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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唐通所到的夜郎国,位处巴蜀之南,称为“南夷”,此外还有巴蜀之西的“西夷”,也就是临邛西北、西南的所谓“椎髻之民”,如“邛”、“笮”、“冉囗”

  等等部落,他们与夜郎不同,夜郎由于交通隔绝,与巴蜀的汉人很少往来,而西夷与临邛等地,一向保持着贸易关系。当司马相如回蜀时,他们羡慕南夷’,得到汉家许多赏赐,曾表示出愿意归化的意向,司马相如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所以在报告抚慰经过的时候,附带也提到了这一件事。

  于是武帝要他陈述意见。他说:那些西夷离蜀郡很近,交通方便,秦朝曾立为郡县。现在真的要文郡置吏,决不会像收服南夷那样麻烦。

  费力少而收功大,武帝自然赞成。便也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所谓“建节”,就是担任天子的特使。“节所以为信也”,一根八尺长的竹竿,挂一串牦牛尾巴毛,就是“节”,对外国来说,这就等于“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

  司马相如是正使,还有三个副使,名叫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壶充国后来当过武帝的“外交部长”——大鸿胪卿。

  持节的特使,对国内来说,正就是后世的所谓“钦差大臣”,威风非凡,在旅途中,交通食宿,无不优先。到了蜀郡,因为是他奉使而来的目的地,迎接的礼节,更见隆重。

  司马相如坐的是四匹马拉的驿车,将到成都,蜀郡太守率领僚属父老,出城迎接。县令“负弩矢前驱”,这就是亲自替他担任警卫清道的工作。不但为了表示尊敬,而且也确认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有人站在高处,可能会行刺时,就可以先发制人,一箭将他射死。

  自秦代开郡以来,成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位显要莅临,而此显要又是本地人,足为乡邦增光,所以从进入汉中开始,蜀人就把司马相如的衣锦还乡,当作一件大新闻,艳羡以外,觉得与有荣焉。欢迎的热忱,前所未见。

  就这样一直到了临邛。临邛的县令自然早就不是王吉了,但他这一次重来,比第一次作王吉的上宾时,还要荣耀。而最兴奋的是卓王孙,他会同地方上的绅士,列队迎接,献上牛酒,慰劳他的从人。自然,还要大张筵宴,来欢迎他和他的副使。

  回首前尘,卓王孙想到司马相如,当年穿了一条“犊鼻裤”,亲自洗涤酒器的情形,自不胜今昔之感。再想想当年为他难为情,甚至不敢出门,而此刻是“钦差大臣”的老丈,顾盼得意之余,不免愧悔,喟然而叹:“唉!应该早把文君嫁给他的。”于今补过之道,只有拿文君另眼看待,因而重新分家,文君所得的财产,与她哥哥的所得,完全相同。

  这是司马相如的意外收获。但是,在公事上,却有问题。蜀中父老以司马相如为荣,只是因为他被拜为“中郎将,建节”,等到他召集会议,说明使命,大家的反应却很冷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下又要地方上贡献物力和人力了。

  为了诏谕难回,再经过卓王孙的斡旋,司马相如总算取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他的使命是以慰抚为原则,办的是“送礼外交”。西夷本来就贪图汉家的赏赐,自然乐于内附,所以司马相如此行,相当顺利。但深入蛮荒,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所谓“西夷”,至少有二十多个部落。云南以北,“邛都”最大,那地方在今西康西昌的东南。邛都人依山而居,累石为屋,有高至十余丈的,汉人称它为“邛笼”,而他们自己称为“雕”。碉堡的调,就是由这个“雕”字演变来的。

  第二个大部落称为“筰都”。司马相如成都附近的笮桥之笮,与此筰相通,都作竹索的解释。那里的夷人,用竹索作吊桥,攀缘而渡,十分不便,司马相如替他们造了一座桥,从此“邛、筰”联在一起了。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部落“冉囗’,就是当初卓王孙的祖父,由汉中到剑阁,说有大芋头,不愁饿死的那个地方,在江山之下,即今四川茂县地。冉囗的种族特别复杂,据《汉书》记载,汉山上有六夷、七羌、九蛮,各有部落。这样一个由三种种族,二十二个政治单位所组成的部落,居然也为“口吃”的司马相如所说服,亦非易事。

  于是邛峡以东,大渡河以西,北起汉山,南迄云南边境,这一片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土地,从此归入汉家的势力范围。西夷各部落,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司马相如重新调整县区,整理交通,并奏准设一个“属国都尉”的职官,加以管理。

  令人丧气的是,武帝虽赞赏他的功劳,但朝中颇有些大臣,与巴蜀的士绅,持着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西南夷这件事,是无益的浪费。司马相如怕引起争论,在皇帝召集“廷议”时,自己因为口吃的缘故,辩不过别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先发制人的解释。

  这篇文章是假设他经营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时,有二十七个地方父老士绅去看他,提出质询,他又如何解释必须要通西夷的道理。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常人对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测高深,因为莫测高深,不免戒惧不安,所以他接下来说:“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接着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大事发挥天下必须统一,教化必须普及的理论,以为他的开山架桥,扩大边关来促进与西夷的交通,是“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结论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优勤而终于佚乐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获,于是来质询的父老士绅为他说服,欣然表示,不论老百姓如何艰困,一定支持朝廷的决策。这样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赏,他下令把这个文件颁行巴蜀,让大家了解天子的苦心。

  有此一番经过,司马相如原以为可以安然无事。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贪污,说他出使西夷时,受了对方的贿赂。这自然是诬告。西夷愿意内附,原在贪图赏赐,哪有财物行贿?而司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内附,有求于人,只当行贿,不宜受贿。况且他正从岳家分得一大笔财产,何必又受西夷之贿?凡此皆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事。

  可能仍旧是吃了他口吃的亏,对此事竟无法辩白,也可能他因为立功万里而横遭打击,心灰意懒,不作辩白。总之,在这件案子上,他得到免职的处分。

  闲住了一年多,武帝又想起了他,复召为郎——那是他第三次做这个官,但看破仕途,官兴已大不如前。同时也因为生了消渴疾——糖尿病,不耐劳苦,常请病假。好在文君有钱,生活优裕,不妨在家饮酒作文,享他的清福。偶而武帝巡幸离宫别苑,也召他侍从。一次在陕西囗囗县东南的长杨宫,因为武帝喜欢亲自猎射熊与野猪之类的野兽,容易发生意外,特地作赋谏劝。他的几篇有名的赋,几乎都为武帝而作,其中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长门赋》。

  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他的表姊妹,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尚堂邑侯陈午,生女小名“阿娇”。当武帝已被封为胶东王,大约五、六岁时,馆陶长公主携女入宫,探望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把她的那个早慧的内侄抱在膝上,戏谑地问他将来愿意娶什么人作妻子。指这个。他不要,指那个、他不要,最后指着她的女儿问:“阿娇好否?”

  胶东王笑着道:“好”,说是“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以贮”。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但这一番戏谑,竟致改变了历史,因为弄假成真,馆陶长公主真个向景帝提议,中表联姻。景帝最听他姊姊的话,欣然同意,立阿娇为胶东王的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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