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纸牌屋 正文 二十二、每个人都是体制里的可怜虫
丁宁的妈妈在办公室里痛哭，她觉得自己的儿子生前一定过得很苦。林娜要走了，我心里涌上强烈的不舍，突然对她轻语：我能跟去吗？
如果说是林娜改变了单位的轨迹，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那么，首先被改变的是李瑞主任。
胡士忠副总四月退休，李瑞五月中旬被提拔为副总。他分管综合部、外联部，尤其还分管钟雷所在的特别项目部。
现在，钟雷就受自己的老对手、老部下，他从来就看不上眼的老好人李瑞直接管理。
钟雷郁闷的脸色，酷似“林娜事件”之前的常务副总老蔡。他黯然地在公司里进出，楼道里似乎回旋着他的怒气。
另一些声音也接踵而至。
——钟会服李吗？
——他会有让他服的本事。这回林娜的事你看到了吧，李出手也是很厉害的。你别看蔡在台前，其实全是李的脑子，老实人被逼急了，也是会咬的。
——你觉得他老实，我还觉得钟老实呢。你说他淡泊，那他干吗不叫他老婆淡泊？
——你发现没有，这些年李才是这楼里的不倒翁？不倒翁有不倒翁的原因，钟算什么，和李比还嫩着呢。
——蔫人有蔫招，站队或跟人都是要有天赋的。
这些话估计也传到了李瑞的耳朵里，像以往一样，我看不出他太多的动静。
他温和地在公司里进去。亲民的模样让人感觉可以接近。
常务副总老蔡，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行将改变。
写字楼里的人们估计，他梦寐以求的“扶正”今年下半年将得以实现。而眼下这几个月，由他主持公司工作。虽然夏天已经来了，而春风依然荡漾在他的脸上。他的言谈架势，已是老总的派头了。
谁都能感觉到他在舒出这悠长的一口气。他当了二十年的副总了，风光的是最初的十年，随后因为滞步不前，这楼里的人就目击了他接下来郁闷的十年。
郁闷，是因为这期间几拨空降兵堵了他的路。于是，他的怨声几乎弥散到这楼里的每一个空间。这些年他异常敏感于别人对他的轻慢，但一个个空降兵的到来，这本身是对他最大的当众轻慢。
但现在他一扫以往的灰暗，整个人顿时明亮起来。
或许权力真是男人的春药。如果说蔡正在服下这帖春药，那么以前服这药的许多人，如今就面临被停药或换药的危机。
因为蔡要对人事重新洗牌了。
无数目光都注意着他洗牌的手势，有恍惚，有紧张，有期待，有怨气。玩什么玩啊？又要变了。
蔡把这副牌洗了又洗，一张张甩下来。先是楼春、陈叔立等几个主任轮岗；接着，汤丽娟等副主任也被动了一下；再接着，老虞的秘书陈安然去了实业公司。这自然也连带着下面普通员工的重新布局。
蔡洗牌的手势很猛。大妈黄珍芝像个女巫，对我说：可能是他憋坏了。我看他是险了，动作那么大，到头来一定反弹。
蔡搞的是改革。
一个月前，这楼里无论谁包括蔡自己，可能都想不到这样的大动作。没想到改革机缘巧合来自“林娜事件”。所以这楼里的群众开玩笑说她才是改革的导火线。
面临蔡下一轮甩牌的钟雷主任，脸色依然不好。
传言像一堆苍蝇在他耳边飞舞。他烦了，对别人抱怨：玩什么玩？赶紧定下来拉倒，我还想去信息资料室呢。
也可能他真的想去信息资料室，因为那里现在不归李瑞管了。
但我估计他去不了，因为蔡得让他和李瑞搭档。
因为人员调动，一些部门开始吃分手饭。
汤丽娟调离特别项目部的那天，钟雷主任请大家吃饭。桌上汤丽娟像即将出嫁的女儿，哭成了泪人儿。
吃散伙饭的事传到了常务副总老蔡那儿，他是有想法的。他说：什么分手不分手的，那么矫情干吗？是同事，又不真的是一家人，生离死别似的。只是调个岗位，甚至都还没出这幢楼。
对于钟雷，蔡的牌一直没有甩下来。他的手势仿佛一直停在空中。
没有人明确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可能是心理战，也可能置之不理才是最大的轻慢。
据说钟雷给常务副总老蔡写了一封信。
据说，这封信由小楷写就，每一个字都异常端正，谈自己对部门业务进一步拓展的设想，对公司今后发展的一点建议，语言充满着和解和迁就，以及自己对老虞的看法，还有自己的委屈。
常务副总老蔡在信上作了批示：请李瑞同志处理。
李瑞在蔡的批示下又作了批示：请卓立、程珊珊同志认真落实。
卓立、程珊珊都是快嘴，结果，这封信的内容就弄得路人皆知。许多人都在模仿这信里的细节和口吻。做梦也想不到，钟雷这么强势的一个人成了笑话。
一些人在说李瑞厉害，毁人于无形中，一个皮球踢得那么了无痕迹，那么合乎程序，又那么精准有杀机——让两个最小不拉子的员工去处理一个主任费了心思的宏大叙事，这想表达什么？
下班的时候，我在楼下看到钟雷脸色沉郁地提着一个公文包往车里钻的背影，在初夏的黄昏中，令人无限感慨。
人力资源部通知我和方文等几个年轻人去会议室开会。
常务副总老蔡坐在中央。他笑着对我们说：公司决定为一些部门配备主任助理，这主要是为了加快培养年轻人。你们几位，大家都比较看好，这些年做了不少工作。
他说：助理嘛，也说不上是什么官，主要是为了给你们压担子。然后他哈哈笑起来：这个公司迟早是你们的，这个天下也迟早是你们的，所以要给你们压担子……
我回到办公室后，还在想这宛若毛主席语录的言语。程珊珊让我请客。她说：“助理”，这说明你进入领导的视线啦。
许多人在谈论这突然而至的“助理”。
这是哪门子的头衔？这头衔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人分析：上一任老大老虞喜欢大派官帽，结果现在主任、副主任位置都占满了，轮到蔡这里，他手里没小乌纱帽的编制了，所以他只有推出“助理”这个创意了。
又有人说：这些助理，可是革命小将啊，他现在要用革命小将对付余孽。
也有人议论我为什么能成“助理”：老蔡是记着陈鼎柱的功的。你知道吗，这事最初是他传出来的……
接着是更令我难堪的传言：他们升官的升官，玩牌的玩牌，林娜呢，被搁在资料室没人理了，成了被看热闹的笑话。她这根改革的导火线倒是够冤的，导火线成了牺牲品。
他们感叹，有点姿色的女人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大都是这样成牺牲品的。
这些天每当我想起林娜心里在怨我的时候，就无边纠结。有许多次我决定去找她说对不起，结果跑到半路上又折回来了，因为我害怕她不理睬我的难堪场面。
今天我借着还书的名义，下定决心去了资料室。
很巧，大妈黄珍芝不在，林娜耳朵里塞了耳机，坐在阅览室的那一头，在看书。
我大声叫：林娜。
她抬头，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低头看书。
我走过去，把手里的书放在桌上，说：林娜，我还书。
她起身，把书收回去，放在书架上，然后走回来，坐下，继续看书。她没言语，也没摘下耳机。我就像透过窗棂的光线中浮动的微尘，她没看见。
我说：对不起。
她当然听不见。
我对她大声说：林娜你这阵子在忙啥那件事说真的我真的特后悔其实关我屁事算我多嘴……
她自顾自看书，没理睬我，犯倔的气息正从她头发里向上蒸腾着，这让我产生她确实是牺牲品的强烈感觉。
我告诉她是我多嘴，她的事该不该张扬得由她自己先做主，她的尊严怎么维护也应该由她自己先做决定，别人横插一杠做尽文章最后伤了的是她。这事是我惹起的，我没想到会这样，算我多嘴……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丝尖刻的笑，她说：那么你现在就别多嘴了。
她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已经忘记这事了。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脸色苍白，瘦削的肩膀此刻在轻微颤抖，楚楚可怜。我伸手轻按她的肩头，哀求：对不起。
她扭头皱着眉，看着我。她拨开我的手，突然抓住我的手指，拉向她的嘴边咬了一下。
我痛了一下。我说：大劲点。
她继续咬。眼睛里是倔劲，和一点点涌起来的泪水。
大劲点，再大劲点。我低声乞求，我希望自己痛。
但没那么痛。我拉回我的手指，把手伸向桌上的那只玻璃杯，把它握在手里。我拼命地握，在她的惊叫声中，杯子破了，我手上全是血。
她呜咽着奔向门口的办公桌，去拿餐巾纸。
她拿了一卷纸，擦我的手掌，那些玻璃碴让我痛得咬紧牙关，她一点点把它们挑出来，嘴里嘟哝：有病，你有病。我看着泪水滑过她的脸颊，我说：这样好过一点了。
她说：有病啊。
我说：你接受我的道歉，好不好？
她轻轻地晃着头，对我说：我真的不想说这个事了。
我说：那么你相信我是真的为你难过吗？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相信吧。
她用一块毛巾把我的手掌包起来。说：我最近和朋友合开的那家店要开张了，一忙，我可能就要走了。
我说：你也要走了？
她抚了一下我裹着毛巾的手，说：我不想陪你们玩了。
李瑞从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我走进他的房间，他注意到了我的手，说：哟，怎么了？
我说：不小心被玻璃划了。
哦，这么不当心。他笑了笑，然后说：鼎柱，这次上了助理，祝贺祝贺。
他说刚才自己和常务副总老蔡商量过了，决定让我去钟雷的特别项目部，明天就去。
他的意思是让我去做钟雷的助理！
他说：本来这也是上次的安排，工作安排总得有它的延续性。
他看我一声不吭的样子，就轻微地叹了一口气。他说：工作本来就是很烦心的，你帮帮我吧。
我又回到了三年前我坐过的那个位子上。
钟雷给我的脸色，让我想起那一年的蒋志。
我在心里劝他别看着我烦。我在心里劝自己，他爱谁谁吧，不给好脸色我不在乎。
他没让我干什么，我就晃悠着。有一天，他拿了一张考勤表来找我。细算账，这是他一惯的风格。他说：你是助理了，这周却每天迟到。星期一迟到了五分钟；星期二迟到了七分钟；星期三倒好，迟到了十分钟……原来我也不想说你，但不说你，别人会看你的样。这次都提拔你了，你怎么反倒没精神了？
他说：这份记录我将交给人力资源部，因为我现在吃不消多说你了，让人力资源部决定吧。
我很奇怪，自己这次居然没不高兴。
我告诉他：真是不好意思，这个星期迟到，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在医院陪丁宁，他病得很厉害，上周胃里动了刀，你知道吗？
钟雷一愣，问：什么病呀？
我说：不是什么好病。
这一周每个晚上，我确实在医院里陪丁宁。因为在这座城市他没有亲人。
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医院对他说好的，但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有数。
他说：你们别骗我。
他说：怎么你来守夜，怎么好意思让你来守？
我说：你啊，现在是主任级了，我要巴结了，你别赶我走。
他脸上有点高兴的神情。他说：可能再过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出院了。
我看他好像在观察我的表情，就赶紧装没在意，和他说别的话题。
在医院的这些夜晚，我们不太扯单位的事，因为我们过去扯得太多了。现在，在飘着药水气息的病房里，我们回忆得最多的却是当初我们刚进单位时的事：一块出去泡妞，一块周末去大学打球，一块去南京玩，每天晚上坐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胡扯政治、股票以及发财梦……
他说：刚毕业的那几年最好玩了。人这一辈子好玩的时间不是太多，中国人好玩的时间就更短了。读书时，考试那么苦，不觉得好玩；工作最初的那几年，自己没什么压力，也没人当你回事，也没人打你主意，是最好玩的，但一过五年就不好玩了。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不长啊。
每天夜里当他睡着的时候，我就在边上打个盹。许多人以为我是他的弟弟。我想，一年前我们还是互相提防的对手；再早两年，我们挤在一间办公室像两只好斗的小公鸡。而现在，在医院里，我想着他以前与我PK的种种细节，它们都像羽毛一样轻飘起来，没了怨恨……
在病痛的迷糊中，他好像总在惦记着家里的一些东西，比如冰箱里的面条、酒、面包、花生、山核桃什么的有没有过期。他来自农家，我理解他。物质在心里，可能从来就占据着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逼仄，就像办公室的拥挤一样，会令人焦虑。面对不知病情的他那苍白陌生的脸，我常常感叹不已。
那天，各部门对主任、副主任进行民主测评。
测评表由我这个助理分了一圈，每人一份，无记名填写。
大家填完，我把表收起来，放在桌边。我想等一会儿去人力资源部交掉。
钟雷主任让我到他办公室去。
他说要看一下我们部门填的测评表。我愣了一下，说：这可能不妥吧。
他的眼睛里有我熟悉的强势，他盯着我说：怎么不妥？我是这个部门的头儿，我得知道第一手的信息，这对工作、对了解部门员工的想法是有用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我遏制不住自己的犯倔。我说：那我得问一下人力资源部，这可不可以。
我就拎起电话打过去。钟雷站在一旁脸色难看，所以我没多看他。人力资源部的裘主任说，这不行的。
我放下电话，对他说：他们不同意。
我往外走，我知道他愤怒的目光停在我的背上。其实，我今天原本没想惹他，我在这里犯倔只是因为心烦，也可能是因为昨晚照顾丁宁没睡好，所以看着腻腻歪歪的事儿就想发火。当然，钟主任肯定不会这么想，他多半会认定我翅膀硬了。
人力资源部打电话来找我，要我过去想了解一下刚才这事。我说：我不来了，反正事都过去了。
裘主任就犯难了，他说：是老蔡的意思，要了解。
我说：有什么好了解的，他又没看成。
后来裘主任还是找钟主任上去谈了谈。钟主任回来的时候，脸色发青。我看着他进办公室的背影，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我对着桌子底下踢了一脚。今天我一失控，就真的成了革命小将。
与办公室相比，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医院。
我向公司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丁宁。
单位里的人说我思想好。汤丽娟托我把她编的一顶线帽带给丁宁，说：他化疗后用得着。她还说：以前看不出你们这么哥们。
我想，我思想好不好天知道，我只觉得坐在病房里和他聊聊天，比待在办公室内和钟雷犯冲好。医院病房里，四下安静，能让我慢下来。坐在丁宁的边上，帮他一把，让我觉得自己这阵子还有些用。
丁宁已经开始化疗了。他的头发没了。他戴着汤丽娟的帽子，在床上显得很安详。
他说：这些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事。我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七八岁的时候，突然明白了人有一天会死的，心里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阶段？有一天我越想越怕，就坐在烟草地里哭泣，结果牛跑掉了，我一边哭一边在田野里找牛，一边害怕遥远的死亡一边害怕回家……
他虚弱地笑着对我说：是不是人只有在童年时代或者快死的时候才特别关心生死问题？平时忙忙碌碌，是无暇顾及这些的。小时候大人对我的恐惧总是嗤之以鼻，事实上我长大以后也很少想到死亡，而是像多数人一样，想着衣锦还乡……
化疗消耗了他的体力，他的声音从没像现在这样虚弱，这让我觉得他很生疏。
我们在一幢楼里待了十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他陌生，也好久没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在静下来。
他总是想从我们嘴里探出最后的时日预计。他笑着说：医生告诉我要慢下来，慢下来，我也想让自己慢下来……
那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在黎明将至的街头，我突然听到了丁宁少年时代的哭泣。
我跑回单位，去人力资源部。
我问他们：“首席项目员”的聘书都发下来了，为什么丁宁的“项目监管主任”聘书还没发啊？
他们就冲着我笑，他们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丁宁得癌了呀。
我说：但他还活着。
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哪有任命得癌症的。
我说：丁宁还活着，不就是发一张纸吗？
他们对着我笑个不停，说：你别缠了。
我一遍遍地去人力资源部，我说：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顶真的？发给我吧，我拿去给他看一眼，就拿来还给你们。
他们看我急的样子，笑坏了，说：你怎么这么好玩？
我悄悄地找人事资源部副主任夏燕，我说：你悄悄给我一张不就得了，我拿去给他看看。人家好歹想了多少年了，人家好歹也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是个安慰，也是个交代。
夏燕瞅着我说：是的是的，我理解的，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的。他得的是癌，发给他，别人看问题可能不这么看。
有一天下午，我在医院，被钟雷叫回单位，说要开重要会议。
我连忙回去。走到公司大门口，看见许多人都在往里面赶，他们相互在问：开什么会？开什么会？等我走进电梯里，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原来我们上一级部门今天派了一个新的头头过来当老总，当一把手，他名叫何加仁。
我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过去。我的脑袋里首先跃出来的是常务副总老蔡的那张脸。我估计待会儿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又变回了几个月前的那张怨妇脸。我想，这就是命，蔡没有这个命。
我听见走廊上有人哼歌的声音，回头一看，是钟雷，“走过春天，走过四季……”他嗓子不错。我点了个头。他问我丁宁情况怎么样了。我说：不好，很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是单位乱哄哄的时候。我待在医院里，啥也不知道。但其实我啥都能想象得到。
但我不去想象这些了，因为丁宁快不行了。
望着他迅速虚弱下去的脸，望着移动的病床在医院走廊里穿梭，你会觉得办公室的那些鸟事与自己很远。
这些天，只有当我奔向人力资源部，向他们讨丁宁那张正主任级的“项目监管主任”聘书时，我才会觉得那些鸟事像口香糖那么黏糊。当然，其前提是因为你越执着，它就越黏糊。
这事被钟雷主任知道了，他对我说：太官僚主义了，不就是一张纸吗？人家都要不行了，让他高兴一下，难道会死人啊？这是善事啊。
他就卷着袖子和我一起上楼，他在人力资源部生气地拍桌子，引了许多人围观。
后来夏燕终于把那张纸给了我们。
钟主任拿着那张聘书，轻轻地拍了拍，说：丁宁运气不好。
丁宁的语言能力在一天天变弱，我已经听不太清他讲的话了。每当他有片刻清醒的时候，他总是抓住我的手，我知道他想对我说“谢谢”。我对他摆手。
我想起我刚进公司的那天，他拿着一把大刀，把腿架在走廊扶手上在晨练。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他指着我的沙滩裤说：呵，这样穿，在这幢楼里太招摇了……
丁宁离去的那天，天气酷热，病房窗外蝉声一片。
他弥留之际，呢喃而语，留给我最后的话语：做人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我看着他已无声息的脸泪流满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新西装。在四周的哭声中，我把他枕头边那本正主任级“项目监管主任”聘书悄悄地放进了他的衣袋。
丁宁走了。我又重归按部就班的办公室生活。
每天，从早上跻身于上班人流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厌倦。
在车水马龙中，在城市的晨曦中，我常会想起丁宁弥留之际留给我的话语，这使我感觉复杂。因为我知道，与多数人一样，我从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否则我们也不至于有那么多想法、迷惑、不适和抱怨，而现在我得告诉自己别太认真，这样才能心情轻快，才能不和自己过不去。但我知道，我告诉自己这些也未必管用，因为要学会它，同样需要能力和耐性，你同样也会觉得不好受。
丁宁的妈妈，从乡下来我们办公室收拾他的遗物。
老太太把东西一点点装起来。她把他留下的饭卡交给我，说：这个带回去也没用。
我不要，说：你留着，也是点纪念，你儿子在这里用它打饭呢。
这个来自乡村的老人突然失声痛哭，她说她从来没来过丁宁上班的地方，她在这里看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他一定过得很苦。
她在办公室里恸哭。
我把丁宁妈妈送到车站。
回来的时候，在公司楼下看到有一辆悍马车停在那里。
那庞大的车身是那么拉风，更拉风的是车里的音响在放着震天响的摇滚乐。
林娜拖着一只拉杆箱正从台阶上下来，她向我招手，说：我几个朋友来接我走了。
走了？
对啊。她瞅着我笑道。头发上架着墨镜，一身登山装，挺酷的样子。
几个差不多装束的男女年轻人，从车里探出头来，向她招手。
我说：你这是离开这里，还是去哪？
她攀住车头，站上去，让他们给她拍照。她扬了一下头发，做逆风飞扬状，对我笑道：又离开又去哪。
趁她那些朋友帮她把箱子放上车，她告诉我，她确实走了，先给自己休个“间隔年”，去一趟西藏。
我看着她有些发愣，心里突然涌上来恋恋不舍。其实那天“愤青”张野走的时候我也这样，但今天更加强烈，相信这一点你可以理解。
她伸出手臂，我也伸出手臂，说：拥抱一下。
我们在单位的大楼下拥抱，像两只即将擦肩而过的蚂蚁。我想，从今以后就不太有机会看见她了。我突然对她轻语：我能跟去吗？
我感觉她狠狠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我听见她在说：去，一起去。她又在亲我的脸颊，说：你先准备一下，我在西宁等你吧。
在写字楼前明晃晃的太阳光下，我听到了轻微的风声和她的呼吸声。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