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未完成(无所畏惧) Part1 病隙日记 01 “为啥是我得癌症”的非学术报告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我的坚强与柔软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分外坚强的人。
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被救护车拉进上海瑞金医院，放置在急救室。
病理科主任看到我那浑身黑乎乎的全息CT后，问了一句话：“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我的老公，那个可爱的光头男答：“没有止痛。”
那个四十多岁的主任，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顿地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
他们进行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只是屏着气，咬着牙，死死忍着，没有死，也没有哭。
在急救室待了三天两夜。医生不能确诊是骨癌、肺癌、白血病，还是其他癌症。
急救室应该就是地狱的隔壁，一扇随时开启的自动门夹杂着寒冬的冷风，随时送病危病人进来。
我身边的邻居，虽然都躺在病床上，但看看似乎都比我的精神好很多，至少不是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然而，就是这些邻居，凌晨两点大张旗鼓地被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五点多我就会被某些家属的哭声吵醒，看到一袭白单覆住一个人的轮廓。不用提醒，我知道那个人匆匆走了。
如此三天两夜，心惊胆战。我没有哭，表现得异常理智，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用了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世事生死。
后来，一天两次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其实对我来说，算不上疼痛。光头在旁边陪我，面壁而不忍再看，妈妈也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的痛苦在于，当时破骨细胞已经在躯壳里密布，身体容不得一点触碰，碰了，真的就是晕死过去。那种痛不是因为骨穿，而是源于癌细胞分分秒秒都在啃噬骨头。
我还是没有哭，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痛得想不起来哭。那个时候，只能用尽全力屏着气。如果稍微分神，我就会痛得晕厥。我不想家人看到我的痛苦。
当2010年元旦我被确诊为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没有哭，反而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
因为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
既然已然是癌症，那么乳腺癌总是要强一点。
至于晚期，我早已明了。全身一动不能动，不是扩散转移，又能是什么。
发现太晚，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躯干所有重要的骨骼。
我不能手术，只能化疗，地狱一样的化疗。
初期反应很大，呕吐一直不停。
当时我全身不能动，即便呕吐，也只能侧头，最多四十五度，枕边、被褥、衣裳、身上，全是呕吐物，有时候呕吐物会从鼻腔里喷涌而出，一天，几十次。
其实，吐就吐了，最可怕的是，吐会带动胸腔震动，而我的脊椎和肋骨稍一震动，便有可能痛得晕厥过去。别人形容痛说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了这句中文的精髓。一日几十次呕吐，我几十次地痛到晕厥。
别人化疗的时候那种五脏六腑的难受我也有，只是，已经不值得一提。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哭。因为我想，坚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此后六次化疗结束，我回家了。
儿子土豆刚十九个月，他开心地围着我转来转去。
奶奶说：“土豆唱首歌给妈妈听吧。”
土豆趴在我膝盖上，居然张嘴奶声奶气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话音未落，我泪先流。
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
于丹说：一个人的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但心灵应该越来越柔软。
无意之中，我做到了这点。这才发现，两者是共通的。
义气和义乳
不知道是大彻大悟还是大痴大癫，哪怕是向来喜欢多思多虑的我，生病后却很少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鸵鸟心态。我不想说我看穿生死，但生死有命，有时候想自己能活多久，后事如何，真的不如在活着的时候能帮别人就帮别人一点，能让大家快乐一点就快乐一点。不得不说，我得癌症后的日子是我人性最为升华的一段时间。
光头有个叫阿海的堂弟，读书至初中，靠体力维持生计。十几年前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和我有些交情。后来阿海结婚、生子，定居在浙江定海。而我每次过年回婆婆家，总是不能与他巧遇，一晃也就十几年没见了。
我患乳腺癌的消息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婆婆那边的亲友知道我得了重病，已经是滞后两三个月。不过有趣的是，可能是因为受文化、地域和风俗的影响，也可能是乳腺癌有点性别色彩，当大家谈及我的病情，尤其是对年轻男性，不会说得很具体。于是，在一个深夜，光头收到了阿海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
“哥哥，我听说嫂子得了重病。我没有什么钱，不能帮到你们，很难受。但是，如果需要骨髓、肾脏器官什么的，我来捐！”
光头看后哭笑不得，念给我听。我哈哈大笑说：“告诉他，我需要他捐乳房。”
光头欲按我说的回复短信，写了一半转头说，算了，我这么说，他说不定和他老婆商量，把他老婆的乳房捐出来了怎么办？
如果捐的话，算不算义乳？
我是入院很久后才听说义乳这个词的。一般的乳腺癌患者，都是四十五岁以上发病。若是运气好，发现得早，没有远端转移，一般会接受切除手术。中国很多病人被问及“是否要保乳”时，通常都是底气十足地说：“保命！保乳有啥用？”所以，化疗病房通常住的都是只剩下一个乳房的老女人们。我是患者里年纪最轻但是运气最差的一个，癌细胞转移扩散得厉害，没有可以动手术的资格，所以也是唯一不需要义乳的人。
现在想来，乳房可能是女人身上最为没用的器官，所以义乳不需要像义肢那般实现什么功能，只需要做个体积出来，穿上衣服之后具有观赏价值就可以了。义乳卖得很贵，一千多块一个，附带在一个特制的胸罩里。很多上年纪的阿姨虽然爱漂亮，但是更爱钞票，都觉得一千多块买个布袋没有太大意思，于是八仙过海，各自动手做义乳。
南翔李阿姨癌龄比我们长，又爱漂亮，最先开始做义乳。她传授给大家的失败经验是，不能用棉花布头做小袋子塞在文胸里，因为“那芯子轻”。据她介绍的亲身体验，一次戴着自做的棉花义乳去挤公交车，下车后发现大家都在看她，目光怪异。阿姨低头一看，原来伸手在车上拉吊环的时候，那棉花团被挤来挤去，跑到了肩膀下方锁骨的地方。乳房长在肩膀上的女人，比没有乳房的女人更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舟山庄阿姨非常有趣。劳动妇女天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一开始就没有用棉花，而是选择了下垂感极强的绿豆。她用绿豆缝了个袋子，放在左胸充当义乳，形态很好，而且谁也看不出那是假的。庄阿姨发挥聪明才智为省下了一千多块而扬扬得意，房间里数个老太太纷纷效仿。然而在她第四次化疗之后，庄阿姨的大女儿就发现了问题，她觉得妈妈的两只乳房越来越不相称，绿豆义乳明显膨胀肥大。女儿趁妈妈洗澡的时候把绿豆袋子从胸罩里掏出来拆开，结果让大家捧腹大笑：那绿豆因受体温汗水滋养，发芽了。
庄阿姨一度沮丧，埋头创新，苦苦思索之后决定不再使用豆类做填充物，改用大米。大米倒是不发芽，但是无奈天气转热，大米义乳上岗不过两个星期，就开始发霉了。
有个退了休的甘老师，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高一点，对于差不多小学毕业的庄阿姨的举动颇不以为然。她受过教育，认为茶叶对人体好，于是把茶叶晒干了，像填枕头那样做茶叶义乳。实践出真理，茶叶的确不会发芽，也不会发霉，也的确有香气。但是乳房比头颅要娇嫩，甘老师花了数个星期做好的义乳，戴了不到半天就气呼呼扔到一旁：茶叶梗太硬，开过刀的地方被它刺得难以言表。
我虽没有义乳需求，但也热情澎湃地参与义乳创新。或许是因为人格魅力，我在病房倒真的有一大票粉丝，因此我的创新主意很容易被人实践。我说：“外面不是有那种水珠按摩胸罩卖吗？她们是为了让小胸看起来大，我们做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看起来从无到有呢？”
我还有个馊主意是：用气球灌水。那会儿我因为癌细胞骨转移而浑身不能动，不能亲自实践。黄山的吴阿姨是脑部转移，癌细胞不发作不疼痛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她很是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实践了一把。出医院去吃饭的时候，买了气球装点水放在衣服里。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听到走廊一片大笑，吴阿姨捂着肚子弯腰进来：“于博士啊，今天电梯太挤了，把我的气球奶奶（她把乳房叫奶奶）给挤破了，我的衣服湿得哟。”
走钢丝的孩子
其实，在抗癌大军里，我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渺小、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兵，不敢妄言什么所谓的经验。更多的时候，我用很多次的病危在证伪，证明什么是错的，但是我仍然不能确信，或者很少的东西让我肯定是对的。对于对疾病康复有帮助的东西，我非常乐意分享，所以会有我的生命日记。有段时间我甚至一直在自嘲，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于五百米高空走钢丝的孩子。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不会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不想任何一个人像我那样，手提着脑袋摸黑探索。
有时，人会让自己大吃一惊，比如，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如此面对癌症。
也许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当我知道自己身患癌症的时候，已然是晚期，癌细胞扩散到全身躯干骨。以前读武侠小说，对断肠蚀骨腐心之类的词并不陌生，但未必真的解意。这一遭癌症晚期骨转移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蚀骨是骨转移，断肠与腐心是化疗体验。
回望过往时光，几经濒死病危，数次徘徊鬼门。其实作为人，并不是死过一次就不怕死了，而是越死越怕死。所谓更怕死，无非是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重而已。在此之前我是个有知识没文化的俗人，除了学校的哲学课本，就只有初中读过几本德国哲学简史的简明本。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更不要说从哲学上去看待生死。
病中的折腾，差点把我折腾成研究有关人生生死的哲学家。我对一个朋友说，别看你在交大教哲学，你现在未必有我思考的哲学问题多。如果说癌症对人有正面作用，此算其一，因为癌晚期里你很容易活明白。
虽然，可能有点晚。
此前我是个极度开朗好交友的人，这可能和性格有关。以前总是觉得能见面、谈得来就是场缘分，就是朋友，于是我朋友无数，三教九流，各种各样。朋友多自然是好事，但朋友太多也会导致形体羸顿，心力乏苦。
许是太年轻，许是愚钝，我总不知道在茫茫人海中，甚至在我所结识的人中如何去筛选真正的朋友。有一天突如其来的癌症席卷了我的全部，扬尘散土，洗沙留金。我只需静静躺着，闭眼养身，便可以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哪些是所谓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幸事。因为，我是为了朋友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人。
癌症一事，让我知道，若仍有后世，谁是我应该付出的人。朋友访我或是不访，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得知我生病消息后的第一反应，眼神、表情、电话语气乃至网络留言里端倪尽出，你会觉得世间很多人情世故是那么让你淡然一笑。癌症的后遗症，会让当事人内心更加敏感，而外在表现愈加愚钝。我想我终于修成了此前羡慕而终不能得的“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此算癌症益处之二。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也许人生如月，越是圆盈便越是要亏缺。在旁观者看来，我是倒霉的。
若论家庭，结婚八年，刚添爱子，昵唤阿尔法。儿子牙牙学语，本来计划申请哈佛的访问学者，再去生个女儿，名字叫贝塔。结果贝塔不见，阿尔法也险些成了没娘的孩子。回望自己的老父老母，他们的独生女儿终于事业起步，家庭圆满，本以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不想等来的却是当头敲晕的一棒，有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虞。若论事业，好不容易本科、硕士、博士、出国，一道道过五关斩六将，工作一年，申请项目无论国际、国家、省、市全部揽入，刚有了些风生水起的迹象。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地里。命是否保全是悬念，但是至少，这辈子要生活在鸡的脚下。
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反而查出癌症以来，除却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乐。倒霉与否从来没有想过。我并没有太多人生尽毁的失落。因为，只有活着有性命，才能奢谈人生。而我更多地在专心挣扎，努力活着，目标如此明确和单一，自然不会太过去想生命的外延。
三十岁之前的努力更多是因为自己有着太多的欲望和执着，从没有“只要活着就好”的简单。我不是高僧，若不是这病患，自然放不下尘世。这场癌症却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乐。若天有定数，我过好我的每一天就是。若天不绝我，那么癌症却真是个警钟：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辛勤地做蚍蜉。
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走。
小瑞
患病以来，大风大浪，几生几死，却出奇地写不出太多关于人生的感叹，或许这真的是“强说愁”和“天凉好个秋”的境界差别。
一个朋友说我应该分享，分享我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感悟，说不定我的只字微言会改变某个人的一生。毕竟，这些东西绝大多数人是永远没有机会知道的，但是有些东西却是人生最内核而日常最容易忽视的。无论大家是否意识到，一个人走到最后，总是要面对自己的灵魂去修持。
小瑞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病友，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年轻母亲。
在小瑞入院之前，我一直在瑞金病员中高居最受同情榜的榜首。一般来说得乳腺癌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太太，退休或者将近退休，儿女长大成人，人生的最大遗憾是不能享受金色晚年。而我，刚刚读完博士，事业刚刚起步，人生刚刚开始。这也就罢了，最郁闷的是儿子刚刚会叫妈妈，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儿，刚刚开始能用工资给爸妈添件新毛衣……虽然我倒从不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倒霉蛋，然而医生、护士包括护工，注目我和家人，窃窃私语一番后的目光里都饱含深切同情。
小瑞的到来取代了我的最受同情倒霉蛋地位，虽然她的病情比我轻得多。
她比我小两岁，女儿五个月，乳腺癌中晚期。
她的经历，可能只有电视上才会出现。
小瑞和老公是大学同学，两人极爱孩子。结婚六年却一直未有一男半女。去做生育体检，才知道做工程师的老公有些问题，怀孕非常困难。后来好事多磨，终于大功告成。此后小瑞每日像怀揣只熊猫一样如履薄冰，终于肚子里的“小熊猫”五个多月了，她却越来越觉得左边的乳房不太对劲。有怀孕经验的都知道，孕期有时候是觉得乳房不太对，但是小瑞的这个不对，也太不对了。于是一次孕期体检，小瑞无意向医生提了一句。
没有想到，医生摸了小瑞因怀孕而胖得有点变形的乳房后脸色大变，急急忙忙开了一堆的单子让她去检查。可怜的准妈妈小瑞非常惧怕检查对胎儿带来不良影响，趴在电脑上查了整整两天才挑出其中的一两个检查项目。检查单一出，立马安排穿刺手术。
小瑞的妈说，小瑞爱子心切，生怕对胎儿有影响，竟然穿刺的时候拒绝使用麻药。
穿刺结果，恶性肿瘤，乳腺癌。
医生非常严肃地找小瑞和家属谈话：必须马上引产，休养一个星期做切除手术，是否转移淋巴尚未可知，但手术后要立即化疗是肯定的。
夫妻抱头痛哭。
毛主席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女人读书与不读书的区别，或者素质修养往往在人生极致处体现。老公仍在不顾旁人地大声啼哭，小瑞却异常冷静地问医生：“有没有可能等我生下孩子后再动手术化疗？”
医生沉思了下说：“太冒险了，你有性命危险，癌症不是开玩笑，早一天控制就多一分生机。”
小瑞又问：“我有没有这个可能，等生完孩子再解决癌的事情？”
医生说：“你要想好了，因为很有可能不等孩子出生，癌细胞扩散，到时候你有危险，孩子也是保不住的。”
小瑞追问：“但是我有可能生下他，对吗？”
医生被迫无语，最后说：“其实很多女人一辈子不生孩子，自己的命重要啊。”
小瑞含着泪笑了：“我是觉得，有孩子，我做女人才完整。否则活着和死了也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是患病之前，我会被小瑞的母爱折服得五体投地，我会被她的决定感动得语不成句。然而，现在的我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整整一年的癌症母亲。我只能说，她的决定与举措是至纯至爱，是无私忘我，是人世间最美的爱的体现。
但对于生命，对于生命的价值，她有些欠考虑。如果，爱仅仅是一命换一命，那就太简单、太容易了。一旦孩子降世，你就是把自己整条命给他都觉得不够，你心甘情愿为他死，但是你死不瞑目：“我死了，别人给他喝的水会不会太冷？”
当然，此前我不认识小瑞，即便认识，我也不会劝她遵循医嘱，因为小瑞告诉我，这是她做母亲的唯一机会，哪怕她听了医生的话早做手术早化疗，因为她的癌细胞和雌激素、孕激素相关，以后她也无法怀孕生子。
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非常幸运的，而能真正即便丢命也在所不惜、尽其所能达到目标，我觉得是幸福的。
小瑞的母爱打动了上天，她赌赢了。她顺利分娩，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可怜的小姑娘只吃了十天的奶水。小瑞哈哈哈地开玩笑说，现在两个纯天然人肉奶瓶就剩下一个了。
每个人出生，都有一个只有妈妈才知道的出生故事。抽一点上网时间，回家问问妈妈，她未必有小瑞这样的明确取舍，但也是拼着自己的性命，有着一命换一命的勇气生下你的。世上人人不一样，但是女人生孩子，是同样的苦痛。
（化名小瑞的刘恒女士，已去世。）
孔雀爷爷
每次病危，总是被急救床推着去病房，病床推到走廊上，七八个人，医生、护士和病友掺杂，看着我花上半个多小时表演龟爬换床。
在中山医院，从ICU转出来的时候，晚上八点多，病房里已经一片安静了。我的到来打破了这片安静，护士医生忙是分内之事，可是，比她们还忙的，是一对父女家属。一个老头，精瘦但是矍铄，用极为难懂的口音憋足了劲儿对着痛苦爬行移动的我喊“加油”，简直像故意添乱。老头的女儿，也是个没有眼力见儿的主儿，一张包子脸，配一个橄榄身材。看在阿弥陀佛教导的分儿上，我不再形容她的身材容貌，这女儿约莫也有四十岁，但还是很没有分寸地对着万分痛心焦急的我爸妈问：“这小姑娘那么年轻，啥病啊？这么重啊？”
我一边爬一边吐血一边无语，后来我实在忍不住看她为难我妈妈，因为我知道每次人家问这问题，就像刀戳我娘的心，于是我勉强抬起半个身子对着包子脸毫不客气地说：“这是癌症病房，我当然是癌症啦。你们不是家里人得癌症？还是来玩的？”
于是，瘦老头和包子脸立马噤声，回到了病房。
安排妥当我才知道，他们是我对床那个精神焕发、面容干净的老太太的家属。老太太不太说话，我礼节性地朝她笑，她也回复我笑。
老头陪夜，包子脸去宾馆休息。我们也安排妥当，大家睡觉，一夜无话。
次日起床，我和我妈发现，老太太居然不能说话不会动，她的“话”只有老头听得懂。但老太太是个非常活泼的老太太，竟然对我非常有兴趣，不停对我问东问西，多大了、有没有结婚什么的，老头就开始翻译，但是口音太重。于是包子脸送早点来的时候，开始二传手翻译，那个累啊。包子脸翻着翻着对老太说：“妈啊，你消停一点好不？我爸还没吃饭呢。”不等老太太反应，老头生气了：“你不爱说话一边去，我替你妈说话。”
“你就护着她吧，累死你咋办？”包子脸喋喋不休，然后朝着我们演说，然后我们对老头肃然起敬。
那个容光焕发的老太太居然是个瘫痪了十五年的病人！老头就一路服侍她十五年不动摇：早上五点多做早饭，八九点带老太太去买菜，中午回来做饭；老太太吃饱喝足午睡，他洗衣服，洗好衣服老太太醒了要逛街找小吃，他就要一路推轮椅锻炼两小时腿筋，老太太心满意足地吃小吃，他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好，冬天老太太要看电视看到十一点多才擦身，夏天老太太又要出门纳凉，回来洗澡；夜里老太太起夜，但凡一声哼哼，老头就要弹簧一般跳起来，服侍如厕。
后面几日，我们发现，老太太从来不会在床上解决问题，每次都要下床坐在一个特殊的椅子上小便。呜呼哀哉，可怜的老头。这个服侍如厕可是个巨大工程，一百一十多斤的老头，要把一百五十多斤的老太太扛下床，扛着半蹲着给她脱裤子，扶放到椅子上，然后给她擦屁股，再扛回去。
老太太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一直乐呵呵的，东要求西要求，一会儿要吃烤羊肉串，一会儿要吃盐津梅子。老头不知道听医生的还是听老伴的。因为老伴瘫痪多年，智商像个小孩子，不给吃就会一直哼哼唧唧哼哼唧唧，可以为一块糖尿病不能吃的奶糖哼唧半个上午，搞得一个病房的人都不得安宁。我们都忍无可忍了，被虐待的老头居然还是满腹耐心：“老太婆，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吃。”我真是服了。
手术后老太太被抬回病房，我的天啊！病房里的人都痛过，虽然像我这种一声不吭的很少，但也就哎哟几声。她竟然体力巨好，一夜没有停过哼唧，用她独特的语言一会儿让老头这样，一会儿让老头那样。包子脸作为女儿，竟然从不陪夜。我为她感到愧疚。
第二天，所有的病友都面色萎黄、精神不振。老太太居然还在搞，她左腹部有个引流管，竟然要求老头把自己扳过身左侧。刀口在腰部，她竟然要求老头把自己扶起来坐着。我真是可怜那个老头。上上下下，一天几十遍，毫无怨言。
可是，老头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黄盖，挨得心甘情愿。
因为手术，老太太不能下来大小便了，她第一次开始使用瘫痪病人早就该习惯的床上便盆。然后理所应当尿湿了，老头竟然把自己的换洗衣服垫在尿迹上，直到包子脸向护士要来多余的床单被套。
因为老太太的身体状态和我始终没有搞懂的病情，她暂时不能化疗，于是不几日就折腾着回老家了。
看电视，《中国达人秀》里有个一往情深的孔雀哥。那么，这个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头就应该是孔雀爷爷了。
也许一切情都是不长久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十五年，老太太已然是幸福女人了。
其实，家属远远比病人更痛苦，因为病人的苦是肉苦，家属的苦却是心苦。病人生病了可以床上一躺眼睛一闭，而家属却要扛山过海，绞尽脑汁想办法跑路子，自己满肚子苦水，还要强颜欢笑，自己已经郁闷得要撞墙，还要去面对心情更加阴霾的病人，去做病人的心理辅导师。病人家属才是真的苦，才是真的伟大。
作为病人的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病痛让我们失去一切帮助他们的能力，我们突然从并肩作战的伉俪变成了他们的负担。我们心有愧疚，这种愧疚太过正常，但是不要让这种愧疚成为病人与家属的隔膜和更深重的负担，对家属仁慈，对他们温柔，对他们悲悯，不要去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这是我们仅能做的。
虽然生病让生命变得很痛苦，但是有更多真情让我们不能放弃；虽然生病让生命变得很惨淡，但是有更多的美好让我们不忍放手。所以，我们选择一起坚持，一起战斗。
土豆的圣诞节
我家租的房子附近有个元祖蛋糕店，土豆的姥爷反映说土豆每次经过，都会趴在玻璃上看玻璃窗里的圣诞树、圣诞彩球和姜饼屋。土豆眼神里有点想要，却乖乖看着，并不讨。
姥爷回想说：“那个眼神让我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有时候孩子听话，你反而会心酸。”姥爷告诉土豆，如果宝宝听话，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老人会送土豆一些彩球，还有一个大大的姜饼屋。
光头承诺出差尽量早点赶回来，好去元祖买姜饼屋。可是，彩球哪里能买到？我这一年多，除了医院哪里都没有去过，压根儿一点概念都没有。光头已经被自己那摊事和我累得瘦成电线杆了。姥爷除了菜场和复旦，上海啥地方都不认识。我倒是去淘宝上看了看，除了店家都是做批发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压根儿没有支付宝。
于是，跑去复旦的BBS上问了句：谁有装饰圣诞树剩下的彩球？
然后，圣诞节上午刚起床，门铃响了，朋友DODO扛着棵圣诞树，圣诞阿姨来敲门了。一棵圣诞树，一个圣诞老人，好多玩具。土豆开始狂激动，兴奋得语无伦次，跺脚摇头呜呜呜大叫。后来发现吹管（随着吹气纸筒会一伸一缩的小玩具），一发而不可收，口水恰如黄河长江顺着下巴流到前襟，全身的小肌肉都在使劲中哆嗦。
DODO刚走，又有人敲门，一对不认识的夫妻报了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是MIDI夫妻，也来做土豆的圣诞叔叔和圣诞阿姨，带来一棵大圣诞树，一堆玩具，一个大红包。土豆还没有从DODO的纸吹筒的兴奋里拔出来，让他叫叔叔阿姨，小伙子居然说：“等一会儿，还没有好。”可见热度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好在最终赶在MIDI夫妇出门前嘟囔：“刚才没有说‘谢谢’是不对的。叔叔阿姨，谢谢，再见。”MIDI夫妇估计还没有走到楼下，小土豆就开始狂叫：“这么多礼物啊！这下可发财了！”
我笑问他：“叔叔阿姨送你那么多圣诞礼物，你以后要怎么谢谢人家啊？”
土豆拿着个彩球说：“那我就生个蛋给他们吧。”后面补充，“生个五花蛋，宝宝还没有学会生亮蛋。”亮蛋是土豆给圣诞彩球起的名字。
第三次土豆打了鸡血的兴奋源于FRIENDY的彩球快递。小家伙居然要求我把球一个个穿起来，自己挂在脖子上，沙僧一样，得意扬扬，不许别人帮他摘下来。婆婆打电话给公公感慨：“世上好人真多啊！”
看着孩子开心，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而今天的幸福，却远远大于这些。无论是季节的寒冬还是人生的寒冬，有种叫作大爱的暖流，在圣诞彩灯的荧光里慢慢涌动。
（DODO、MIDI、FRIENDY均为复旦大学BBS用户名。）
黑色幽默话自杀
第三次化疗的时候，我已在瑞金医院二十二楼非常有名，有一大票老阿姨粉丝。一是因为她们都觉得我是个奇迹：第一次入院，清扫工的拖把碰到床脚引起轻微震动，我都会因骨头癌痛而晕死过去。而三次化疗之后，我却能在不打点滴的时候在病房里上蹿下跳找相熟的病友聊天。其二，则是因为光头和我顶着个博士的名头，并且热衷研究乳腺癌，想来老太太们也真容易被迷惑，看我和医生护士操着各种医学术语、药物名词辩论得热火朝天，便觉得我博学多才。因这两点，很多老太太有事没事就找我说话，喜欢和我玩。
一日，我去大病房找小尼姑阿姨。52床的美凤阿姨靠在摇起一半的床上，愁眉紧锁地问我：“于娟啊，你读书读得多，你说说看，什么自杀办法不那么痛苦啊？”她的表情并不是开玩笑，我知道她是晚期，并且有肺转移、骨转移。她的转移非常轻，就左手上臂那么一小段，却也疼得，每晚在走廊就能听到她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非常谨慎地回答“不知道”，然后表情木然地站在那里，我承认那一刻我在出神。
然后病房里炸了锅。“咱都活着，想什么死啊！”不知谁说了一句。
“你们说心里话，你们都想到过死吧？”美凤有点急，“疼起来，谁没有想过死比受罪舒服啊？”
病房里一片静寂。然后大家开始说自己自杀的经历。
53床是上海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后来我因她讲的自杀故事管她叫馄饨阿姨。
馄饨阿姨按她的说法是苦命人，她天生有点跛足，并且兔唇。三十多岁孀居，男人出工伤“希特勒”（上海话<音>：死掉了），留了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六岁。20世纪80年代，她光荣地成为第一批国营棉纺织厂的下岗职工。然而，苦难再多，日子却不能不过。两个孩子都没有成年，于是她开始摆摊做馄饨、萝卜丝饼、炸臭豆腐，在“下只角”做营生。“这些原本上海人是不做的。”她解释给我听。先前没有城管管，但是为了多赚钱，要像游击队员一样多走几个地方。小叔子给她做了个特制小推车，方便移动摊位。后来有城管了，她就开始跛着脚推着车逃亡。
日子就这么一跛一跛过去，但是日子再难，孩子总是在长大。不枉母亲一片苦心，大儿子现在做瓷器出口生意，事业蒸蒸日上。小儿子结束学业，跟着哥哥做帮手。馄饨阿姨终于不用再卖馄饨臭豆腐，不用再拐脚逃城管，然而却得了乳腺癌。
一个没有怎么读过书的老妇听听癌症就要吓死。左一刀右一刀的皮肉苦、化疗反应吐心吐肺吐胆汁的折磨苦、惶惶不可终日的心苦，让馄饨阿姨做了个决定：去跳黄浦江，而且要从杨浦大桥上跳。
“否则哪里死得了？黄浦江污染太厉害，岸边都是淤泥垃圾，没淹死先臭死，被人捞上来，阿拉是丢不起这个人的！”
老太太穿戴整齐，趁着一个艳阳天就上了杨浦大桥。长期躲避城管练就的蹑手蹑脚躲人耳目功夫，让她轻易逃过了大桥上那个小亭子。然而走在杨浦大桥上，看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世间繁华，心中不免暗自长叹，无论多少理由可以轻生，但是在最后那一刻，总归有对这个世间的不舍。
馄饨阿姨不禁转身，想回望那个她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杨浦区，不承想看到一个制服男冲着她走来，一边走一边吆喝。她大惊，错以为此时是彼时，那着急慌忙逃避城管的馄饨岁月。于是，本能反应，转了身撒腿就跑，一直跑到浦东地面上。跛足逃生未必慢，“后面几年我们那片的城管没跑得过我的”。馄饨阿姨志得意满的神态让我想起了兔子和狮子的故事，狮子跑就是一顿饭，兔子跑是为了自己的一条命。
馄饨阿姨如此混沌的自杀让我们捧腹大笑。“后来想想，那时候那么苦、那么没有头的日子都这样过来了，现在儿子们都好了，受罪就受罪吧，反正病嘛，有的治就活着。你看，我熬啊熬，也三年了。”
本以为馄饨阿姨的笑话已经够给力了，却没有想到56床阿姨听后一脸淡定：“你这个自杀就是多跑了一次桥。我可惨了，死还没有死透。”
56床阿姨是安徽人，据说一直住在村里。因为晕车，病前从来没有走出过以她家为圆心、半径二十里的圆。这个看似弱小的女人有着巨大的能量，她自幼丧母，父亲续娶，后母恶毒，虐待小孩子。她是家中长女，十五岁带着众弟妹揭竿起义，另起炉灶，甚至最后带着最小的一对弟妹出嫁。结果，卧薪尝胆的生活不小心把弟妹培养成了富翁富婆。她却守旧，依旧喜欢过她的一亩三分地的日子。
知道自己得了乳腺癌，她两眼一黑，人事不省。弟弟妹妹分别自上海、深圳、台州和池州飞赶过来。一家子人坐满八仙桌，商议如何救治家里曾经的顶梁柱、保护伞。她暗自神伤，并不以为得了癌症还能活，可是等死的滋味却并不比爽快一刀舒服。老太太于是摸索摸索，突然发现灶房窗台上有一个画着骷髅的瓶子，如获至宝。跑到自己房间，插上门，一把拿下，咕咚咕咚喝下。
如果你以为她喝了冒牌的农药而没有死掉，那就大错特错了，她喝的不是农药，是她儿子用随手拿的瓶子装的摩托车润滑油。
我傻乎乎问她：“润滑油怎么能和农药混了呢？一看就应该知道是油啊！”
老太太反问我：“谁喝过润滑油，谁喝过农药啊？再说那个瓶子我见都没有见过，还以为高级农药就是这样的。”
可怜的老太太死意已决，喝一阵吐一阵，硬是把多半瓶润滑油喝光了，或者说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妹夫破门而入，像扛半袋秋收的玉米棒子一般把她搭在肩膀上，一边狂奔出门一边大叫：“去开拖拉机！”
据说那是整个庄上的一大景观，事过一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一个老男人慌里慌张开着手扶拖拉机奔腾或者说跳跃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还不时往回看。一个女人头朝下被搭在另一个男人的后背上，一个年轻女人负责扶着老太太的头，另一个男人则负责去抠老太太的舌头喉咙，一路开一路吐，那个招摇。
县医院据说紧急处理喝农药的妇女以及溺水的儿童最为拿手，洗胃灌肠乱七八糟无论需要不需要，都轮番搞了个遍。当然，否则老太太哪里能安然坐在我们面前讲故事。
我们听得笑痛了肚子，而当事老太太憋了半天，想了半天说：“奶奶的嘴啊，吐死了，我三天没有返过魂，那个捅屁眼（灌肠）捅得我一个星期不能下床啊。”
我笑出了眼泪。我相信，无论如何，她绝不会轻易再想着喝农药。
和我同住一个小房间的是指标阿姨。顾名思义，她的指标特别醒目，以CA15-3高达900但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病症出现而闻名于整个楼层。CA15-3是乳腺癌的监测和筛选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人是30以下。由此可以想象指标阿姨听到自己CA15-3是900的概念。指标阿姨平时不太走动，但是听到我们这里很是热闹，于是踱步而来。听到我们在讲的话题，不由得开始感慨，讲起来她的自杀经历。
指标阿姨有个幸福家庭，财丰福厚，夫贤子孝。她的肿瘤是在洗澡时摸出来的，所以发现得并不太晚，最多算个中期。但医生告知伊得了乳腺癌的消息，扑通一声倒下的不是她而是站在她身后的男人，回家后号啕大哭声音最大的也不是她，而是她儿子。
可能一生都太幸福太顺利了，指标阿姨一家都不能面对这个残酷现实。病人扛不住，家属也扛不住，低头耸肩唉声叹气，动不动就哭声震天，搞得人家邻居一天到晚以为她家中来了送葬的亲戚。可能癌症太可怕，可能化疗太痛苦，更可能氛围太阴霾，于是指标阿姨决定一走了之。
这个有着千万身家的体面女人想不出个体面的死法。跳楼她觉得死得难看，割腕觉得太血腥，上吊找不到横梁，喝农药超市没有卖，连个杀虫剂都是喷雾瓶，在上海，连卧轨都成了太难执行的方案。想来想去，安眠药最好。
指标阿姨不像农药阿姨，她有上网的文化技术，网络上查了下，安眠药，要两百粒才可以。
于是指标阿姨像积累她的千万家财一样，开始积攒她的安眠药。开始谎称自己失眠，要医生开药。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和她同食同睡的家人发现，她用了个新丝袜做了贴身袋子，每次安眠药发下来（医院每天八点发固定颗粒的药，绝对不多发），她就做吞咽状，转身藏在被窝里，把药片偷偷放到丝袜里，掖在枕套中。
要攒够两百粒安眠药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段足够长的时间里，指标阿姨发觉日子好得照旧可以上麻将桌，指标阿姨的男人觉得他老婆照旧生龙活虎，指标阿姨的儿子也觉得自己的妈妈似乎不像是已经土埋脖颈的人。他们一家人在这段足够长的时间里，知道了乳腺癌不等于死亡，知道了指标无非是指标，高指标可以吓死人，但是并不能说明指标高就能死人。
安眠药还没攒够，指标阿姨已经不想死了，她的化疗方案很轻，做了化疗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索性趁着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跑去洗手间，把一百二十多粒安眠药喂了马桶。马桶是不会因为吃多了安眠药而睡觉的，但指标阿姨做这个生死选择的时候，太过激动，把那个丝袜袋一起扔了进去，马桶塞了。
那天晚上，指标阿姨和我卧谈，问起我有没有想过死，我在黑暗里笑而不答。
生与死，生的路对我来说，犹如残风蚕丝，而死却是太过简单的事。不仅简单，而且痛快舒畅，不用承受日夜蚀骨之痛。但是死，却是让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亲人们尝受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之痛。虽然能不能苟活，由不得我，至少我要为自己的亲人抗争与挣扎过。自戕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我是个母亲。虽然，我这个母亲做得很无力，我现在唯一能给孩子的，只有微笑，能为孩子做到的，也只有坚强。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育子成才，但可以用今天的行动告诉自己的孩子：你的妈妈不是懦夫，所以你的人生里，遇到珍贵关键的人与事，要积极争取，可以有失败，但是不能有放弃。
我想做个让儿子骄傲的妈妈，只此一点，无论到任何地步，我都不会选择自己走，哪怕，万劫不复的痛。
我可爱的朋友们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做公益做得早，却良少贡献。很小的时候学校提倡“一帮一，一对红”，主要是一个城市小孩子用零用钱资助一个农村孩子读书的学费，两个孩子通信联系，我异常认真地参加了。让我比较伤心的是，这无非只是当年学校或者校长用来书写政绩的临时性社会活动，我们学校第二年便没了下文。但让我比较骄傲的是，我很认真地贯彻自己的行为。学校帮我找到的小姑娘是安徽巢湖的小W，我一直帮到我的伙伴自己不想再读，她坚持了八年，读到高一。我也坚持了八年，那时，我貌似已经本科了。
我支出的所有资助费用，八年来可能不会超过一千块。那个时候貌似读书的学杂费太便宜了，或许那个地方物价水平很低？我不太清楚。我只是记得，第一年只有三十二块，最后一笔是三百五十块的样子。三十二块对那个时候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那个时候尚且不富的家庭，以及那个时候年幼的我，可能还算作一笔不大不小的钱。现在想想，如今不够打的费的三十二块，而当年去这般用了，就能积善，就能改变世间某个角落某个小女孩的一生，实在是很美妙的一种感觉。我虽浪得虚名，是个学经济的博士，但真不善理财，这笔钱是我前半生最为值得的投资。
我和小W始终没有见过面，最后一点音信，也因着我数次出国易居而遗失在奔忙的岁月里。说来谁也不信，我们是单线联系，生活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如果不是她那通电话，这个世间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有段这样的过往。
我不知道小W具有怎样的神奇，怎么知道我得了病，又怎么拐弯抹角找到我。话说我正追在土豆后面喂水喝，手机响了，接起来听却是一通声浪巨大的哭天叫地，我“喂喂喂”半天仍没有任何其他声响，于是挂掉。然后手机再响，接听后仍然是巨雷一样的哭声，偶尔夹杂着不能自已的抽泣。我还是挂了，继续追土豆喂水。手机再响，我无奈地说了句“我靠”，土豆嬉笑着重复。我暗自自责当着儿子说脏话的同时，听到手机那边鼻涕抽搭搭地说：“姐啊，我是W。”
我引以为世间神奇，为这失散了十多年的笔友。
W过得很好，老公是修玻璃钢窗的（也卖玻璃钢窗）。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怀的是双胞胎，腿肿得像大象，穿了棉衣两腿相磨，不能迈步。我遗憾自己不能去吃满月酒，看看这个有着十八年多友谊的孩提时候的伙伴，而她的遗憾是知道我病了，却不能来看我。
其实，联系上了笔友，最多算作高兴，不能算作趣事。后续的趣事却是，她竟然先斩后奏，一竿子把她那个颇具喜感的老公捅到了上海，代表她来探病。我不知道是应该感慨现在的女权主义强大，还是要感叹“母以子贵”这句古谚真理。
事隔几日，我接到一个口音极重的陌生男子的来电。他说是W的丈夫，“顺路”来上海看我，我实在不相信这个“顺路”。但是他说他连夜搭便车来的，正站在上海地面上，不见我回去，老婆是不会让他进家门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得有点着急，结结巴巴，又有点不好意思。让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开玩笑，不见我，可能他真要睡柴房。
我发了一个地址给他，一边继续蜷缩在被窝里看《收获》，一边等M和D的到来。
我不是想说脏话，MD现在是一对夫妻，男姓孟，女姓杜，让我那么简写，成了MD。他们是我2004年出国前介绍成功的最后一对。当年M在香港工作，D去香港读书，我顺水推舟介绍他们认识，明里是D需要有人照应，暗地是M托我做红娘。
不知过了多久，门铃响了，家人开门，我听到M高亢的嗓门，于是鹞子翻身蹬开被子，急慌慌套着那身秋菊的大红棉袄夸张地走着猫步迎了出去。
这里要解释两个典故。
第一，最后一次和MD碰面，是M请客。一方面给我出国饯行，更重要的是和D确定恋爱关系。我们一共八人，吃过饭冲进淮海路的一个酒吧疯狂。我那次喝得有点高，一直趴在桌子上睡觉，等我恍恍惚惚地醒来，看见我们这帮人和一帮不知底细的人在打群架，于是脑门一热，拎着个只有350ml的青岛啤酒小酒瓶打算上阵帮哥们儿，谁想还没冲进阵营，警察来了。我极度冤枉地被一锅端抓进了警察局。
警察开始问话录口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复旦学生，他问几年级，我说博一。然后警察怒了，说我故意撒酒疯不配合。我那天的穿戴是一件亮片背心、一条极端短的热裤、一双亮银高跟鞋，除了没有化妆，和小阿飞无异。小警察鄙视的眼神点燃了我体内残存的那点子酒精，我忽地站起来说：“复旦的怎么了？读博士怎么了？上了复旦读了博士就非得穿得人模狗样，不能泡吧啦？我还非得个性下才行！”
因着这段典故，我想都没想，猫步出迎MD。
第二个典故，是我的秋菊棉装。我有个姨妈，视我如亲生，听了和她一起打扑克的老太太怂恿，要给我冲喜。我这个德行，嫁和娶是一样难，如何冲喜？人家不听，好棉好布密密缝，给我缝了套冲喜的大红行头。里面是大红布，外面是土得不能再土的粉花绿叶红底棉布，棉裤是左边开衩的老式棉裤，四指宽的红布做腰带。我不想枉了这情，欢天喜地收下穿了。棉袄难看，但是挡寒暖和。所以，很熟的朋友来我家，经常可以看到我貌似《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造型。
MD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一个穿着秋菊棉袄棉裤的人扭着猫步出迎算不得什么。而我的悲剧在于，当我和D见面熊抱时，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旁，两眼呆滞，张着嘴，下巴明显脱臼状。
我收住夸张仪态，故作镇定，恢复常态打招呼。还是有些窘，我多么希望他是走错了门，或者是个送快递的。没有想到他愣了愣神，问我：“是于老师的家吗？”
我哭笑不得，只好说：“是。”
他追问：“于老师？于博士？”
我沉重地笑着点头。
他报了我的名字，再次核实。我还是说：“是。”
他皱着眉头，咽咽口水，一字一字地艰难地提醒D：“她是个博士啊，身体不是很好。”
我也跟着咽咽口水，说：“我是你找的人。”
他说：“我是W的老板。呃，我们那里管老公叫老板。”
若不是MD夫妻在，我真不知道如何收拾那么尴尬的局面。M拍着W老板的肩膀跨过门槛说：“兄弟，没错的，我认识她十几年了，如假包换。”
话说这兄弟战战兢兢走进门，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留意到，他往身后看了一眼。
M嘻嘻哈哈地给这位兄弟回顾我们的往事，我开始走神。开心网有句话，“再多各自牛×的日子，也比不上一起傻×的岁月”，这句话绝对经典。我没有牛×过，但是我庆幸有限的年岁里，都在和一拨拨的弟兄傻×。
因为家里来客人，而土豆太闹，于是可爱的土豆在招呼众人后被带出门买菜。这位仁兄目送土豆离开后，默默然好一会儿，然后说：“于老师，您家小孩子叫啥？”
我随口说：“土豆啊。”
“啊！”W老板苦着脸说，“咋叫这个名字？”
我不解，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W说你是咱们认识的最有文化的人，要你给咱孩子起名字，双胞胎。”
我看到言者表情挣扎了一番，接着他说：“唉，于老师，W说你是她的贵人，还是你给孩子起个名儿吧，就是……就是……能不能不要叫土豆这样的名儿？”
我忍俊不禁。旁边的D一本正经地插嘴：“双胞胎好啊，双胞胎一个叫萝卜，一个叫白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呀。”M急忙用眼神制止。这兄弟明显不想当萝卜白菜的爸爸，听到D那么说，皱皱眉头，叹了口气。
这个实诚人把D的话当真了。不得不说，实诚真是一种美德。
家人烧了热水，水开我起身倒茶待客，刚离开座位，手机响了。我循声去找不知被土豆掼到哪个犄角旮旯去的手机，却看到那哥们儿急忙忙地欠起身来，忙不迭抱歉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是怕走错门，弄错了回家不好交代，所以打个电话确……确……确……确认一下好。”
在我们的哄堂大笑里，M走过去，友善地拍拍汉子肩膀以示安慰。汉子笑得有点羞涩。
我终于在笑声还没平息的时候明白过来，汉子为啥打我的电话确认身份，他是受了老婆重托的：他把电话放在兜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用报纸包好的“小砖头”，放在茶几上。霎时我眼睛有些湿润。
我像被电击一样弹起来，开始和他推托厮打，我勒令M帮忙。两个男人熊抱着在客厅表演起了蒙古摔跤。我知道M练过数年跆拳道的身手，索性作壁上观。推搡之间，汉子试图把钱扔在地上夺门而逃，谁知道门一开他往地上一看，说了句谁也听不懂的话，便噔噔噔跑下了楼。
没等我们回过神来，他带着公鸡打鸣、扑腾和号叫的声响得意扬扬地重新跑上了楼：“哼，这两个兔崽子还真能跑，都快到院子了！”
手里，是两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魁梧大公鸡。我真是服了，这两只鸡的绑法是游戏里两人三足的模式。汉子开始断断续续志得意满地介绍：“这是家里娘用谷子养的，大姐你放心，本来打算自己用，没有给它们吃过一点饲料。W让我带给你，可是人家火车不让活鸡上车，我想法子搭了邻村结婚买家具的大车来的，要不还真不知道怎么……路上时间长，怕鸡捆死了不活络，就各绑了一条腿，没想到两个兔崽子居然下楼了！”
我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了个躬，说了声发自内心的“谢谢”，然后一把把门关上，留M在门外周旋。因为，我万万不能收他们的钱，一颗汗珠摔八瓣赚来的血汗钱。
事后想想这个场景蛮好笑的：门内一个穿着秋菊棉袄的女人高坐软榻，一个身着Chloé的小贵妇耳贴门偷听，时不时汇报所听到的进展。门外，寒风萧瑟中，一个穿了件薄绒衫的香港金融才俊，搂着一个衣着穿得像熊一样厚重的农村青年循循善诱，左推右推打贴身太极。
接着，我的手机响了，W的来电。半个多小时的通话里，她怕太坚持气坏了我的身子，我怕她太激动动了胎气。她的电话让我感触很多，她讲述十八年前三十二块对一个农村女孩的意义，讲小学二三年级辍学与读完初中再辍学的区别，讲她比周围女孩子多的探知世界的自学能力，讲她因此而改变的人生。而我对她讲，她所给予我助人的机会所带来的快乐。可能她不能理解，怀揣着一个让自己开心而不得与人说的秘密是何等幸福与兴奋。曾有一度我觉得“一帮一，一对红”可以让那个叫作于娟的灵魂看起来高尚那么一点点。就那么点子自认为的高尚，足以让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树立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和喜爱，然后心安理得地暗自肯定自己的善良和爱心。喜欢自己，肯定自己，别说三十二，是我现在花三万二都买不来的享受。
最终，W妥协，拨电话唤回了在我家门口等候领导指示的老公。冻得哆哆嗦嗦一直搓手的M终于进了门，哭笑不得地说：“那哥们儿先给我掏烟，请我帮个忙帮你收了他的钱，后来和我商量，如果我帮他这个忙，他给我两百块好处费……听到没有？两百哟。”
我知道，这大概是最能进入他心里的两百块。
无畏施反被无畏施
病后养病，为求内心的柔劲清平，开始看一些宗教散书，包括佛学禅理。零星知道布施有三：财施、法施、无畏施。于财施，我俨然是个被施者。法施暂且还无余心力，因为我只是刚刚开始尝试了解的阶段。而无畏施，我想，我总是可以做无畏施的吧。但凡困境里的人，看到我的处境，便会从内心深处分泌出一种小巫见大巫的甜，从而觉得自己的苦不算什么，自己的痛也不算什么，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些如山挫折其实无非蚁丘而已。
我很愿意做无畏施，因为无畏施不会让我现实中更痛苦，反而会带来很多精神的欣慰与安悦。同为世人，若是有人从我的苦难里得到无畏，那么我这份痛也算没有白痛。
于是，我在勉强可以出门的昨天，决定去看梅。
梅是我朋友杨的爱人。我在挪威求学的时候，学者和学生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自由社会圈子，虽然我是已婚博士妇女，但总混在单身硕士里，和杨交往甚少。直到有次接妈妈去欧洲，才多少以家庭单位参与博士学者的家庭聚会，开始和杨结识交往。因突然发现杨梅夫妇居然是光头的校友兼师兄师姐，一见如故。2007年我回挪威答辩，没有申请到短期的学生宿舍，寄宿在杨梅家几近月余，和他们一家三口相处如同家人。
去年7月，因为家人全部感冒，我被迫逃去位于花桥的朋友的别墅里休养。突然接到杨的电话，说他们回国夏休来上海，要来探我，等我回上海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不过当我回上海找他们时，梅稍微有点咳嗽，不敢成行。我盼啊盼，盼他们来看我，哪里想到盼来的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梅去查咳嗽，查出了胸腺癌，幸运的是早期。
梅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后来我和其他朋友谈及这种旱地惊雷的感受，朋友大笑：“你的病难道不是在我们被窝里炸二踢脚？”
梅是个强汉，葡萄牙的博士，身形不高，但是估计吃欧洲牛排太多了，壮实得不像中国人。性格也强，和我很像，但是比我更强，事业心更强，强到我看不懂。
“弓虽强，石更硬”，无语问苍天，难道这就是命吗？
梅和我似乎走了差不多的路子，在同样的时间段去走了极端的治疗方式。不同在于我们走的是两个极端，他是世界先进科技，我是中国传统中医。相同在于由于盲信，我们遭了不同的黑手，弄得奄奄一息，都进了鬼门关。然而弓强石硬，强大的内心有强大的未来，上天艰难地点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都折回来，继续自己的人生。
他的治疗后遗症是重症肌无力。无力到不是说不能扛大米爬云梯，而是无力到不能走路说话；无力到自己不能吃饭，只能从鼻子里插胃管用针筒打流质进去；无力到自己不能喘气，要在喉咙打个洞，用呼吸机呼吸；无力到自己的心脏不足以一次压给自己足够的血液；无力到自己供给自己生存的能力受到挑战。
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之前几次嚷着要去看梅，都被家人严厉的眼光封死。光头一个人去看杨梅夫妇回来，我问情况如何。光头苦笑说：“杨那么弱小的女人，居然那么坚强。可能她也想哭，我看到她的泪在眼里打转。可是你知道她面对的是我，所以哭不得笑不得，相对无言，只好两个人相互拍着肩膀鼓劲。”
两个苦命人，不知无人处，多少泪千行。
我们的挪威运输大队长化枫来沪，地勤老邱接她从机场直奔我处运输物资，然后送物资去梅的医院。我搭便车去看梅，不为别的，我要去给老哥无畏施，多说无用，别人说千句，不如我去见一面。
颤颤巍巍地下楼，老邱吭哧吭哧地把我和我的轮椅塞进了他的车，晃晃悠悠从杨浦开到华山医院，然后哐唧哐唧地上了十五楼，然后看到了瘦成一把骨头、喉咙上还有个血洞、说话瓮声瓮气的梅大哥。
似乎很多人不会料想到我和梅两个人见面的反应。我们哈哈大笑，同时跷大拇哥给对方：“没事的，咱挺得住！”也许更多人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喷饭，万水千山只等闲，但是如此对癌症死神只等闲的两个极品，居然在监护器呼吸机林立的房间里讲笑话。更多人不会明白，我们两个的谈笑深处埋藏着多少不能言表的无声叹息。上一次见面，我和梅两个是多么风华正茂，像振翅云霄的鹰隼，挥着翅膀相约下次的冲天。这次的相逢，是灰头土脸被命运按在尘土里依然微笑的土鸡之间的问候。
然而，谁又在乎做鹰隼还是土鸡？我和梅曾经都以为幸福一定要飞到云端才能得到，一剑在手快意恩仇，殊不知泥土里才是真正踏实、坦然、温暖的幸福。我们一个躺在病床里，一个坐在轮椅上，却笑得比以往更加幸福和舒展。最真实地活着，拥有最真实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体味着最真实最质朴的来自内心的温软。
浮云里，看到的只有浮云。而浮云仅仅是浮云。
病中病
前几天感冒了。
我一直怀疑事态起源于光头的学生及朋友G，光头和G扎堆工作了半日，回家感觉嗓子不太对，一夜起来更觉得头疼身乏，感冒症状明显。全家临之如敌，将之扫地出门。光头仓皇逃窜至交大闵行校区，并且非常自觉地晚上去开旅馆，在旅馆睡了一夜还不见好，不敢回来，又流窜到朋友家，好心的朋友非但不嫌弃这个大病菌，还理出了好床好被好房间供其休养生息，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而这些防范措施都没能抵挡来势凶猛的感冒病毒，此后一星期我感冒了。
此前，有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过我：切记切记不要感冒和生气。癌症病人免疫力差些，更容易感冒，并更容易引起其他并发症。尤其是在化疗或放疗期间，人的整个代谢机能都在下降，免疫力低下，癌症病人对病毒的抵抗力更差，病情极易反复。一旦遭遇感冒病毒的袭击，原本已很脆弱的免疫防线便会陷于崩溃。而随之无疑就会有无数想象不到的并发症，让人防不胜防，然后很可能会有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
于是，当我喉咙开始发痒的时候，我的一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转身看家人，所有人的嗓子眼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尤其是爹，已经憋得老脸漆黑，阴沉得足以滴水了。
老老实实睡觉，不该躺在床上的时候也躺在床上，土豆保持和我完全隔离的状态，避免打扰我休息，同时防止被传染。我抱着绿豆水饮驴一样狂喝，维生素C五粒、松果菊三粒，想起来就吃。我记得维生素C是水溶的，人体超量摄入会随着水排出，还有就是平心静气，用一位唐老师教给我的呼吸法做深呼吸。剩下的，就是祈愿上天和我内心深处的小宇宙爆发。
比较痛苦的是哑嗓子的光头打电话给哑嗓子的我，不明就里的还以为两个人是恶作剧或者玩哑剧。无奈光头是不用任何网络聊天工具的土人，这种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只有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
结果是，三天后我好利索了，光头仍然没有打赢他的感冒战。
病中感冒，原没有听闻的那么可怕。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以上摘自我的高一课本，原来语文老师逼我们背这个，是让我今天用的。
过了几天，我又落枕了。
姐姐做会务婚庆。前两天给一户姓熊的人家做创意婚礼，居然全部是熊主题，车头上有也就罢了，吃饭每个席面上，都是一对穿着不同主题衣服的小熊夫妻。为了防止意外，有两个备用小熊。饭后都被姐姐拿回来给土豆玩。
结果，土豆非要我当狗熊妈妈，自己当小熊宝宝。这也就算了，VCD碟片《世上只有妈妈好》里的配乐动画是小熊爬树，爬不上去，大熊顶熊宝宝的屁股帮忙，于是他整天缠着我，自己扮小熊爬树，让我当狗熊妈妈顶屁股。
我和土豆玩得不亦乐乎，顶了三天小熊屁股。第四天还没醒，就被小熊掌拍醒了：“熊妈妈，你别睡懒觉，我们去爬树，你顶我屁股吧。”我闭着眼睛“哎哎”两声，突然发现，耳根旁边剧痛，摸着有个隆起的像鸡蛋大小的包。
但凡我这般病人，一有风水草动，立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当日刚好去看王书记门诊，一番嬉笑之后，弱弱地捂着耳根说：“王书记，我这里有点痛。”王书记立马收起了和蔼的笑，神情紧张地一个箭步冲过来，双手揽了我的头往自己那处拉，一手扶着头，另一只手就开按了，就像超市里挑西瓜的惯用姿势。我一通叽歪乱叫，怕是隔壁医生会认为这里杀猪了。按毕，王书记撒开手说：“你说这里痛，我们很紧张的。”
问题是，这种痛刚刚开始，前后不过两个小时，是炎症是落枕还是其他，都要以观后继。
我一路忐忑回家去，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我心虚得无所事事，不知道把手放到哪里，只好又重新放回键盘，上BBS。
BBS好处很多，比方，当晚学医的hui就作为快递小姐来到我家，扛着估计特意去家乐福给土豆买的面板一样的玩具。那天天气奇寒，一进门小姑娘的眼镜就白茫茫一片了。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欲哭无泪地对着hui说：“你看看我啊看看我啊，是落枕还是脑转移啊？”
hui一边甩着长发一边擦着雾气蒙蒙的眼镜，伸头看了我一眼，说：“落枕！”我不知道她摘了眼镜是多少度，但是我宁愿相信她看清楚了。事实是，她说不用看也知道是落枕。
即便如此，我的头还是无可救药地夜里痛起来了，痛得我是心惊胆战：我很怕痛，更怕脑转移。骨转移的巨痛我从来不叽歪，因为我叽歪会让家人痛不欲生。但是落枕的痛我不叽歪，还什么时候能叽歪？此时不叽歪，更待何时啊？
惊怕痛中，我度过第一夜。天亮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把开心网的状态改成：“让我落枕吧，让我落枕吧……”此后四五天，我的MSN、开心网、BBS的所有状态签名档都是围绕落枕为话题的字眼：期盼是落枕，得了落枕真开心，落枕好了真开心，诸如此类。
第二天，我的左边肩膀开始痛了，我欲哭无泪地坚持上BBS。如此的BBSER应该被评为本年度最佳灌水员，除了灌水，没有什么可以平复我无与伦比的不知所措。
实践证明，灌水可以治疗落枕，如果你能坚持歪着脖子拿枕头枕着不太能动弹的左胳膊。实践也证明，多顶小熊爬树的屁股，会得落枕。
师洋唱——
看见蟑螂，
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
不怕不怕不怕啦……
我应该唱——
得了落枕我不怕不怕啦，
要坚信：转移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有点搞笑，但胆怯只会让自己更憔悴，麻痹也是勇敢表现。
谁是我的下一任
我和光头会开一些土豆不宜听的玩笑。
岁初，我在床上拆土豆的压岁红包。光头在房间的另外一张陪护床上铺床被。
我这等病重，和光头也只是徒有夫妻名分，没有夫妻之实了。这对我倒是没有什么，我倒是真的怜惜三十七岁正值盛年的光头，总觉得不尽义务很是对不起伊。
我于是推心置腹地说：“这一年辛苦你了，要不然我每个月给你一千块钱做特殊活动经费，你去释放下多余的精力？”
光头看看我，哈哈大笑，这是我本月第二次谈及此事。他说：“你以为家里钱多啊？”
我说：“你看，儿子的压岁钱挺多的。哈哈，这都是外快呀。”
光头说：“让他长大知道小时候的压岁钱成了老子的嫖资，老子一辈子就毁了。”
我举手信誓旦旦保守秘密。
光头轻蔑地说：“嘁，我要是真顶不住了，根本不用钱去解决，肯定有免费的，说不定还能赚点回来。”
我连声叫好：“是啊，咱家缺钱，你能赚钱最好啦！”
光头皱皱眉头，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不行，我突破不了这个心理障碍，平时出去用公厕都觉得不卫生。”
突然，光头的光头一晃，抬头严肃地说：“对啊，我去捐精子吧！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捐献精子肯定是为人类造福，而且听说一次很多钱的！”
我连声叫好，突然我意识到什么，赶紧叫停，不许他去。他说：“为啥啊？挺好的啊。真的，听说那里还实时监测我的精子质量，相当于体检了呀。”
我说：“万一，你捐出去的精子，别人受精生了个女儿，多年以后，土豆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见面了，一见钟情结婚了怎么办？而且我们防不胜防，总不能土豆谈一个朋友，我们就抓人家去做亲子鉴定吧？你捐精一次虽然有收入，但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之后，二十多年以后的亲子鉴定啥价钱啊？”
光头低头想了想，说：“实在不行，我们就对土豆说，只能要纯种国外的女孩子？任何中国女生都有可能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
于是开始和光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如果我有一天翘辫子了，他会找谁呢？或者他现在比较心仪的女子是谁呢？
光头哼哧半天，瞪着小眼睛，小心翼翼地说：“范冰冰？”
我那个哭笑不得：“亲爱的，不是兄弟无能，你这个目标太不靠谱，虽然俺是资深红娘，但的确没这个本事帮你勾搭上范冰冰。”
光头嘿嘿一笑，突然转念：“算了，我想了想，小报讲女明星的绯闻都有点多，跟很多男的都有一腿，我还是不要了。”
“得了吧你，即便她和很多人都有一腿，只要你有另一条腿，也算你牛了好吧？”
“不要不要，我以前觉得范冰冰蛮好看，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好看，到后面肯定会发展成看不下去的，我喜欢女明星就三分钟热度。”
于是，我们抛弃了范冰冰，继续想我们认识或者熟知的人里面光头到底喜欢谁。
光头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我在旁边提名，我们认识的女人都说光了，他没有找到。
突然，光头灵光一闪：“我喜欢彭老师这样的人。”
我愣了，彭老师是我的院长加博导，年近花甲、身材健硕的中年男性。完了，这孩子一年多阴阳不调，有同性恋倾向？
“你是不是说陆老师？”我笑起来，陆老师是彭老师的爱人，我所认识的人群里最让我折服和崇拜的女子，一个经营着完美人生的睿智美女。
“我不太接触陆老师，我说的是彭老师，宽容，随和，有爱心，仁义，聪明，而且能力很强。”光头撸撸光头，很遗憾地说，“可惜他是男的。”
说话间，我的夜间补品蒸好了，光头帮我去端汤。我以为这场有意无意的随口聊天结束了。没想到，光头过了好一会儿闷闷地说：“唉，我想来想去，女版的彭老师还不行，如果再好看一点就好了。彭老师如果是个女人，保持他的长相，皮肤还那么黑，也挺别扭的，我想来想去有点接受不了……”
病中之最散记
我和光头收到的最给力的话：
兄弟，别的我帮不上，要用钱，给我电话。
数个哥们儿把光头拉出病房如是说。这让瘦得像个六两仔鸡的光头有了万吨恐龙的心力，哪怕兜里今天的饭钱都不够，仍然可以拍板对医生说“你只管看病，别管经济能力”，在我病危的时候用成堆的虫草、成碗的灵芝把我从鬼门关灌回来。钱是人的胆，而对于没钱的他，兄弟们的钱是他的胆，虽然在山穷水尽处，他选择了卖房。这件事让我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把钱放进自己的银行户头显然是缺乏智慧。最靠谱的是藏富于民，有钱的时候要和弟兄们一起“人生得意须尽欢”，等缺钱的时候，自然会看到“千金散尽还复来”。
最为给力的短信：
光头的堂弟阿海，不明就里，只知道我得了很重很重的病：“哥哥，我听说嫂子得了重病。我没有什么钱，不能帮到你们，很难受。但是，如果需要骨髓、肾脏器官什么的，我来捐！”
我当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但我知道这不是玩笑，我认识阿海十五年了，关系很好，不过时光如梭，想想竟然有十二年没见过面了。可惜我得的是乳腺癌，阿海一米八的个子只有一百一十斤，别说乳房，连二两胸肌都没有。
我没敢开玩笑让他捐给我乳房，生怕初中都没有毕业、啥医学常识也不懂的他去动员自己的老婆捐个乳房给我。我老爸说我活得值了，除了家人，还有为了我可以舍肝舍肾舍骨髓的人。也许古时候肝胆相照就是这个意思，你需要我身上的零件只管说一声。这应该是一种怎样的高士情谊？换位思考，如果阿海病了，我可以为阿海卖了自己的房子给他治病，但要是拿走我的肝肾，我怕是要考虑的。我不如阿海，写字到此，深感惭愧。
最为啼笑皆非的支持：
几百年没有联系，早去了美国的一哥们儿，突然出现在网上，第一句是：“我知道很多乳腺癌女人接下来都会婚姻不幸，要是你老公对你不好或者和你闹离婚，你第一个告诉我，我第二天飞回来娶你。”
我那是一个气壮山河，大笑着分享给光头，光头叫一声：“靠！老婆得了乳腺癌，还有人排队跟我抢？把那哥们儿叫来，让他顶值我几天，过过我的日子？”说话当口，他正在给我擦屁股：我的PICC管子位置不好，不能后屈臂。想来好笑，我从没想到要有个婚姻备用胎，居然有人冲过来自愿备用。不过他搞错了情况，这次不是我需要备胎，是光头需要备胎。如果这哥们儿是个好姐们儿，留给光头，该是多么划算的事情啊。
最为哭笑不得的礼物：
我妈妈有个老友，一辈子种田。突然听说我得了重病，打听来癞蛤蟆可以治癌症，闷声不响抽了一天旱烟，然后一个人跑去山里蹲了两天两夜，逮回来一化肥袋的活蛤蟆。老头振振有词：“城里人都讲究绿色环保，我田里有蛤蟆，但是我用过农药的，不如山里的干净。”我不能想象，一个老农民伯伯把一袋呱呱乱叫的癞蛤蟆从山东背到上海所要经历的一切。正如我不能想象，蕴藏在朴实人滚烫体腔里那颗拼尽全力想让我活下去的良善之心，那种汹涌澎湃的质朴情感，用尽我一生怕是也报答不尽的。
最为阴暗的人性：
我家有个世交×，我认他做干爹，他侄子认我妈做干妈。×太过了解我妈妈的软肋和秉性，而他妹妹是当地人民医院的医生，最为了解我病中的最忌。我妈回山东卖房，我和光头突然莫名其妙、日以继夜地收到无数讨款电话和短信。我虽不太信，因为这件事经不起推敲，没有理由我妈妈欠钱，她不找就在山东而且手机畅通的我妈，而去和没有怎么见过面的远在上海得癌症的我一直纠缠。但多少我有点担心了，我怕妈妈因筹我的医药费而如×妹妹在电话里所说，欠债二十多万。结果我的各种指标却一路飙升。
×失算了，我妈并没有沿袭她五十多年来散财消灾的做事方式，也没有如×妹妹料想的那样，给我买个安心养病的环境，生平第一次做了被惹急的兔子。这是一场真实的谋财害命，最终无可救药地演变成一场闹剧：原告在法庭上语无伦次，最重要的证人不敢出庭做证，讨债的县级干部看到欠债的退休平民老太太抱头鼠窜，仿佛被揪住领子挨了嘴巴，只顾得挣脱快逃：“误会误会，改天我请你吃饭解释解释。”
事隔半年听到一句我干爹×的原话：“他家没啥用处了，现在不诈，以后也诈不出油来。”
可惜最终也没有诈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得很可怜，不仅因为诈不出别人什么，更因为他活着就只把心思放在了处心积虑的关系利用和敲诈谋利上，他不懂得或者永远不能享受到世间最为美好的东西。这件事也许是我病中所遇到最为可笑的闹剧，但也让我见识到了人性的阴暗和险恶，同时妈妈得到一个教训：无论是谁，都不能让他有你亲笔签名的空白纸。
“为啥是我得癌症”的非学术报告
为啥是我得癌症？
病房里无论再热闹开心的场面，此言一出，气氛会在一秒钟内变得死寂凝重。一秒后，便有阿姨抽抽搭搭地暗自涕泪，有阿姨哭天喊痛，骂老天瞎眼，有阿姨捶着胸指着天花板信誓旦旦，平素没有做过亏心事，为啥有如此报应。有几个病人算几个病人，没有一个能面对这个直戳心窝子的话题。
除了我。
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既然病患已然在身，恶毒诅咒也好，悔过自新也好，都不可能改变我得了癌症的事实，更不可能瞬间把我的乳腺癌像转汇外币一样转到其他地方去。无能为力而又让我倍感伤怀的事情，我索性不去想。
时隔一年，几经生死，我可以坐在桌边打字，我觉得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客观科学，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去分析总结一下，为啥是我得癌症。做这件事对我并无任何意义，但是对周围的人可能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我在癌症里整整挣扎了一年，人间极刑般的苦痛，身心已经被摧残到无可摧残的地步，我不想看到这件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但凡是人，我都要帮他们去避免，哪怕是我最为憎恨讨厌的人。
之所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尽量写下来，是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我都不应该是患上癌症的那个人。
痛定思痛，我开始反思自己究竟哪点做得不好，以致上天给我开了个如此大的玩笑，设了个如此严峻的考验。
一、饮食习惯
瞎吃八吃。
我是个从来不会在餐桌上拒绝尝鲜的人。基于很多客观原因，比方老爹是厨子之类的优越条件，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不完全统计，孔雀、海鸥、鲸鱼、河豚、梅花鹿、羚羊、熊、麋鹿、驯鹿、麂子、锦雉、野猪、五步蛇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除了鲸鱼是在日本的时候从超市自己买的，其他都是顺水推舟式的被请客。然而，我必须深刻反省，这些东西都不该吃。尤其是看了《和谐拯救危机》之后，吃它们、剥夺它们的生命让我觉得罪孽深重。
破坏世间的和谐、暴虐地去吃生灵、伤害自然、毁灭生命这类的话就不说了，最最主要的是，说实话，这些所谓天物珍馐，味道确实非常一般。比如海鸥肉，经过高压锅四个小时的煮炖仍然硬得像石头，咬上去就像啃森林里的千年老藤，肉纤维好粗好干好硬，好不容易啃下去一口，塞在牙缝里搞了两天才搞出来。
我们要相信我们聪明的祖先，几千年的智慧沉淀，他们筛选了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寿命时间的无数倍，才最终锁定了我们现在的食材，并在远古对它们进行驯养。如果孔雀比鸡好吃，那么现在鸡就是孔雀，孔雀就是鸡。
暴饮暴食。
我是个率性随意的人，做事讲究一剑在手，快意恩仇，吃东西讲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我的食量闻名中外。在欧洲的时候导师动不动就请我去吃饭，原因是老太太没有胃口，看我吃饭吃得风卷残云很是过瘾，有我陪餐讲笑话，她就有食欲。在复旦读书时，导师有六个一起做课题的研究生，我是唯一的女生。但是聚餐的时候，五个男生没有比我吃得多的。
年轻的傻事就不说了，即便工作以后，仍然忍着腰痛（其实已经是晚期骨转移了）去参加院里组织的阳澄湖之旅，一天吃掉七只螃蟹。我最喜欢玩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虽然功夫很差。认真反思，不管你再怎么灵巧机敏，贪吃的后果总是自食其果。
玩来玩去，我竟然是那条吃到自己的贪吃蛇。
嗜荤如命。
得病之前，每逢吃饭，若是桌上无荤，我便会兴味索然，那顿饭即便吃了很多，也感觉没吃饭一样。我妈认为这种饮食嗜好，或者说饮食习惯，或者说遗传，都是怪我爹。我爹三十出头的年纪就是国家特一级厨师，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职称比现在难混，所以他在当地烹饪界有点名头。我初中的时候，貌似当地三分之一的厨子是他的徒子徒孙，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可想而知，只要我去饭店，就会被叫我“师妹”“师叔”的厨子带到厨房，可着劲儿地塞。那时候没有健康饮食一说，而且北方小城物质匮乏，荤食稀缺。而我吃的都是荤菜。
我很喜欢吃海鲜。话说十二年前第一次去光头家，他家在舟山小岛上。一进家门，我首先被满桌的海鲜吸引，连他们家人的问题都言简意赅地打发掉，急吼吼开始进入餐桌战斗，瞬间我的面前堆起来一堆螃蟹贝壳山。公公婆婆微笑着面面相觑。
我的惊人战斗力超过了大家的预算，导致婆婆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差公公再去小菜场采购。十几年之后每次提到媳妇的第一次登门，婆家人都会笑得直不起腰，问我怎么不顾及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我的言论是：我当然要本我示人，如果觉得我吃相不好就不让我当儿媳妇的公婆不要也罢，那么蹭一顿海鲜是一顿，吃到肚子里就是王道。
我是鲁西南的土孩子，不是海边出生、海里长大的弄潮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光头每日吃生虾生螃蟹没事，而我长期吃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身体变化，嫁到海岛不等于我就有了渔民的体质。
在我得了病之后，光头一个星期不到，考研突击一样看完了很多不知道哪里搞来的健康食疗书，比方坎贝尔的《救命饮食：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王药的《治愈癌症救命疗法》等等。引经据典，开始相信牛奶中的酪蛋白具有极强的促癌效果，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如肥胖、冠心病、肿瘤、骨质疏松等），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也最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结论是应该多吃粮食、蔬菜和水果，少吃鸡、鸭、鱼、肉、蛋、奶等。可怜躺在床上只能张嘴等待喂食的我，从化疗那天开始就从老虎变成了兔子。
二、睡眠习惯
现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得了癌症，或者莫名其妙过劳死，而原因往往是所谓的专家或者周围人分析总结出来的。当事人得了这种病，苟活世间的时间很短，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行长文告诫世间男女，过劳死的更不可能跳起来说明原因再躺回棺材去。我作为一个复旦的青年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去做我能做的事，让周围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否则，刚读了个博士学位就有癌症晚期，翘了还不是保家卫国壮烈牺牲的，这样无异于鸿毛。写这些文字，哪怕有一个人受益，我也会觉得，自己还有点价值。
我平时的习惯是晚睡。其实晚睡在我这个年纪不算什么大事，也不会晚睡就晚出癌症。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晚睡，身体都不错，但晚睡的确非常不好。回想十年来，自从没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灯管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经常晚睡），我晚上基本上没有12点之前睡过。学习、考GT之类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证书、考研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与此同时，聊天、网聊、BBS灌水、蹦迪、吃饭、K歌、打保龄球、一个人发呆（号称思考）填充了没有堂而皇之理由的每个夜晚。厉害的时候通宵熬夜，平时的早睡也基本上在凌晨1点前。后来我得了癌症，开始自学中医，看《黄帝内经》之类。就此引用一段话：
下午5～7点酉时肾经当令
晚上7～9点戌时心包经当令
晚上9～1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晚上11～1点子时胆经当令
凌晨1～3点丑时肝经当令
3～5点寅时肺经当令
早晨5～7点卯时大肠经当令
“当令”是当值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时间，是这些器官起了主要的作用。从养生的观点出发，人体不能在这些时候干扰这些器官工作。休息，可以防止身体分配人体的气血给无用的劳动，那么所有的气血就可以集中精力帮助“当令”器官工作了。
长此以往，熬夜或者晚睡对身体是很没有好处的。在查出癌症的时候，我的肝有几个指标偏高，但是我此前没有任何肝脏问题。我非常奇怪并且急于搞明白为什么我的肝功能有点小问题，因为肝功能不好是不能继续化疗的。不久以后我查到了下面的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感染科主任窦晓光介绍，熬夜直接危害肝脏。熬夜时，人体中的血液都供给了脑部，内脏供血就会相应减少，导致肝脏乏氧，长此以往，就会对肝脏造成损害。
“23时至次日3时，是肝脏活动能力最强的时段，也是肝脏最佳的排毒时期。如果肝脏功能得不到休息，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肝细胞难以修复并加剧恶化。而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损足以损害全身。所以，‘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的说法并不夸张。因此，医生建议人们从23时左右开始上床睡觉，次日1至3时进入深睡眠状态，好好地养足肝血。”
得病之后我安生了。说实话，客观情况是我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喝水都只能仰着脖子要吸管，更不要说熬夜蹦迪。因此我每天都很早睡觉，然后每天开始喝绿豆水、吃天然维生素B、吃杂粮粥。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别的病友化疗会导致肝功能越来越差，我居然养好了，第二次化疗时，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
希望这些文字，对需要帮助的人有所贡献。也真心希望我的朋友们，相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句古话。我们是现代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轨迹、现代的生活节奏，以及身边的干扰，那么在能控制的时候多控制，在能早睡的时候尽量善待自己的身体。有些事情，电影也好，BBS也好，K歌也好，想想无非是感官享受，过了那一刻，都是浮云。
唯一踩在地上的，是你健康的身体。
三、突击作业
说来不知道该骄傲还是惭愧，站在脆弱的人生边缘，回首滚滚烽烟的三十年前半生，我发觉自己居然花了二十多年读书，“读书”二字，其意深妙。只有本人才知道到底从中收获多少。
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顶着读书的名头，大把挥霍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著名的不折不扣2W女。所谓2W女是指只有在考试前两个星期才会认真学习的女生：2weeks，同时考出的成绩也是tooweak。
各类大考小考，各类从业考试，各类资格考试（除了高考、考研和GT），可能我的准备时间都不会长于两个星期。不要认为我是聪明的孩子，更不要以为我是在炫耀自己的聪明，我只是在真实描述自己的人生。
我是自控力不强的人，是争强好胜、自控力不强的人，是争强好胜、决不认输、自控力不强的人。即便在开学伊始，我就清楚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好好读书，否则可能哪门考试就挂了，但我仍然不能把自己钉死在书桌前。年轻的日子就是这点好，从来不愁日子过得慢。不知道忙什么，就好似一下子醒来，发现已经9点要上班迟到了一样。每当我想起来好好学习的时候，差不多离考试也就两个星期了。我此前的口头禅是：不到deadline（最后期限）是激发不出我的学习热情的。
然后我开始突击作业，为的是求一个连聪明人都要日日努力才能期盼到的好结果、好成绩。所以每当我埋头苦学的时候，我会下死手地折腾自己，从来不去考虑身体、健康之类的，我只是把自己当牲口一样，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苦不堪言……最高纪录一天看二十一个小时的书，看了两天半去考试。
这还不算，我会时不时找点事给自己：人家考个期货资格，我想考；人家考个CFA（注册金融分析师），我想考；人家考个律考，我想考……想考是好事，但是每次想了以后就忘记了。买了书，报了名，除非别人提醒，否则我会全然忘记自己曾有这个追求的念头，等到考试还有一两个星期，我才幡然醒悟，又吝啬那些报名费、考试费、书本费，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拼命。每次拼命每次脱层皮，光头每次看我瘦了，就说：“哈哈，你又去考了什么没用的证书？”
然而，我不是冯蘅（黄蓉的妈，黄老邪的老婆）。即便我是冯蘅，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到头来冯蘅强记一本书竟也呕心沥血累死了。何况是天资本来就不聪明的我？
我不知道我强记了多少本书，当然开始那些书都比《九阴真经》要简单，然而长此以往，级别越读越高，那些书对我来说就变得像《九阴真经》一样难懂。于是我每一轮考试前的两个星期强记下来，都很伤，伤到必定要埋头大睡两三天才能缓过气力。本科时考试是靠体能，然而到后来考试是拼心血拼精力。
得病后，光头和我反思之前的种种错误，认为我做事从来不细水长流，而惯常地如男人一样大力抡大斧地高强度突击作业，这是伤害我身体免疫机能的首犯。他的比喻是：一辆平时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车，一踩油门就彻天彻夜地疯跑疯开半个月。一年搞个四五次，就是钢筋铁打的汽车，开个二十几年也报废了。
四、环境问题
打下这几个字，犹如土豆背过的那句诗：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体到我自身。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与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难能分析：我毕竟是在挪威学环境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这件事在光头的身上更极具讽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环境治理和环保材料的研发。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周边的环境多么糟糕。2001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待了段时间，是佩服那里环境不错，却也真没有嫌弃上海多糟糕。2004年的时候听到岗布（一个日本人）抱怨下了飞机觉得喉咙痛，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说：我们这里环境那么糟糕，你还来干啥？不如折身回去！
我真正体会到空气污染是2007年从挪威回国，在北京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眼睛很酸，喉咙发堵，岗布的话依然在耳。也许，日本鬼子不是故意羞辱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敏感，但若是跑去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反向体会。同期回国的有若干好友，我们在电话里七嘴八舌交流我们似乎真的不适应中国国情了：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车。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牢骚，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回国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无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发烧就是有个啥啥啥小手术。光头嘲笑我们，是挪威那个地儿太干净了，像无菌实验室，一帮中国小耗子关到里面几年再放回原有环境，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和抗体都不能抵御实验室以外的病菌侵入。是，我不多的回国朋友里面，除了我，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液方面的病。
也许，这只是牢骚。除非国民觉醒，否则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这个环境、这个国情。
网络上查一下，就会有触目惊心的数据：现在公布的数据说癌症总的发病率在180/100000左右，也就是每10万人中就有180个癌症病人。这其中，“上海癌症发病率1980年比1963年增加了一倍，超过北京、天津的25%，为全国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二十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城市”。
也许我看这段文字和大家不同，因为我更加知道每个代表病人的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即将离开人世的生命和撕心裂肺不再完整的家。
我并不是说，大上海的污染让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觉，这可能是我诸多癌症成因的一个：我不该毫无过渡时间地从一个无菌实验室出来，就玩命地赶论文，在一个存在周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大环境里……
话说十年前，我有一年的非校园空当，这一年里我工作、考研和去日本。除却日本之旅，我都住在浦东亲戚的一间新房里。新房新装修，新家具。开始新房有点味道，我颇有环保意识地避开两个月回了山东。等从山东回来，嗅着房间味道散去，我也心安理得住了进去。
2007年房子处理，光头怜惜那些基本没有怎么用过的家具，当宝贝似的从浦东拉到了闵行研发中心用。哪里想到，2009年他开始研究除甲醛的纳米活性炭，有次偶然做实验，打开了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开始变得不正常。一般来讲，甲醛指标高于0.08已然对身体有危害，而屏幕上的指数是0.87。清查罪魁祸首的时候，东西一样样清除，一样样扔出研发实验室检测，最后把家具也扔出院子测，结果是，那些家具的检测指数犹如晴天霹雳。
光头立刻石化。
事隔半年，我查出了乳腺癌。医生说，肿瘤的肿块不是容易形成的，癌症的发生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从正常细胞到演变成癌细胞，再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十至二十年，甚至更长。当危险因素对机体的防御体系损害严重，机体修复能力降低，细胞内基因变异累积至一定程度，癌症才能发生。
也就是说，我的乳腺癌很有可能是当时那批家具种下的种子，那些癌细胞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伺机等待我体内免疫力防线有所溃败的时候奋起冲锋。
光头无语，我亦无言。这是要命的疏忽，然而，谁能想得到呢？
一日在病房，夜里聊天，我和光头不约而同讲到这些家具，我感慨防不胜防的同时开玩笑：“说不定你那个国家专利日后卖得很火，记者会专门报道你：甲醛家具残害爱妻毙命，交大教授毕生创发明复仇之类。”
哪里想到光头歇斯底里哑着喉咙叫：“我宁可他妈的一辈子碌碌无为，也不想听到这种话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句话对他的内心来说不是玩笑，而是天大的讽刺。一个终年埋头在实验室发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却经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最终得了绝症。
落发
世界上有些事，过程是轻柔温暾水而结局惨烈悲恸，而另外一些事，过程惨烈悲恸但结果其实也无非如此。前者是像我这样忽视健康得了癌症，后者就是化疗掉头发吧。
乳腺癌化疗方案不可避免的副反应是掉头发。
病人里，我可能是最为明白头发是何等重要的先知。我眼睁睁见证过，因为掉头发，一个看上去还可以的非典型性阳光帅哥，迅速蜕化为一头典型性猥琐“衰哥”的全部过程。也许这一描述不是那么确切，因为光头的头发是他主动剃掉的，虽然是“被”主动。
想当年自己还是土豆那么大年纪时，总是喜欢去摸三舅的秃顶亮脑门，可能摸得太多了，让我找个老公是光头还不够，还要我遭遇一次落发秃头。
很多人的化疗反应不同，掉头发的感觉会有很大差异。有些人脱发的时候头痛欲裂、发根发烫，甚至不能把头放在枕头上，只能彻夜斜靠在垫高的被子上睡。有些人则是在不知不觉中万千青丝随风去。对待脱发，病人们的反应也会不同。年老的病人只是抱怨那头发掉啊掉的，满衣服满地都是，打扫卫生很麻烦，索性跑去剃头铺子像出家尼姑一样让师傅剃了个干净。但有年轻女子揽镜自照，昔日的鬒发如云如今轻触即落，甚至会嘶声痛哭。毕竟，中国女子对头发在美丽参数上的赋值还是蛮高的，更何况，青丝如情丝，若因乳腺癌断了情缘，更会触景伤情，叹息“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下，何处不可怜”一景不复在。
我年轻，但是那时看待落发却如耄耋老妪。再或者，我病得太重，顾不得伤春悲秋。化疗之前我全身病痛不能动弹，头发开始掉的时候，倒是有人劝我叫个师傅去剃头，但病房病人们的经验是：化疗前剃头是明智的，化疗开始以后，白细胞比较低，万一剃头时剃头刀划破了头皮，引发感染，那是真的得不偿失了。掂量掂量自己对黑发一点点落去的钝刀捅心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剃头划破头皮感染概率的客观不可控，我选择了前者。
若不是因着素日彭老师、陆老师、陈老师这些师长的点滴耳濡目染，我想我可能不会有把生死癌痛化疗当作自己人性淬炼和人生经历的轻松心态。化疗开始，落发开始，我学彭老师去记录人生每一个足迹的做法，开始每天给自己拍照片，去记录这段人生难忘的落发经历。别人掉头发的时候都是用帽子头巾把头捂得牢牢的，也就我能嘻嘻哈哈做出此等另类之事。也怨不得她们落发的时候从不愿意示人，那种过程的确让人无限悲戚怜痛，最可怕的阶段，是头发落得只剩下十之二三的时候。稀稀拉拉长短不一，偶有微风吹过，那些残留分子还苟延残喘想站起来迎风飘舞，整个一个头犹如长毛山药蛋，而整个一个人的形象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落发成了光亮尼姑头倒反而漂亮了。
我无奈苦笑着告诉光头：“‘发如韭，掉（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首诗说的是我的头发，你的头发，哼哼，还不如我的，我能长起来，你是一辈子没希望了。”
我化疗的时候光头一直在病房陪我。我住58床，一位周阿姨住59床，有位说赵本山家乡话的东北阿姨入院住60床。闲聊时东北阿姨问：“你说男人咋能生乳腺癌？”周阿姨是医生出身，说出一堆道理，然后告诉她，现在住在47床单间的就是一个乳腺癌老头。晚上光头照例等我睡下自己去护士台工作写报告，东北阿姨说：“哎呀，原来那个男的光头是你老公啊，我还以为他是病人呢！也像我们那样化疗掉头发。”
一帮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兄弟，八圈、阿梁、老牛、小于当时叫嚣着剃成光头来看我，我严厉制止了他们的荒诞行为，不可想象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老牌销售、一个CEO、一个公司高管一夜之间光头所产生的不必要的生活震动。
不过，为了不寂寞，2010年的夏天，我把土豆剃秃了。
由来笑我看不穿
我曾在瑞金医院断断续续住院长达半年之久，半年之内接触了三五十个病友。开始住院那阵儿，癌痛难忍，本命不顾，后来不是那么痛了，就开始在病房聊天。
我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的课程，社会统计、社会调查这两门课，我不知道前后重复修了多少遍。幼功难废，故技不弃，自觉不自觉的病房聊天里，我就会像个社调人员一样，以专业且缜密的思维开始旁敲侧击问一些问题。这是自发的科研行为，因为我一直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有时候问到兴头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潜伏在癌症病房里的青年研究学者。然而无比讽刺的是，我不过是一个潜伏在青年研究学者中的癌症患者。
长期潜伏的样本抽样（n>50）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去推翻一个有关乳腺癌患者性格的长期定论——乳腺癌患者并不一定是历经长期抑郁的。可以肯定地说，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太少太少，相反，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重权欲、争强好胜、急躁、外向的性格倾向。而且这些样本病人都有极为相似的家庭经济背景：她们中很多人都有家庭企业，无论是家里还是厂里，老公像皇帝身边的答应，她们一朝称帝，自己说了算。家庭经济背景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来瑞金治病的人，尤其是外地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背景，是不太会在那医院久住长治的。
身边病友的性格特色不禁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很喜欢自己的性格，即便有次酒桌上被一个哥们儿半开玩笑地说我上辈子肯定是个山东女响马，也不以为意。生病后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过喜欢争强好胜，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太过喜欢统领大局，太过喜欢操心，太过不甘心碌碌无为。
简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经试图用三年半时间，同时搞定一个挪威硕士、一个复旦博士学位。然而博士终究并不是硕士，我拼命日夜兼程，最终没有完成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恼怒得要死。现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头来赶来赶去也只是早一年毕业。可是，地球上哪个人会在乎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博士毕业呢？
我曾经试图做个优秀的女学者。虽然我极不擅长科研，但既然走了科研的路子，就要有个样子。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副教授的目标后该干什么，我非常茫然。当下我想，如果有哪天，像我这样吊儿郎当的人都做了教授，我会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感到很失落。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后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
我天生没有料理家务的本事，然而我却喜欢操心张罗。尤其养了土豆当了妈后，心思一下子缜密起来，无意中成了家里的CPU，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找什么人去安排什么事情……通通都是我处理决断——病前一个月搬家，光头还依然梦游一样一无所知，莫名感慨怎么前一夜和后一夜会睡在不同的地方。
病后，我才突然发现，光头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是个上辈子就丧失了料理日常生活能力的书呆子。离开我地球照转，我啥都没管，他和土豆都能活得好好的。无非，是多花了几两银子而已。可是银子说穿了也只是银子，CPI上涨，通货膨胀，我就是一颗心操碎了，三十年后又能省下多少呢？假如爹妈三十年前有一万块，基本上可以堪比现在的千万富翁身家，可是实际上现在的一万块钱还买不了当年五百块钱的东西。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
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