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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安虽为首善之区，人才答苹，等一问到西南及南方的地理，却都瞠目不知所对。最后，请教由巴蜀来的商人，才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首先，唐通证实了他在广州所吃到的拘酱，确实是成都的出产。构亦作“枸”，据李时珍的《本草》解释，“枸子可以调食，故谓之酱，乃荜茇之类。”《大汉和辞典》，说它是胡椒科的灌木，产于安南巴蜀等地。
此外还有好些解释，大致可以推知，是一种芳香的调味品，但无法确知其到底是现代的什么食物？川菜重麻辣，《大汉和辞典》说它属于椒科，则可能是花椒，但花椒无调成酱的道理。酱状物的调味品，而为广东莱所必备的是芥末酱，可是，芥子为芥菜子，非成都所独具。
“枸酱”之为物待考，而此物如何传到广州。却是可以考证的。据当时蜀中商人向唐通所陈述，“枸酱”是先“走私”到夜郎，然后由夜郎经洋河江到广州；洋河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句话越发打动了唐通，因为江面广阔，可行大船，就可以运输大量的军队，直达广州。这也就是说，倘或能取得夜郎的合作，让汉朝在这个侯国之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则由蜀中发兵到夜郎，沿洋河江以顺流而下，兵临广州城，对南越实施奇袭，必可一战成功。
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上书武帝，说他在广州，看到南越王的起居服饰，与天子相仿。南越国土，东西万里，名义上是汉朝的附属，实际上等于一个独立王国。这第一段的意思是表明，必须征服南越，否则将为汉之患。
接下来分析，征服南越的途径，从湖南、江西人广州，水路有宽有狭，港湾分歧，不但运兵不便，而且容易中伏。陆路则小道崎岖，军粮的运输先成问题。况且由江西、湖南到广州，是人人皆知的两条路。大军所经，行动无法保持机密，南越可以从容防御。一方面劳师远征，一方面以逸待劳，胜负之判，不待智者而卜。
然后谈到夜郎，说有精兵十万——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能利用夜郎的兵力，沿江直下，出其不意，是为制服南越的奇计。他的初步计划，是要说服夜郎归化，“设郡置吏”，先经营一个前进基地，作远征的准备。他认为以汉朝之强，夜郎不敢不听命；而以巴蜀之富，设郡置吏以后，夜郎可以分享巴蜀经济上的利益，也足以打动他的心。所以，这个使命是很容易达成的。
武帝对唐通的建议，颇为欣赏，拜他为“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这是除了丞相以外，最高的俸禄。唐通接事以后，着手筹划夜郎之行。所带的士兵有一千名，却配备了一万多的夫子，因为深入不毛，一切军需品，还有赠送夜郎及其他小国的礼物，主要的纺织品，都要从内地带去，并且车辆无法通行，唯有肩挑背负，自然要用到这么多夫子了。
夜郎地方甚大，它的疆土包括现在贵州的西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的东北部，四川的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其时的国主名叫多同，他的城堡在贵州桐梓县以东二十里，所以唐通取道巴郡的符县，即今川南合江县。县南有一道关，就叫符关，为人黔的要隘。唐通出符关，折往东北，会见了夜郎候多同，先送一份丰厚的礼物，然后展开交涉，达成了两点协议：一是夜郎割让其西北部未经开发的土地，成为汉朝的一郡。二是让多同的儿子，当这新设一郡的地方官。
这一个地区，还有许多小国，也要唐通—一去交涉。他们的看法是，汉朝要来置郡设吏，根本就是妄想，因为重峦叠嶂，无路可通。答应了他的要求，等于不费之惠，而眼前先可获得汉家使节所赠送的大批绸布，则又何乐而不为？
因此，唐通的这一次任务，可以说是圆满达成。但是他的目的不在置郡，是在能够利用洋河江，而洋河江要能为汉所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极艰苦的过程。
那末洋河江在哪里呢？这个名字说起来很陌生，但如说盘江，则在西南住过的人，无不知道。洋河江就是盘江。《读史方舆纪要》说：“盘江在贵州境者，为北盘江，出四川乌撒府西北五十里。”乌撒府是明朝的名称，清朝改名威宁州，属大定府，并改隶贵州。盘江发源威宁，流经云南宣威，北流入黔，称为北盘江，经水城县折向东南，再经册享县到广西凌云县雅亭墟，与南盘江相汇合以后，名称又不同了。
南盘江源出云南沾益，曲曲折折，流经滇、黔两省，在广西与北盘江汇合，称为红水江。到了桂平，又与郁江汇合，称为浔江，东流到藤县，称为藤江。经苍梧人广东省境，成为西江。成都的拘酱，就是经过如此的周折，才到广州的。
于此可知，唐通要想利用洋河江运兵，先要能开一条路到达洋河江。他的这第二步计划，也得到武帝有力的支持。于是由长安重回蜀中，将得自夜郎的土地，再割出蜀郡南面的一部，合并设置新郡，称为“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即今最富庶的川南一带。
键为郡的十二县中，有一县名囗道，就是现在川南的宜宾县。唐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军事工程处”，由此往南开路，大举征发汉中、巴、蜀、广汉四郡的民工。
这一带在当时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要从那已开发的四郡运来，辗转千里，徒步运输。而运输的人又要自备粮食，走到吃完，双手空空，所以深入荒山处于最前列的民工，经常在挨饿之中。这个运输上的死结，人山愈深，问题愈产重。加以事先未经测量，地形亦不明了，工程方面，随时发生技术上的严重障碍。此外还有天然的灾害，第一是瘴气，第二是雨季的豪雨，第三是毒蛇猛兽。
在缺乏医药设备及医护人员照料的情况下，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这还不算，夜郎及其他西南夷又有反意，发兵相攻，越发成了雪上加霜之势。
可是，唐通求功心切，军法在手，一味蛮干，囗道的一个县令，被认为办事不力，为他下令处死。那个县令大概觉得这种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听人说起成都的繁华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向往不已，所以临死的时候，提出要求，说只要让我到成都去见识一番，死就死，一无遗憾。唐通实现了他的愿望，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处决。
光是杀了一个县令，无济于事。数年之间，死亡枕藉而依然无功，巴蜀数郡的老百姓，这时可忍不住了，到长安去告了他一状。
武帝当然很生气，不过后通的计划是经过他批准的，而且开边是他既定的方针，所不满的只是唐通执行的不善。为了平息民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须对唐通有所谴责，作为对巴蜀人民的抚慰。
于是他开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来的传统，类此宣达王命的任务，多派郎官担任。环顾侍从之臣，顺理成章地选中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有个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司马相如充分了解武帝的意旨，仍旧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军法从事，未免鲁莽，这决不可作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为武帝解释，巩固了领导中心，才有强力推行国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对中央还是服从的，加以司马相如的乡谊，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态度。
除成都及囗道附近以外，远处不便亲自宣慰。司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抚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职司教育的“三老”，开导子弟。这篇檄文，与汪洋瑰丽的赋来比较，笔调不同，但义正词严，确是经世之作。
司马相如此行，在武帝来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愤平息，而且进一步又征发了许多人，在唐通指挥之下，继续未竟的工程。至于司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谈，并经过多方考察以后，也激发了雄心壮志，愿步唐通的后尘，为国家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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