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正文 11 记忆的组合

    记不清为多少“知青”出的书作过序了——有独自一人出的，有众人合出的；有兵团“知青”写的，有插队“知青”写的；有一本的，有四卷的。由于我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所作之序自然以“战友”们的书为主。

    我将“知青”二字括上引号，乃因这一集体的冠称之于我们这一代，早已太不相符了——难道现在的我们都还没老吗？我将“战友”二字也括上引号，乃因那实在是我们一相情愿的说法——我们只发过一次军装呀！而绝大多数的我们，不是连那一次也没赶上吗？不是从下乡到返城连一次枪也没摸过吗？

    “知青”也罢，“兵团战士”也罢，如今都只不过是历史说法了，是四十几年前的中国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历史真厉害，它将它的印记烙在哪些人身上，就往往成了那些人一辈子抹不掉的“文身”了。而人和某一段历史的关系，似乎也就命中注定地永远也掰扯不清了。

    掰扯不清的关系是令人纠结的。

    人对令自己纠结的关系会产生一种总想理清头绪的愿望。

    而这愿望，随着时代的演变，最终只有通过回忆来体现。

    我所读过的“知青”书稿，都是回忆录式的，都具有“纪实”之特征。由于我们的“知青”经历是与“文革”年代重叠的，故这回忆必然都会成为国家记忆的佐证和一部分。而此点，乃是我们之回忆的价值和意义。

    起初，是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这一广大之名义合出一部书，外加厚厚的一部通讯录。后来，以师、团为单位也出书了。再后来，甚至以营、连为单位出书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当年“知青”最多的地方，所以出的书也多，大约已出版过270多部了。

    而我此刻正在为当年五十团的“知青”们的书作序。

    为什么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们比当年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们更具有开展聚会活动和联络起来出一部回忆录的热忱呢？我想这与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特别重视发挥“知青”们的文学艺术能量的理念有关。在当年，兵团使我们之文学、美术、歌舞、曲艺等各方各面的才华尽量不被埋没，尽量得到施展；也尽量将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一些。而这便为兵团，也为后来的中国培植了一批文艺秧苗，也使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具有了文艺传统。这一传统，在返城之后，又由石肖岩等一批热心于知青联谊活动的杰出活动家们所坚持——于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知青”文化。

    所以，我是将当年五十团的“知青”们即将付梓的这一部书，也视为中国“知青”文化之一部分的。

    我看这一部书稿看得很痛苦，写序也写得很痛苦——因为我两天前同时拔去了三颗牙，此刻创口还在隐隐作疼。

    并且，我又一次陷入了为难之境——分为文化、生活、劳动、政治、情感、感悟、返城、命运等几部分几十篇文章组成的这一厚厚的书稿，使我不知先从哪一部分谈起。我是每一篇都认真读了的，每一篇都写得很真诚，但我的序也不能篇篇都写到呵。那就不是序了，是判卷了。并且我留意到，有的“战友”还写了两篇。

    故我只能依照随看随记的一些心得归纳如下：

    程继的《连队图书馆的故事》使我颇生感慨——在当年，他们几名“知青”竟征集到了《怎么办》这样的书提供给大家看，并且未被销毁，实在是一种幸运呢。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在当年是为高级干部所印的“内参书”，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普通连队的图书馆呢？什么人提供的呢？如果能将这一点也回忆起来，那就更好了！

    顾谦克的《丰收的小屋》引起我不少共鸣。回忆中写到他们三名“知青”好友怎么样“偷”到了几本禁书的。下乡前，我也“偷”过“禁书”。《叶尔绍夫兄弟》、《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下乡之前就读过了。在几乎一切文学书籍都成了禁书的年代，在禁书的下场终究是会被当成废纸处理掉的年代，出于对文学阅读的饥渴而将它们从被遗忘的角落“偷”出来予以珍藏，我认为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我们“北大荒知青”中产生的画家刘宇廉我也曾认识的，并且也非常喜欢他的画作。我读了这一篇文章才知他已过世，故也令我心生叹息。而更引起我共鸣的是——三名“知青”好友关于《叶尔绍夫兄弟》的讨论，那是极“左”年代的青年对人性是什么“性”的叩问，这种叩问今天依然有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是不喜欢书中关于老三斯杰潘与初恋的姑娘魏丽奇金娜的关系之写法的。也不是后来不喜欢，是当时初读就不喜欢。一如我从不喜欢保尔对冬妮娅的态度。如果这一篇文章能够站在今天的人性立场更深入地呈现一些感悟，就具有较多的思想含量了。

    刘明厚的《黄河梦》也主要是回忆宇廉的文章，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侯德寅、李森、时乐、王文平、刑培恩、徐丽娣、袁景文、张家龙诸“战友”，以自己在“北大荒”得到历练的人生经历，真诚诠释了“北大荒”何以被我们视为“第二故乡”的情结。

    在《生活》一部分中，诸“战友”作了“笑谈从前”式的回忆。能“笑谈”之，证明乐观精神犹在，这是我们这一代难能可贵的。并且，我认为这一部分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毕竟，我们当年只不过是“上山下乡”了。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一批比我们当年的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老战士在“北大荒”艰苦奋斗着了。推而论之，也早有农民祖祖辈辈生活与劳作在农村了。我们终究不是被“劳改”，我们的经历也终究不是“集中营”经历。以我们的回忆如实呈现此点，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诚实。

    在《感悟》一部分，戴欣的《我的生母、继母、养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不幸的，却又是那么的幸运。她的继母身上，有一种令我崇敬的美德。我们中国，在当年仍有那样一些女性，实在是女性的光荣，中国的光荣。李慧蓉、励志发、刘连瑛诸“战友”的回忆，皆有值得一读的价值。

    朱巾芳是当过编辑的人，她的《情伤》高于一般回忆文章的水平，达到了写人物的作品的水平。

    朱蓓华的《插上理性的翅膀》写到的兰心和王珍，在“文革”时期很有典型性。是极左政治异化人心智的标本。读来感慨多多。

    高美娟的《舞台人生》也是写“他者”的，她所回忆的王艳懿身上那一种对舞蹈难以割舍，无怨无悔永不放弃的执著，使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和文学的关系——王艳懿虽然并没成为过专业舞蹈演员，但她以舞蹈之美当年为广大知青提供了欣赏。她努力地作为过了，她无愧于舞蹈了。而我每每愧对稿纸，我是应该向她学习的。

    董建新的《一桩天大的冤案》、杜望基的《地还是那些地》、刘宝森的《身处风口浪尖》、陆建东的《越级上书》、邹志平的《日记风波》、沈梅英的《内疚》、陆其华的《忏悔》、钱品石的《“南京之歌”批判揭秘》，都从不同角度佐证了“文革”年代的极“左”现象，且有自省。虽然，此书稿的回忆者中，并没有哪一位当年做过够得上是罪恶的事，但哪怕不得已地轻伤了别人，如今也要以文字方式公开道歉，这一点证明了一种人品原则。而这一种人品原则，在中国当前是应大大提倡的。

    程继的《老兵的故事》令我心潮起伏。与我们比起来，“老培成”那样的“北大荒”老兵，显然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他们大多数活不到今天，他们永远地沉默了。幸有程继写到了他们，令人欣慰。

    戴欣回忆到的张淑华、王玉梅令人欷。

    杜望基的《悼三战友》读来伤感。我注意到书中有一组数字，在五十团的“知青”中，当年非正常死亡者竟达百分之一二！

    让我们通过此书哀悼他们！

    林淑惠的一篇回忆，题目我忘了，但内容震撼了我——她从小就特别敬爱的二哥，居然在“文革”中被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处决了！她当年能经受住了那一种打击而没有自杀，证明她是多么地坚强！

    最后我要说——读罢《返城》一部分，我与导演李文岐通了一次电话。由我编剧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由他执导，而他还在日以继夜地进行剪辑。

    我向他讲到了本书稿中诸“战友”返城之后人生一切几乎从零开始的艰难——拖儿带女没有住处；双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团圆之日遥遥无期；还要不丧志气地考文凭、考大学；还要招架疾病对自己或亲人的突然袭击……总而言之，那是何等的不容易！比我在剧中写到的情况难多了！

    我说：“你能想象夫妻俩每晚挤睡在四尺宽的床上，而孩子睡地铺的那一种窘况吗？”

    他说：“那你的剧本中为什么不那么写啊？”

    我说：“是因为考虑到了你拍摄的难度。”

    他那端沉吟片刻，理解地说：“可也是。几段画面还行。如果要在四十集电视剧中如实那么表现，还真难为死摄影了。那么小的空间，也不好架机位呀……”

    是的，我认为，本书稿中诸“战友”返城后的实际人生境况，比一切“知青题材”之电影电视剧中所呈现的不容易多了！

    但是“战友”们都挺过来了。

    我们是困难所压不倒的！——这一种坚忍的人生精神是“知青”经历对我们的补偿，并且也拯救了我们自己。

    回忆不是诉苦，是对历史的一份责任！

    2012年4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