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这么一件一件发生着,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过去着。不真实就像秋天来了,树叶必然要飘落,冬天来了,必然会落霜下雪一模样。我还是每隔一周或十天到天堂街上去一趟(天堂街上繁华似锦,游人如织,我每一次去都觉得荣归故里,光宗辉祖),每次去都对村人说我手头的资料不够用,要到城里的图书馆里去借书。村里没有人怀疑我没去城里的图书馆,没有人知道我每次进城都是去了天堂街。他们看见我穿了羽绒衣,说这是你上次进城买的吗?看见我穿了一件机织的新毛衣,说这是在城里的百货大楼买的吗?说着说着就要下雪了。在一场大雪中,时日到了农历十二月,有件事情的不期而至,猛地把我吓了一大跳——
快要过年了。
下了一场雪,把耙耧山脉白皑皑地覆盖着,膝盖那么深,原来绿旺旺的小麦都在一夜之间不见了。空气变得青绿而寒凉。前寺村的老人和孩子,都躲在家里烤着火,剥着玉米穗,很少再有人到我这儿谈天和说地,问我那些京城里的事。问我故宫的建筑和宝器,问我国家的领导是不是坐飞机时,一架飞机上只坐一个人。坐火车时,是不是一列火车上,也只有他一个,剩下的都是他的服务员。没有了更新鲜的话题儿,也没有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在我觉得寂寞到山高水长,无可奈何时,有一件事情到来了。这事情到来得不期而遇,如期而至,必然而合理,可我却觉得唐突而无奈,像从天而降的灾难般,远比我听说玲珍在城里侍候过一个姓吴的男人,更让我因为措手不及而无法应对和打理。
要过大年了。
下了一场雪。雪一住,村里就有人到城里去了一趟儿。他回来时手里拿了一卷写对联的纸,提了一桶花生油,还提了一兜儿鞭和炮。还不到该办年货的时候,他却把年货办下了,还说他出门到南方做活的儿子,三年没有回村过春节,今年要回来过年了,让他提早把年货置办一下子。
那一天,也是黄昏将临时,村子里喧喧闹闹,安安静静。有人在门口扫着雪,有人把梯子架在房檐下,把房坡上的积雪朝着院里的地上扒。我在下雪的几天里,无法进城到天堂街上去,就躲在家里又把我的专著重新看了一遍儿(以此打发我难耐的时光)。除了发现我因笔误写下的几个错字外,还发现《风雅之颂》千真万确是一本了不得的书。我为专著对《诗经》崭新的理解而自豪,为《风雅之颂》中质朴、严谨的叙述和论说感到骄傲和得意,为《风雅之颂》居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付梓印刷而感叹和唏嘘。以为《风雅之颂》不能在盛世诞生,那不仅是我的遗憾和损失,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缺憾和损失。最后把《风雅之颂》看了一遍后,仍然分五个部分装入五个牛皮信封里,又将那五个鼓嘟嘟的信封垒在桌头上,落寞地从我的屋里走出来,看了看我家满院的积雪和我在门前扫出的路,踩着那路刚到门口儿,就看见四叔提着他的年货,拔着深雪,从村外吱喳、吱喳回来了。
我说四叔,这么早你就进城去办年货了?
四叔走过来,在我面前跺跺脚,把他黑棉裤、黑棉靴上的白雪冰渣全都抖落掉,望着我说,杨科啊,你不回家和你媳妇过年吗?
咚一下,我意识到快要过年了。我已经离开京城将近半年了,清燕大学、精神病院和我妻子赵茹萍,没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没有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从京城捎来过一个口信和问候(好在每个月的工资存折上,还总有财务给我发的钱)。我从他们身边走去像一片树叶从清燕大学的树上飘落那样,没人在意,无人过问,如同清燕大学从来没有过杨科这个人,赵茹萍也从来没有和一个叫杨科的教授结过婚,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从来没有走失过一个病人叫杨科。
村人们因为有人提前办了年货,就陆陆续续有人去镇上、城里买红纸鞭炮了。过年的话题便按部就班地成了村人们的主题和议事,便不断地有人问我说,杨老师,你什么时候回京城家里过年呀?
说,再回到村里时,一定把你媳妇带回来,都结婚10年20年了,村里人还没见过你媳妇的模样儿。
说,哎,你回来半年咋没见她有信来?
——咋没听说有你媳妇的电话来?
说城里人和咱乡下人就是不一样,人走了半年几个月,谁也不想谁。
他们像逼我离开村落样,离年关越近,问我是在京城过年还是在村里过年的话就变得越稠密。我说我想在村里过年时,他们就惊奇地看着我,过年你怎么能不回家和你媳妇团聚呢?我说我准备回京城过年时,他们就紧追不舍地说,什么时候走?还回来不回来?
忽然间,我继续在前寺村待下去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在村里待着的理由变得一穷二白、山枯水尽了。回京城,可京城那儿似乎从来都没有过我杨科这个人。待在前寺村,我又似乎不是前寺村的人。我在这个世界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多余在春来叶发间的一个虫包儿。原来我在哪儿待着都是一个闲余人。都要找到一个最为贴切、合适的理由才能待下去。
可现在,要过春节了,我在前寺村找不到待下去的理由了。
四叔从村外走回来,到我门前,他把手里的一兜鞭炮和红纸放在门口石头上,提着另外一大兜的东西,从我身边挤到我家院落里,说这东西是玲珍让我从城里给你捎来的。说让你回京城过年时,把它捎到京城去。说着他把那一个大兜放地上,又从大兜中取出一袋一袋的小东西,说这是一包儿野猴头,这是一包儿金针菇,这是一包儿产在深山区的小香菇。一包一包的,全都装在透明的塑料袋子里,摆在院里地上和售卖一模样。在发亮的雪天中,我家院里飘荡着红黄干暖的香,像谁家在烘干刚从山上挖来的野货般。院子里的雪,都扫到了院南的一块空地上,堆起来半人那么高,在太阳下面发着光,也散发着雪味儿特有的清纯和白净。在那白净的清纯里,山野干货的香,温暖暖像冰天雪地间的一炉文淡淡的火。有喜鹊在我家的榆树上叫,也有乌鸦在那榆树上叫。喜鹊和乌鸦先前是从来不同枝共鸣的,可在这一天,它们在一棵树上同台出演,一块欢叫,啁啾一片,翠音如竹的声音从树上落下来,像入冬前的冰雹粒儿样。
我抬头朝那树上看了看。
四叔也朝树上看了看。
——玲珍还好吧?
四叔收回目光望着我,有几分抱怨地——你每次进城都该往玲珍那儿拐一下,好坏你们年轻时候也是订过婚的人。
我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四叔,一个放到自己的屁股下(像两个月前守墓的中年人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我坐,一个放到他的屁股下)。坐下后又沉默了长短一会儿,看着四叔取出一根烟,点着吸了几口后,我说四叔,玲珍怎么能嫁给那个姓吴的人,她是看上了他有那一院的房子吗?
四叔点着的烟僵在半空里,直到烟灰砰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
哪个姓吴的?
——哪个吴胖子?
——哪个吴德贵?
——你是说玲珍的耙耧酒家之前帮她开豫西宴的那个姓吴的?
四叔看我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像看了我10年20年,想了10年20年,脸上的皱纹先是越来越密着,越来越深着,到后来就越来越浅,忽然间变得稀疏开朗了。他连吸几口烟,吐出来把白亮的天空雾成一团儿,再把那烟掐灭,拿手把面前的雾赶开,将手头的半截烟装进口袋里,悄然开悟道,你说的是那个稍微有些胖的姓吴的?玲珍怎么会和他结婚呢?豫西宴怎么是他开的酒家呢?豫西宴是孙林死了后,玲珍为安葬孙林欠下了债。为了还这债,她卖了家里的猪,卖了门口的树,还卖了自己嫁来时的嫁妆和陪送,玲珍就拿着这1000多块钱进城去,先在城里卖蔬菜,半夜到十几里外的城郊地里买那新鲜的,日出时赶到城里的菜市场里卖,靠起早贪黑和力气,挣下一些钱就在政府街那儿租下几间房,开了个小的饭馆就叫豫西宴。那姓吴的是玲珍请的大厨师,能炒一手好菜,能做一手好面食,因为他的手艺好,豫西宴也就生意好。可后来,在玲珍把租的房子和后边的院子全都买下后,准备大干一场时,那姓吴的生病死掉了,豫西宴的生意就垮了,玲珍就又换厨师,把豫西宴改为耙耧酒家了。
——那姓吴的怎么会是玲珍的男人呢?
——玲珍怎么会嫁给她请的厨师呢?何况那厨师还比玲珍大了整整20岁。
——我说杨老师,杨科呀,难道你不知道玲珍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不知道没能嫁给你,她一辈子没有忘你吗?人家黄花大闺女,凭什么要嫁给咱村大她12岁、还结过一次婚的孙林呢?就是为了能嫁到前寺村,离你家里近一些,你每次从京城回来,她也能看上你一眼,难道你看不出玲珍的这点心事吗?
——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你当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四叔说完这些就走了,临走时有些气鼓鼓地从凳上站起来,瞪了我一下,说你离开前寺村20年,不了解玲珍为啥不来问问我?我是孙林的叔,可也是玲珍的表舅呢,这天下有谁比我更了解玲珍呢?有谁比我更知道玲珍的根根梢梢呢?说到这儿,他用脚在地上莫名地狠狠拧一下(像我在公墓吴德贵的墓碑前狠狠拧着那些碎香末儿样),然后斗气似的从我家里走出去。出门后还又回过头来问,杨科啊,你一离开京城就是小半年,在这半年里,不见你家里有信来,不见你说起你家里的事和你们学校的事,要是在学校和家里那边,有了不便说的事,不便回去过年时,玲珍说她病再重也要从城里回来陪你过个大年呢。
——病再重也要陪你过个年。
说完这几句,四叔在大门口儿望望我,见我一时没话说,站在门里低着头,他说你自己想想在哪儿过年吧。想想在哪儿过年吧。就提起他放在门外的年货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