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制度把封国变成了郡县，把原本分散独立的“许多国家”（邦国）变成了集中统一的“一个国家”（帝国）时，它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这个机关，钱穆先生称之为“中央政府”；郡县机关，则称之为“地方政府”。这当然便于我们理解，但略嫌“现代化”。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权机构，和现在所谓“政府”，并不一个概念。在严格的意义上，前者是不能够叫做“政府”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现代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职责和功能。它只有一个职能，就是统治，因此也许应该叫做“衙门”，或者中央的叫“朝廷”，地方的叫“衙门”。但这样也有问题。中央机关不仅有“朝廷”，还有“宫廷”，而所谓“宫廷事务”则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皇家私事，是“公私不分”的。正因为宫廷公私不分，所以宫廷加朝廷组成的机构，就不好叫做“中央政府”。“衙门”的说法也有问题。地方上的机关固然是衙门（比如县衙），中央各部院府台又何尝不是衙门？看来也只好马马虎虎地分别称之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要说清楚，此政府非彼政府，它们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能不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就尽量不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统治机构的制度设计，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汉制，国家最高领导人为皇帝和宰相。皇帝所处为“宫”（皇宫），办事机构为“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这六尚，前五个都是管生活的，只有尚书和政治有点关系。宰相所处为“府”（相府），办事机构为“曹”，曹数有说六曹的，有说十三曹的，有说十五曹的，职司则有府史署用、官吏迁除、农桑祭祀、文书奏章、民事诉讼、邮传交通、谷仓漕运、货币盐铁、盗贼刑法、兵役武装等，全是公事。皇帝之尚多为私而宰相之曹全为公，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以皇帝为首的宫廷是“半公半私”的（既代表国家同时又是私人），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才“一心为公”，除了为国家服务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作用和意义，是真正的“中央政府”。所以，他们的经费来源也不一样。朝廷经费来源于大司农掌管的田赋收入。这是大头，归政府用，是“公款”。宫廷经费来源于少府掌管的工商税收。这是小宗，归皇家用，算是皇帝的“私房”。

    这样看来，汉代制度，大体上还算“公私分明”（但也只是“大体上”，严格说来并不清楚，这才造成后来的问题）。同时，机构的设立，也还算“职权分明”。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总经理之外，还有“监事会主席”，就是御史大夫。他同时也兼副总经理（副宰相），副手则为御史中丞，此外还有侍御史（监察中央）和部刺史（监察地方）。不过国家毕竟不是公司，所以除总经理（宰相）和监事会主席（御史大夫）外，还有一个管军事的官员，就是太尉。宰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合称“三公”，是王朝的最高官员，共同向皇帝和国家负责。

    这种制度，应该说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如果反过来，皇帝自己授权，同时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皇帝负责吧，无人来问（别人不是授权人，没有资格责问）；宰相负责吧，无责可负（宰相不是负责人，没有理由责问）。结果大约只能像隋炀帝，说朕的江山朕自丢，丢了拉倒。除此之外，也只有三种可能：一是下罪己诏，说什么“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把责任大包大揽认下来，却并无处分，也无法处分，实际上并不负责。二是找替罪羊，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所有的事情，都是“群臣误我”，然后挑几个确有问题或看不顺眼的杀掉，实际上仍是不负责任。第三种更糟糕，就是在国难当头时，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责任推到老百姓身上，当然是更不负责。一个不负责任和不能负责的政权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政权稳定，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脑。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

    汉初的情况，便大体如此。刘邦打天下时就不带兵，具体事情都交给张良、萧何、韩信他们去做。他的几个接班人，崇尚“无为而治”，也都乐意当“甩手掌柜”。所以秦人创立的帝国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汉人却搞得有声有色。遗憾的是，宫廷与朝廷，或皇室与政府的这种关系，道理上并没有讲清楚，制度上也没有做规定，不像现代西方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皇帝不得过问政府的事，而是想过问就过问，想不过问就不过问。结果，汉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变化。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这样的人，多半都喜欢亲自操刀。所以武帝一朝，宰相成为摆设。汉武帝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事情倒是弄得轰轰烈烈，遗患却也无穷，因为他把制度破坏了。正因为破坏了制度，这才有后来的外戚专政和宦官弄权（后者又因前者而起），汉王朝也终于灭亡。从这个角度讲，皇帝雄才大略并不是好事情。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独断专行，无法无天，不把制度放在眼里。当然皇帝太愚蠢太昏庸也不好，最好是头脑清楚又不好大喜功，事情交给政府做，自己只拿大主意。但这并由不得我们。钱穆先生批评破坏制度的人，说他们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我看没有哪个皇帝会懂这道理。相反，帝国制度既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就不能不规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皇帝也不会自动交出自己的权力，只会不断从宰相和政府那里把它收回来，最后把自己变成独裁者。

    事实上从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起，皇家就开始侵夺相权。唐初虽然“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却再也回不到汉初的理想状态。钱先生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这原本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只分相权不分君权，权重就向皇帝倾斜了。

    不过唐代宰相虽不如汉，比起后世来权力还是大得多。唐代相府共三个衙门（相当于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类似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只不过所立、所司、所执的不是“法”，而是“令”。当时王朝的最高命令，都由中书省拟出，而且一拿出来就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也就是说，宰相有决策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当然，门下省可以驳回中书拟定、皇帝同意的命令，但门下省也是相府，门下省的否决权也是相权。可见唐代相权也不很小。皇帝不经中书、门下副署就直接下达命令，在当时是视为非法的。

    宋就不行了。“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不在宰相”，宰相上朝也不能像秦汉隋唐那样“坐而论道”，只能站着。明清更糟，干脆废了宰相，而代之以六部和内阁。六部原属尚书省，尚书省的长官和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同为宰相。朱元璋把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留下尚书省，却又不设长官，让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这就等于是不要总理，由总统直接领导部长，和美国的体制差不多。问题在于美国的总统是选出来的，也是有人管的。国会管，法院管，媒体舆论也监督，出了事情要下台。何况美国的总统也不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明清的皇帝却是董事长，现在又来做总经理，还没人管，结果可想而知。

    以内阁代宰相就更不通。我们要知道，明清的内阁可不是由总理、副总理、部长组成的“国务院”或“政府”，其实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班子，顶多叫“秘书处”。内，是内廷、大内的意思。阁，则是宫内的殿阁。可见内阁属于宫廷，不属于朝廷。内阁的成员叫大学士，官阶只有五品。按尚书二品、县令七品计算，五品不过副司级，怎么能是宰相？但在明代，“入阁”却又相当于“拜相”，这就是只讲法术不讲制度了。

    到了清代，雍正皇帝连内阁也信不过，又搞了个“军机处”。这就更荒唐。皇帝不但董事长兼总经理，还兼司令员，司令部则成了政务院。说穿了，这是只要皇帝独裁，不要政治制度。当然，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是有精力也有能力独裁的，所以造就持续百年的“盛世”，论版图、人口、国力，均不亚于汉唐。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逼出来一个辛亥革命。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讲，现在先来看看地方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