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08 好一趟六合拳

    我1986年4月，离开北京市文联，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后担任主编。上任后，我给不少作家写信约稿。所约请赐稿的作家老、中、青都有，他们几乎都很快给我复信。其中山西省老作家马烽的回信如下：

    刘心武同志：

    信悉。祝贺你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对一个作家来说，创作上不可能不受影响，但为了整个文学事业，总得有些人做出一点牺牲，感谢你的牺牲精神。

    我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不起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创作上不会有多大出息了。如果今后碰运气能写出篇把值得寄给《人民文学》的短篇来，当寄出求教。

    西戎、孙谦同志处已告知。

    敬礼！

    马烽

    4月25日

    没曾想从郊区朋友送回的纸箱子里，搜检出一封曾任中国作协最高领导的马烽的来信，却使我回想起关于中国作协一位最基层的司机的种种往事。

    随着回信，也有一些作家寄来了稿子，我都交嘱编辑要认真阅读、安排刊发。

    我从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下子成为这样一家刊物的负责人，自知必须兢兢业业。为了使编辑部的同仁熟悉我，同时我也熟悉他们，以便精诚合作，上任前我挨家拜访。有的家里已安装电话，约定时间去自然两下里都方便，有的家里那时尚无电话，只好临时敲门试试。绝大多数同仁都对我热情接待，交谈甚欢。也遇到冷淡的。杂志社一位司机佟玉坤，住三元桥附近的一栋楼里，他家无电话，我去敲门，门里明明有动静，却半天不开门。想是我去的时间不合适，自知冒昧，便欲抽身，单元门却忽然大开，一个雄壮的身影逆光横在门框里，问我道：“你找谁？”我说出他的名字，他又问：“你是谁？”我说出我的名字，想来他是知道我即将上任，却又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看看你，以后我们要一起工作，希望能彼此熟悉起来。”他这才把我让进屋里。原来他在屋里正自制一扇防盗的铁门，尚未完工。

    经过一段磨合，我跟编辑部的同仁大体上都熟悉了，感觉那时候编辑部是团结的，彼此相处是愉快的。那年秋天编辑部在山东办业余作者讲习班，借用济南郊区仲宫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我是开班后过几天一个人去的，下了火车却无人来接，急中生智，找到《大众日报》社副刊部，自报姓名身份，蒙他们帮助，派车送往了仲宫，原来是负责接我的编辑部人士记错了火车班次，我笑责他几句，也就撂开。晚饭后散步，我偶然遇到佟玉坤在小树林边练拳，才知他习武术，于是攀谈起来。渐渐地，佟玉坤不再对我冷淡，后来他接替老杨师傅开车接送我上下班及参加各种活动，我们更热络起来。

    我给马烽写约稿信，马烽给我礼节性回复，这跟佟玉坤有什么关系？

    马烽应该始终不清楚佟玉坤，佟玉坤后来却必定清楚马烽。但是，还是要再说说佟玉坤的事儿。他出身贫寒，父亲病了十几年终于去世，母亲由他赡养。他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在服装厂当熨衣工的刘秀兰，他告诉我，“对”了几次“象”后，双方感觉都行，一次再见面，他就拿出一只花多时积蓄买的上海牌手表，那时候市价在六十元左右，送给刘秀兰作为定亲礼，刘秀兰有句话让他心里暖和了许久：“我嫁你为的不是东西，是你这个人。”佟玉坤给我讲述那情景时胸脯起伏明显，但我心里暗想，这种情景话语不知已在多少文艺作品中出现过，已成俗套，除了当事人，有谁还能为之动容呢？刘秀兰一家也是城市贫民，她下乡“插队”几年以后，“四人帮”倒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热潮”，刘秀兰所在的村子里的其他“知青”全都办妥手续返城了，她却被生生卡住，陷于绝望，熬了很久才终于允许办手续回到城里，待业不算久，分配到服装厂当工人。刘秀兰把自己的情况道出后，问佟玉坤：“我这么个人，你要么？”佟玉坤第一次搂住了一个女人，对她说：“你要我，我要你。”

    婚后一年多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我到杂志社时他的女儿已经快上小学了。佟玉坤本希望生个儿子。单位里有人跟我反映，说他拒绝领独生子女证，说明他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抵触情绪，我笑一笑不作指示。我到他家做客，觉得他老母亲身体硬朗，妻子刘秀兰大方勤快，女儿活泼可爱，是个美满的家庭。他管女儿叫“儿子”，“子”以重浊音喷出，我几次想提醒他，将女儿当儿子来养，不利其成长期中的性别身份认同，今后或许会派生出麻烦，但是，那毕竟是他自家的事情，也就始终没有就此插嘴。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卑微的一面，就是必定镶嵌在一个时期的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中，无论趁势而兴，还是遇潮而退，概莫能免。那时许多国有的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开始改组、合资，对于一般工人来说，其实就是倒闭、裁撤。一天佟玉坤跟我说，刘秀兰他们那服装厂濒临倒闭，再说她年纪大了再提拎不动大熨斗，上班的距离也太远，现在咱们杂志社所在的文联大楼正缺电梯工，能不能把刘秀兰调来开电梯呢？我听了觉得是件予人方便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就做主将刘秀兰调来，作为勤杂工，编制在杂志社，工作则是参与文联大楼电梯班工作，那时她心情舒畅，每当在一楼接纳登梯的人士，总乐呵呵地招呼：“您好！”

    后来，我刚从常务副主编转成主编，就发生了“舌苔事件”。这事件，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还有待今后的文学史达人来揭橥分析。事发后一些文学界人士对我避而远之，想来也合情合理，趋利避害，我亦有之。但是佟玉坤突然宣布，他要在他家搞个“派对”——他学过一阵英语，竟将此词付诸实现——我是主客，谁想参与，各随其便。那晚去了好几位年轻的同仁，佟玉坤让刘秀兰准备了丰富的冷热菜肴，他自己购来整箱啤酒，还有多瓶白酒，大家在他家那间大屋里痛饮狂聊，他的母亲、妻女只好集中到隔壁小屋里待着。那晚大家都喝醉了，我醉得最厉害，以至于几位凌晨才爬起来的编辑踉跄道别后，还动弹不得，直到天光大亮，才从迷离恍惚中返回现实世界。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在那屋子一角，挂着一个金质奖牌，被窗外射进的阳光激迸出耀眼的金线，我问：“那是什么？”佟玉坤告诉我，那是他1981年请假到太原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以六合拳赢得第一名的斩获。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个业余武术爱好者，没想到他是正儿八经的全国武术冠军。后来他把其打小拜师习武的经历细讲给我听，他拜的可是六合拳的掌门人张国森师傅啊。

    佟玉坤针对“舌苔事件”跟我说：“就是把你撤了，开除了，也别担心，有我哩，我有一碗饭，半碗就是你的。”我真的很感动。戏曲舞台上的那种讲义气的壮士，活脱脱就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眼前。

    但是“舌苔事件”并没有导致我的撤职。那年秋天我被通知恢复原职，并获准到美国访问近两个月。从美国回来的那天，佟玉坤开车到天竺机场接我，还有另两位杂志社同仁，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车子开在返城的路上时，忽然发出异响，佟玉坤忙将车停靠路边，一检查，原来是一只车轮的中心罩脱落飞走，夜色苍茫中，无法深入路边草丛中寻觅了。知道并非大事故后，我笑笑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那时候我开始读《易》，才知道蒋介石的名字来源于《易》，而且又在北京恭王府花园，在小山的条石上看到这句卦词，可见晚清的恭亲王奕的自我感觉，也是常被夹在两块石头里，好在到头来这种“夹板之苦”还是被消解掉，因此还算幸运儿。

    那时佟玉坤开的那辆小轿车是早期的日本丰田原装车，那种车型现在似乎绝迹了，它的后视镜不在窗边而在车身前灯上方，它的四个轱辘轮胎里面的那部分全有密封的装饰性圆罩，实际上那种样式在我乘坐时期已经非常古典，几天后佟玉坤来对我说：“到处配不到轱辘罩，现在四个轱辘缺一个罩，从旁看去破相。”我说：“那就把其余三个轱辘罩也卸下来，不就全一样，顺眼了吗？”他却忧心忡忡地说：“怕不是好兆头。我担心你还有一劫。”我责怪他：“你又来了。我最烦你迷信。”佟玉坤信风水，信八字，信天象示警，当然更信气功，信隔山推牛之类的法力。人各有信，其奈他何。

    我的下一劫难未到，佟玉坤自己的劫难来了。刘秀兰病了。在我因“舌苔事件”被停职检查期间，她开电梯的工作被中止了，后来可能打扫过一段楼道卫生，再后来就在家病休，只领取很少的基本工资，我因自己烦恼甚多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刘秀兰，直到从美国回来，车轱辘罩子飞掉一个，又过了若干天，才听佟玉坤说，刘秀兰情况不妙。

    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改组。马烽从山西来履新，任党组书记。那天马烽和党组副书记马拉沁夫约我去作协机关谈话，内容是免去我的杂志主编职务。

    佟玉坤那天和往常一样，为我开车。我照例坐在副驾驶座上，对他说：“这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了。”他很生气地回答：“为什么？就不许我自己买辆车，开给你坐？”千不该万不该那骨节眼上我脱口而出一句深深伤害了他的话：“你买得起？”他脸色铁青。

    据说为了跟我谈这次话，二马很做了一番准备，怕的是我恋栈“跳起来”。为此马拉沁夫将我1986年8月所写的《片叶冥思录》，其中他觉得属于“自由化”甚至“反动”的句子段落划出重点，如果我敢“跳”，他就当场将我那些言论揭示出来。我的这篇文章1993年收入在了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集》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不“自首”了。

    那天很大的办公室里，只有马烽和马拉二人等着我。马烽宣布免去我《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马拉紧张地注视着我，以应对我“跳”。

    我却淡淡地说：“这主编原本就不是我自己谋求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把我从北京市文联调过来的，其间我几次推辞过。现在免掉我职务，换上你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很好。”

    我不但没“跳”，还欣然接受，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我感觉马烽的表情是如释重负，而马拉有些愕然。

    他们本来可能预计要谈比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两句话我就自动弃权了。

    这时候马烽就说：“你也不是都搞自由化嘛，你也给我写过约稿信嘛！”他一定也就想起，他给我回过信，如本文开头所引。

    印象里，马烽是个淳朴的人，他其实并不适宜搞政治。而那时的作协改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他是被“拉郎配”，给强安到那个敏感位置上的。我在二马无话可说的时候，也不便抽身就走，于是没话找话地说：“也许，柯岩来当主编吧，她合适。”按说不该接我这个话茬，尤其不应该跟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泄露他们那派之间的歧见，马烽竟很憨厚地跟我说：“如果让柯岩来当，那也用不着把你换掉了。”这话事后让我琢磨了好久。果然，没多久马烽就“不堪重任”，抱病回山西休养，那几年中国作协实际上的“一把手”就成了马拉沁夫，马烽于2004年病逝于山西太原，享年82岁，是位因参与创建“山药蛋”文学流派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留下明显痕迹的作家。

    等候在办公室外面的佟玉坤没想到，大约二十分钟不到，我就谈完话出来了。我坐到车里副驾驶座上，他说：“没听到里头出高声啊。”我说：“为什么要嚷？我心平气和地下台了，现在你送我回家。”他说：“你现在就回家？便宜的你！”他开车驶出作协的那个院子，朝我意想不到的方向驶去。

    车子驶到故宫东华门外的筒子河边。佟玉坤对我说：“我要练一套六合拳给你看。把1981年在太原得金牌的那个套路，又精雕细刻了一番，保你喜欢。”我跟他一起下了车。筒子河边，微风拂动绿柳，燕子在紫禁城墙堞间呢喃飞舞，当时河边车少人稀，佟玉坤立定，深呼吸，先做了几下准备动作，然后告诉我：“五秒后开始。”五秒也不知怎么过去的，绿柳下，他忽然化作一只苍鹰，展翅旋转，翻飞腾跃，忽缓忽疾，刚柔相继，一气呵成，戛然而止，完成了一套六合拳。他收势立定，我也不知鼓掌，也忘了喝彩，只痴痴地望着他，心里的感动，无法形容，哎，不形容也罢！

    不久新主编到任了。实行聘任制。有的编辑和职工，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被聘任，可以自己另找单位，也可以只领基本工资不用上班。有人给我打电话知会情况，说想不通为什么某某不聘？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发表意见，而且表示连这样的消息以后也不必告知我。我准备过好自己“挂起来”的赋闲生活。

    然而还是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是要告诉你一个新闻。就是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与会的都是被聘下的，佟玉坤却提出来，虽然聘他，他却不受聘，宁愿回家待着，只领取基本工资。他妻子刘秀兰那时候就在家只领取基本工资，他再只领基本工资，那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加起来大约八百多元，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怎么过？打电话的人对我说：“佟师傅还不是为了你！”怎么是为了我？放下电话，我坐着思忖半天。义气这个讲究，早成社会绝响了，就是相关的戏曲剧目，也绝少在台上出现了。但是佟玉坤显然是为了我而拒绝给新主编开车。这何必呢？

    我去佟玉坤家。他家装着那扇四年前我见他正制作的防盗门。其实那年头定做防盗门已经形成风气，也没有多贵，但为勤俭度日，他能自己解决问题就绝不“浪费”。他开门迎进我，我发现他正在屋里桌上摊开米袋，晾晒整袋大米，他说买整袋的可以比零买省好几块钱，我说你放久了必生米虫，何必呢？他就说只剔出极少的黑色虫子去，那些白色的肉虫没关系，都是高蛋白，吃了一样有营养。我还没问他不应聘的事，他先开了口：“听说我不应聘啦？别那么想。跟你没关系。跟谁当主编也没关系。”聊了一阵，留我吃饭，那时刘秀兰在医院住院治疗，他说他能炒出比刘秀兰更可口的菜，我说：“我可不愿意吃肉虫。”他说：“好。咱们再别一个桌子吃饭！”我说：“偏还要一个桌上吃饭！我今天请你外头吃！”拉着他就走，他光着膀子，忙抻过圆领衫往身上套，我去那边屋跟他母亲说：“玉坤跟我出去喝酒吃饭，他带菜带饭回来，那时候孩子也下学了，您们一起吃！”我和佟玉坤在他家附近一家饭庄，点了一大桌菜，喝酒畅谈，我们的交情，更上一层楼。

    我赋闲期间写了不少小说，长篇小说《风过耳》里，我以佟玉坤为原型，塑造出一个仲哥的形象。

    佟玉坤虽然不承认他是为了我而拒绝新主编聘用的，我心里却总觉得是我陷他家于清贫，他又绝不接受我的现金资助，怎么办呢？恰好一位美籍华人，在北京任一家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也是位作家，我们有机缘结识，我就问他那里缺不缺司机，他说正好有一个司机的职位，我就推荐佟玉坤去。面试后，双方都满意，于是佟玉坤就有了份新工作，而原来杂志社的基本工资和医疗等待遇还都继续享受。那家美企跟他正式签约，月薪2000元，加班还有补助，这在二十年前是很不错的了，从此佟玉坤经济上不那么拮据了，但他的消费习惯仍是那么古朴。有人知道了我给佟玉坤另谋工作的事情后，猜测道：“佟师傅不知怎么感谢刘心武呢！”但从那时到他六十多岁与美企不再续约，虽然我们常见面，他从未跟我道过一声谢，我实在也不需要他道谢。

    大约十二三年前，一天佟玉坤忽然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说有事情要跟我说。我去了，他告诉我，作协又在分房子，他已经申请了，将迁到城东南劲松附近的新楼去，答应分给他的虽然还是两居室，面积大了许多，也有了像样的厅。我听了对他说：“应该搬过去。不过，以后我就再不能到你家了。你是知道我的，你说你是倔脾气，其实我有时候比你还倔。那楼里住了若干我不愿照脸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我的人，最好永远不要照面。”他默然。

    佟玉坤从三元桥迁走后，我们的联系频率锐减。有时候我从三元桥那里经过，望见他曾住过的那栋楼，丝丝缕缕的感伤就旋起于心头。

    2001年，有个法国来的小伙子，想学武术，我就介绍佟玉坤教他。但我只是把他们双方约到劲松那边的餐馆认识，然后他们约时间在附近绿地进行教和学，也避免进入佟玉坤住的那栋楼。那法国小伙子现在是柏林欧盟机构的雇员，提起佟师傅来，仍是佩服到五体投地的口气。

    又过了几年，一晚佟师傅来电话告诉我：“刘秀兰去世了。”我听到这消息好久不能平静。我不记得接听电话时是怎么安慰佟玉坤的。

    尽管来往联系越来越淡，心里头，我是一直怀念佟玉坤的。2009年，遇上杂志社的一位老员工，我顺便问起佟玉坤，她说：“你怎么不知道？他去世了！”原来是在那年单位的例行体检时，医生发现他肛门里长了个东西，来回检查的结论是直肠癌，住院切除后，化疗，放疗，先脱光头发，再整个人脱形，由此不治而亡。

    佟玉坤的母亲在迁出三元桥前已经去世。他的女儿有三十上下了吧，我祝福她能享有安全、健康、快乐的生活。

    那年，佟玉坤在故宫筒子河边单为我打的那趟六合拳，多么精彩啊！值得以文字记录下来，不是吗？

    2011年5月28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