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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办公室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向南蹙着眉时走时停地缓缓踱着。庄文伊、康乐、小胡各自坐在椅子上、单人床上,抽着烟沉默不语。要说的已经说过了,只是不时抬头看看踱步的李向南。

    李向南在窗前的写字台旁慢慢站住了,把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灰缸内。窗口流进夏夜的湿热。吊在写字台上的电灯把他的影子放大了,黯淡地投在地上、墙上、书架上。他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目光扫到了书架上。在一排排的书中,一本书名吸引了他的目光:《选择的必要》。

    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不断面临选择。目标要选择,方向要选择,道路要选择,战略要选择,策略要选择,一切都在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着。正确的选择从来是最重要的。他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古陵的局势,用记者的新闻语言来说,正在急剧恶化,或可说严重起来。

    上午郑达理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中午地区纪检委就来了一个调查组,找李向南谈话。

    这是李向南完全意想不到的又一件事情。

    “郑书记,您找我有事?”中午,李向南推门进到“贵宾院”郑达理的房间内。

    “坐吧,向南。”郑达理伸了伸手,指着沙发说道,“是地区纪委调查组的几个同志,想找你谈谈。”房间里还坐着三个李向南并不认识的人。一个矮胖的老干部,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妇女。

    “找我谈?”

    “我们找你了解一点情况。”矮胖的老干部客气地点了点头,说道。他是调查组组长,姓董。

    “了解什么情况?”李向南问。

    “嗯……有关你的一些情况。”老董不苟言笑地说。

    李向南略怔了一下,他这才感到房间里的气氛有些特别。这种气氛让他一下感到他正处在一种被审查之中。

    “向南,你和老董他们谈吧。要冷静。”郑达理说着站起来,“老董,你们就在我这儿谈吧,我去县城里走走。”郑达理走了。房间里顿时陷入静默。这个静默才两三秒钟,却使调查组的三个人和李向南都迅速适应了各自的地位。

    “你能不能谈谈你插队时的事情?”老董是调查组的组长,理应他开头。

    “插队时的?”李向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几年前的事情里有什么呢?

    随着老董婉转地一层一层把问题提得具体化,李向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1970年,李向南在农村插队的第三年,他在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上被大家选为大队长,取代了原来的大队长,那是一个下放插队的省委机关的普通干部。这个人叫纪鸿儒,当时脸色十分难看。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已被提拔为省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那段历史仍耿耿于怀。在李向南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后,他给省委写了报告,揭发李向南是个政治品质很坏的野心家,一贯善于用不正当手段窃取权力往上爬。

    “你当时没有搞什么不正当手段吗?”老董看着李向南问。

    “没有。我当时的唯一做的就是在会上谈了我的纲领。”李向南答道。

    “纲领?”老董略皱了一下眉。

    “就是对大队生产、建设的规划、政策、打算。”李向南解释道。

    “你的竞选纲领?”老董却出乎意料地继续追问。

    李向南犹豫了一下,承认道:“是。”

    “自觉制定的?”

    “我当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就是为了竞选大队书记的职务?”

    “没有,是竞选大队长的职务。”

    “不是竞选大队书记?”老董又翻看了一下手中的黑皮笔记本,诧异地问。

    “那时的大队书记都是公社指定,没有党员选举一说,哪来的竞选?”

    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生活作风上有过什么啊……问题没有?”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在省里,包括后来在大学,总之,在生活作风方面检查一下自己。”

    李向南愤怒了。看来揭发者是广为搜集“材料”了。显然这绝不是纪鸿儒个人的那一点历史嫌隙在起作用了。他隐约感到,上上下下有一些人、有一个势力在对自己下手了。而其整个背景,他现在是难以一时看清的。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你要冷静,要配合组织上调查清楚。”老董和气地说。

    “揭发人可以提出具体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要确实犯了党纪国法,可以处理我。”

    “向南同志,我们也是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那个女同志这时温和地说。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没丧失过道德。”李向南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至于我个人在感情方面的任何经历,我没有义务向社会交待。”

    谈话结束了。调查虽然不会立刻形成什么结论,但调查本身的影响却在古陵展开了:李向南过去迫害过老干部;李向南是个政治野心家;李向南生活作风有问题;省委有个副部长写材料揭发;省纪委派地区纪委来调查处理……这些舆论顿时在县城汹汹涌涌地扩展开了,而且立刻引起震动。

    任何舆论能够迅速传开、扩大,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的利益;任何舆论能够引起社会震动,是因为它触及、威胁、破坏一些人的利益。

    舆论原来是利益斗争的武器。

    “向南,你倒是说话啊。”康乐坐在床上实在憋不住了,说道。

    “我说什么?”李向南自嘲地哼了一声。

    “你首先应该反击一下。应该写份材料揭露纪鸿儒,控告他诬陷人;要求有关部门办他诬陷罪。理直气壮是最有力的策略。我觉得你在这件事上太不强硬,简直不符合你的一贯风格。”

    “我还有风格?”李向南站在桌边冷笑了一声。

    “我觉得向南应该在最近的某次大会上公开把这事挑明,把谣言彻底粉碎。这些谣传一旦挑明了,它也就没用了。”庄文伊扶了扶眼镜说道。

    “不用理它。”李向南不屑地说,“愿意造就造吧,总有造谣造累的时候。”他在桌旁坐下了。

    “你不要以为不理睬就是大家风度。舆论能杀人。现在都造你什么谣你知道吗?”庄文伊气忿地说。

    “别说了。”李向南摆了一下手。

    “有人说你在省城就搞过四五个女人。”

    李向南用力把一张纸抓揉在手里,狠狠地一点点攥进手心,手上的筋肉凸起着。他慢慢又克制住了自己,说:“别说了。”

    “还说你是个最爱搞阴谋权术的政治野心家。”

    “别说了。”李向南大发雷霆地站起来。

    屋里人全静了。从李向南到古陵来以后,还没有人见他像这样失去控制过。

    “你们还要说什么?”李向南两眼冒着火,“你们说啊。”他看着三个人,三个人也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坐下了:“我有点不冷静。同志们有什么话,说吧。”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康乐说。

    李向南凝视着自己手中摆弄的“中华”铅笔:“你们刚才说了几个方案,还有什么方案?”

    “方案很多,主要靠你抉择。”康乐说。

    李向南紧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儿:“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首先要掌握住古陵形势,推动工作正常发展。这个基础要稳定住。要不我就一无是处了。”

    “能不能稳住,很难说。”康乐说。

    “你给水利局、粮食局、教育局……昨天开会的一共是七个局吧,给他们的党委书记都打一下电话。”

    “干什么?”

    “检查一下昨天给他们部署的工作。”

    “现在?”康乐和庄文伊都疑惑地看着李向南。

    “是,就是现在。”

    “李书记可能想看看现在是不是还能令行禁止吧?”一直沉默不语的小胡说了一句。

    “先看看指挥是否失灵吧。”李向南说。

    康乐笑了,踩灭烟头站了起来:“真有你的,怪不得别人要攻击阁下搞政治阴谋呢。“

    “不是政治阴谋,是政治智慧。”李向南目光冷静地说道。

    康乐在办公室外间屋打电话,里屋的人都静默着,断断续续听到康乐的声音。电话打完了,康乐回到里屋:“一多半人对你的指示照执行不误。”

    “一小半呢?”李向南问。

    “拖着、推着、顶着你呗。”

    政局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有两位,马局长和孙局长告诉我,他们听到比较确切的消息,郑书记已经准备把你调离古陵。”康乐说。

    李向南站了起来。

    “你去哪儿?”康乐问。

    “我去找找郑书记。”

    “和他谈?”

    李向南想了想,说:“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采取坦率的方针。”

    “怎么坦率,给他提意见?”

    李向南淡淡一笑:“那太愚蠢了。我准备对他坦率谈谈我的全部真实想法,甚至谈谈我的全部经历。”

    “你可别拿你北京学生这一套。”康乐说,“他才不会和你进行这样的谈话呢。你越把你的真实暴露出来,他越不理解你,越会增加对你的问号。”

    “那我就再坦率些。”

    “你想了半天,就是这么个行动?”

    “这可能是眼下最重要的。”李向南拉开了门。

    他在灯光昏黄的县城街道上走着,一路上考虑着和郑达理的谈话如何进行。

    他要进行一次难度很高的谈话。这种谈话,看着不事喧嚣,但它常常比处理一个轰轰烈烈的场面更有实质作用。一想到自己是在困境中开拓道路,他的胸中就涌上来一种有力的冲动。他愿意在复杂的环境中施展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他要用最坦率、最诚恳的方针打破郑达理成见的防线。

    “贵宾院”到了,灯窗明亮。

    他沉着坚定但又极力显得谦虚谨慎地敲了两下,便径自推开了郑达理房间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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