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9 被牧放的羊或逃群而行的独立性
作家的写作大多沉陷在被文学体制认同、也被读者和批评家共同接受的标准里。而文学中最具个性意义的创造性，在这个摞准里被剔除出去了。真正的怀疑主义和剔肉见血的批判、讽剌的尖鋭，被剔除出去。
这是一个谈过未曾谈透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或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山坡上有一群羊，在自由自在地吃草或在河边自由的渴饮，但在那羊群的背后，或群边某处的岩石上，却站着一个牧羊人的身影。他高高的举着牧鞭，或懒散地依树而立，胳膊弯中夹着牧羊的鞭子，吹着口哨，唱着牧歌。那么，这群羊到底是自由的还是被鞭子专制的？这个羊群，就是中国的作家群。
那个手有鞭子的牧羊人，就是中国体制之下的文学之体制。
一、今天中国文学体制的特殊性
文学与艺术，这是世界上最需要个体自由的一个行当。一切必须以个体方式完成的艺术，都是极其需要人的自由的行当，比如绘画、音乐、写作等，在某种程度上，电影、电视、舞台剧，对自由创作的渴望，是不如文学、美术和音乐的，因为它们有时更依赖于团体,不是为了「个人」的创造。但写作——作家这个行当，因为对个体的巨大依赖，也就天然地对人和个体自由有着更高的要求。面对个体的自由，世界上伟大作品的产生，大多都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个人创造，有着绝对的自由，我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想怎么写，就能怎么写。除了作家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没有他人、权力、制度的外来束缚。二是没有个体自由写作的天空，却有个体创作在束缚中的挣扎、喘息和抵抗。
然而，中国作家的写作，似乎不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而在一种特殊之中。这种特殊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作家个体创作的，而作家的个体，又几乎是不能独立存在并真正自由写作的。每个作家，都在文学体制之中，都是这个体制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存在的文学体制——由作家协会主导的文学制度、专业作家制度、业余写作的会员制度和非会员但却在中国体制下生存的业余写作等，都如群羊的集体牧放，表面看，山坡上的每个羊都是自由的，但实质上，那个牧羊人，却是在羊群边的高处看着的，随时会把羊鞭在空中抽响的。
如前所说，文学之体制，也是集权之组成。是集权所养，集权所成，首先为集权服务，而非为文学所需。文学体制为文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集权或以文学的名誉而为集权服务的。
其次，在集权控制的框架内，作家是有相对自由的。这个个体的相对自由性和写作自由的集权总体控制性，构成了中国作家写作自由与被管控的最大特色。如同羊群的牧放，在牧羊人鞭子许可的范围内，那羊是自由的、自在的、随性的。
二、当代作家和文学体制之关系
一只鹰要在天空飞翔时，它不需要任何的篱笆和围网。如果有了网栏和篱笆，鹰就没有飞翔而只有死亡了。但是，一群羊有了牧鞭、篱笆和网栏，却能照样的生活和生存，而且可能会生活得更好、更肥硕。鹰和羊的差别，是鹰很少在天空集群而飞，独立的自由，更成为它的必然；而羊群，则群聚更好，把一只羊单独的放入山野，它会孤独、恐惧、尖叫，更渴望入群和回到圈养的栏内。这就是中国作家基本的习性，更像羊，而非鹰；希望集体，而并不真正对个体自由有怎样的渴望。有了集体中的宽松和相对之随性，也就会满足于那种被牧放的自在，而不再为真正个人创造的自由而争取和奋斗。至于说到为自由而牺牲——为个人权力而非生命的，也是难得、难求之壮举。为什么会这样？想来大约因为，一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被封建权力所奴役的根性。直至今天，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未曾出现过公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乌托邦文化与理想。古希腊时期，他们的文化人、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有「理想国」的出现，而在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桃花园」。「园」和「国」有本质的差别。「国」需要奋斗与建设，需要牺牲和理想。而「理想国」这样的乌托邦，从一开始就有公平、公正、人权、自由的思想存入其中的，是「理想国」之所以为之理想的骨架与根由。而「园」，它不是地理面积的小，而是文化理想上的小。「园」，它是为个人的、少数的、而非想着天下国民、百姓的。「桃花园」，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权力、社会的一种逃避。是因为政治和战乱的繁复，人要在逃离中的「相遇」，而非对社会、百姓、人民负责的创建。它的理想是逃避和自安，而没有对他人负责的公正、公平、权力和自由的争取和建设。它负责的是「我」，或「我们」，是一少部分人的生活和快乐，而不含有「他」或「他们」、绝大多数人生存、生活的理想准则在其中。
「理想国」是一种「国之准则」的理想。
「桃花园」是一种「我享天乐」的理想。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欧洲知识分子来自本质的差别。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为己的，而非为他人和国家之未来。就是那些一口一个「民族未来复兴」的人，也多半是把他个人的利益、权利、名誉作为动力的。就是在个人命运、权益受到极大伤害时，他想的也不是「创建」，而是逃离和「大隐」、「中隐」与「小隐」。在这样的骨髓思想里，作家，自然是要做桃花园中的隐士，而非理想国中的斗士了。而当隐士成为屮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历朝历代的文化理想时，谁都不会再成为为国为民的志士了-什么人权、自由、公正、公平等，对他都不是必需品。如此，作家是和所有知识分子同样的人，当「只求桃园自安乐，不求理国共平等」成为文化的传统血液时，将「桃花园」之理想修正为「理想国」，其实是一种「换血」。而换血，则是一种生死大冒险。道样，作家的写作，自然也就宁可被牧放而活着，也不去为「高飞」而换血了。另一方面，专制到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世界推动中国，还是经济改变制度，对于作家的管控，权力做了最为有效的改变。即：从「圈管」改为「牧养」——把羊圈中的羊，放出来赶向山坡。如此而已。当所有的羊，在专制的圈中都想着「自由」时，到了山坡，牧羊人只是远远地站着，偶尔甩响一下鞭子，提醒一下「头羊」的方向，这就够了。长期在圈中的羊群，有了山坡和某一片荒野，空气有了，鲜草有了，那么我还要什么呢？为什么要去做那领着羊群彻底逃离牧鞭的头羊呢？为什么要为了大家的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呢？
这就是宁可被牧放，也不做叛牧离鞭之头羊的实用哲学。是作家羊群的共有思想。
因为在集体中间，安全也还舒适，只要不在牧场上做彻底自由之他想，鞭子大抵也就不会落下来。那么，就让我们都待在集体中，谁都不要背叛和逃离这个被牧放的集体吧。
三、牧放和被牧放是一场写作生存之游戏
当被牧放作为奴性成为血液时，并不等于说作家不渴望写作的个体绝对的空间和自由。无论绝对自由在社会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作为人，对绝对无羁自由的追求，却是一种天性和本能。加之个体艺术对「想象自由」的绝对依赖，面对专制下的中国式写作之体制，作家自然对写作的「自我绝对自由」，有着渴求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构成了一种局面：文学和作家的本身，是要作家去做一只个体自由的鹰，而中国文学的体制，却是要你成为一只群体中的羊。不光你的身体是被圈束的，思想也是被圈束的。为什么文学总是被号召要「主旋律」和「正能量」？为什么「唯美」会成为文学至上的艺术标准？为什么「娱乐至死」和「高度消遣」会得到体制的肯定与支持？为什么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丑态百出的现实里，在人心坠落的幽深黑暗时，只允许作家看到光明和正面，而不鼓励、不允许作家去幽深之处探究人性最黑暗的部位和根由？凡此种种，都是要作家做鹰还是做羊的纠缠和矛盾。因为，世纪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策与开放，无论政治上多么关闭和严守，作家和百姓，也都已明白「理想国」要好于「桃花园」。这样，在时间和写作的纠缠中，羊和牧羊人，中国的文学体制和中国的作家、读者、批评家，也就大体形成了如下的默契和大游戏中的小游戏，大规则中的小规则。
1.我给你一片草，你就不贪求青山绿水的大地了。如果把作家精神的自由比喻为大地的宽阔，那么，体制给中国作家供给的工资、医疗与房子等，人们生存必需的物利，正是一片让羊可以基本吃饱或不太挨饿的人工草原供给站。人的那种惰性和贪欲心，在这一点上得到了适度的满足。于是，这就有了一种默契，我供给你为专业作家，你就只能在这片许可的草地散步和觅草；反之的越规，就成为一种背叛和不良。
2.建立自己的文学标准，以整合作家们的自由和思想。中国文学，是有自己认同标准的。这种标准虽然不是可丈量的高度、长度、体积与重量，但「好作品」与「坏作品」，在作家、读者、批评家和政府那儿，是相当明晰清楚的。比如政府号召的「主旋律」与「正能量」，读者、批评家共同喜爱的「真、善、美」和被推崇的在艺术形式本身而非把形式、内容融厶口为一的「纯」文学和内容上的「唯美主义」，这些都是文学的高标准或最高之标准。首先达成这种标准共识的，是几乎被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史和完全被意识形态教化控制的媒体们。而读者，无论多么分化，主体也还都是被文学史和媒体培养、教化生成的。而那些主笔书写文学史的学者和批评家，他们主张在「体制内生活，体制外思考」，但出版、读者、媒体和他自己所受教育之限制，所写成的文学史，也大都是与政府要求「合味」的文学史，这样，宣传、评论、评奖和各种各样对阅读市场的引导与管理，一个各方妥协、都可接受的「好作品」的标准就基本形成了。这种「好作品」的标准不写在纸上和文件、规定里，但却用体制的力量与时间的纸笔，写在几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的头脑中。落实对「好作品」、「坏作品」的评判，就是对「主旋律」、「正能量」、「真、善、美」、「纯文学」(被利用和用以点缀去陪衬其他的合理性)和唯美主义的扬化，而对另外一种用最个人的方式，最艺术的可能，真正对这个世界、现实、历史乃至文学本身表达关切、怀疑的作家和作品，则被视为「违规」、「犯忌」和「禁止」，权力通过对媒体和多数批评家的管控，使得这类作品「无声」或「消失」。久而久之，当人们都对「好作品」总是千呼万应，而对「坏作品」总是沉默淡远后，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就共识了、默契了，形成了。而作家的写作，也大多沉陷在了这个被文学体制认同、也被读者和批评家共同接受的标准里。而文学中最具个性意义的创造性，在这个标准里被剔除出去了。真正的怀疑主义和剔肉见血的批判、讽刺的尖锐，被剔除出去了。于是，作家的想象、创造和思想，成了被标准可以界定、管理的尺度，作家也就又成了一只羊而非一只鹰。无非这只羊是山羊，偶尔爱离开羊群一会儿，到悬崖的高处或河边的桥头，独自咩叫和张望，但它终归还是羊，一声羊鞭的响起，它就又归依羊群了。
3.把山羊与绵羊分开。我少年时候做过牧羊郎。有经验的羊把式曾经告诉我，要把一群羊放得好，就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来。一般说，山羊是爱独自行动的，如有独立性的作家总爱独自思考、独自言说样。因此，那些爱独自行动的山羊独自行走时，会带走一批跟随它的羊。这时，有经验的牧羊人，牧羊时就会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来。把山羊单独赶到无处行动的一个崖坡上，或者赶到哪也不能走离的一条峡谷间，而把绵羊们，留在好管好叫的缓坡处。再或者，索性就把那一只两只爱四处游动的山羊拴在某棵树下面，让那些听话的羊们在规定的草地漫游和自由。
文学体制对今天中国作家的管理，采取的也正是这个牧羊法：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来。把多数被认为是「好作家」的绵羊从体制或思想上集中到一起，把被视为坏作家的少数山羊们，从思想到行动都分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大股大群的绵羊群体外。这种分开的方法，是靠专业作家体制和作协的会员制度，评奖制度和可管控的媒体与文学评论的褒之和抑之。能够使你成为绵羊的，就吸收你为作协成员或专业作家，再或通过评奖、活动、会议、出国、资助翻译等等。把你吸纳入「绵羊群」，而那些百呼不应、不谄媚、不颂赞、一定要持立独行、孤意思考的，那就把你归入「山羊」列。绵羊是大多数，山羊是极少数。于是你就孤单了，冷寂了，被打入另册了。写作、出版和社会视你之目光你，都「另眼相看」，受到更多「关照」了，不光新作难以出版，遭删遇改，乃至你多年前一版再版的旧作都难以面世了。一边是文学体制对大多数绵羊们多方的权力之照顾，另一边，是对少数山羊的冷寂和边缘。如此，大多数的绵羊和少数的山羊们，就被划分在了「好」与「坏」的两块营地，一边是肥沃的水草，一边是干涸的荒坡；一边是文学体制的宠儿和关爱，另一边是被文学体制视为逆子的冷落。到末了，山羊们就被孤立了、孤单了、迫害了；体制的绵羊队伍就愈发壮大、肥硕了。
四、在独立性中熟睡、装睡和醒着的人
今天，说中国当代作家独立性处于一种整体的混沌，显然是一种夸大和以偏概全的错觉。但说中国作家独立性已经集体觉醒，那也实在夸张和自恋。中国当代作家集体的自觉性，其实不再混沌与觉醒之间，而在觉醒后的「装睡」之中。是一种极端的「赖床状态」。是醒悟后有意的混沌和迷糊，如人在一梦醒来，理清了一天中许多工作、得失、利益后，又有意躺在床上享受迷糊和睡眠的朦胧之耽乐。
一切都是明白的,只是懒得去做它。
一切都是觉醒的，只是不会去说它。
就是那些唱着高调，每天都在以民族、国家、复兴的名誉说三道四、教化别人的著名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领导们，他们也并不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一如一个党的高官每天都在大话、文件中生活和演出，但他自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样。「我们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唾的人」。这是去年在中国很流行的一句话。意思就是那些装睡的人，不是没睡醒，而是太清醒。因为清醒而装胡涂、而躺在温暖的床上闭死了眼，你如何能把他叫醒、摇醒呢？
今天，有才华的中国作家，个个都明白独立、自由对写作的意义和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之所以会「揣着明白装胡涂」，就是放不下手中的权力和利益。对于中国整体的文艺、文化工作者，对于这些人中最追求个体自由的作家们，体制基本不再使用革命和暴力的手段去压迫和强制这些人。随着中国「毛时代」的结束和一个经济富裕、金钱宽余的时代的到来，体制对文化、文艺人群的改造、管理、控制的方法，也从批判、迫害的革命暴力手段，卓有成效地转化为对作家赋权、授誉、赐福的策略。用权力、荣誉和金钱的馈赠，替代往日普遍高压政策的压迫与迫害，使那些清醒、明白、富有才华的作家们，为了金钱、权力和荣誉、甘愿臣服于中国独有的作家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独有之体制。几年前的刘晓波因言获罪，和不久前的哲学家徐友渔、律师浦志强等人因在家庭举行纪念「六四」而被定位「滋衅闹事」罪，中国作家对此是保持了集体沉默的。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大家集体对权力的恐惧；二是担心「多言」而失去那得到的利益。在权益一方面，整体说，大多作家也都是「因装睡」而获得利益的人。是一种独特的「既得利益者」。基于作家也是体制、现实的既得利益者，清醒者也就在独立与自由面前装睡而沉默。所以，在体制面前，面对作家必须追求的独立、自由的想象空间时，作家的队伍有三种类型产生了。
一是真正胡涂的作家们。他们的写作本身，在现有体制面前，不需要什么个性、自.由与独立，只是为了大批无知的读者和金钱。理想就是更多的读者和钞票，这种写作和写作者，是只可以称为写作而不可以称为作家的。而也要把这样的写作者称为作家时，那他们就是一些真正胡涂、永远没有睡醒过的作家了。
二是装胡涂的作家们。他们一面清醒明白，另一面在作家体制中如鱼得水。对独立因为明白而放弃，因为放弃而受益，成为作家队伍中的权利获得者，竭尽所能为权力工作而获利。他们是作家中的一群「精神分裂者」和虚伪者。因为分裂而虚伪，因为虚伪而分裂。其才华成为体制的资本，才华愈大，为体制工作愈多，因此获得的权力、荣誉、利益也愈多。在这个正比的链条中，变得更加明白和清醒，更加要装成一个真真诚诚的胡涂人和糊胡涂涂的明白人。把非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大话、套话说成文学或相似文学的话，以使所有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都相信文学应该是这个样，本就这个样，从而帮助权力完成体制对作家想象的控制和管理。
当然，这样长期装胡涂的结果，也会使这样的作家和管理作家的人，从装胡涂中「醒」过来。别人叫不醒装睡的人，岁月和他的命运，会把他从装睡的状态中唤醒或摇醒，让他从装睡中睁开眼，看见和正视作家独立性的必须和必然，并为之努力和助力。另一方面，因为装睡久了，也就真的睡着了，真的成了一个永远睡着的胡涂人。这在中国作家中屡见不鲜，比比皆是，怕也是装胡涂的作家的多数和最终之结果。三是可耻而清醒的作家们。这样的作家一面是坦荡，一面是可耻。他们内心非常清晰文学应该是那个样，可我偏要这么做、这么写，吻合党的需要，为意识形态鸣锣开道，颂德鼓歌，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鲜血唱为鲜花。一切都要以文学的名誉，让权力成为文学的父母和爷奶。因为有体制与权力的撑腰，便就坦荡地书写谎言，扩散虚假，愚弄无知的人群。这样的作家是可耻的，也是可怕的。可怕就可怕在他「明知不可为之而为之」，信誓旦旦，言之凿凿，把谎言的文学藉助权力和纳税人大批的金钱，印刷下发，搬上电影、电视之屏幕，由媒体为他们树碑立传、鸣锣开道，由无知、无耻的著名演员和导演为这种谎言文学左证和再创作。于是，真相消失了，假的成了真的。改写历史就嫁接桃李一样，而那些被蒙蔽的读者、观者还在为他们鼓掌和喝采。
五、独立性的到来与彻底性
这么说，彷佛中国当代作家都是铁铸的外壳，灵动的内心。心灵是滑轮轴承，而身躯则为全金属外殻。都是内心异常清晰的明白人，是非颠倒、红白黄黑，看得一清二楚，只是到了嘴上，到了行动上，一切都归于沉默和反向，一如鸡知道鹰的自由，而自己甘愿把自己的羽毛献给主子做夏凉的扇子。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当代作家今天对写作自由的追求和个性独立的觉醒，已经不是哪个和哪几个，而是一代人、两代人，一个作家群和几个作家群。尤其在作家体制内生存和在体制中担任作协领导的一些作家们，他们既是中国当代作家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人，也是最渴望想象自由、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些大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〇年代的作家们，(如前所述)近年创作在不约而同间，对中国现实和所处历史的关注和写作，就是集体觉醒后的开创和追求，是作家独立性和自由精神的建立和真正之开端。这一代作家独立性集体的建立与确定，将会影响其后年轻作家们的写作与追求。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作家在知名度和成就上都在覆盖、笼罩着中国文学和文坛，还因为他们确实都是作家体制的骨架和血管，不仅都是作家协会的领导者，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风行者。更年轻的八〇、九〇的作家们，因为历史之原因，有天然的自由性，而缺少一种自觉独立的反抗性和建设性。在作家的人格中，在自由精神和独立性的建立中，在中国式专制和作协体制内，作家的写作没有自觉的体制反抗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他们对独立精神的追求不是来自对现实、历史的反省和懐疑，而是来自生活的本能和艺术要求之需要，这就令人担忧这种独立精神在确立中的力量持恒和彻底。彻底性，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成熟作家面对独立性的考验和试探，是蜻蜓点水，「擦边球」式的点到为止，还是作家人格、立场、世界观与文学観的调整与改变，将是中国文学今后可以拭目以待的事(请不要乐观)。而作家，今天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体制、权利的挣扎与反抗，是会被更大的权力和恩惠所俘虏，还是会弃权抛利而独立——期望真正到来的自由的想象、思考与写作，其实是值得懐疑和担忧的。说到底，今天的中国作家们，面对历史在恨和爱、怀疑和称颂的态度上，表现出的是因对权力、体制的懦弱而不愿、不敢去反抗，去思考，去进行个人的艺术探究和表达；而面对现有的物利和诱惑，则没有能力去决绝的轻淡和抛弃。在一定程度上，作家因为对物利诱惑的无法抗拒，而最终不得不和权力、体制融合与配合，而成为作家体制的鸡、羊和牺牲品，一如鸡知道鹰飞得更高，但无力抛弃主人丢在面前的食粮样；绵羊知道山羊独行登高，能看到更多的风景，但也必须要面对牧羊人的鞭子和山羊落崖而亡的风险样。
既然知道，那就观望。
既然知道，那就在尝试中止步或放弃，让彻底性成为快感的流产，落得一身无奈的脸相，而把世人的同情与理解当作最为成功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