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分化已经开始
尽管从整体而言，062111班的学生，因为毕业赶上了房价低廉、经济环境较好的阶段，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好安顿，但不得不承认，仅仅八年时光，从同一间教室出发，同学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对有些同学而言，通过买房、做生意，早就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务自由；而对另一部分同学来说，不但居无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极不稳定。客观来说，两者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对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学生而言，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大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对那些经济条件不成熟的学生而言，错过了买房的黄金时期，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坑。
曾迎欢的自我介绍是，“逗逼的二胎全职妈妈”。在校念书时，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爱笑，每次开班会，男生坐成一团，一脸的呆萌和无所谓，青春期的单纯和狡黠，一落眼就能看见；女孩子因为人多，乖乖地按座位坐好，遍布教室的中间位置，迎欢无所顾忌的笑容，恰如一朵放肆开放的花，显露出这个年龄段女孩特有的活力。班上的女生，除了团支书林桂梅找我多一点，别的学生很少找我，包括迎欢。她们遵守纪律，心态平和，个性不尖锐极端，我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辅导员对女生的抱怨。广东女孩温厚、温和、温驯的个性，在我带的班上显露无遗，这和我此前接触到的湖南湖北女生构成了鲜明对比。不可否认，“广东学生”作为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进入我的视野，来源于我第一次上课的051841班，但却强化于我当班主任的062111班。
迎欢像其他女生一样，淡淡的、静静的，仿佛生活的所有压力、烦忧，都和这个豆蔻年华的孩子无关。毕业八年后，她将自己的生活轨迹表述为：一个十年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在广东拥有六套住房、一辆车、有存款、有理财产品、有股票、有房租”的二胎母亲。毫无疑问，近十年社会的裂变，以及房地产市场魔术般的变化，在迎欢身上留下了深深印痕。在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女孩的蜕变，很有可能仅仅来源一个理念和一次机遇。相比班上更多按部就班的同学，她顺着潮流，在市场经济的翻腾中，悄然实现了个人生活的嬗变。
迎欢出生于广东云浮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认准了深圳的大开发机遇，九十年代初期就到深圳去开泥头车，妈妈随后将她和弟弟带到深圳，一家人就此立足。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童年的深圳经验，对她影响深远，“儿时在深圳长大的经历，让我无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她很早就意识到阶层固化的残酷，“都说寒门难出贵子，说实话，阶层和财富，真的限制了很多人的眼界和脚步”。她的人生目标没有停留在返回老家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找个合眼缘的人凑合过日子，然后每天为柴米油盐折腰，而是“游走很多地方，认识很多朋友，品尝各地美食”。
毕业时，她意识到自己没有背景和后台，没有像不少同学那样，选择考公务员以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平时兼职经历过“在天寒地冻的超市门口理货，站在道路中间派传单，在广告公司熬几个半宿还被训得一无是处，当个财经网站的实习生才发现生活处处是套路”的各种折腾后，她同时放弃了学校最大的就业优势，没有选择进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这种一进去就必须站柜台、跑业务的工种，让她一眼就看清了前景和真相，她不想在含金量不高的工作历练中，浪费宝贵的青春试错机会。
生活确实残酷，她很早就看清这点，但没有退缩。
一毕业，迎欢就决定去北京，当了一年北漂。这对一个广东长大、念书的女孩而言，几乎算得上大胆之举。在花光奖学金后，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圣佳力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当助理研究员，她服务的客户包括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铁建总部及其子公司等各种央企。被安排进“建筑组”后，她出色完成《2010年下半年建筑行业发展报告》的写作任务，由此在单位站稳了脚跟。北京再一次让她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财经公关负责帮助上市公司办理各项上市流程；《经理人》杂志记者能面对面和王中磊、王中军、雷军这些大咖谈笑风生；不起眼的淘宝卖家，每日入账万多元；武警警花转业成为企业精英；一脸呆萌的娃娃脸，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广告设计师每晚都咆哮着甲方的不合理要求”等等。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了生活的丰富和各种可能，也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学历和经验劣势。
第二年，外婆去世，她没能和老人家见上一面，这让她意识到自己离家确实太远，她毅然辞职，回到了广东。
北京的工作经历，为她回广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她的第二份工作，再一次出人意料，没有留在广州而是选择了云浮新兴的凌丰集团——一家专营国内外不锈钢餐厨具的生产制造商。公司尽管地处偏僻，却给她提供了足够大的发展平台。她的编辑经验、良好的写作功底、在北京参与上市公司运作的资历，以及察言观色的能力，让她很快脱颖而出。她临危受命，不但一个人独自编辑企业报纸，面对别人的临阵脱逃，甚至独自主持过集团新春的团拜会。
对非名校学历的迎欢而言，她最大的特点，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都能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始终知道自己需要并能达成的目标。她不卑不亢，时刻意识到工作中若要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必须具有相应的价值，单纯吹牛拍马，在“求贤若渴”的三四线城市私企中并不可行。不止一次，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她甚至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胆大，敢怼他们”；更重要的是，工作之余，她总是不忘提醒自己加强学习，一有空，就和搭档翻查公司过去的资料，在她看来，“功在平时，不了解历史，就写不出能产生共鸣的文章来”。在凌丰公司的两年，是她成长最快的时光，她一直坚信，“从工作获得的成长，不在乎工作时间的长度，而在于工作的深度，以及共事人的层次”。
迎欢人生的转机出现在婚后。她戏称，尽管小时候的梦想是当CEO，但最后也仅仅是在管理家庭层面，实现了这一目标。丈夫和迎欢是同届校友，也是云浮老乡，在县城长大，“家境说不上太好，也说不上坏”。他在校时，学的是外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一家进口水果公司负责采购和翻译，身上既有广东人传统的坚韧、质朴的特征，也有市场经济搏击中灵活的一面。除了本职工作，他会抓紧一切机会赚钱，会加班给一些外商做报表，也会根据情况额外揽一些业务，“接一柜生意，会赚到几万块钱，接十几二十柜，利润会更高。丈夫单位包吃包住，他很节俭，没有任何额外的开销，会将所有的收入存起来”。尽管工作很忙，但付出还是获得了回报。2012年，两人准备结婚，最后决定如果要继续在广州立足，就必须买房，“安居乐业”是根植于他们骨子里的观念，此前租房的经历，更让他们坚定买房的信念。“第一套房，总价七十万，两边亲人借了十几万，我们自己借了十几万，因为贷款麻烦，房款一次付清，当年，我们就还清了所有欠款，丈夫的储蓄起到了很大作用。”
婚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后，迎欢决定放弃工作，当了全职妈妈。尽管不在职场，但迎欢对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充满警惕，她依旧会留意政策风向、金融市场的动态，并进行适当理财提升家庭收入。第二年，还清债务后又有了几万盈余，朋友拉他们去看房，第二套房就在无意中促成。“我和丈夫从来不追名牌，不注重享受，比较踏实，总认为钱要花到实处。”此后，随着两个孩子出生伴随而来的落户、学区、优质学位的需求，经过权衡和计算，迎欢和丈夫都习惯用买房去解决。“就是钱滚钱，我们尽量将现有资产盘活”，从2012年开始，他们几乎以每年一套房的速度，迅速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值。迎欢坦称，两个人的现状，除了果断抓住机遇，主要还是得益于个人的努力和忧患意识。丈夫是英语专业，为了更好扩大业务，紧张的工作之余，还要学习西班牙语；而她为了更好掌握市场动态，会坚持学习没有任何基础的金融和理财知识，生了孩子后，更要学习育儿的专业知识，“环顾四周，优秀的人比我们都努力，实在没有理由懈怠，说到底，还是最努力的那一批人留下来了”。
回想毕业几年的经历，迎欢发自内心庆幸没有回老家过按部就班的安稳生活，庆幸父母让她从小在深圳获得了更多见识。“我们八零后一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代，也是稳打稳扎的一代，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与其抱怨当喷子，不如踏踏实实做事情，毕竟，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也有了更多公平。”
迎欢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尽管三十出头，早在广州扎根，但她依旧会留意各类信息，丈夫依旧会兢兢业业工作，他们见惯了太多有钱人没有把持住人生，最后一败涂地的境况。“因为穷过，我会懂得特别珍惜拥有的一切。所谓时势造英雄，我们不过正好搭上了楼市的好机遇。”而这，恰恰是迎欢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
和迎欢买房的“神操作”不同，陈柳鸿则通过经商实现了个人的快速成长。柳鸿出生于广东湛江一个小乡镇，有一个漂亮的姐姐，父母在镇上做生意，家里有三间商铺放租，经济条件不错。在校时，柳鸿的口才非常有名，曾在一次辩论赛中获得最佳辩手，多年后，隔壁班的学生提到她，尽管叫不出名字，但都会描述，“就是那个小巧玲珑，很会说话的女孩吗？”
因为家里经商的缘故，从小耳濡目染，柳鸿比之单纯农村出生的女孩，更早懂得经济条件的重要，也更早懂得应酬的价值。大学期间，她曾和湛江当地一位富二代男友相处，后因男方在广州找不到合适工作，家里催他回老家考公务员，而柳鸿不想回到“落后封闭”的湛江而分手。柳鸿的小姨自她一进大学，就注重培养她的社交能力，大学一毕业，就带她出入各种高档饭局，让她“见识更多世面”。小姨会不时送LV、PRADA等名包给她，包装培养外甥女的成熟气质，柳鸿因为有小姨这个特殊的社会课堂，很快掌握了应付场面的本领，也懂得在交际场合的说话技巧，人际交往能力获得了快速提高。
——我在分析班上学生的职业构成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的学生，都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害怕拼命喝酒的应酬，害怕工作业绩不取决个人努力，而是由背景的大小、关系的深浅决定。对出生农村，尤其父母是农民的孩子而言，这种人际交往，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国伟之所以离开银行，最大的原因，是难以忍受“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的生活。海燕进入清远农信社后，也是“因为性格耿直和朴实，不喜欢应酬，不喜欢陪领导喝酒，不习惯说漂亮话，也学不会职场的圆滑世故、左右逢源”，最后不得不选择后台的“运营主管”，毕竟运营主管的工作，主要还是内部风险防控，不用参与太多的对外营销。但对经商家庭出生的柳鸿而言，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在小姨的调教下，她早早见过职场的真相，早就将应酬当作职场的常态，并能及时将这种交际的技巧，转化为工作的资源，并助她迅速立足社会。
柳鸿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通过家里的人脉，进入了广州市某行业协会。协会算事业单位，“稳定，不忙碌，福利好，但是办公室人事复杂”。她的主要工作和迎欢在凌丰集团相似，做协会报纸的编辑，采访各个会员单位，同时做行业的前景预测。因为协会的风气不好，办公室人员复杂，同事之间尔虞我诈，甚至有领导公开为难她，她痛苦思考了一个月，决定辞职，“一来不想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二来觉得这份工作不合适我的性格，码字、文案，并非我的特长，也非我的爱好”。
第二次就业，家人再次委托关系，她得以进入某电视台。因为工作关系，她得以认识广州某大报的前董事长杨总。柳鸿因为落落大方，懂得应酬，为人得体，加上能吃苦，做事也踏实，给杨总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个契机，在柳鸿看来，是她人生的重要转折，而杨总，是她人生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杨总的工作，是和广州某高端房地产公司合作做拍卖，在遇到柳鸿以前，他一直在物色一位得力、能干的助手，帮忙处理拍卖中的繁琐杂事。柳鸿得知杨总的用人需求，当机立断，再次放弃了家里给她找的第二份工作，和拍卖行当场签订了三年合同，从此走上了艺术品拍卖行业。短短一年，她就累积了不少人脉，认识了很多知名画家，也经常有机会见到广州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
经过一年历练，到拍卖公司的第二年，柳鸿已经能够独立筹备拍卖会了，事业的真正拐点由此出现。杨总因为包揽了四会某玉器街为期一年的宣传报道，柳鸿被委托和杨总以前任职的大报前总编跟进。她在事业单位学到的基本应酬，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跟进宣传、报道的过程中，和几位知名雕刻师，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整整一年，她几乎天天泡在玉器现场，耳濡目染，跟着师傅学了很多辨别玉石的本领，她联系自己从事拍卖结识的客户，慢慢捣腾一些东西，做起了微商。机缘巧合，柳鸿认识了国内某作家的妻子李某，李某在圈内开网店非常有名，拥有庞大的粉丝群，而柳鸿累积了四会很多的翡翠资源，两者优势互补，能够极好对接，这样，她再次下定决心，离开拍卖行当开始专心做翡翠生意。
她与朋友合伙的会所立即开了起来，生意铺开得很快，行情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十万。来钱快，去得也快，她这几年光买包、买鞋的钱，都有几十万。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她经常陷入矛盾之中，大客户的需求，因为个人资金局限难以满足，小客户虽然数量多，但利润有限，维持会所的风险加大。随着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加上常年得不到调整、休息，柳鸿在最忙乱的时候，一度患上了抑郁症。2015年股灾，合作方因为亏损太多，拖欠柳鸿几十万货款，导致矛盾升级，合作崩盘。从2015年8月起，柳鸿果断决定不再找合作方，自己独立出来干，也不刻意维护大客户，以免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她决心慢慢开始，不再贪快贪大，踏踏实实联合银行做沙龙，将工作重心转到私人客户，利用微信的便捷，抓住微商的红利，能做多少是多少。由于货源好，产品质量过关，加上亲民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柳鸿的微信客户增加很快，营业额也慢慢跟上来。就算在经济低迷的2016年，因为客户的稳定，哪怕碰上行情不好时，她翡翠的销量，在同级别的微商中，也能遥遥领先。
作为班主任，我同时也是柳鸿微圈中的一员，我的很多小饰物，正是通过她朋友圈发布的信息直接购得。她婚后育有一子，目前的收入非常可观，在广州最核心的地段拥有三套住房，同时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室。她的果断和独立，不但帮她实现了工作自由，也实现了财务自由。总结毕业后的生活，柳鸿认为，“工作这几年，为事业迷茫过，也在事业跌落后吃了不少亏，甚至遭遇了官司，但无论如何，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能够满足自己”。她从不否认，自己的境况与贵人相助有关，她庆幸在关键时刻，总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和指点。
从出生而言，迎欢和柳鸿的原生家庭，并不处于社会的顶层，但不能否认，在她们大学毕业后，良好的家境恰恰给她们提供了积极的支撑。迎欢小时候，有机会跟随父母在深圳获得更多见识；柳鸿的家人对她的有意栽培，和关键时刻通过人脉给她提供的机会，毫无疑问，都成为她们走向社会的基本现实和起点。无论如何，在三十出头的年龄，通过买房或者经商，迎欢和柳鸿，都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彻底在广州立足。
这个目标，对062111班不少同学而言，难以想象，也无法企及。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迎欢、柳鸿构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他1987年出生于芳村，现在一家人依旧生活在芳村。爸爸是四会人，妈妈是顺德人。二十几年前，在一家药品公司当党委书记的爷爷提前退休，根据当年的惯例，爸爸顶职进了药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员。十几年前药材公司解散后，爸爸失去正式工作，找了一份保安的活，一直干到几年前退休为止。妈妈曾是芳村一家自行车厂的职工，在胜轩念小学的时候，因为效益不好，自行车厂解散，妈妈随之也成为下岗工人。
到今天，胜轩对妈妈所在工厂的集体生活，依然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记得童年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全家住在妈妈单位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记得自行车厂厂区里面，有一间专门煎药的房子，他幼儿园时，曾有一次发烧，妈妈还在那间药房煲了汁水；他还记得自行车厂一到节假日，就会组织联谊会，联谊会上，经常有人唱歌、跳舞及各种表演；厂区里有一个鱼池，他曾从鱼池里捞起一条鱼、一只虾，装在家里一个不锈钢茶壶里，小心地将鱼虾带回了家。
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下岗后，爸爸不久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主要是卖咸水鱼、鸡翅，冬天卖一些冰冻的羊肉，以及冰鲜的鱿鱼”。在胜轩的记忆里，父母冰鲜档的工作非常辛苦，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父母经营的冰鲜档，生意一般，但能维持家人的生活。胜轩放学以后，会直接到档口，以便帮妈妈照看，同时在天黑以前，将作业做完。卖东西的钱放在一个托盘里，在夏天，妈妈偶尔会允许胜轩拿几块零钱，去不远的档口买雪糕吃，这是胜轩欢乐的时刻。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爸爸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找到一个通融的办法，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这处平房舅舅曾经住过，舅舅和爸爸原本在同一单位，爸爸下岗不久，舅舅也下岗了。
到初二时，市政道路扩建，爸爸使用几年的小平房面临拆迁。爸爸的单位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希望爸爸能早点搬出来，并承诺可以安排进单位的其他房子，外加几个月的房租补贴。但爸爸识破了他们的主意，和另外三户生活困难的人家没有答应。在最后坚持的住户中，有一个阿伯的女婿出面和开发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每户获得了四万元的补偿。
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芳村，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他们居住过的平房，离现在的白鹤洞地铁仅一百米，爸爸上班的药材公司和妈妈上班的自行车厂，也离家很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除了老旧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屈辱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包租婆特别厉害，她出租很多房子，但我无法形容她的吝啬”。因为无法忍受包租婆的脾气，父母决定在拆迁补偿的基础上，借钱买一套住房。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很快出手，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红利，颤颤巍巍做出的大胆、英明决定。尽管此后的生活，主要围绕还债和孩子两大主题，但回过头看，这个决定，在他们失去正式工作以后，帮家人获得了在广州生存的坚定支撑。尽管在此后的房价飙升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更换更大的房子，但这一次出手，事实上成为父母给胜轩创造的最大财富。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十二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八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下岗的历史潮流，曾让一个个稳定的家庭分崩离析，其对个体和家庭带来的隐秘创伤，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在我离开工厂师傅后，竟会因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们的孩子相见。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将这种后果，归结到大学期间缺乏职业规划。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见胜轩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是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和他聊起这段经历，他反复提到两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胜轩的工作非常杂乱，“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公司待遇低（干了四年，到离职时，月薪仅仅两千多元），人际关系复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势女领导对他的压制。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几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真正学点东西。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从下决心，到考试，到入职新单位，一个星期”。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
胜轩以网络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在基层单位，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试，其实领导早就做了决定。”胜轩目前的工资，除去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个月还有三千九百元。毕业八年，他的存款不到一万，他笑着，“不出去旅游或者其他享乐，倒也饿不死”。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境况，既然转为公务员编制的可能为零，那么，民政专职的岗位，对他而言，不过权宜之计。他帮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岁，除了两千元退休金，必须依靠兼职打工，维持开销。
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四年前，胜轩参加过省考的公务员招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尽管最终没有选上，却进一步坚定了他考公务员的决心。接连三年，他年年参加，从未落下，“有两年考老家四会的财政局，还有一次考农业局，反正都考家乡的岗位，广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除了考公务员，他还摸清了广州市事业单位的招聘规律，利用周末去参加各类招考，“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尽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有些单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对厉害的竞争对手，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两百多人竞争一个名额。
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胜轩始终认为考试技巧很重要，始终认为自己知识准备得不充分，尽管一次次失败，早已让他看清现实，“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还是对考试的突围心存幻想。“事业单位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他将此当作一项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在乎已经考得麻木。
胜轩考公务员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务员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考公务员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062111班学生毕业多年的实践，不过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我知道，对062111班的孩子而言，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务员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胜轩不甘心职业前景的黯淡，为了更明确地认知自己，他先后两次咨询职业规划师。第一个咨询师建议他进入金融行业，胜轩没有动心，他清楚自己毕竟毫无专业积淀，“决心不大，后来就放下了”。第二个咨询师建议他转行，做数据分析师，重回互联网行业去发展，或者去一些热门行业，诸如教育培训、土建工程、旅游业。胜轩知道，数据分析师和土建工程，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而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与此相距太远；而教育培训和旅游业，看似热闹，但市场成熟，且竞争激烈，要分得一杯羹，并不容易。
胜轩的犹疑，让规划师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你现在转行到一个新行业，工资水平可能没你现在高，你得想好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这句话尽管残酷，却让他清醒，胜轩一眼看出了自己犹疑的原因，说到底，第一份工作，尽管给他带来了无数痛苦的记忆，而他不得不咬牙坚持了四年；第二份工作，尽管一眼望穿了前景，他却无法下定决心转身，这其中的因由，恰恰在于自己没有任何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不能像班上的梅怡那样，在一次次创业失败后，还有生意成功的家人支持；也不能像柳鸿那样，每次放弃一个单位，家里立马就会托人，给她找到第二个更好的单位。这些暗处的支撑，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资源匮乏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而言，即使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拼命争取，却还是无法靠近。胜轩将自己的一次次挫败，归结到职业规划出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部分来自背后那个羸弱的家庭。
摆在胜轩面前的出路越来越清晰，但选择也越来越逼仄。随着考公务员的日趋白热化，他已不占任何优势，考广州的事业单位，三十五岁的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明白要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只有创业一条路。在大多数同学都已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胜轩比谁都懂得现实的残酷，比谁都知道自己该走的路，也比谁都更自律地保持学习的热情，他一直在谋求一份收入过得去的稳定工作，但尝试了无数次，这个目标始终难以达成。在各种可能逐渐渺茫后，他意识到必须创业，这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后通道。“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这个可以算的，绝对买不起。”平心而论，下岗的父母能够自食其力，已让他倍感欣慰，两位老人好不容易从生活的泥泞挣扎中出来，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家庭那样，轻而易举地给独子提供购置婚房的首付。对他这样的八零后而言，想买房，如果凑不齐首付，一切都是白搭。胜轩勤俭节约，没有任何多余的开销、应酬，但工作八年，存款不过一万。他明白，要创业，面临的挑战，不比求得一份安稳的工作难度更小，“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资金”，这是他清醒的认识。
大时代的裂变早就开始，而且还将继续。曾迎欢通过买房，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陈柳鸿的生意，让她获得了胜轩无法想象的收入，拥有的几套住房，更帮她获得了在广州的生存底气。
综观这个时代，可以发现，近十年内，顺着潮流，买房是个体获得巨额财富的捷径。如果信奉劳动的价值，在房价相对平稳的时机，不愿加杠杆、不愿欠债，错过一步，可能就步步皆错，几年以后，就会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说到底，胜轩和迎欢都是努力的个体，都来自普通的家庭，两者的差距，不过在特定时期，是否拿得出一个首付。对胜轩而言，错过买房的最佳时期，在热闹繁华的广州，他此后的生活，将不得不为别人眼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苦苦挣扎。在小小的062111班，仅仅八年时间，从同一时刻出发，个体命运的差异已显露无遗，群体分化的现实更是触目惊心。
相比更多孩子在时代夹缝中所享受的光芒，这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