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推理师：破镜 正文 新版后记
2014年，“ALS冰桶挑战”风靡中国，各界名流竞相上演真人秀，展示自己用冰水醍醐灌顶方能激发的爱心。当时，我在微博和微信上陆续接到朋友的私信，言及该活动的慈善目标——“渐冻人”，正是我的这部长篇推理小说（旧版名《镜殇》）中写到的阿累。“感觉好像你和渐冻人有过接触，对病情的描写十分详尽。”这让我陷入回忆。
2008年的6月21日是世界渐冻人日，我当时在报社做编辑，一位名叫薛京的记者提出，她可以联系到一位患此病十年的患者进行采访，我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一疾病，觉得十分新奇。
更加新奇的是记者的采访方式——全程通过QQ和短信打字，因为受访者杨一平（化名）已经已是ALS晚期患者，除大脑能正常思考，手指有残余的功能外，全身瘫痪，语言功能消失殆尽，连吞咽都十分困难，仅存的肌肉还伴随有痉挛性的强直、跳动。他接受采访，就是记者在网络的一端提出问题后，他用手指关节仅存的一点点力气，缓慢移动笔记本电脑的球形鼠标点击键盘，来实现文字录入。“打”字过程中，杨一平要克服双手的僵硬无力与不由自主的手指痉挛跳动，痉挛厉害时鼠标指针无法定位，所写的内容被搞得乱七八糟，甚至剧烈咳嗽后，鼠标会掉在地上，而他却无可奈何。
“渐冻人”（ALS）是运动神经元疾病的俗称。运动神经元控制着使人能够运动、说话、吞咽和呼吸的肌肉活动，当运动神经元受损后，患者表现为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以至瘫痪，身体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所以称为“渐冻人”。90％的“渐冻人”于发病后的一到五年死亡，目前无有效治疗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与癌症和艾滋病齐名的五大绝症之一。
杨一平曾是云南一所学校的计算机教师，1998年，他在讲课时，那只在篮球场上灌篮无数的大手，突然开始拿捏不住一支纤细的粉笔，很快，他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病。杨一平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地被“冻”了起来，然而精神上的折磨更加严苛：不能在年迈的父母面前尽孝，无法照顾年幼的儿子，和妻子的离异，这些都使他痛苦不堪……杨一平经常坐着的单人沙发背后，被粉刷成蓝色的墙围上一片发黄的印记，这是由于他长年在沙发上坐着，用电脑给病友写信，时间长了，脑袋后面靠墙的地方，蓝色漆就被磨掉。
杨一平十分坚强，他在患病的十年中，坚持用逐渐丧失全部功能的肢体，给其他病友发信息、邮件鼓励，他这样告诉记者：“尽管文字录入对我而言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一个小时输入不了几十个汉字，并且很累，但我十分珍惜这尚未消失的一点点能力，因为我非常清楚疾病的咄咄逼人……怨天尤人的沮丧、颓废毫无意义，应该尽量让生命亮出阳光的一面。”
采写这篇稿子的记者薛京告诉我，“渐冻人”每分每秒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变成石头一样坚硬的死亡之躯，那种大悲哀是普通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2009年我写完《嬗变》之后，一直在考虑第二部推理小说的素材，关于推理小说的诡计设计永远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灵异事件”，倒是决定将主人公之一的阿累的身份锁定为渐冻人，确实是2008年薛京那次采访的启发。我是一个对别人的痛苦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感知的人，我觉得，说到底，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渐冻人，无非是他们渐冻的是身体，而我们渐冻的是灵魂；他们的疾病是残酷命运施加的，而我们的疾病却是由于不敢反抗现实、只想浑浑噩噩地活着而进行的一种自宫行为……于是他们死于ALS，而我们死于自诩为成熟的每一个瞬间。
就这样，我写了一个渐冻人的故事。某个夏天的晚上，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每个人讲一个恐怖故事，其中一个人讲述的“镜子杀人”，不久之后竟然真的发生，而犯罪现场与故事情节无比契合，留给侦探的唯一线索就是一地破碎的镜片……
小说中的大部分情景和人物都是真实的，郭小芬、刘新宇、朱志宝、马笑中、张燚、爱新觉罗·凝自不必说，都是我现实中的朋友，就连给雪儿治病的神经科主任的名字都叫“薛京”。至于阿累的房间墙上那道暗黄色的弧形，正是杨一平留下的印迹。
书中的反面人物也大都有原型，樊一帆、杨薇之流，相信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都不难找到，这群由于极度空虚和无聊，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刺激的“找乐一族”，将整个世界当成一个硕大无朋的游戏场，他人不是游戏的道具，便是游戏的背景，尽可以耍弄和虐杀，受害者的哭泣与呻吟，往往能引爆他们巨大的快感和成就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能说那些拿“ALS冰桶挑战”炒作自己的名流，跟他们不是一丘之貉？
时隔多年，我不知道杨一平还在世否。倘若在世，面对火爆异常的“ALS冰桶挑战”，他是否会露出一丝苦笑……人类社会就是用弱者的至痛引爆强者的狂欢，然后一群庸众跟着亮出散热的舌苔，哪个年代都概莫能外，然后该走开的依旧走开，该遗忘的继续遗忘，只留下杨一平们坐在椅子上绝望地看着这个娱乐至死的世界一点点冻结。
《破镜》被很多读者认为是我迄今创作的气氛最诡异、案情最离奇、“本格”程度最高的一部小说。呼延云勘查现场时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有如一只19世纪的猎犬，而他在结尾部分进行的大段推理，更导致我从此被划为“本格派作家”。事实上，我到现在都搞不大清楚推理小说有多少流派、划分标准是什么。我从少年时代阅读的是福尔摩斯、阿婆、艾勒里·奎因的作品，所以骨子里就认为标准的推理小说必须是“诡计+解谜+对黑暗现实的反映与批判”，虽然长大后读的种类和风格越来越多，但最喜欢的依然是古典推理——一如小鸟破壳而出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认定的母亲。所以当读者激动万分地问我为什么要在本格派越来越式微的今天，还在“坚持”写本格推理，我也十分困惑地说：难道推理小说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
由于《破镜》的诡计和布局太过复杂，连我自己都经常嘲笑她是一部“能把真凶活活累死的小说”，而我又向来推崇用最可行的诡计完成最诡奇的谋杀，所以《破镜》其实是一部有违我的创作理念的作品，好在宽容的读者们没有像我这般苛责，在充分指出其纰漏的同时，依然对其逻辑严密之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值此再版机会，我综合读者们的意见和建议，对小说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修订，尽最大可能使其更加完美。不过对于人设和文风，我没有任何改动——也许在今天看来，它们颇有一些幼稚可笑和不尽成熟之处，但确实包含了我对原创推理如何才能寻求突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正是无数这样成功或失败的思考和探索，是原创推理新时期这十七年溪喧日夜、万山难阻，它们宛如一块块形状不一、大小各异的镜片，光鉴毫芒且别开生面，当拼接组合在一起时，恰是对历史的一个完整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