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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五章

  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点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我想也不会。”她自语似地说:“德国跟法国不和,自然不能替他们高兴。”

  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日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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