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 正文 第十七章

    从这天起，杜湘东结束了对许文革的监视。相应于法律上的结案，他在心里也替许文革结了案——但却无法一了百了。十几年的惯性还在，他仍会留意许文革的动向。而作为一名风头正劲的“商界新贵”，许文革就算想藏也藏不住：许文革的公司与第六机械厂正式合资挂牌；许文革的新工厂一经投产就打开了销路，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我市正在摸索老旧企业改革新机制，以原第六机械厂为例，大批下岗工人经过培训再度返厂，共创人生的第二次辉煌；中国企业家涉足慈善，资助工厂困难职工子弟上大学……最令人意外的一条是从娱乐新闻里看到的，狗仔队拍到一个二线女演员在酒店“夜会富商”，很快又有网友“人肉”出了那个进房之前“先往嘴里喷了半瓶神油”的老男人正是许文革。

    许文革也开始找乐子了，还是用他那种身份的人的典型方式找乐子。刚学会用单位淘汰下来的“586”电脑上网的杜湘东稍微有点儿不适应，随之而来却是轻松与坦然：一头扎进凡俗热闹的生活，这说明那桩案件及其引发的后果已经在许文革心里杳然消散。引用一句过时的套话，许文革学会了“和往事干杯”。

    这也是杜湘东致力达到的目标。他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干的还是检查包裹的活儿。在有条不紊的重复劳动中，他实践了那些更加过时的套话，比如螺丝钉精神什么的，但却不是“放在哪里哪里亮”，而是只要焊上了就义无反顾地生锈。刘芬芳的冷饮摊却不开了。自从大出血过一次，她变得既怕冷又怕风，焐在暖气边儿上还得罩件大棉袄，更别提在屋外一坐一天了。好在对于下岗职工的政策又有变化，政府强制原食品公司的上级机关补交了社保，不光看病能报销，每月还给发放一些生活费。刘芬芳也闲不住，自学了打毛线，每天拢在被子里操持着两根棒针上下翻飞。这些年，人们对“牌子货”的成衣渐渐厌倦了，她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居然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又联系了一个开服装店的旧同事替她代销，也是一笔固定的进项。身为穷人，他们日子倒也能过，甚而还有余力慢慢偿还外债。反正借的是亲戚的钱，有个态度就行。

    还有一个不知能否算是“可喜”的变化，也和态度有关。或许因为气血虚弱，或许是被漫长的卧床磨软了性子，刘芬芳丧失了对杜湘东进行抱怨的热情和斗志，却找回了早就丢到爪哇国里去的多愁善感。她现在特别爱看日本和韩国电视剧，经常边看边哭，并且还会把那些悲戚的柔情推而广之，施加在杜湘东身上。有时候，当杜湘东下班回家先给刘芬芳冲一杯红糖水，或者周末搀着她出门去晒晒太阳，她的眼泪就下来了。一边抹眼泪儿，她还会感激杜湘东的体贴，还会絮絮叨叨地为自己“亏欠了”他而致歉，进而还会在电视剧那莫名其妙的台词风格的催化下，说出像当年一样抽象的话来：

    “有了今天，昨天和明天都是无所谓的。”

    转变之大，几乎让杜湘东有点儿错乱。刚开始，他的回答是：“你可别吓唬我。”

    后来也顺着她说：“每个昨天和明天都是今天。”

    于是，无数个昨天和明天都被今天覆盖，一晃又是五年。对于杜湘东而言，这五年的时间感受和前一个、前两个五年又有不同。不能说它慢，也不能说它快，不能说它空，也不能说它满。总之，带着某种尘埃落定的踏实，世事就从眼前滑过去了。钱越来越不经花，上网也不用接电话线了，空气差得必须得在屋里摆个净化器，连猪肉和牛奶都有毒了，奥运场馆竣工在即专等着万国来贺……大多数事情好像既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有兴致，跟着人家高兴或者担忧一下，没兴致，那些高兴和担忧也就成了无的放矢。而说到对杜湘东的生活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变化，似乎只有一个，就是看守所迎来了搬迁。

    搬迁之前，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直到那年入冬，命令才正式下来：在离城区更远的山沟里，已经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看守所，老所全体员工和在押人员限期完成转移。听说这个大手笔的举动，是为了给一个“经济开发区”的规划扫除障碍，也像所有有幸被“规划”的城市边缘地带一样，附近几个村子早就上演了无数场悲喜大戏，有人发横财，有人喝农药，最后连坟都被推了个干净。而看守所是公家单位，更是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不过也算沾到了山乡巨变的好处——分房的承诺终于兑现，新所配套了一栋塔楼宿舍，员工人人有份儿。杜湘东也分到了一套客厅朝北的小两居。

    当全所上下都在兴致勃勃地搬家，他和刘芬芳却拖延了下来。新所按部就班地投入使用，但老所这边还有一些未竟事务，比如一些设备正等着拆走，仓库里的陈旧器材还可以卖些钱，以及按照旧地址寄来的公函和信件仍需要查收。所里派了一个管后勤的副主任带领几名闲人留下来料理，其中就有杜湘东。而等这轮善后也结束了，领导又觉得既然拆迁队还没进驻，彻底甩手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动员那几个还没搬家的职工，看谁愿意发扬风格，替所里把把门儿，站好最后一班岗。

    杜湘东报了名：“我留下得了。”

    那位副主任有点儿不好意思：“别别，这摊事儿我负责，该我留下。”

    杜湘东便解释：“新楼味儿大，我老婆身体又不好，怕熏着她。”

    这个理由也说得通。上面再一盘算，搬迁以后工作更忙，人手本就不足，留下的理应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那就非杜湘东莫属了。于是，他成了这座看守所里最后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警察。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沿着旧所围墙溜达一圈儿，再给新所打电话报个平安，如果犯懒，窝在家里不出来也没人管。到了晚上，家属院里四下漆黑，寂静得连猫狗都仿佛响应政策搬了家，只有他和刘芬芳的屋里一灯如豆，又像被墨水浸透的纸上破了个洞。在这种环境里，俩人便生出了与世隔绝的心态，不过倒也安然。

    杜湘东觉得好笑：当年一门心思离开的是他，如今赖着不走的也是他。在这座行将废弃的看守所里，他究竟想要纪念什么，缅怀什么？而再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当那圈高耸的围墙在爆破声中轰然倒塌，也就意味着一段旧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吧。这个故事他已经看到了尽头，就像电视剧的最后一集，虽然不能错过，但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早已陷入了疲沓。

    然而杜湘东想错了。故事当然要讲完，却不是他默认的结局。

    他也没想到，还会有人造访这座只剩了个空壳的看守所，并且都是冲他来的。

    第一位访客是刘秋谷。那时冬天还没过去，杜湘东早上从家属院出来，刚绕过半圈围墙，便见看守所正门外停着一辆奔驰车。司机还是被他小小地教训过的那位，此刻正望着挡风玻璃外的空旷景色一脸茫然。杜湘东并未立刻过去，而是驻足远远观望了一会儿。就见车门打开，只下来了一个刘秋谷，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

    几年过去，这小瘸子似乎终于长成了个大人，一脑袋黄毛变回了黑色，下巴上布满了胡茬。靠近杜湘东，他点了下头：“许哥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杜湘东看到刘秋谷的胳膊上带着黑箍，心里明白了大半。

    刘秋谷完成任务似的把话说完：“崔阿姨去世了。二度中风，请了最好的专家做手术，还是没救回来。走时没受罪，昏迷了两天就没再醒。”然后他又说了姚斌彬他妈近年的状况。自从住进养老院，崔丽珍的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很快就不认识人了。许文革去看她，她会笑眯眯地问：“你是谁？”于是总得从头讲起。再到后来，就算磨破嘴皮子，崔丽珍也想不起许文革了。不仅如此，哪怕是许文革在医生的建议下故意提起姚斌彬，她也只是说：“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呀？”这意味着她不再记得自己有过一个儿子，因而也就忘却了丧子之痛。说到这里，刘秋谷转述了许文革的评价：“许哥说，这也是件好事。”

    杜湘东心里闷然一痛，回答说：“知道了。”

    刘秋谷又说：“明天崔阿姨下葬，许哥问您去不去。”

    杜湘东发了会儿愣，半晌才说：“难得他有心，还是算了。”

    刘秋谷便又点了下头，转头往奔驰车走去。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两步，他突然又转头说：“北京水太深，买卖不好做，也许过段日子我们就要去外地了。”

    对于刘秋谷透露的这个信息，杜湘东联想到的是“商人的本性”。厂子已经开了很久，钱想必也没少挣，没准儿许文革现在又嫌北京地租贵、管得严了。也或许他本人对六机厂仍有感情，但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如果背后的那些股东强烈敦促他去再当一把拓荒牛，恐怕也没法拒绝。而既然姚斌彬他妈已经去世，北京这地方对许文革而言，也就再没念想了。这样想着，杜湘东便对刘秋谷说：

    “告诉许文革，甭管到哪儿去，都别再犯法。”

    刘秋谷把眼一横，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终于还是默默走了。等奔驰车开出视线，杜湘东便进了看守所。他到办公室找了一只搪瓷脸盆和一叠旧报纸，又折回到空荡荡的操场上，把报纸撕成纸钱的形状，放进脸盆里点燃。许文革想必会为姚斌彬他妈举行一场足够体面的葬礼，但对于逝者而言，也许倒是这种潦草的祭奠方式更衬她的心意。风从四面八方卷过来，吹得纸灰和火星遍地飞扬。杜湘东拍打着身上，仰头望望苍穹，叹了口气。

    这事过去，转眼就过年了。杜湘东去和同事们开过联谊会，又用带棚三蹦子拉着刘芬芳进城串了两趟亲戚，仍回旧所待命。刚开春，第二位访客就来了。

    又是绕墙而走时遇上的，又是在铁门外停了一辆黝黑的奔驰车。杜湘东还以为刘秋谷又来了，再一打量，才发现这辆车比许文革的那辆更新，号牌也不一样。身为一个留守荒野的闲人，却总要接待光鲜堂皇的来客，他不禁有点儿错乱。而车门打开，下来的人他也见过，是当初替许文革辩护的那位律师。这人还穿着西装拎着皮包，气度却变得大大咧咧，见了杜湘东不再称呼“杜管教”，而是自来熟地打招呼：“好久不见呀，老杜。”

    杜湘东问：“许文革让你来的？”

    律师却不接这茬儿，转而撒娇似的抱怨起来：“我先去了你们那个新单位，找你找不着，这才又奔了回来。这破地方不是早就说要拆了吗，怎么还没动工？你也真够老实的，开发区的管委会又不给你发工资，你替他们站什么岗呀。”

    杜湘东又重复：“是不是许文革让你来的？”

    看到他僵着脸，律师便讳莫如深地笑了：“那倒不是，不过也跟许文革有关。”

    这么说着，律师回头瞥了奔驰车一眼，拉着杜湘东往墙根底下走去。而车上的司机也相当识趣，不仅关紧车门摇上车窗，还播放起了震耳欲聋的劲爆舞曲。这就让杜湘东摸不清头脑了，他跟随对方站住，又道：“有什么事儿直说，甭跟这儿装神弄鬼。”

    “那就明人不说暗话。”律师嘴上这么说，眼珠子却仍然四下滴溜乱转，好像怀疑围墙背后藏着个人似的，“听说前几年，您查过许文革？”

    “早就停了。”

    “有没有查到什么？”

    “没发现纰漏。”

    “究竟是没纰漏，还是有纰漏但您没发现？究竟是没发现，还是您发现了但却无法坐实？究竟是没坐实，还是坐实了又被人保下来了？这里面的区别大了。”

    面对律师绕口令似的质疑，杜湘东更加生疑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您还没听明白？我也在查许文革。”

    “你不是许文革的律师吗？”

    “那是过去。”律师脸上再度绽放了职业化的微笑，“您也明白，干我们这行的跟你们警察可不一样。你们是国家机器，只有国家这么一个主子，我们呢，得随时随地各为其主。尤其像我这种按小时收费的，上一个小时和下一个小时的服务对象都有可能换人。以前是许文革雇了我，我得把他捞出来，现在是想查许文革的人雇了我，我又得琢磨着把他送进去——据我所知，这也是您一直想干的事儿。您不是动用过私人关系，从经侦和刑侦的渠道都调查过许文革吗？现在我想要的，就是您掌握的那些资料。”

    听着对方的话，杜湘东面无表情，眼神却冷了。他引用了当初刑警同学给自己的答复：“要真能查到什么，我们早动手了，也轮不到你。”

    律师却仍锲而不舍：“这您又不懂了。警察取证，都是从刑事的角度出发，民事方面的问题全都忽略不计，而同样的资料到了我们手里，只要操作合理，照样能让许文革吃官司……当然啦，让您白辛苦也不合适，既然我的工作是商业行为，那么也得遵守商业原则。您看这样行不行，那些资料算是您卖给我的，报价嘛……”

    这么说时，律师的神色还是理直气壮的，甚而带着几分恩赐的意味。但正当他要说到自以为最关键、最有底气的那个环节，杜湘东就让他闭了嘴。一只手挟着风声向律师逼近，眼看就要掐住他的喉咙了，但却随即一变，换成了一根手指顶在他的鼻子上。律师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杜湘东便用手指“点”着那人，一字一顿道：

    “刚才的话我要是录下来，进去的就是你了。”

    说完，杜湘东把对方晾在原地，转身就走。脚步飞快，进了家属院，他才突然站定。这时他又想起了刘秋谷说过的那句话——敢情话里还有好多话。许文革得罪了什么人吗？还是他发财的同时挡了别人的财路？自从看守所搬迁，家属院的网线就被电信公司掐断了，因此这些日子里，杜湘东没再查阅过关于许文革的信息。而这天，他便把带棚三蹦子从楼道口里推了出来，突突乱响地开出几公里，终于找到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黑网吧。输入几个关键词，若干条新闻便以时间顺序罗列了出来。半年多前还尽是好消息，许文革的公司仍然生意兴隆，六机厂还新上了两条生产线；而这几个月来，就渐渐让人看不懂了，一边是厂子继续签合同接订单，另一边却是财经媒体爆出他资金链紧张、频繁受到“专项整顿”。最大的一条新闻，是厂里的工人也闹起了事，却不是针对厂方，而是冲击了区里的规划部门。因为影响恶劣，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最后许文革代表厂方做检讨、写保证，承诺此类事件绝不再发生。但至于工人为什么闹，新闻里又只字不提，只说大部分群众“情绪稳定”。

    即使是一个生意场上的门外汉，杜湘东也能看出许文革的公司处于困境，甚至可以说是风雨飘摇。但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杜湘东便又开着带棚三蹦子突突乱响地回了家。刘芬芳还等着他熬腊八粥呢。他一度考虑过，要不要把律师找过自己的事儿透露给许文革，不过再一想，还是算了。许文革不是他的仇人，可也绝称不上他的朋友，习惯了与世隔绝之后，他最不想接触的人其实就是许文革。况且在许文革那个层面的纠纷与倾轧之中，他这个穷人、废物、看大门的老警察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掂清自己的分量吧。

    然而杜湘东迎来的第三位访客，恰恰就是许文革。

    当时已经是夏天了，滞留的日子即将结束。外面的人来过好几批，有政府的头头脑脑，有拆迁公司的，还有接手这块地皮的开发商。领导勉励杜湘东“再坚持一下”，而围墙上也的确写满了巨大的“拆”字。那么他也得计划着搬家了，杜湘东把零碎物件都装进了蛇皮袋，还到河北的家具市场订购了衣柜和餐桌。乔迁新居，怎么也得置办两样新东西。这天他又想起，登记处还扔着几个纸箱，正好可以收衣服，于是开了大门去取。

    满头是灰地出来，迎面就碰上了一个人。杜湘东定睛看了两眼，这才反应过来是许文革。才几年工夫，许文革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两眼深抠，颧骨突兀，一头短发几乎全是白的，如同大夏天落满了雪。相形之下，杜湘东反倒像个有钱人的模样了。为了给刘芬芳补身体，他没少变着花样给她弄吃的，刘芬芳吃不下只能自己吃，生生就把他塞圆了，塞鼓了。那叠纸壳子被他抱在怀里，又像摞在了他的肚子上。更让杜湘东诧异的，是许文革这次来，奔驰车也没跟着，铁门外停的是一辆蓝黄相间的出租车。

    看到杜湘东愣着，许文革叫了一声：“杜管教。”

    杜湘东瘪了瘪嘴，蹦出一句：“你来干嘛？”

    “跟您告个别。”

    “要走？”

    “要走。”

    “什么时候？”

    “今儿就动身。”

    杜湘东手一松，纸壳子落到地上。他略微直起腰，继续望着许文革。许文革却走近几步，咧嘴笑了：“您气色还行。”

    “也老了……”杜湘东迟疑了一下又问，“去哪儿？”

    许文革的眼睛往别处看看：“还没定。”

    “厂子不开了？”

    “不开了。”

    “出了点儿事？”

    “连您都听说了？”

    “具体也不清楚……你没犯法吧？”

    “这您放心。”许文革又笑，流露出近乎嘲讽的神色：“我要犯了法，那些人还能允许我在外面待着？”

    杜湘东接不上话，便又弯下腰去，重新把纸箱捡起来。许文革伸手替他分担了一些分量，俩人各捧着一叠破纸壳子，沿着看守所围墙边走边聊。略问几句，就知道了许文革洗手不干的原因。自从这片地方要建开发区，他就被人盯上了。那些人的来头之大，连许文革这个当事人都无法指名道姓地说出他们究竟是谁：刚开始以为是几个商人组成的私募基金，后来又听说有外资和国资的参与，再后来才发现是个什么领导的什么亲戚在背后撑腰。对方找到许文革提出合作，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对于工厂才没兴趣，六机厂那个国有企业的“壳儿”和地皮才是有价值的。利用这些资源，他们将会整合出一家地产公司再打包上市，此后连一砖一瓦也不用盖，到股市里迅速圈钱走人。作为回报，许文革可以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分一笔账，比例虽然不大，却是“他这个级别的买卖人”这辈子也未见得挣得出来的。

    比起苦哈哈地卖零件修卡车，这种玩儿法几乎就像变魔术，但许文革没答应。原因也很简单：如果六机厂的地皮改变了使用性质，工厂就没法儿开下去了。而他想干的只不过是开工厂。在常人看来，许文革肯定算个聪明人，但在那些资本游戏的老手眼里，他就是个榆木脑袋了。谈了几次没谈拢，双方翻了脸，对方便又绕过许文革，去找六机厂的领导谈。一蹴而就，一拍即合。撇开桌子底下的“勾兑”，就连能摊在明面儿的理由也是充足的：接着“做实业”，能盘活的无非是工人和厂房，只有炒地皮炒股票，靠近北京城区的地理优势才能无限放大。家有一口金锅，谁都不想拿它淘米做饭。这时对于“上面”而言，许文革就从救星变成了累赘，踢开他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厂方提出解约，又找出各种名目查许文革的账，那伙儿资本玩家也没闲着，雇了许文革原来的律师揭他的老底、抓他的把柄。而许文革也发了狠，发动工人去申诉请愿，保卫饭碗。一不小心把事情闹大了，又有上级机关介入调停，最后裁决：许文革还是得卷铺盖走人，但可以得到相应补偿；工人还是得二次下岗，但厂子上市之后可以享受分红。

    处置稳妥，公平合理，许文革相当于被强制套了现。此后的日子，他都在忙于善后事宜：给南方的股东交割结账，又给刘秋谷和常年跟着自己的那些手下每人分了笔钱。厂子就这么没了，钱上却没吃亏，该庆幸还是该愤恨？但令杜湘东感到意外，在讲述的过程中，许文革的口气是漠然的、轻率的，仿佛他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俩人缓缓走进家属院，把纸箱放在带棚三蹦子的后座上，许文革拍拍手，望着筒子楼：

    “这儿也快拆了？”

    “快了。”杜湘东顿了顿又说，“我老婆身体不好，就不请你上去坐了。”

    “杜管教……”

    “叫我杜湘东吧。”

    “杜湘东。”许文革喉头跳了两跳，第一次称呼了杜湘东的全名，“临走前就想见你一面，见着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说完，他对杜湘东似笑非笑，随后默默离开。杜湘东看着那副空荡漏风的背影，心想，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许文革了吧。这样也好。他上了楼，照常做饭，服侍刘芬芳吃了，外面的天就慢慢黑了下来。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里就不安宁了，既燥得慌，又空得慌，好像被什么事儿扯着。同时，他还感到了憋闷，胸膛像压着一块铅。那种感觉曾经一度淡了下去，却在这时卷土重来。忽然动了个念头，杜湘东就从桌前跳起来，火急火燎地冲下楼去，在带棚三蹦子的后座上翻找着。许文革替他拿过的那一摞纸壳子里，果然滑出了一张存折，密码写在背面，还是姚彬彬的生日。翻开一开，上面的数字把他吓得一哆嗦：那么多的零，随便数错了一个两个，都是令人魂飞魄散的差距。

    刹那之间，杜湘东明白了许文革的用意。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许文革告别时的似笑非笑——姚斌彬也曾这样笑过，俩人的脸重合在了一起，让杜湘东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确凿。他冒了一头一脖子的汗，身上的警服都湿透了。他的腿也在发软，必须撑着带棚三蹦子的那层铁皮，才不至于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但他总算喘了几口长气，告诉自己：杜湘东，你得冷静，你也不是个没经过事儿的人。

    因为没手机，他先跑向办公室去找到电话。110吗，我报案。有人要自杀。他叫许文革，人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也没跟我说过不想活了，但我确定他要自杀。我没开玩笑，我也是警察，你们最好……喂，喂，我去你妈的。他摔了听筒又抓起来，随即拨通的是刑警支队长的号码。同学总算没像声讯台那样怀疑他在恶作剧，但也问：

    “你有证据吗，这种事儿可不能凭感觉。”

    “有证据，他给我钱了。”

    “他以前不也给过你钱吗？”

    “这次多……总之你们得赶紧出动，同时去六机厂、许文革的住处还有他城里的公司办事处……就算我求你帮个忙还不行吗？”

    “杜湘东，你这些年整出的这么多幺蛾子，我哪次没帮过你的忙？但现在我想帮你也没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同学说着苦笑一声，似乎把手机举到了高处。听筒里便传出了车声、音乐声和鼎沸的人声。杜湘东反应过来，就在今天，此时此刻，奥运会即将开幕。真不知许文革是有心还是无意，偏偏挑了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去死。那么同学此时正在执行的，大概是某个场馆的安保任务——也许就在举世瞩目的“鸟巢”。这不仅是北京的重要时刻，也是全国全世界的重要时刻，一点纰漏也不能出的。杜湘东只能靠自己了。

    他跑回家属院，开上带棚三蹦子，在闷热的夏夜里狂奔起来。许文革会去哪儿？在这片遍布工地的郊区，适合送命的地方太多了。许文革会不会已经死了？他为耽误了那么久才发现许文革的用意而后悔，可见自己真是老了、迟钝了。风声浩大地从头顶掠过，眼前的柏油马路却仿佛是凝滞的，这让杜湘东想到了多年之前追击姚斌彬的那个下午。不知过了多久，那栋城乡接合部的四层小楼出现在了车灯劈出的亮处。四下漆黑一片，大概是为了奥运会，北京周边的外来人口都被暂时清理回家了，又或者为了建设开发区，那些一盘散沙的小本生意全被强行关了张。但小楼里却依稀有一丝灯光，外面的门也敞着。杜湘东跳下车，冲进楼里，狼嚎一般喊道：

    “许文革，你给我出来。”

    “许文革，你可别死。”

    走廊和房间里四处回声，喊了几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真是蠢透了。一个寻死的人，哪会别人一叫就不死了，没准儿还会死得更着急了。然而他的喧闹却从楼梯拐角引出一个胖大的秃子，小背心下露出的皮肤上布满文身。这人一手打着手电，一手拎根铁棍，打雷一般爆喝：“你他妈才想死呢。”但等看清杜湘东身上的警服，立刻扔了棍子开始揉肚皮：“您瞧您，吓得我肝儿直颤。”

    “你揉的那是胃。”杜湘东从他手里夺过手电，四下照着，“这儿就你一人？”

    “对呀，我是房主。”

    “以前的租客呢？”

    “早走了。”

    “你确定？”

    “我都在这儿守了半个多月了，就防着那帮拆迁的。”秃子重新打量了一眼杜湘东，“这位警官，您不会跟他们是一伙儿的吧？要是那样我也只能跟您拼了。”

    杜湘东将手电掖进后腰，也不顾秃子的狐疑和抱怨，出门开车就走。沿着土路拐上国道再走不远，就是六机厂，此时杜湘东只希望许文革在那里。如果再找不着，那就真是大海捞针了。当路从窄变宽再从宽变窄，工厂的轮廓在夜幕里显现了出来，看起来却和以前不同——那栋苏联样式的主楼凭空不见了踪影。似乎是为了宣誓胜利，工厂的新主人在整体动工之前，先行拆除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但这个决定也造成了厂区的管理混乱，当杜湘东撞开半掩的铁门呼啸而过时，传达室里的保安几乎没反应过来。再往里开，就见以前的办公区外竖着铁皮围挡，附近还集结着若干奇形怪状的工程车辆。因为奥运会，昼夜奋战不休的拆迁队终于得到了休息，他们还在空地上支了台小电视，围坐成一圈儿观看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已经入场，屏幕上充斥着花花绿绿的热带服装和大团黑亮的肉。当工人们听到突突乱响的车声，扭头便看到了另一幅奇异的景象：一个警察驾驶着一辆带棚三蹦子，以近乎漂移的速度和曲线呼啸而过，他的头发被风往侧后方拉扯着，脑袋像颗斜飞的彗星。

    而此时，杜湘东的眼前一片澄明。如果许文革要死，他会选择怎样一个死法？如果杜湘东就是许文革，他又最愿意到哪儿去死、最应该到哪儿去死？如同冥冥之中被人点醒，这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那么现在需要考验的，就变成了他是否像他自以为的那样了解许文革，或者说，许文革是否愿意给自己的那条命赋予最后的意义。杜湘东心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笃定，他也知道他的自信来源于孤注一掷的赌博。

    他开车冲进了工厂车间所在的区域。这里总算还没拆掉，一栋一栋灰盒子沉默地耸立着。夜更黑了，在一个拐弯处，带棚“三蹦子”轧上了马路牙子，把前座的杜湘东甩了出去，车也歪歪斜斜地倒在了路边，一个轮子掉了。顾不得身上受没受伤，杜湘东咬牙爬起来，继续奔跑。他的目的地是厂区边缘的那排平房。

    空地对面，低矮的门窗如同一列熄了灯的夜行火车。距离越近，杜湘东便闻到了越浓郁的汽油味儿。那味道正是从停放着皇冠轿车的屋里渗出来的。他跑到简易车库门口，看见百叶门的下方没有上锁，但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无法把它拉上去。果不其然，门从里面锁上了。杜湘东脱下警服上衣裹住右手，一个冲拳击碎了玻璃窗。汽油的味道扑面而来，发动机的声音也破墙而出。杜湘东从里面打开窗户，屏住呼吸跳了进去，开灯，找到正门的螺栓再把门拉开，这才回头，在车里看见了许文革。

    许文革端坐前座上，身体后仰，模样就像一个疲惫的司机正在打盹。而当杜湘东拉开车门，他便侧倾着滑了下来，头靠进杜湘东怀里。这种状态下的人自然是脸孔煞白，嘴唇乌黑，而对杜湘东来说，这个晚上最揪心的时刻才刚刚到来——他半蹲在地上，托着许文革的头，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去，探了探鼻息。有气儿。当一股微弱得几乎无法察觉的温热从指尖传了上来，杜湘东浑身颤栗，随之猛喘几口气，又被呛得天昏地暗地咳嗽起来。

    于是，暗夜里出现了这样一幕：杜湘东背着许文革，在厂区空旷的干道上磕绊前行。他很想走快点儿，更想甩开两腿奔跑起来，但浑身剧痛让他连站立都很困难。毕竟是这把年岁的人了。然而这个老警察心里却涌动着悲怆的豪情。他从来就不甘心当管教，一直想做个刑警，但直到今天才破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桩案件——不是为了抓人而是为了救人，救的还是他曾经最想抓住的那个人。

    颠簸之中，许文革渐渐恢复了意识。这人的命也真够硬的。杜湘东觉得耳边有人吹气，刚开始还以为是许文革的喘息，进而才听见是许文革在对他讲话。

    许文革说：“杜湘东，你何必呢？”

    杜湘东反问：“你又何必呢？”

    许文革气若游丝，语调却是蛮横的：“命是我的。”

    杜湘东用更加蛮横的语调回答他：“许文革，你他妈的说错了。”

    他不管许文革是否在听，自顾自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那些往事在他心里压了将近二十年，如今终于到了可以说出来，也必须说出来的时候。他甚至比刚才更加庆幸许文革还活着，因此他获得了亮出底牌的机会。杜湘东的讲述与许文革的讲述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姚斌彬的故事。

    姚斌彬早就成了残废，并且他知道自己的右手无法治愈。当年法医对杜湘东陈述伤情时，他就坐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一个废人跑出去也是累赘，因此在越狱发生的那一刻，他决定用自己来掩护许文革。也正是出于这个想法，姚斌彬临走前抢了那把枪。枪放在他手里也没用，但他知道，假如两个人只能追一个的话，杜湘东也好，其他警察也好，都肯定会追那个带枪的。姚斌彬把逃走的机会让给了许文革，他要让许文革替他伺候崔丽珍，替他学技术、做生意、开工厂……替他完成他想干而干不成的所有事。姚斌彬把什么都算透了，因此他死了，许文革却替他活着。如果不是被捕之时、临死之前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杜湘东也许永远都想不通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为什么非要抢一把枪，也不会相信真有人会把自己的一条命托付给了别人。

    四周充满了雷鸣般的寂静，不仅是脚步声，就连许文革的呼吸声似乎都在杜湘东的耳边消失了。而杜湘东还在怀疑许文革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又说：“你这条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向姚斌彬借的。借了人家的东西，就得替人家保管好了。”

    他还说：“许文革，你连死也不配，你活着吧。”

    这时他的脖子后面一热，接着又是一热。那是许文革的眼泪。这男人的身体在他背上抽搐，嗓子深处呜咽着，但却连放声一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杜湘东又感到对方垂在自己胸前的两条胳膊蜷了起来，软塌塌地环绕着自己的肩膀，像溺水的人搂住了救命的树干。

    那条漆黑的路也被他们走到了头。前方就是临时工地，人们还在电视前聊天、抽烟、喝啤酒。杜湘东驮着许文革，朝那光亮处挪了过去，想叫一声却再也发不出声响，好像已经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完了似的。直到离那些工人的背影只剩下几步距离，他才轰然而倒。天旋地转之中，杜湘东看见了受到惊吓又一拥而上的工人，也看见那台电视机正在自己头顶不远的地方闪着光亮。电视里放着焰火，苍穹布满光彩。

    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许文革，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向姚斌彬借，向许文革借，向刘芬芳借，向警察老徐和崔丽珍借，向这世上的所有人借。这么一想，那伴随了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