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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四章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场。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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