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正文 05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个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就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也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都标着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给我们听。”
被老师叫起来，我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妈妈要离开家……”
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十分羡慕我。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当他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被夸奖，他心里自然是充满骄傲的。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讲课时，照例先叫我起来讲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要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喜爱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语文老师的这一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过我们班听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正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洗掉。
我看见她的样子，忍不住落下泪来。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过去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我是在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争取下才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了“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她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出晚归，全日制。这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弟弟妹妹撇在家里，我总会于心不忍，于是便常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是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我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她。永远都难忘。
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我喜爱我的老师，也不仅是因为她给了我唯一的树立自信心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那一天，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回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老师。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
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才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随着被剪掉剃平。
但是，我并未生她的气。
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成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
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
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
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尽管套在我身上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微微摇头，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你们班去了！”
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呵斥他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谁再敢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一定是她脱口而出的，绝没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呵斥道：“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对语文老师的不满。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无法知道。我没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
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在我们教室门上贴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的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洽。这一点我知道，我们班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中，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尽力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无异于扭曲一个小学生的心理，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努力学习，成绩渐渐好起来。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像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并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认为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几乎所有我们班的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流言不胫而走，于是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并没有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上，同学们正在做题，她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间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纸，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没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出现了我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老师，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老师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用墨水瓶打她的脸，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也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落。
教室里很长时间都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口等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想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着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在我们班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老师的四班吧！”我说着就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已成泉下之人近20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今天，依然不乏其例。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