,称为“首功”。首者首级,但不能提一颗脑袋去报功,所以又规定计首功以左耳为准——当然,这有许多流弊,老百姓的耳朵也割。阵亡战友的耳朵也割,史书上说某战役某国死多少人,都是由此计算出来的,其中当然有虎头,但也很可观了。

  因为战略观念由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演进到如何多杀敌人来消耗敌方的战力,所以防御工事特别受到重视。如果是城,城墙要高而坚,城外最好引水围绕,即是俗称的护城河。如果是效野,则筑军垒,称为“壁”。那是一圈围墙,不一定要高,但要厚,把整个部队围在里面。壁外则是沟,愈阔愈深愈好。这一来只要粮道水源不绝,守个三年五载亦不成问题。

  这样就要“挑战”了!挑战的花样甚多,而万变不离其宗者,是要把敌人引出城,或者引出深沟高垒来决一死战。大致起先是下战书,战书无效则陈兵示威,再无效就设法激怒对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辱骂,揭发对方的阴私,愈刻毒愈有效果。

  汉王刘邦因为要争取时间,第一步下战书、第二步陈兵示威这比较文雅的步骤都略去了,一上来就到成皋城下骂阵,怎么刻薄,怎么难听就怎么骂。起先,曹咎谨守项羽的告诫,忍气不理。这样被骂了五、六天,见汉军越骂越起劲,实在气不过,下令出击,而且是倾巢而出。“长史”,也就是项羽的“秘书长”,以及起先封为“塞王”,先投降刘邦,后来又转投项羽的秦国降将司马欣,都在军中。

  楚军一出,汉军稍作周旋,随即败退。成皋城外有一条汜水,源出南面数十里的方山,北流经成皋的东面,注人黄河。汉军败退,自然要渡过把水。曹咎急怒攻心之下,看不出汉军的诱敌之计,下令渡汜水追击。

  兵法上有条定律:“兵半渡而击”,这条定律,已成常识。不知曹咎根本没有想到,还是想到了而认为必须要冒这个险,总之,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楚军纷纷下船,抢渡汜水时,对岸的汉军,突然反攻,伏弩齐发,矢下如雨。楚军根本没有招架的可能,亦无逃生的余地,未曾接仗,就已崩溃。曹咎、王翳、司马欣都引剑自刎在汜水上。

  汉王刘邦乘胜渡河,复占成皋。楚军将领的“战利品”、金玉珠宝,包括陈平用来行贿的那四万斤黄金,都为汉军所得。当然,最重要的意义,是复得敖仓。

  那时项羽在东线打得很好,先拔陈留,继下外黄。在睢阳,即今商邱接得消息说成皋失守,急急引兵西还,来救荥阳。西楚霸王的威名果然惊人。包围荥阳的汉军,望见项羽的旌旗,慌忙撤退。怕为项羽追上,都从山间小路,分散转进。自此而成楚汉对峙之局。

  楚汉对峙之处,名为广武。广武是一座山的名字,一名三室山,又名三皇山,在成皋之西,与敖仓所在地的敖山相连。广武山一劈两半,东西相对,中间一条深涧,约有百里之宽,即名广武涧。涧水南流,注入汴水。楚汉两军,各在山头筑城,隔涧相峙。楚军在东,称为东广武,汉军在西,称为西广武。这两座城,后世就称为“项王城”和“汉王城”。

  看起来东西相对,韩两相称,其实大不相同。汉王刘邦这面,有敖仓、有成皋。

  成皋有关,名为“虎牢”,虎牢关为洛阳的门户。乱山丛中,蜿蜒一线,西迄巩县,东起成皋,入口处即名为虎牢关。轻兵阻道,强敌却步,所谓“塞成皋之道,则天下不通”。所以汉王刘邦据有成皋,即无后顾之忧,得容萧何全力经营关中,源源接济,而前方兵食无忧,据险而守,则已立于不败之地。

  反之,项羽的后方,深受北面的威胁,粮道经常有被切断之虞。楚军的主要粮道有二:一条是东西流向的黄河,一条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鸿沟。前者常被在齐的韩信遣轻骑突袭,后者则在彭越的游击队活跃的区域,有时截得大批粮食,反绕道接济成皋,对于汉军的贡献很大。于是楚军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士气急剧低落,就像汉王刘邦初到南郑时的情况那样,部下“开小差”的日有所闻。一世之雄的项羽,困守东广武,一筹莫展,不得已与汉军议和,归还太公及吕后,划鸿沟为界。

  当他引兵东还时,张良、陈平谏劝汉王刘邦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接纳建议,因而有垓下之战。西楚霸王项羽的失败,败在“食尽”则“兵疲”,而汉王刘邦的成功,则因“足食”而“足兵”。由这一点上看,不难想见任公的“藏粟”,在当时是如何贵重?

  汉王——汉高祖初年的粮价之高,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汉书·高祖纪》:

  “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这里的“二年”,可能连着下一年,即指公元前二○五年到二○四年间的事,因为汉高祖刘邦最先入关,那年十月至霸上,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就以这一个月为汉元年的岁首。这样,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称元年,这好比现代的会计年度,从当年七月到翌年六月为一年是同样的道理。

  这一年,汉高祖从汉中出兵,“还定三秦”,正当项羽焚咸阳宫阙,大火三月不息之后,关中的农田水利,破坏得相当厉害。汉高祖虽然下令将秦始皇父子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苑囿园池”改变为农田,但旧的已遭破坏,新的还在建立,加以军需军粮的征发,罗掘一空,则当地米价涨至每升万钱,固无怪其然。

  《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又说:

  “汉兴,米至石万钱”。这当然是指普遍的现象,但一个“五千”,一个“一万”,有人以为一指平均数,一指最高数,这话虽有道理,似亦不然。合理的解释是:一指一般地区,一指特殊地区。说得明白些,战火最烈的地区,米每石一万钱,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钱一石。

  楚汉相争,前后虽只五年,但以当时战争的型态而言,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场全国性的总体战。比较不大受影响的地区,不过巴蜀、江东等地,而以中原被祸最烈,中原一带又以荥阳附近为尤甚。米价每斛,或照彼时的度量衡称为“石”,高至万钱,几乎为战国时代的二十倍,正是指这一地区而言。

  任公的藏粟,就在这个地区。他的大主顾是楚军。那些跟随项羽起兵的“豪杰”,自东而西,破城无数。所获的金玉,此时不能充饥。而饥饿的士兵,不是逃亡,就会作乱。为了稳定军心,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得不多方搜购粮食,于是“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但是,乱世无法纪,任公的粮食,何以不曾被劫?何以能居为奇货,作成极有利的交易?这些是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以现有的资料而论,不可能求得圆满的答案。但以任公以后的表现,可以想见其人的性格,再参照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况,则亦大致可以了解其原因。

  任公自己,也可说是一个豪杰之士,但基本上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商人。他的商业天才,可分两方面来谈,第一是眼光锐利深远。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独“窖仓粟”,此固为眼光锐利深远的明证,但有大量粮食而若不善经营,则在那样的乱世,适足以自招杀身之祸,所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他的领导方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恩威并用,以身作则。”

  先说以身作则,其时富人多奢侈骄慢,而任公谦虚、勤俭,与他的属下共同操作,人格的影响为凝聚力,则其事业中的成员,必团结为一整体,乃是势所必然的。

  任公的“恩威并用”,且留到后文介绍他的“家约”时再细谈,在这里必须要研究的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这种关系,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未提到,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笔、隐笔,未着墨处常有问题存在,只要发现了问题,再研究当时的背景、风尚,就不难得到答案。

  任公的问题,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那个楚汉相争,提兵百战,而且饥卒如虎,粟贵如金的地区,何以能够保存他的藏粟,不被抢劫?不但不被抢劫,而且能够交易,交易的对象又是“豪杰”,同时卖得很好的价钱,这不是神通广大得不可思议了吗?

  可是,我们只要想一想抗战期间,在敌我相接而物资可以交换流通的若干地区,如界首等地,有许多“吃得开”的大亨,“阴阳两界”畅行无阻,就不难了解任公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大发“战争财”的原因何在。

  任公本人必也是一个“豪杰”,汉书将此豪杰的杰写作“舛”,便不是一个好字眼。“豪”则正好解释为现代的“大亨”,《史记》、《汉书》中“大豪”的字样甚多,秦始皇的外祖父,就是赵国的大豪。

  大豪中之大豪,为战国的“四公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平原君黄歇。所谓“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扌益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即指此“四公子”而言。“游侠”之起,以“四豪”为滥筋,而其间也有异同。相异者“四豪”为贵公子,而游侠多出于市井;相同者,“振穷周急,谦退不乏”,“鸡鸣狗盗,无不宾礼”。降至末流,“作奸剽攻”,“铸钱掘家”,那是流氓土匪,徒窃“游侠”之名而已。

  游侠是乱世的产物,因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非盛世所能容忍。大致由乱而治,则游侠的身分作风必有变化:一种是修成正果,成另一型的杰出人物,如近代的杜月笙;一种是沦入魔道,为非作歹。倘或依然结成“死党”

  而“背公”,则迟早会发展成叛乱组织,危害国家。汉景帝“尽诛此属”,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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