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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一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爆,尤其喜欢上一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相比之下,第二个案件则要复杂和离奇得多。庞家玉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阅读案卷材料的同时,也通过Google,在互联网的网页上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发生于一年前。
一天下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儿子。妻子与他离婚后,一直没有下落。他与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看见儿子背着书包,与小伙伴们说说笑笑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正在向他逼近的巨大危险。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片树荫里闪了出来,同时从怀里拔一出了刀。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甚至准备接受它。唯一的问题在于,死亡的地点和时机有点不合适。因为儿子,他的命一根子,正有说有笑地走出学校的大门。既然这个人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公然亮出刀来,说明他并不在乎这件事的后果。本来,歹徒要从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并不容易,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决定予以配合。他们纷纷闪避,让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两个人都在向他走近。一个是化身为秃头的死神,一个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慰藉儿子。
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一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一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一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
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作《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一魂一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一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一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一话档慕锹淅锼伎甲耪庑┮魂话档奈侍猓越】得挥惺裁匆娲Α6遥煞蚨陨缁岬墓鄹泄诟好婧拖:孟裰泄媸倍蓟岜览!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牺牲》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被忧郁缠住。她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听上去更像是挖苦。
为了尽快让自己从这种恶劣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给远在石家庄的小陶打了个电话。从他们在车站告别到现在,他已经给她发了十几条短信了。而她每次看到小陶的短信,都会像少女那样晕头转向。两颊发一热,心脏怦怦直跳。他完全配得上毒药这个称号。
庞家玉拎着沉重的皮箱,回到了家中。若若手里托着那只虎皮鹦鹉,来给她开门。儿子望着她笑,既吃惊又害羞。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剔透的、钻石般的亮光。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