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十二月 正文 说出轨

    出轨在中文里被赋予一种贬义，这是我们对词语的不忠和狭隘。不能忘记，出轨只是对偏离和另寻路线的描述，它不带有一种道德性。可是我们既有的道德血液给“出轨”染了色彩了。这种刺目的血液色，又让我们的目光看待和讨论出轨时，戴着难以摘下的有色眼镜了。

    在一种情况下，出轨并不是背叛和落贱，而是一种力量和寻找，是为了打破旧有的固封而寻求。即便这也是出轨，那出轨怕也原是为了爱。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算不算出轨呢？毕竟他那时的妻子是朱安。茅盾和秦德君的关系算不算出轨呢？茅盾那时的正妻是孔德止。郭沫若正娶的妻子是张琼华，到日本就和佐藤富子同居一床了。郁达夫正娶的妻子是孙莹，而与他相爱火热的是王映霞。那整整的一代人，一个激情亢奋的时代，被王朔戏言说：“并不是所有的流氓是作家，而是所有的作家是流氓。”这话偏颇儿戏，但也多少在说明着那一代文人婚姻即死亡的普遍性与出轨新生的合理性。就是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人们都从包办婚姻中走离出来了，任何人也还不能说所有婚姻都是自由的、合理的，当一个男人或女人，脱开这个婚姻的出轨都是沦丧和不道德。

    女权主义的开始，其实多少是有些为女性争取出轨之平等权利的。

    婚姻的现代性，其实正表现为人们对出轨的理解和宽容上。婚姻与家庭，如果没有对出轨的包容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家庭与婚姻的现代性。从某种角度去说，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包容，正体现在对出轨的理解和包容上。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出轨就是脱轨，是堕落，是对道德的挑衅和对“人”的反动和背叛。这一点很好辨识和判断，就是在你婚姻（或与情人之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情况下，在不是为了“爱”并无责任的景况下的那种新的性关系——这种出轨就不能不让人带着道德的目光看待了。回到郭沫若的人生上，如果说他到日本和佐藤富子的婚姻还有背叛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是可以理解、宽容乃至赞赏的，之后他与彭漪兰、于立忱、黄定慧等女人的关系均可以出轨伦乱而言之。郭的一生，几乎就是出轨的一生。乃至于儿子郭博在评价父亲时说出这样的话：“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是罪人，又不与、不可而治罪，这就道出了关于出轨的第三个问题来。在中国社会，永远有人享受着真正出轨的特权与自由。享受这种特权自由的人，大体为男权社会中的权人、钱人和名人。权贵的出轨，是中国一夫多妻制在权力阶层的变异与延续。今天几乎所有的贪官身后都有多个情人的事实与笑谈，也正是以出轨的方法，延续着一夫多妻婚姻制的变异。而富豪们的出轨与婚姻之乱，则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必由之路”。而名人之淫乱，才真正是出轨者中最独特的特权者。

    他们因为有名而必然、必须要出轨，因为出轨而更为有名、才配为叫名人。

    今天的名流界，尤其演艺圏，有名而无绯闻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绯闻没有在公众中赚得最大的新闻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离婚、结婚和出轨这类带着桃花色彩和精液腥味的事，不光是媒界的奶与蜜，也是这些名人之所以人气、名声、金钱的奶与蜜。说到出轨这样如人生掉只扣子或捡一乐事的事，只不过是持有出轨特权的人用了一次特权而已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