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03 从“卍”的奥秘说起
有人以为，我对“卍”字的兴趣，源于《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有个丫头叫“卍儿”，写大观园室内隔板装饰时也出现了“卍”字，表示那板上雕花有“万福万寿”的吉祥含义。其实，“卍”字引起我特别关注，源于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那就是吴组缃的《字金银花》。后来我还特别去观察所遇到的金银花，可惜始终没见着花瓣呈“卍”字形的。再后来到佛寺去，见佛像胸前有“卍”字，建筑部件上也会有“卍”字，请教通人，告诉我这个符号出现得很早，在佛教形成前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处就出现了，是太阳与火焰的象征，梵文读作“室利瓦磋”，后佛教认为是释迦牟尼胸部出现的瑞相，乃“万德吉祥”的标志，到唐朝，武则天定其读作“万”，后来佛寺将其画到墙上，则又有“法轮常转”的意思。如果观察得更仔细，则会发现有的佛寺，特别是喇嘛寺，所出现的同一符号则是“卍”的形状。那么，它究竟应该是作逆时针旋转状，还是应该呈顺时针旋转状呢？唐朝慧琳法师编有《一切经音义》，他认为顺时针的“卍”为正宗，但你现在到中土佛寺去，所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逆时针的“卍”——当然，顺时针逆时针是按现代钟表指针旋转方式来表述，唐朝并无此种计时器——现代人大概都会觉得“”的形状比较顺眼，因为“卍”这个符号，将其斜置，就是上世纪给人类带来莫大灾难的德国纳粹的党徽。
《卍字金银花》是吴组缃1933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作为小说家，他最出色的作品都集中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虽然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了长篇小说《山洪》，但我和不少人——包括我的上一辈和下一辈——谈论起来，都觉得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短篇小说，就足以令他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上不朽。
《卍字金银花》讲述了一个凄婉的故事。美丽的青春女性纵有再多的聪慧才情，只因顺应生命本原的律动偷尝了禁果，便被宗族不容，终于惨死在废墟之中。在这个文本里，“卍”字金银花既是贯穿始终的意识兴奋点，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卍”是中国人心目中意味着长久不衰的吉祥符号，金银不消说了，代表着财富，而这“卍”字和金银又都集中在盛开的花朵上。然而在礼教桎梏下，“卍”字金银花却意味着正当人性的缺位。这篇小说直到今天仍可引出鲜活的现实联想与对人生意义的深思。那天看电视里的一档相亲节目，出场的女嘉宾多有一再追问求偶的男青年“你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以至具体到“你自主创业的公司什么时候可以上市？”非常看重“卍”和金银，也非常看重色相。“你怎这样单薄？”“你眼睛怎那么小？”“你不够帅！”也就是说，要有“卍”和金银，还要开成花。这当然也无可厚非，然而却可以略加薄非吧——罗密欧与朱丽叶、卖油郎与花魁、王子与灰姑娘……一直到吴组缃笔下的那位因自主支配了自己感情与身体而被驱赶到废墟中面临死亡，虽痛苦而并无悔意的女子，他们那超越“卍”与金银的生命之花，难道就一点也打动不了你们的心肠吗？
对于现在的某些青春生命来说，远离了高尚、高雅、高洁，从身体到灵魂皆可以为实际利益一丝不挂，那确实已经是铁石心肠、刀枪不入、甘霖不接。也是在电视上，一位化浓妆的姑娘以愤怒而鄙夷的声气大声宣布：“少跟我提书！我最讨厌书了！”编导竟未剪掉，大概是可以用来形成刺激、提升收视率吧（此档节目后来已无续播）。她连如今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也弃若敝屣，你能指望她去翻阅吴组缃的小说，去领会一下《字金银花》的意蕴么？
然而我并未灰心。一位迷恋“哈里·波特”系列的“90后”，到我书房帮我修理完电脑，一起闲聊，我跟他推荐了吴组缃的短篇小说《竹山房》，那篇小说很短，他坐在沙发上很快读完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不错。破除迷信，对吧？”我初读这篇小说时，比他还小，刚上初中，十四岁左右。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套绿封皮的，“五四运动”以来的老作家的小说选。我始终记得那纯绿的单色封皮，除了书名“××小说选”外，再无任何装饰，真是表里一致的纯文学。记得其中也有一本沈从文的，也买来读过，没什么触动，三十年后再读新出的沈从文小说，才知道那时候他迫于形势，艺术上最精彩的或者不选，或者大加改动。如今网上有专售旧书的网站，我多次搜索，始终没有发现那种绿皮书（记得还是竖排往右翻的版式）。那个绿皮书系列里，就有《吴组缃短篇小说选》，我那时读完《竹山房》，开头也觉得是个写得很抓人的“闹鬼”故事，直到呈现出“欧·亨利”式的戛然而止的结尾，才知不是鬼是人，确实，其“中心意思”，岂非“破除迷信”乎？后来，随着生理上心理上的成熟，再读，才懂得所写的是正当人欲被极度压抑后所形成的大苦闷。小说里的姑姑和她的丫头兰花，一个是老寡妇，一个是老处女，住在一栋充溢着传统文化气息的雅宅里，“我”和妻子的到来，使得她们压抑多年的大苦闷终于有了一个宣泄口，她们夜里就跑到那对年轻夫妻居室的窗外“窥阴”去了！
我和那“90后”小朋友由这篇小说讨论起性心理。小说里还有段文字，看似不经意，却是预设出来为读者回味结尾时反刍的。他写到“我”的大伯娘，见到“我”的妻子即侄儿媳妇阿圆，就亲热到极点，“她老人家就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给她老人家看。一得闲空，就托只水烟袋到我们屋里来，盯着眼看守着我们作迷迷笑脸”。
吴组缃的这篇《竹山房》，刺进人性最深处。倒不是说要去皈依弗洛伊德的那一套，把人的一切行为都装进性意识的筐里去进行诠释，但忽略了人的生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生命活动中性意识的搏动确实是绝不能忽略的因素，成年人在这方面的理性自控、随缘宣泄、自觉不自觉地寻求代偿，在一定范畴内属于个体隐私，但若始终混沌汹涌而又不能良性化解，却又难免溢出个人隐私边界而酿成社会问题。
那“90后”小朋友就讲起他侄儿的事。哥哥、嫂子、侄儿在老家，他放假回去看望，发现仅有四岁的侄儿，却会发出一声大人般的叹息：“唉，真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嫂子的姐姐——大姨妈，每次来了，都要看他的小鸡鸡。小时候侄儿穿开裆裤，也不懂事，随便看，大姨妈还用手拨弄，他哭，大姨妈也开怀大笑；如今他不穿开裆裤了，大姨妈来了，还要坚持看鸡鸡，他妈就总让他给看，他竟不知怎地就自发说出了一句“真烦恼”。烦恼归烦恼，还是褪下裤子，让大姨妈看，到最近，裤子也不褪，只朝前边撑开，让那大姨妈从上往下有限度地看。侄子在一天天长大，究竟那“真烦恼”几时会导致严辞拒绝，酿出几方的不快，亦未可知。我就问他那侄子的大姨父情况，他说是在北京建筑工地干活，常年住集体工棚，只有年底领到工资后，才回乡跟家里人团聚。
“90后”小朋友跟我说，他是读了《竹山房》，跟我讨论中，才忽然想起小侄儿的“真烦恼”的，原来他只觉得有趣罢了，现在忽然憬悟，其中竟有惊心动魄的因素。我们闲聊到最后，他竟发出这样的宏论：“今后是不是应该有供建筑工人带妻子来一起住的工棚呢？那些妻子还可以组成一支娘子军，在大的建筑项目里发挥女性优势，起到作用。”我心里热乎起来。更符合正当人性的社会，正期待这些“90后”在吮吸了包括吴组缃小说在内的文明积累后，开创出来！
吴组缃先生生于1908年，大我三十四岁，逝世于1994年，那时帮我修电脑的小朋友才四岁。小朋友问我：“您见过他吗？”
吴先生在1949年以后，就再没写小说了，他从1952年以后一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在研究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方面有所建树。我曾想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去听那些包括吴先生在内的名教授讲授。但是命运没有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吴先生后来也被边缘化了。
曾看到一个资料，上世纪中国的文化活动还受苏联影响的时候，常举行国际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对象由苏联方面主导决定，在中国这边开纪念会，循例要有一位专家出面作一个颇长的报告，不仅会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会译成几种文字输出。某一年，所纪念的文化名人中，有中国的古典作家，具体是谁资料不在手边，我记不清了，可能是曹雪芹或者吴敬梓，有关方面让吴先生准备那个报告，他非常认真地写出来了，送去审查，也没发现问题，且告诉他非常精彩，但到举行报告会前夜，却忽然通知他不用他的文稿了，改由一位党内有职务的人物去作报告。之所以不让吴先生出面，据说是因为他一非党员二无行政职务，“规格不够”。据我从旁观察，他直到去世，一直缺乏“规格”。但他的小说，他的讲授，他的古典文学研究，那里面的“字金银花”所喷发出的芬芳，岂是外在的“规格”所能够限定的？有的曾经“规格”非常显赫的人，早已失去价值或者大贬值，但是现在不说别的，光是重读《字金银花》和《竹山房》这两个短篇，就会感觉到，吴先生的价值，是会永存的。
我虽然跟吴组缃先生未谋过面，我们却通过信。原来我也早忘记了有这回事。也是从村居朋友那里，重获一个装旧物的纸箱，才发现了不少旧信，还有三十年前的日记。记忆力是一张网，它会漏下一些东西，留住一些东西，至于究竟为什么有的就漏了，有的其实并非重要的珍贵的却偏粘在网上？殊不可解。前些天读杨天石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大作，心想如果能认识这位先生当面讨教该多好啊。一翻三十年前的日记，里面竟分明记下了他当年到寒舍做客，“言谈颇欢”的记载。那时候我们都在中学教书，都没在文化界“成事儿”，难道是因为大家都“不够规格”，事过境迁后就“忽略不计”了？我确实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人性中的劣质。既如此，则人家现在已是研究蒋介石的专家，蜚声中外，我也就别去“趁热灶火”罢。然而，这样的想法就不是人性的暗区吗？
从那朋友送回来的旧纸箱里，清理出若干名人来信，冰心的最多，吴先生的却只有一封，他是用石竹斋的信封信纸写来的，显得十分清雅，内容却是用钢笔写成，如下：
心武同志：
惠示奉悉。说得太客气了，益教我汗颜！每日打杂，应付着过日子，心里实在歉疚。
久不捧读大作了，但想必已忙于新稿。溽暑蒸人，千祈珍卫！顺祝
近祺！
吴组缃
1983年7月
信是用繁体字竖写的，有一个字我现在仍不能断定究竟，就是“千祈珍”后面的那个字，他写的分明是“行”当中有些笔画，不应是“重”或“摄”，可能是繁体的“衛”，但我实在不习惯“珍卫”的说法。这封信写在1983年，那时候我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已经发表了一些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正在构思写作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这封信前面一定还有一封他写给我的信，所以我给他回了信，这封信是对我去信的回应。仔细回忆，应该是他读了我那时刊发的某篇作品，来信提出指教，我回信鸣谢，他再回复。可惜那至关重要的第一封信，却偏偏找不出来，只剩这封。
从那朋友送回来的旧纸箱里，清理出若干名人来信，冰心的最多，吴组缃先生的却只有一封，他是用石竹斋的信封信纸写来的，显得十分清雅，内容用钢笔写成。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界、文学界风气一新，像吴先生那样的老作家，不但阅读我这样的比他小三十四岁的晚辈作家的作品，还主动写信来指点。吴先生自己的小说，不仅在立意上，叙述文本节奏把握上，人物刻画、细节铺排上殚精竭虑、精益求精，就是对每一个词语的选用，也十分讲究，他那《字金银花》和《竹山房》两篇，就十分精致，如苏绣般针针出彩，可谓字字珠玑。老一辈作家留下的作品，固然是可贵的文学遗产，他们对晚辈写作者的关怀指教，以及那时新老作家的和谐相处、切磋共进，也构成美好的、“”字连环不到头的文学记忆。
只盼哪一天，能从旧物品里，找出吴组缃前辈给我的头一封信来。
2010年12月20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