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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信 正文 08 好一趟六合拳

所属书籍: 人生有信

    我1986年4月,离开北京市文联,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后担任主编。上任后,我给不少作家写信约稿。所约请赐稿的作家老、中、青都有,他们几乎都很快给我复信。其中山西省老作家马烽的回信如下:

    刘心武同志:

    信悉。祝贺你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对一个作家来说,创作上不可能不受影响,但为了整个文学事业,总得有些人做出一点牺牲,感谢你的牺牲精神。

    我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不起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创作上不会有多大出息了。如果今后碰运气能写出篇把值得寄给《人民文学》的短篇来,当寄出求教。

    西戎、孙谦同志处已告知。

    敬礼!

    马烽

    4月25日

    没曾想从郊区朋友送回的纸箱子里,搜检出一封曾任中国作协最高领导的马烽的来信,却使我回想起关于中国作协一位最基层的司机的种种往事。

    随着回信,也有一些作家寄来了稿子,我都交嘱编辑要认真阅读、安排刊发。

    我从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下子成为这样一家刊物的负责人,自知必须兢兢业业。为了使编辑部的同仁熟悉我,同时我也熟悉他们,以便精诚合作,上任前我挨家拜访。有的家里已安装电话,约定时间去自然两下里都方便,有的家里那时尚无电话,只好临时敲门试试。绝大多数同仁都对我热情接待,交谈甚欢。也遇到冷淡的。杂志社一位司机佟玉坤,住三元桥附近的一栋楼里,他家无电话,我去敲门,门里明明有动静,却半天不开门。想是我去的时间不合适,自知冒昧,便欲抽身,单元门却忽然大开,一个雄壮的身影逆光横在门框里,问我道:“你找谁?”我说出他的名字,他又问:“你是谁?”我说出我的名字,想来他是知道我即将上任,却又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看看你,以后我们要一起工作,希望能彼此熟悉起来。”他这才把我让进屋里。原来他在屋里正自制一扇防盗的铁门,尚未完工。

    经过一段磨合,我跟编辑部的同仁大体上都熟悉了,感觉那时候编辑部是团结的,彼此相处是愉快的。那年秋天编辑部在山东办业余作者讲习班,借用济南郊区仲宫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我是开班后过几天一个人去的,下了火车却无人来接,急中生智,找到《大众日报》社副刊部,自报姓名身份,蒙他们帮助,派车送往了仲宫,原来是负责接我的编辑部人士记错了火车班次,我笑责他几句,也就撂开。晚饭后散步,我偶然遇到佟玉坤在小树林边练拳,才知他习武术,于是攀谈起来。渐渐地,佟玉坤不再对我冷淡,后来他接替老杨师傅开车接送我上下班及参加各种活动,我们更热络起来。

    我给马烽写约稿信,马烽给我礼节性回复,这跟佟玉坤有什么关系?

    马烽应该始终不清楚佟玉坤,佟玉坤后来却必定清楚马烽。但是,还是要再说说佟玉坤的事儿。他出身贫寒,父亲病了十几年终于去世,母亲由他赡养。他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在服装厂当熨衣工的刘秀兰,他告诉我,“对”了几次“象”后,双方感觉都行,一次再见面,他就拿出一只花多时积蓄买的上海牌手表,那时候市价在六十元左右,送给刘秀兰作为定亲礼,刘秀兰有句话让他心里暖和了许久:“我嫁你为的不是东西,是你这个人。”佟玉坤给我讲述那情景时胸脯起伏明显,但我心里暗想,这种情景话语不知已在多少文艺作品中出现过,已成俗套,除了当事人,有谁还能为之动容呢?刘秀兰一家也是城市贫民,她下乡“插队”几年以后,“四人帮”倒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热潮”,刘秀兰所在的村子里的其他“知青”全都办妥手续返城了,她却被生生卡住,陷于绝望,熬了很久才终于允许办手续回到城里,待业不算久,分配到服装厂当工人。刘秀兰把自己的情况道出后,问佟玉坤:“我这么个人,你要么?”佟玉坤第一次搂住了一个女人,对她说:“你要我,我要你。”

    婚后一年多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我到杂志社时他的女儿已经快上小学了。佟玉坤本希望生个儿子。单位里有人跟我反映,说他拒绝领独生子女证,说明他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抵触情绪,我笑一笑不作指示。我到他家做客,觉得他老母亲身体硬朗,妻子刘秀兰大方勤快,女儿活泼可爱,是个美满的家庭。他管女儿叫“儿子”,“子”以重浊音喷出,我几次想提醒他,将女儿当儿子来养,不利其成长期中的性别身份认同,今后或许会派生出麻烦,但是,那毕竟是他自家的事情,也就始终没有就此插嘴。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卑微的一面,就是必定镶嵌在一个时期的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中,无论趁势而兴,还是遇潮而退,概莫能免。那时许多国有的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开始改组、合资,对于一般工人来说,其实就是倒闭、裁撤。一天佟玉坤跟我说,刘秀兰他们那服装厂濒临倒闭,再说她年纪大了再提拎不动大熨斗,上班的距离也太远,现在咱们杂志社所在的文联大楼正缺电梯工,能不能把刘秀兰调来开电梯呢?我听了觉得是件予人方便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就做主将刘秀兰调来,作为勤杂工,编制在杂志社,工作则是参与文联大楼电梯班工作,那时她心情舒畅,每当在一楼接纳登梯的人士,总乐呵呵地招呼:“您好!”

    后来,我刚从常务副主编转成主编,就发生了“舌苔事件”。这事件,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还有待今后的文学史达人来揭橥分析。事发后一些文学界人士对我避而远之,想来也合情合理,趋利避害,我亦有之。但是佟玉坤突然宣布,他要在他家搞个“派对”——他学过一阵英语,竟将此词付诸实现——我是主客,谁想参与,各随其便。那晚去了好几位年轻的同仁,佟玉坤让刘秀兰准备了丰富的冷热菜肴,他自己购来整箱啤酒,还有多瓶白酒,大家在他家那间大屋里痛饮狂聊,他的母亲、妻女只好集中到隔壁小屋里待着。那晚大家都喝醉了,我醉得最厉害,以至于几位凌晨才爬起来的编辑踉跄道别后,还动弹不得,直到天光大亮,才从迷离恍惚中返回现实世界。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在那屋子一角,挂着一个金质奖牌,被窗外射进的阳光激迸出耀眼的金线,我问:“那是什么?”佟玉坤告诉我,那是他1981年请假到太原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以六合拳赢得第一名的斩获。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个业余武术爱好者,没想到他是正儿八经的全国武术冠军。后来他把其打小拜师习武的经历细讲给我听,他拜的可是六合拳的掌门人张国森师傅啊。

    佟玉坤针对“舌苔事件”跟我说:“就是把你撤了,开除了,也别担心,有我哩,我有一碗饭,半碗就是你的。”我真的很感动。戏曲舞台上的那种讲义气的壮士,活脱脱就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眼前。

    但是“舌苔事件”并没有导致我的撤职。那年秋天我被通知恢复原职,并获准到美国访问近两个月。从美国回来的那天,佟玉坤开车到天竺机场接我,还有另两位杂志社同仁,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车子开在返城的路上时,忽然发出异响,佟玉坤忙将车停靠路边,一检查,原来是一只车轮的中心罩脱落飞走,夜色苍茫中,无法深入路边草丛中寻觅了。知道并非大事故后,我笑笑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那时候我开始读《易》,才知道蒋介石的名字来源于《易》,而且又在北京恭王府花园,在小山的条石上看到这句卦词,可见晚清的恭亲王奕的自我感觉,也是常被夹在两块石头里,好在到头来这种“夹板之苦”还是被消解掉,因此还算幸运儿。

    那时佟玉坤开的那辆小轿车是早期的日本丰田原装车,那种车型现在似乎绝迹了,它的后视镜不在窗边而在车身前灯上方,它的四个轱辘轮胎里面的那部分全有密封的装饰性圆罩,实际上那种样式在我乘坐时期已经非常古典,几天后佟玉坤来对我说:“到处配不到轱辘罩,现在四个轱辘缺一个罩,从旁看去破相。”我说:“那就把其余三个轱辘罩也卸下来,不就全一样,顺眼了吗?”他却忧心忡忡地说:“怕不是好兆头。我担心你还有一劫。”我责怪他:“你又来了。我最烦你迷信。”佟玉坤信风水,信八字,信天象示警,当然更信气功,信隔山推牛之类的法力。人各有信,其奈他何。

    我的下一劫难未到,佟玉坤自己的劫难来了。刘秀兰病了。在我因“舌苔事件”被停职检查期间,她开电梯的工作被中止了,后来可能打扫过一段楼道卫生,再后来就在家病休,只领取很少的基本工资,我因自己烦恼甚多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刘秀兰,直到从美国回来,车轱辘罩子飞掉一个,又过了若干天,才听佟玉坤说,刘秀兰情况不妙。

    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改组。马烽从山西来履新,任党组书记。那天马烽和党组副书记马拉沁夫约我去作协机关谈话,内容是免去我的杂志主编职务。

    佟玉坤那天和往常一样,为我开车。我照例坐在副驾驶座上,对他说:“这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了。”他很生气地回答:“为什么?就不许我自己买辆车,开给你坐?”千不该万不该那骨节眼上我脱口而出一句深深伤害了他的话:“你买得起?”他脸色铁青。

    据说为了跟我谈这次话,二马很做了一番准备,怕的是我恋栈“跳起来”。为此马拉沁夫将我1986年8月所写的《片叶冥思录》,其中他觉得属于“自由化”甚至“反动”的句子段落划出重点,如果我敢“跳”,他就当场将我那些言论揭示出来。我的这篇文章1993年收入在了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集》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不“自首”了。

    那天很大的办公室里,只有马烽和马拉二人等着我。马烽宣布免去我《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马拉紧张地注视着我,以应对我“跳”。

    我却淡淡地说:“这主编原本就不是我自己谋求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把我从北京市文联调过来的,其间我几次推辞过。现在免掉我职务,换上你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很好。”

    我不但没“跳”,还欣然接受,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我感觉马烽的表情是如释重负,而马拉有些愕然。

    他们本来可能预计要谈比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两句话我就自动弃权了。

    这时候马烽就说:“你也不是都搞自由化嘛,你也给我写过约稿信嘛!”他一定也就想起,他给我回过信,如本文开头所引。

    印象里,马烽是个淳朴的人,他其实并不适宜搞政治。而那时的作协改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他是被“拉郎配”,给强安到那个敏感位置上的。我在二马无话可说的时候,也不便抽身就走,于是没话找话地说:“也许,柯岩来当主编吧,她合适。”按说不该接我这个话茬,尤其不应该跟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泄露他们那派之间的歧见,马烽竟很憨厚地跟我说:“如果让柯岩来当,那也用不着把你换掉了。”这话事后让我琢磨了好久。果然,没多久马烽就“不堪重任”,抱病回山西休养,那几年中国作协实际上的“一把手”就成了马拉沁夫,马烽于2004年病逝于山西太原,享年82岁,是位因参与创建“山药蛋”文学流派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留下明显痕迹的作家。

    等候在办公室外面的佟玉坤没想到,大约二十分钟不到,我就谈完话出来了。我坐到车里副驾驶座上,他说:“没听到里头出高声啊。”我说:“为什么要嚷?我心平气和地下台了,现在你送我回家。”他说:“你现在就回家?便宜的你!”他开车驶出作协的那个院子,朝我意想不到的方向驶去。

    车子驶到故宫东华门外的筒子河边。佟玉坤对我说:“我要练一套六合拳给你看。把1981年在太原得金牌的那个套路,又精雕细刻了一番,保你喜欢。”我跟他一起下了车。筒子河边,微风拂动绿柳,燕子在紫禁城墙堞间呢喃飞舞,当时河边车少人稀,佟玉坤立定,深呼吸,先做了几下准备动作,然后告诉我:“五秒后开始。”五秒也不知怎么过去的,绿柳下,他忽然化作一只苍鹰,展翅旋转,翻飞腾跃,忽缓忽疾,刚柔相继,一气呵成,戛然而止,完成了一套六合拳。他收势立定,我也不知鼓掌,也忘了喝彩,只痴痴地望着他,心里的感动,无法形容,哎,不形容也罢!

    不久新主编到任了。实行聘任制。有的编辑和职工,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被聘任,可以自己另找单位,也可以只领基本工资不用上班。有人给我打电话知会情况,说想不通为什么某某不聘?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发表意见,而且表示连这样的消息以后也不必告知我。我准备过好自己“挂起来”的赋闲生活。

    然而还是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是要告诉你一个新闻。就是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与会的都是被聘下的,佟玉坤却提出来,虽然聘他,他却不受聘,宁愿回家待着,只领取基本工资。他妻子刘秀兰那时候就在家只领取基本工资,他再只领基本工资,那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加起来大约八百多元,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怎么过?打电话的人对我说:“佟师傅还不是为了你!”怎么是为了我?放下电话,我坐着思忖半天。义气这个讲究,早成社会绝响了,就是相关的戏曲剧目,也绝少在台上出现了。但是佟玉坤显然是为了我而拒绝给新主编开车。这何必呢?

    我去佟玉坤家。他家装着那扇四年前我见他正制作的防盗门。其实那年头定做防盗门已经形成风气,也没有多贵,但为勤俭度日,他能自己解决问题就绝不“浪费”。他开门迎进我,我发现他正在屋里桌上摊开米袋,晾晒整袋大米,他说买整袋的可以比零买省好几块钱,我说你放久了必生米虫,何必呢?他就说只剔出极少的黑色虫子去,那些白色的肉虫没关系,都是高蛋白,吃了一样有营养。我还没问他不应聘的事,他先开了口:“听说我不应聘啦?别那么想。跟你没关系。跟谁当主编也没关系。”聊了一阵,留我吃饭,那时刘秀兰在医院住院治疗,他说他能炒出比刘秀兰更可口的菜,我说:“我可不愿意吃肉虫。”他说:“好。咱们再别一个桌子吃饭!”我说:“偏还要一个桌上吃饭!我今天请你外头吃!”拉着他就走,他光着膀子,忙抻过圆领衫往身上套,我去那边屋跟他母亲说:“玉坤跟我出去喝酒吃饭,他带菜带饭回来,那时候孩子也下学了,您们一起吃!”我和佟玉坤在他家附近一家饭庄,点了一大桌菜,喝酒畅谈,我们的交情,更上一层楼。

    我赋闲期间写了不少小说,长篇小说《风过耳》里,我以佟玉坤为原型,塑造出一个仲哥的形象。

    佟玉坤虽然不承认他是为了我而拒绝新主编聘用的,我心里却总觉得是我陷他家于清贫,他又绝不接受我的现金资助,怎么办呢?恰好一位美籍华人,在北京任一家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也是位作家,我们有机缘结识,我就问他那里缺不缺司机,他说正好有一个司机的职位,我就推荐佟玉坤去。面试后,双方都满意,于是佟玉坤就有了份新工作,而原来杂志社的基本工资和医疗等待遇还都继续享受。那家美企跟他正式签约,月薪2000元,加班还有补助,这在二十年前是很不错的了,从此佟玉坤经济上不那么拮据了,但他的消费习惯仍是那么古朴。有人知道了我给佟玉坤另谋工作的事情后,猜测道:“佟师傅不知怎么感谢刘心武呢!”但从那时到他六十多岁与美企不再续约,虽然我们常见面,他从未跟我道过一声谢,我实在也不需要他道谢。

    大约十二三年前,一天佟玉坤忽然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说有事情要跟我说。我去了,他告诉我,作协又在分房子,他已经申请了,将迁到城东南劲松附近的新楼去,答应分给他的虽然还是两居室,面积大了许多,也有了像样的厅。我听了对他说:“应该搬过去。不过,以后我就再不能到你家了。你是知道我的,你说你是倔脾气,其实我有时候比你还倔。那楼里住了若干我不愿照脸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我的人,最好永远不要照面。”他默然。

    佟玉坤从三元桥迁走后,我们的联系频率锐减。有时候我从三元桥那里经过,望见他曾住过的那栋楼,丝丝缕缕的感伤就旋起于心头。

    2001年,有个法国来的小伙子,想学武术,我就介绍佟玉坤教他。但我只是把他们双方约到劲松那边的餐馆认识,然后他们约时间在附近绿地进行教和学,也避免进入佟玉坤住的那栋楼。那法国小伙子现在是柏林欧盟机构的雇员,提起佟师傅来,仍是佩服到五体投地的口气。

    又过了几年,一晚佟师傅来电话告诉我:“刘秀兰去世了。”我听到这消息好久不能平静。我不记得接听电话时是怎么安慰佟玉坤的。

    尽管来往联系越来越淡,心里头,我是一直怀念佟玉坤的。2009年,遇上杂志社的一位老员工,我顺便问起佟玉坤,她说:“你怎么不知道?他去世了!”原来是在那年单位的例行体检时,医生发现他肛门里长了个东西,来回检查的结论是直肠癌,住院切除后,化疗,放疗,先脱光头发,再整个人脱形,由此不治而亡。

    佟玉坤的母亲在迁出三元桥前已经去世。他的女儿有三十上下了吧,我祝福她能享有安全、健康、快乐的生活。

    那年,佟玉坤在故宫筒子河边单为我打的那趟六合拳,多么精彩啊!值得以文字记录下来,不是吗?

    2011年5月28日于温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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