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隆·马斯克传 正文 90 “推特文件” 推特，2022年12月

    90“推特文件”推特，2022年12月

    马特·泰比（上）；巴里·韦斯（下）

    马特·泰比

    “你是想让我揭发你自己的公司？”记者马特·泰比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马斯克。

    “放手去做吧，”马斯克回答道，“这次你想报道什么随你。”

    过去多年来，推特的内容审核人员越来越积极地封禁他们眼中的不良言论。旁观者大致有三种态度：其一，这种做法值得称赞，目的是防止虚假信息传播，这些信息可能是错误的医学知识，也可能破坏民主、煽动暴力和仇恨，还有可能对用户实施诈骗；其二，这原本是出于善意的做法，但已经过犹不及，那些与传统医学观念、传统政治观念相左的观点，还有那些只要让推特崇尚觉醒文化的进步派员工一看就心烦的观点，被过度压制了；其三，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深层政府”的幕后操盘者与大科技公司和传统媒体暗中勾结，以此维护自身权力体系。

    马斯克基本秉持着第二种观点，但他开始把事情往阴暗面想，猜忌心理把他往第三种观点上引。有一天他对反觉醒文化斗士戴维·萨克斯说：“似乎很多事情都被掩盖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

    萨克斯建议他同泰比谈谈，泰比曾是《滚石》等多家刊物的撰稿人，他是一个很难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归类的媒体人，他愿意甚至渴望挑战意识形态顽固的精英群体。马斯克并不认识他，却在11月底邀请他走进推特总部。马斯克说：“他似乎不怕得罪人。”这话从马斯克嘴里说出来，那就是非常纯粹的赞美，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夸赞别人。他邀请泰比在推特总部翻阅公司员工的旧文件、电子邮件和Slack消息，这些员工都曾从事推特的内容审核工作。

    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推特文件”，它本可以也应该成为一种公开、透明、有益的实践，非常适合各界人士对媒体中普遍存在的偏见和内容审查的复杂性进行一番审慎的反思。但结果在脱口秀节目和社交媒体上，“推特文件”却深陷舆论泥淖，人们一提到它就要躲进属于自己意识形态阵营的堡垒。马斯克兴奋地挥舞着手臂，用爆米花和烟花的表情符号预告了即将上演的爆料，这进一步激化了人们的反应。马斯克在推文中写道：“这是一场关乎文明未来的战斗。如果美国失去了言论自由，那么暴政离我们就不远了。”

    就在泰比准备发布第一篇报道时，12月2日，马斯克火速前往新奥尔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推特是否需要遵守欧洲关于仇恨言论的法律法规。在最后一刻，泰比计划发布的内容出现了法律问题，不得不推迟发布，等到马斯克结束与马克龙的会面后，由他向律师提出反驳意见。

    泰比最初发布的37条推文展示了推特为政治家、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打造特殊系统的过程，让他们就哪些推文应酌情删除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泰比公布了2020年约尔·罗思等人就是否屏蔽《纽约邮报》一篇报道的链接展开争论的信息，该报道据称源自拜登的儿子亨特丢弃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后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泰比披露的信息显示，很多人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屏蔽这篇报道的理由，比如声称它违反了“禁止使用黑客提供的材料”这一政策，或者表明这可能是俄罗斯通过提供虚假信息制造的一场阴谋的一部分。对于掩盖一篇新闻报道，这些借口都站不住脚，罗思和杰克·多尔西后来都承认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一些大型新闻媒体，比如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了泰比的这次爆料和后续内容，但大部分传统媒体都给这些内容贴上了标签，就像推特上的一个标签写的那样——这些东西“#nothingburger”（#无足轻重）。在笔记本电脑事件爆发时，乔·拜登并不是政府官员，因此并不能说明政府直接介入了审查和删帖行为，也没有公然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拜登团队通过已有的推特渠道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在情理之中，比如删除演员詹姆斯·伍兹发的一条推文，内容是来自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一张淫秽自拍照。堡垒网（TheBulwark）的文章标题为“不，宪法没有赋予你在推特上发布亨特·拜登生殖器照片的权利”。

    但是，泰比发布的推文中有一项更重要的发现：推特事实上已成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政府机构的合作伙伴，让他们有权标记大量内容并提出删除建议。泰比写道：“一大堆政府执法机构基本上已经想当然地把推特当成承包商一样使唤。”

    事实上，我认为情况更糟：推特经常自愿充当这种承包商的角色。推特的管理者在感受到政府方面频频施压的时候没有戳破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而是似乎非常急于迎合政府的需求。泰比的推文说明了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事实——推特的审查人员倾向于压制那些关于特朗普的正面报道，但这样做是有问题的。98%以上的推特员工捐款给了民主党。有一个案件事关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间谍活动的指控，主流媒体接受了一种说法，即这些指控一开始是被俄罗斯方面的机器人账号和“巨魔农场”煽动起来的。罗思则在幕后替推特说出了实情，他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我刚刚审查了这些账户，没有显示出任何一个账户与俄罗斯存在关联。”尽管如此，推特的高管们并没有公开挑战舆论中关于“通俄门”的说法。

    关于社交媒体如何造成两极分化，我想说一句题外话：泰比是一个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保持独立的人，善于打破偶像光环，但当我在推特上关注他以后，我注意到推特的算法强化了我在意识形态上的“站队”倾向，把我往极左或极右的信息茧房里面推，我的推特上显示的“你可能喜欢”一栏立即建议我关注罗杰·斯通、詹姆斯·伍兹和劳伦·博伯特。

    巴里·韦斯

    12月2日晚，巴里·韦斯和妻子内莉·鲍尔斯在洛杉矶家中阅读着泰比发布的“推特文件”，她内心充满嫉妒，她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就在那时，她意外地收到马斯克的信息，问她是否愿意当晚飞来旧金山。

    与泰比一样，韦斯也是独立记者，很难给她的意识形态归类。他们和马斯克一样，都拥护言论自由、反对觉醒文化和进步派倡导的内容审查机制，尤其反对在建制派媒体和精英教育机构中这样做。韦斯称自己是“一个理智的自由主义者，担心极左翼的批评会扼杀言论自由”。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工作时，韦斯撰写的内容多发表在社论版版面上，之后她召集了一批独立记者，创办了“自由新闻”，这是一档可以在Substack上订阅的通讯栏目。

    几个月前，在森瓦利举办的艾伦公司会议上，马斯克与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山姆·阿尔特曼对谈。之后他曾与韦斯短暂会面：韦斯走到后台对马斯克说，她很高兴听到他要收购推特的消息，二人聊了几分钟。当泰比准备在12月初发表“推特文件”时，马斯克意识到对一名记者来说，需要消化的材料太多了。马斯克的投资人、技术伙伴、言论自由的支持者马克·安德森建议他给韦斯打个电话，于是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返程的飞机上，他发了一条出乎韦斯意料的信息，这是12月2日晚上发生的事。

    两小时后，韦斯和鲍尔斯带着她们三个月大的孩子匆匆搭上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周五晚上11点，当她们抵达推特总部10层时，马斯克正穿着一件蓝色的星舰夹克站在咖啡机旁。他兴致勃勃地带她们在大楼里转悠，展示印有“Staywoke”的T恤衫和其他推特旧制度时期的产物。马斯克宣称：“野蛮人已经破门而入，正在洗劫商铺！”韦斯感叹道，马斯克就像一个刚买下糖果店的孩子，此时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拥有整个糖果店。罗斯·诺丁和詹姆斯·马斯克这两位“火枪手”向韦斯和鲍尔斯展示了一些技术工具，可以用来深入研究公司在Slack上存档的内容。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随后詹姆斯开车把她们送到休息的地方。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早上，韦斯和鲍尔斯来到推特总部，他们发现马斯克在推特图书馆的沙发上过了一夜，还跑到咖啡机旁用纸杯吃起了麦片。她们在他的会议室里坐了两个小时，聊起他为推特勾画的蓝图。她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开始他回答说，他是对4月的报价感到反悔后才被迫收购这家公司的。他说：“真的，我当时不确定我还想不想收购，但律师告诉我，这颗苦果我必须自己吞下，所以我完成了交易。”

    但随后，马斯克言辞恳切地谈起他想创建一个推动言论自由的公共论坛，他说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出生率急剧下降，思想警察的权力却越来越大。”马斯克认为一半的美国人都不信任推特，因为它压制了人们的一些观点。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彻底提高信息透明度。马斯克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清除之前所有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清清白白地向前发展。我在推特总部过夜是有原因的，说明这里已经拉响红色警报。”

    韦斯事后对我说：“我真的几乎都被他说服了。”她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诚恳，而不是在尖酸刻薄地讥讽他。

    尽管此行令她印象深刻，但她还是保留了作为独立记者应该保有的怀疑态度，继续追问了马斯克一些问题。但马斯克不得不结束与韦斯和鲍尔斯的会议，前往华盛顿与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一个涉及SpaceX卫星发射的话题，保密级别很高。

    韦斯和鲍尔斯在周五晚上一刻不停地开始处理“推特文件”，但周末她们就开始感到沮丧，因为她们没有技术工具能够调阅推特的Slack消息和电子邮件档案。法务部门担心隐私问题，拒绝让她们直接访问。周六，及时雨般的“火枪手”罗斯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帮她们登了上去。但第二天他非常疲惫，还要去洗衣服，于是决定不来了，毕竟那天是周日。他邀请韦斯和鲍尔斯到他的公寓来，这里能俯瞰整个旧金山卡斯特罗区。她们在那里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查看了推特Slack公共频道的信息。

    当韦斯催促法务部门为她处理更多搜索结果时，她接到了公司副总法律顾问的电话，对方说他叫吉姆。韦斯问他姓什么，他说“贝克”。韦斯回忆说：“我的下巴都要惊掉了。”吉姆·贝克曾是联邦调查局的总法律顾问，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有关亨特·拜登的“推特文件”的讨论内容中，在一些保守派的圈子里，他因处于各种争议旋涡的边缘而遭人排挤、不受信任。她给马斯克发了条信息：“搞什么鬼啊？你这是让他搜自己身吗？这有什么意义啊！”

    马斯克看完信息勃然大怒，他说：“这就像让阿尔·卡彭去查自己的税一样。”他把贝克叫来开会，双方就推特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之间的同意令规定的隐私保障内容发生了争执。“你能告诉我同意令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吗？”马斯克质疑他，“因为我面前就摆着呢，你能说出其中的内容吗？”这场争执注定不欢而散。贝克精通此道，但他的回答根本无法让马斯克满意，因此马斯克很快解雇了他。

    可见性过滤

    泰比和韦斯找了几个同事帮忙，他们在没有窗户的“烤箱”里全力以赴地工作，屋里弥漫着“火枪手”几天没洗澡的体味和泰国菜外卖的味道。詹姆斯和罗斯用搜索工具协助他们，他俩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有几个晚上，马斯克会走进来，吃点儿剩菜剩饭，然后开始他的长篇大论。

    在翻阅推特员工的旧邮件和Slack评论时，韦斯想，如果别人看了她以前的私人通信，她会怎么想，这让她觉得自己的行为很龌龊。罗斯同样觉得心里不舒服，他说：“老实说，他们干的事，我想离得越远越好。我是想帮忙，但不想掺和太多。我不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而且这里面写的基本都是废话。”

    韦斯和她的团队根据“推特文件”撰写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所谓的“可见性过滤”的机制，也就是为了淡化某些推文或用户的影响，避免他们出现在搜索结果靠前的位置，也不会把他们送上热搜。最极端的做法是所谓的“暗地里禁言”（shadowbanning），也就是用户可以发布推文，也能看到自己的推文，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推文对其他用户是不可见的。

    从技术角度来讲，推特并没有大范围推广“暗地里禁言”的机制，但它确实采取了“可见性过滤”这一方式。在与约尔·罗思讨论过以后，马斯克本人也接受了这一想法，把它作为彻底封禁账户的替代方案。几周前马斯克还公开称赞了这一政策，他先前在推文中写道：“负面/煽动仇恨的推文，我们会尽己所能地压制，我们不会用这些内容的曝光赚取广告费或者其他收入。除非你专门去找这些推文，否则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可见性过滤”的过程中存在政治偏见，问题就出现了。韦斯得出的结论是，推特内容审查者在压制右翼的推文时态度更激进。韦斯和她的团队写道：“推特有一个秘密的黑名单，员工团队的任务是压制这些被判定为不受欢迎的账户和内容主题，让他们的曝光度降低。”此外，推特与许多媒体和教育机构一样，把可以接受的言论范围缩小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通过将‘暴力’‘伤害’‘安全’等词的定义范围扩大来设定新的信息过滤参数标准”。

    推特上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内容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案例，其中一个极端是明显有害的错误医疗信息，比如吹捧某些江湖郎中的疗法，甚至是某些可能致人死亡的做法。但韦斯发现，推特在压制那些与官方声明不符的推文这件事上做得有些过头了，包括那些合法辩论某些话题的推文，比如mRNA疫苗是否会导致心脏问题、口罩令是否有效。

    举个例子，推特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列入了“热搜”黑名单，这意味着他的推文会被限流。巴塔查里亚曾联合一些科学家发表声明，认为封闭学校弊大于利，这一观点虽有争议，但被证明有一定的道理。韦斯揭露巴塔查里亚如何被推特打压以后，马斯克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嗨，这个周末你能来推特总部吗？我们可以让你看看推特1.0版本都做了些什么。”马斯克曾就新冠封锁问题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和巴塔查里亚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推特文件”凸显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主流新闻行业的演变。在“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期间，记者们普遍对中情局、军方和政府官员持怀疑态度，至少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怀疑态度。当年的很多记者都是在大卫·哈伯斯塔姆和尼尔·希恩的越战报道以及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水门事件”报道的感召下投身这一行业的。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名记者越来越乐于与政府和情报界高层分享信息、展开合作，这一趋势在“9·11”事件后越发明显。在社交媒体平台，这种情况也随处可见，推特和其他科技公司收到的所有简报都表明了这一点。泰比写道：“这些公司似乎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因为它们是全球监控和信息控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证据表明有很多出卖公众信息的高管很乐意被政府招安。”我认为他的后半句话比前半句更为真实。

    “推特文件”为推特处理内容审核的方式提升了一些透明度，但也显示出这项工作有多难。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推特指出，一些对疫苗和乌克兰持负面看法的账户是由俄罗斯情报机构秘密管理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推特能不能压制这些账户呢？正如泰比自己所写的那样：“在舆论领域，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