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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下了课,接到蒙天舒的电话,问我在不在院里?我说在。他说:“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蒙天舒当了副院长,就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了。下楼的时候我心里怪怪的,虽然他说了个“请”,可还是给我领导召见的感觉。
蒙天舒坐在高背的办公椅上,隔着桌子站起来,招呼我在桌子这边坐下。桌子是很大的一张,还有那张高背转椅,就有了一种氛围,一点意味,说不出来,总之是明确了主次的关系。以前看到有些大人物的办公室那么大,桌子那么大,椅子那么高,总以为他们是肤浅的炫耀,现在忽然领悟到了,这是确定着一种关系。坐下来我四处张望说:“桌子这么大,办公室显得小了一点。”他说:“那要靠老同学挺呢。”韩院长其实没有什么实权,实权在童校长那里,由金书记和蒙天舒执行,可他是院长,办公室比蒙天舒的就大一倍。我不想跟蒙天舒谈什么“挺”的话题,谈了很讨巧,可也很卑鄙。我说:“有件什么事呢?”他说:“没事就不能找老同学谈谈心!”
蒙天舒跟我是老同学不错,可不是一路人,从来就没什么心好谈的,要谈也只能谈“挺”的话题。我说:“那应该还有个什么事吧!”他说:“还真有件事想叫你帮忙。我最近写了篇比较长的文章,应该还是有点小精彩,可这样大的论文到哪里去发?想来想去,还只有《历史评论》才托得住。你不是有个师兄在那里当副主编吗?”他说的“师兄”,就是《历史评论》的副主编周一凡,他是冯教授的开门弟子,比我早了有十多年。去年罗天渺退休了,副主编升了主编,他就升了副主编,又成为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终审评委。虽是同一个导师,可也只在冯教授过生日的时候见过一次。我说:“周一凡我自己才见过那么几次呢。”他说:“周老师再怎么说,那也是你的师兄,血浓于水呢。”我说:“周一凡去年在北京卫视讲孔子,现在是大名人了,我自己都不敢去打扰他。”他说:“现在我也不敢打扰周老师。有朝一日肯定还是要打扰的。手中这篇文章,就这么寄过去,我怕看都没人认真看一下,论文太多了是不?那这文章的小精彩就白精彩了。我想请你招呼一下,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篇文章,具体联系就不麻烦你了。”我说:“周一凡他现在红得烫手呢,他会不会怨我给他添麻烦?我自己的文章都是寄到编辑部,没有直接寄给他。”他说:“那有消息吗?”我摇摇头。他说:“所以呢,请你出面搭个桥呢,让我认识一下周老师。”我说:“那我给他发个信息?”他说:“那还是写封信吧,我跟稿子一起寄过去。”
接受了这任务,我心里有点窝囊。我自己投稿都没敢惊动大师兄,却要为蒙天舒去求他。我心里别扭着写了封短信,从网上发给了蒙天舒。他回信说,想表达得更充分一点,能不能由他再加几句话上去?我也只能说,好的。我想他改好了应该发回来给我看一下吧,等了几天,竟然没有。在院里碰见他,我问:“稿子寄出去没有?”他说:“第二天就寄了。”也不再解释一句。以我的名义发出的信,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什么内容,就像一个男人,老婆红杏出墙了,当着一个有名无实的父亲。
过两天蒙天舒又找到我说:“你师兄的事情,童校长很重视,想请他来讲一次学,你联系一下,看看他的意思。”我说:“你跟他联系上了,你直接联系还方便些。”他说:“就是还没联系上啊!”又说:“这是童校长的意思,童校长呢。”
童校长的意思,我肯定要执行。连童校长也有需要我的时候,这让我有点得意,得意之后,又骂自己是小人,骂完了,那点得意还搁在心里。我给周一凡打了电话,一口一声“大师兄”,很是亲热。我把请他来麓城师大讲学的事讲了,他说:“是谁出面请的呢?不会是校学生会吧?”我说:“是我们童校长的意思呢。”他说:“童文斌哦,他是你们的校长?”我说:“童校长是副校长呢。”他说:“童文斌都当副校长啦?”我说:“童校长当副校长都几年了,是我们学校的实权人物。”他说:“既然是童文斌说了,我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可以考虑,可以考虑考虑。”我按照蒙天舒的吩咐,小心地问:“不知道大师兄出来一般是多少一次?我也跟领导汇报一下。”他说:“我们的专业现在是冷门,不好跟学财经的比。”我跟他东扯西扯一会,最后说:“那大概到底是多少呢?我也好去汇报一下。”他说:“这个我不说,说了有点俗。我讲课会讲那么俗的话题吗?”我就不再跟他说这个话题,再说我也俗了。我说:“那大师兄您讲个什么题目?”他说:“我什么题目都可以讲,只要不讲财经。题目可以由你们定,如果要我定,能不能就讲孔子的义利观?”我说:“很好的题目呢,现在太需要讲讲这个话题了。”
打完电话我想:是不是直接向童校长汇报?翻找到童校长的手机号我感到了心里的抵触,又犹豫了。捏着手机我看透了自己的心思,那心思中有一种鄙俗。既然自己不想得到额外的什么,为什么要为难自己?我知道这其实没有什么障碍,童校长也不会觉得我是小人,可我还是感到了心里的抗拒。也许,我真的就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不会抓机会能成气候吗?我有点遗憾地放弃了这种想法,放弃之后我感到了轻快。有人说,顺应自己的心情活着就是快意人生,这话说得太轻飘了,哪里会有那么潇洒的快意人生。
我把情况跟蒙天舒说了。他说,像周老师这样的大人物,应该请童校长出面打个电话。我说:“周一凡也有这个想法。他还怕我是帮校学生会团委去请他。张维师兄告诉过我,有一回北京一个什么学校的学生会请周一凡,开始他也不好意思问别的,结果送给他一束花、一本纪念册,他很不爽,觉得这是不尊重知识。所以他想联系人能够代表一个可靠的单位。你说童校长发话了,我心里才踏实一点,不然我就把自己的大师兄给坑了。”蒙天舒说:“学生会不可靠,童校长也不可靠吗?谁比谁?现在要尊重知识,更要尊重有知识的那个人。周老师是权威刊物主编,又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终评委,那我们肯定要给予特殊尊重的。童校长一定会出面打个电话,你就踏踏实实的,不会让你丢脸。”我说:“讲课的酬金问了他,他不肯说,说那太俗了。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一下,最少六千,八千更好,如果有一万,我就阿弥陀佛了。”我双手合十拜了几下:“我出面请个人过来,不要让我难堪才好。”他说:“真有难堪,那是麓城师大的难堪呢。不会让你丢脸。”我说:“阿弥陀佛。”
接下来几天,好些事情都是我在跑腿,学校没有像样的宾馆,就安排住在省委招待所。机票订的是商务舱。接机的车是童校长的专车,又请了卫视的记者来报道。我本来觉得这些都没必要,蒙天舒说:“童校长觉得有必要,那肯定是有必要的。”一个搞学问的人能获得这样的尊重,让人觉得这学问真的非常神圣。会场安排好了,听讲座的本科生、研究生也组织好了,这是蒙天舒去搞的,要我去推,我根本推不动。我以前只是听听外面来的学者讲座,现在才知道安排一场讲座竟这么麻烦,又要付出这么高的成本。不是特别要紧的人,谁会去请他?
到了那天,我和蒙天舒去机场接人。去的路上他说起罗天渺,当年多么火红,去年退休了,还想到麓城师大来讲学,被韩院长打了回票。我说:“太现实了,太残酷了!叫人家怎么想得过?”他说:“那还能怎么着?不是特别重要的人,难道花几万块钱,几个人陪他几天?”我说:“退休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他说:“主要是自己要懂事。”接大师兄上了车,蒙天舒说:“周教授,童校长今天在省里开会,下午讲座就不能陪您了,晚上在省委招待所宴请您。这个车是童校长的车,他自己另外找车去省里去开会的。”司机说:“我跟童校长开车也有几年了,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大师兄说:“太客气了。”中午我和蒙天舒陪他吃饭,校文科处郝处长也来了。喝着酒蒙天舒问:“那篇论文不知道有点希望没有?”大师兄说:“我们现在是五审制,都是外审,有任何一审不过关,就没有事了。过了五审,还有主编的终审。现在想在我们那里发篇文章,那可真的不是件小事。不过终审可以放到我手中来,外面的五审嘛,你给我提供一个名单,我尽量安排到你熟悉的专家那里去。剩下的工作,就要你自己去做了。”蒙天舒连连点头说:“那好。来,我干了,您随意。”
我想着自己评教授,还差一篇权威刊物的文章,自己的师兄,就是刊物的副主编,可自己就是开不了这个口。肚官司打了好久,我鼓起勇气说:“师兄,我们这里评教授,需要一篇权威刊物的文章。”大师兄指了蒙天舒说:“他还不是?”我说:“他早是了,他。”师兄若有所思说:“哦,哦。”我希望他问到我,可他就是不问。蒙天舒说:“明年想申报个博导,就缺这篇文章了,请周教授一定指导!来,我干了,您随意。”师兄点头说:“嗯,嗯。”我再没有力量说到自己,再说就跟和蒙天舒抢名额似的。我想着是不是找个机会跟师兄说说,既然锦上添花也添了,那么雪中送炭也送一送。
下午的讲座非常成功。师兄的口才果然非常了得,到底是在电视节目上历练过的。他以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上下五千年旁征博引,把孔子的义利之辩解析得入骨入髓。我听得如醉如痴,觉得如果不做个君子,那简直就不配做个人。讲完了主持人郝处长说:“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真正能震撼灵魂的讲座了。”交流环节学生的提问非常踊跃。快到六点,蒙天舒提醒说,童校长还在那边等呢,郝处长才终止了学生的提问。又有一群学生拿了师兄的书,围上来请他签名,没有书的也拿个本子请他签名。师兄在学生中有这么强的号召力,这是我没想到的。
师兄去洗手间的时候,郝处长给我一个大牛皮纸袋,要我给师兄。我打开一看是四扎钱。我说:“是不是多了点?”郝处长说:“童校长安排的。既然请了,就要请到位,请出效果来。”又说:“前阵子商学院请北京的专家讲座,是这个数呢!”伸出两根指头。我说:“两万?”他说:“加个零。那是他们学院自己的钱,学校给不起。”我说:“那还是讲课费吗?”他说:“那肯定是有件什么事情在后面,他们也想请出效果吧!”师兄从洗手间出来,我就递给了他,他没看,也不问,就放在提包里了。往车边走去,蒙天舒拉了我一下,我停下他说:“童校长刚打电话来了,今晚临时还有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院的领导要出席,座位有点太挤了,是不是你下次再去?”我把师兄送到车边说:“今晚上我还有本科生的课,不能调的,我就不陪了。”师兄说:“你忙,那是正事。”看着小车远去了,我心里发堵。师兄是我的师兄,人是通过我请来的,到头来倒把我切掉了。我慢慢地往家里走,又想着,人家都是大人物,不切我又切谁呢?说无所谓吧,也真的是无所谓;说有所谓吧,也真的是有所谓。看自己怎么想。我想:这算个事吗?算个屁。
接下来三天都没有师兄的消息,我知道他是去袁家寨旅行去了。第四天清早师兄打电话来了,说上午十一点的飞机,问我能不能去见一面?我想着师兄毕竟还是记得我的,就答应了。我打的过去,一路上犹豫着,雪中送炭的话还说不说呢?蒙天舒说了发文章的事,童校长又说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事,我再去说,那不是让他为难?到了师兄的房间,他已经在收拾东西了,蒙天舒在帮他从阳台上把晾晒的衣服拿进来。师兄说:“聂师弟这几天都有课啊?”我想诚实地说“没课”,瞥见蒙天舒递了个眼神过来,就说:“有课,有课,没能陪大师兄。”师兄说:“这几天辛苦蒙老师和司机了,还害得你们童校长没车用。”蒙天舒说:“能为周教授服务,那还得有机会呢。”
去机场的路上,大师兄忽然说起北京的房价,都涨疯了,自己早几年就想换一套大一点的,改善一下,都没实现。蒙天舒说:“在这一点上,麓城人还是很幸福的。”大师兄说:“眼睁睁看着房价在前面跑,想着它总会停下来喘口气吧,自己拼命追也可能追上吧,可它跑得比刘翔还快,就这样望着它的背影,绝尘而去。”我说:“其实我也想改善一下,几年也没实现。”大师兄说:“在麓城也有那么难吗?才是北京的一个零头。在我看来麓城的房价就是一个奇怪的价格。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他就没有办法,没办法呢。”我忽然领悟到,师兄突然说起房价,是在为自己为什么收下了那四万块钱做一个说明。前不久学报为了上C刊,通过童校长请了南京大学一个教授来讲学,也给了四万,那个教授退回了两万。我原来希望师兄也能退回两万的,看来是不会退了。他说没有办法,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唉,那些搞财经的名人一次十几万二十万拿也拿了,比起来这四万块钱也不算很过分。
快到机场了,师兄对蒙天舒说:“童文斌交代的任务,我只能尽力而为,重大项目不是发一篇文章,我说了不算,我到会上也只有一票。我们这个领域的重大项目,全国每年也就一项两项,北大复旦的人也不是吃素的。”蒙天舒说:“周教授,那不是任务呢。”师兄说:“你们的材料要扎实,我说话才有地方下口。”又说:“聂师弟有了好文章,也可以寄过来看看!”我没想到师兄会主动提到这件事,连声说:“大师兄,那有点太打扰了。”又说:“我们学校评正高要这么一篇权威刊物的文章,有人为了这篇文章,花了五六万块钱呢。”大师兄说:“虽然是师兄弟,那也要文章扎实才行。不是我一双眼睛在看,有好多双眼睛在看。有些大牌刊物,发出来的文章太不像个样子了,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想起在外面看到中介的广告,有些中介还把信息发到手机上,多大的刊物都敢承诺发表。陶教授说,那不是骗子,那是真的,那些人真有这个能耐,只要你舍得出血。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师兄,再想想也不妥,就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