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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一直下到第二天。希弗拉·普厄住的公寓里没有暖气。住在地下室的工友躺在他自己的屋里，醉得不省人事。锅炉坏了，没有人去修。

    希弗拉·普厄穿着沉重的长统皮靴，蟋缩在一件从德国带来的破旧的皮大衣里，头上包着羊毛围巾，她在屋子里徘徊着，又是冻又是恼火，脸色暗黄。她戴上眼镜，边踱来踱去边读祈祷书。她交替地祈祷和咒骂那些骗人的房东，他们让可怜的房客在冬天挨冻。她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她大声地读完一节诗，接着说道：“好像我们到这儿来之前还没吃够苦似的。现在我们可以把美国也算在内了。这儿可不比集中营好多少。就差没有纳粹走进来揍我们了。”

    玛莎这天没去上班，因为她要准备去兰由特拉比家赴晚宴，她斥责着母亲。“妈妈，你应该感到羞愧！在斯图霍夫那会儿，如果你有现在的一切，你会高兴得发疯了。”

    “一个人有多少力量？在那儿至少还有个希望支撑着我们。我浑身都冻僵了。也许你能买个火罐吧。我的血都要凝住了。”

    “在美国你上哪儿去买火罐？我们以后从这儿搬出去。等春天一到咱们就搬。”

    “我可活不到春天。”

    “老巫婆，你会活得比我们都长！”玛莎不耐烦地尖叫着。

    拉比这次请赫尔曼和玛莎去赴宴，害得玛莎发了狂。起先她拒绝去参加，争辩说，这次邀请可能是里昂。托特希纳在背后出的主意，他心里在要什么花招。玛莎怀疑，拉比的来访和她给香槟灌醉，是里昂。托特希纳想把她和赫尔曼拆散的阴谋的一部分。玛莎一直看不起拉比，称他是无脊椎动物、吹牛的人、伪君子。在她和里昂离婚后，她把他说成是疯子、骗子和坐探。

    玛莎自那次假孕以后，晚上一直无法入睡，即使吃药也无济于事。她好不容易睡着了，恶梦又会惊醒她。她父亲穿着尸衣出现在她面前，在她耳边大声背着《圣经》上的章节。她看到长着弯角和尖鼻的怪兽。它们长着肚袋、乳头、全身是伤。它们咆哮着、怒吼着，口水流到她身上。她每两个星期就痛苦地来一次月经，流出许多血块。希弗拉。普厄劝她去看医生，但玛莎说她不相信医生，还咒骂那些医生毒害病人。

    后来玛莎又突然变了主意，决定去参加宴会。她干吗要害怕里昂。托特希纳呢？她已经跟他按照犹太教的规定和法律手续离了婚。假如他跟她打招呼，她可以转过身去不理他；假如他耍什么花招，她完全可以把唾沫啤到他脸上。

    赫尔曼又一次看见玛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越来越起劲地着手准备去赴宴。她猛地打开壁橱门，拉开梳妆台的抽屉，拽出一件件衣服、短衫和皮鞋，这些东西大都是她从德国带来的。她决定把一件衣服改一下。她缝着，拆着蹦线，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拉出一大堆长统袜和内衣。这当儿，她的嘴讲个不停，讲男人们怎么追求她—一在战前、战时、战后、在集中营和同乡会的办公室里，还坚持说希弗拉。普厄可以作证。有一会儿她还放下手中的缝纫活，找出以前的信和照片作为证据。

    赫尔曼明白，她渴望的是在晚宴上获得成功，凭她雅致的风度和漂亮的容貌压倒其他女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尽管她开始时不愿去，但她最终会决定去的。任何事情到了玛莎身上就一定会变成戏剧。

    暖气出人意料地噬噬响起来了——锅炉已经修好了。屋里水气弥漫，希弗拉。普厄抱怨说，那个醉鬼工友一定是想让大楼着火。他们会不得不逃到外面冰天雪地之中去。空气中闻着有一股烟味儿和煤味儿。玛莎在澡盆里放满热水。她同时做着许多事：准备洗澡，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和德语唱歌。她以惊人的速度将一件旧衣服改成了一件新的，找出一双和衣服相配的高跟鞋和一条披肩，这条披肩是她在德国时别人送给她的礼物。

    傍晚时分，雪住了，但是寒气逼人。东布朗克斯的街道可能成了莫斯科或古比雪夫冬天的街道。

    希弗拉。普厄不赞成举行晚宴这种想法，嘟嘟嚷嚷地说，大屠杀以后，犹太人没有权力再设宴享乐，但是她检查玛莎的打扮，提出改进的意见。玛莎一心只想着晚宴都忘记吃饭了，她母亲为她和赫尔曼准备了牛奶米饭。拉比的妻子已经给玛莎来过电话，告诉她到他们住的穿过七十到七十九街的西区大道怎么走。希弗拉。普厄一定要玛莎穿一件毛衣或一条保暖的内裤，但玛莎根本不听。每隔几分钟，她用嘴凑着酒瓶喝一口科涅克白兰地。

    赫尔曼和玛莎出门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一阵寒风向赫尔曼的肩膀袭来，刮走了他头上的帽子；他在半空中接住了它。玛莎的赴宴的衣服飘动着鼓起来，像个气球。她正要挪步，一只靴子陷入很深的雪中，她穿着袜子的脚湿了。她精心梳理的头发——帽子只遮住一部分——盖满雪花而变白了，好像一下子她就老了。她用一只手按住帽子，另一只手压住衣服的边。她朝赫尔曼喊着什么，但是风把她的声音吹走了。

    到高架铁路那段路，平时只需走几分钟，现在却成了一件主要的事情。当他们终于走到车站时，一列火车刚好开走。坐在一间小屋里烤火的出纳员告诉他们说，铁轨上盖满了积雪，火车都陷住了，没有消息说下一趟车什么时候到。玛莎冻得直打哆喀，她蹦着、跳着，暖和一下她的脚。她的脸像病人一样惨白。

    十五分钟过去了，火车还没来。站上等车的人已经来了一大群：男人们穿着套鞋和高统套鞋，拿着饭盒；妇女们穿着厚外套，包着头巾。每一张脸似乎都按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呆滞、贪婪和忧虑。低低的额头、惊慌的眼神、鼻孔很大的大蒜鼻、方下巴、丰满的Rx房和宽大的臀部，驳斥了一切乌托邦的幻想。进化论的大汽锅仍在沸腾。在这儿，一声尖叫就可以引起一场暴乱。只要恰当地煽动一下，这群人就可以成为发动大屠杀的暴徒。

    一声汽笛响起来，火车冲进站台。车厢有一半是空的。车窗因为结冰都变成白色。车厢内很冷，地上尽是雪水、稀脏的报纸和口香糖。“还有什么能比这列火车更叫人恶心？”赫尔曼想着。“这儿的一切都阴沉得好像是有意造成的。”一个醉鬼开始演讲，喷咦叨叨地谈着希特勒和犹太人。玛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她使劲地望着水气蒙蒙的镜面中她自己的面容。她弄湿指尖试图把头发持持平，而等他们下了车，头发还会被风吹乱的。

    火车在地面上行驶的那会儿，赫尔曼一直透过一小块他擦去水气的车窗玻璃向外眺望。报纸在风中飘扬。一个杂货店老板在他店旁的人行道上撒盐。一辆汽车正在想法爬出一个坑，但是车轮毫无用处地在原地空转。赫尔曼突然想起他要做一个好犹太人，按照《舒尔坎一阿鲁克｝）和《杰马拉》的规矩做人。这样的决心他已经不知下过有多少回了！他有多少回想冲着世俗的欲念碑唾沫，可每次都禁不起诱惑而放弃。然而，他眼下是在赶去参加一个宴会。他的半数同胞受尽折磨，遭到杀害；而另外的半数却正在举行宴会。他对玛莎充满了怜悯。她看起来消瘦、苍白、面有病色。

    玛莎和赫尔曼下火车来到街上时，已经很晚了。一阵狂风从结成冰的哈得孙河上吹来。玛莎紧紧挽住赫尔曼。他不得不用尽全力倾身顶住狂风，以免被吹得倒退。他的眼睑上全是雪花。玛莎喘着粗气，大声朝他喊着什么。他的帽子想挣开他的脑袋。他的衣服后摆和裤子给风吹得直拍他的大腿。他们居然能认出拉比家的门牌号码，这真是奇迹。他和玛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门厅。门厅里既静温又暖和。墙上挂着装在金框里的画；地板上铺着地毯；枝形吊灯射出柔和的灯光；沙发和安乐椅在等待客人。

    玛莎走到一面镜子前想弥补一下她的衣服和打扮受到的损害。“这回我如果能不送命，我再也不会死了，”她说。

    2

    她把最后一个发卷儿卷好，然后朝电梯走去。赫尔曼整了整领带。他觉得脖子周围的衣领松了些。一面穿衣镜照出了他身材和衣着上的缺点。他怄接着背，看起来形容憔淬。他瘦了许多，因此大衣和那套衣服似乎都显得太大了。开电梯的男子踌躇了一下，才打开电梯门。当他在拉比往的那一层停下时，他怀疑地看着赫尔曼按门铃。

    没有人应门。赫尔曼能够听见屋内的喧闹声、交谈声和拉比的大嗓门。过了片刻，一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的黑人女仆开了门。拉比的妻子站在她身后。她是个像雕像似的高个子女人，比她丈夫还高。她有一头暑曲的金发，翘鼻子，穿一件金色的衣服。她戴着不少珠宝。这个女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骨棱梭的、尖尖的、长长的，都像是非犹太人的。她往下看着赫尔曼和玛莎，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突然拉比来了。

    “他们来了！”他大声叫道。他伸出双手，一手伸向赫尔曼，一手伸向玛莎，同时吻了吻玛莎。

    “她真是个美人！”他喊叫起来。“他可逮着了美国最漂亮的女人。艾琳，快来看！”

    “把你的大衣给我。天很冷，是吗？我担心你们可能来不了。我丈夫告诉过我许多你的事情。我真是有幸……”

    拉比用他的胳膊挽着玛莎和赫尔曼，把他们带进起居室。他从人群中挤过去，一路走一路介绍他俩。透过烟雾，赫尔曼看见胡子刮得很干净的男人的浓密的头发上戴着很小的便帽；还看到有的男人没戴便帽，留着山羊胡子或络腮胡子。妇女头发的颜色跟她们的衣服颜色一样丰富多彩。他听到英语、希伯来语、德语、甚至还听到法语。屋里有一股香水、酒精和碎肝的味道。

    一个管供应酒菜的男仆走到新来的客人面前，问他们要喝些什么。拉比撇下赫尔曼，把玛莎带到酒吧那儿。他把手放在玛莎的腰上带着她走，好像他俩在跳舞似的。赫尔曼希望他能在什么地方坐下，但是他找不到空位子。一位女仆递给他一个什锦拼盘，有鱼、冷肉、鸡蛋和薄脆。他试着用牙签戳起半只鸡蛋，可鸡蛋滑掉了。人们高声喧哗，他的耳朵都要被吵聋了。有一个女人在尖声大笑。

    赫尔曼从未参加过美国人的晚宴。他原以为客人都会被邀请入座，晚餐会端上来。可是这儿既没有哪一间屋子里能坐，也没有端来饭菜。有人用英语跟他说话，但是一片闹声，他听不出那人说的是什么。玛莎到底在什么地方？她仿佛被人群淹没了。他站在一幅画前仔细端详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他走进一间放着几张扶手椅和长沙发的房间，靠四面墙壁全放着一排排书，从地上直排到天花板。有一群男女围坐在那儿，手中都拿着一杯酒。角落里有一张空椅子，赫尔曼一屁股坐了下去。那一群人正在议论一位教授，他接受了一笔五千元的奖金写一本书。他们在讥讽他和他的作品。赫尔曼听到大学、基金会、奖学金、赠款、关于犹太文化、社会主义、历史和心理学的出版物等。“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他们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赫尔曼暗暗思忖。他对自己的寒酸相感到扭泥，担心他们可能要拉他一块闲聊。“我不是属于这儿的。我还是应该始终是一个《犹太教法典》的研究者。”他把椅子挪到离这群人远一些的地方。

    为了找点事做做，他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柏拉图的《对话集》。他随手翻到《斐多篇》，读着这些话：“那些真诚关心哲学的人，事实上只是在研究怎么去死、怎么做死人，这听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翻回去几页，翻到《辩护篇》，他的眼光落在这几行上：“因为我认为，一个较好的人竟然受到一个较差的人伤害，这是违反天理的。”真是如此吗？纳粹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这是违反天理的吗？

    一位仆人来到门口，通知了些什么，赫尔曼没听清楚。所有的人都站起身离开了房间。留下赫尔曼一个人。他在想象纳粹就在纽约市内，可是有人——也许就是这个拉比——用木板把他封在这个图书馆里。他的食物从墙上的一个口子里送进来。

    有一个面熟的人出现在门口。他个子很小，身穿晚礼服；他那带笑的眼睛表示出认识和嘲笑的神色。“我看到的是谁啊？”他用意第绪语说。“啊，真格是像他们说的，这世界真小。”

    赫尔曼站了起来。

    “你不认识我了？”

    “在这儿，我给弄糊涂了，所以……”

    “佩谢莱斯！诺森。佩谢莱斯！几星期前我到你的公寓去过……”“噢，对的。”

    “你干吗一个人坐在这儿？你是上这儿来读书的？我不知道你认识兰拍特拉比。不过，谁不认识他呢？你干吗不去吃点什么？他们在另一间屋子里上菜，自助式的。你自己到餐桌上去拿。你妻子在哪儿？”

    “她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吧。我找不到她了。”

    赫尔曼刚说出这些话，马上意识到佩谢莱斯说的不是玛莎而是雅德维珈。赫尔曼一直担惊受怕的灾难降临了。佩谢莱斯挽起他的胳膊。

    “走成们一起去找到她。我妻子今晚没来。她患流感。有些女人在一定要到哪儿去的时候偏生病了。”

    佩谢莱斯带着赫尔曼走进起居室。人群站在那儿，手里拿着盘子，一面吃一面聊天。有的人坐在窗台上，有的坐在暖气片上，凡能坐的地方都坐上了人。佩谢莱斯拉着赫尔曼朝餐厅走去。一大群人挤在一张上面放着各种食物的长餐桌周围，赫尔曼看到了玛莎。她跟一个矮个子男人在一起，那人挽着她的胳膊。他显然对她说了什么非常有趣的事，因为玛莎拍着双手，哈哈大笑。她一看到赫尔曼，马上抽出胳膊跑到他身边。她的同伴也跟了过来。玛莎脸色通红，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彩。

    “我丢了好久的丈夫来啦！”她大声说道。她一下子伸出双臂搂住了赫尔曼的脖子，吻他，好像他刚出门回来似的。她的呼吸中有一股冲鼻的酒精味儿。

    “这是我丈夫；这位是雅夏。科蒂克，”玛莎指着刚才跟她说话的那个男子说。他穿着一件欧洲式的晚礼服，翻领已经破旧了，裤子的两侧都装饰着一条很宽的缎带。他梳着分头，乌黑的头发上抹了好些润发油，又光又亮，他长着一个鹰钩鼻，下巴中间洼下去。他的年轻的体形和他尽是皱纹的前额和嘴形成古怪的对比；他一笑就露出满口假牙。在他的凝视、微笑和举止中都流露出某种嘲弄和精明的神情。他站在那儿，胳膊弯着，好像等待着再次陪伴玛莎离开。他皱起嘴唇，使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原来这就是你丈夫？”他问道，滑稽地扬起一条眉毛。

    “赫尔曼，雅夏。科蒂克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演员。我们一起在集中营呆过。我一向不知道他在纽约。”

    “有人告诉我她到巴勒斯坦去了，”雅夏。科蒂克对赫尔曼说。“我以为她是在哭墙或是拉结墓附近的什么地方。我四下一瞧——她站在兰珀特拉比的起居室里喝威士忌。哈，这是你的美国，发疯的哥伦布！”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手枪的样子，做了个射击的姿势。他身上各个部位像演杂耍那么灵敏地活动着。他的脸也不断地活动着，同时做怪相和模仿别人。他抬起一只眼睛，假装惊奇；而另一只眼睛却低垂着好像在哭。他张大鼻孔。赫尔曼听玛莎说过许多他的情况。据说他一面给自己掘坟墓一面讲笑话，把纳粹都给逗乐了，于是他们就放了他。在和布尔什维克相处时，他的插科打诨同样给他带来了好处。由于他在生死关头还能谈吐幽默和表现滑稽的喜剧动作，使他度过了无数次险境。玛莎曾对赫尔曼炫耀过，说雅夏爱她，但是她拒绝了他。

    “那就是说，你是丈夫她是妻子咯？”雅夏对赫尔曼说。“你是怎么把她搞到手的？我走遍了半个世界，一直在追寻她，你就这么跟她结了婚。谁给你的权力？这是，请你原谅，十足的帝国主义……”

    “你仍然是个小丑，”玛莎说。“我好像听说过你在阿根廷。”

    “我在阿根廷呆过。我哪儿没去过？得感谢飞机啊。你坐下来，匆匆喝上一杯荷兰杜松子酒，还没打鼾和梦见克娄巴特拉，就已经来到南美了。这儿过五旬节，人们在科尼岛游泳；那儿过五旬节，你在一套设有暖气的公寓里冻得索索发抖。外面都结冰了，五旬节奶酪食，还怎么尝得出它的味儿有多美？在奉献节你热得都要融化了，人人都去马普拉塔纳凉。但是只要一进入赌场，输掉几个比索，就又热起来了。你跟他结婚看中了他什么？”雅夏。科蒂克对玛莎说，他夸张地耸起双肩，表示强调他的问题。“比如说，他具有哪些我没有的东西？我想知道。”

    “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你是个讨厌的家伙，”玛莎回答。

    “你知道你在这儿有什么？”雅夏。科蒂克指着玛莎对赫尔曼说。“她不光是个女人。她是个煽动者，究竟是来自天堂还是地狱我还拿不准。当时她的智慧一直鼓舞我们大伙儿。莫谢。费费尔怎么样了？”雅夏转向玛莎问道：“我想你是跟他一起离开的……”

    “和他？你胡说些什么呀！你是喝醉了，还是想在我和丈夫之间制造纠纷？我一点都不知道莫谢。费费尔的事情，再说我也不想知道。你这样说，别人可能会以为他是我的情人。他有妻子，这是人人知道的。如果他俩还活着，他俩肯定生活在一起。”

    “嗯，我什么也没有说。你完全不必嫉妒，先生，你叫什么？布罗德？就叫布罗德吧。战争期间，我们都不是人。纳粹拿我们做肥皂，做犹太肥皂。如果轮到我作主，我会把那些日子从日历中划去。”

    “他醉得像罗得一样，”玛莎喃喃说道。

    3

    这几个人说话的当儿，佩谢莱斯一直站在他们后面一步远的地方。他惊愕地扬起眉毛，耐心地等着那个知道他手中有一张王牌的牌友。一丝微笑凝结在他那张没有嘴唇的嘴上。惊慌之中，赫尔曼已经把他给忘了，这会儿赫尔曼转向他。“玛莎，这位是佩谢莱斯先生。”

    “佩谢莱斯？我好像碰到过一个佩谢莱斯。在俄国还是波兰，我现在记不清在哪儿了，”玛莎说。

    “我老家里人口不多。可能有个祖母叫佩谢或佩谢莱斯的。我在科尼岛见到过赫尔曼，在布鲁克林……我不知道……”

    佩谢莱斯随口说出最后几个字，格格地笑起来。玛莎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赫尔曼。雅夏。科蒂克调皮地用小拇指甲搔了搔头皮。

    “科尼岛？我在那儿表演过，或者说试了一下——那地方叫什么来着？嗅，对了，叫布赖顿。整个剧场里全是老太婆。在美国他们上哪儿弄到了这么许多老太婆？她们不但耳朵聋，就连意第绪语她们都忘了。如果观众听不见你说的话，如果听到了，又听不懂你的话，你怎么可能当个喜剧演员呢？那个经理，或随他自己怎么称呼吧，啼啼叨叨地说演出有多成功。在一个养老院里获得成功是了不起的！你知道，我从事意第绪语戏剧事业已有四十年。我十一岁就开始演戏。他们不让我在华沙演，我就到罗兹、维尔拿、埃希肖克去演。我还在犹太人居住区演出过。哪怕是一群挨饿的观众也比一群聋子观众强。我到纽约的时候，演员协会要求试听我念台词。他们要我表演克尼一莱姆尔，协会里的专家们一面看戏一面打牌。我没有成功——发音、语言不行。总之，我碰到一个在地下室开一家罗马尼亚餐馆的人。他称它是：‘有歌舞表演的夜总会’。那些从前当货车司机的犹太人带着他们的非犹太姑娘光顾那儿。男人们个个年过七十。他们都有妻子和孙子，孙子都已经当教授了。女人们穿着豪华的貂皮大衣，雅夏。科蒂克得逗她们发笑。我的专长是说一口蹩脚的英语，中间插入意第绪语单词。这是我逃过了毒气室，在哈萨克拒绝躺下为斯大林同志去死得到的结果。也算我倒霉，到美国我得了关节炎，心脏也不对头。你是干什么的，佩谢莱斯？你是做生意的吗？”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没从你那儿拿走什么。”

    “拿走！”

    “佩谢莱斯先生是经营房地产的，”赫尔曼说。

    “也许你能租间屋子给我吧？”雅夏。科蒂克说。“我可以写一份保证书，决不吃掉砖头。”

    “咱们干吗站在这儿？”玛莎插嘴说。“咱们去吃点东西吧。雅夏尔，说真的，你还是一点没变。还是不合时宜。”

    “你可变得美极了。”

    “你们俩结婚有多久了？”佩谢莱斯问玛莎。

    玛莎皱紧眉头。“久得都要开始考虑离婚了。”

    “你住在哪儿？也在科尼岛？”

    “干吗老谈科尼岛？科尼岛有什么事？”玛莎怀疑地问道。

    “嗯，到底来了！”赫尔曼对自己说。他觉得惊奇的是，他预料中的灾祸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他仍然站着。他没有失去知觉。雅夏。科蒂克闭上一只眼睛，动了动鼻子。佩谢莱斯向前走近一步。

    “我还没讲完哪，太太——我怎么称呼你？我去过布罗德先生在科尼岛的家。在哪条街上？在美人鱼大道和海神大道之间？我以为那位皈依犹太教的女人是他的妻子。结果，他在这儿有一位娇小漂亮的妻子。我告诉你，这些新来的移民知道怎么生活。拿我们美国人来说，你结了婚，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得那么过下去，否则你得离婚，付赡养费，如果你不付，那你就去蹲监狱。那另一位娇小漂亮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叫塔玛拉？塔玛拉。布罗德？我还把她的名字记在我的笔记本里呢。”

    “这个塔玛拉是谁？你那死去的妻子叫塔玛拉，是她吗？”玛莎问道。

    “我死去的妻子在美国，”赫尔曼回答。他说话的时候，双膝颤抖，他觉得胃很不舒服。他问自己，他会不会昏过去。

    玛莎的脸虎起来了。“你妻子从死人堆里爬起来了吗？”

    “好像是的。”

    “你上次去东百老汇她叔叔家看望的就是她吗？”

    “是的。”

    “你对我说她又丑又老。”

    “男人都是这么说他们的妻子的，”雅夏。科蒂克说着，哈哈大笑。他伸出舌头，转动着一只眼珠子。佩谢莱斯摸着自己的下巴。

    “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搞糊涂了，是我还是别人？”他转向赫尔曼。“我去看住在科尼岛上的斯奇雷厄太太，她告诉我住在楼上的一个女人皈依了犹太教，还说你是她的丈夫。她说你是作家、拉比，反正随你是什么吧，还说你推销书。我对文学作品有偏爱，不管是意第绪语的、希伯来语的还是土耳其语的。她说这说那，把你捧上了天；既然我有藏书，零零碎碎地收藏一些。我想我可能从你这儿买点什么。好了，塔玛拉是谁？”

    “佩谢莱斯先生，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也不明白你干吗要干预别人的事情，”赫尔曼说。“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事不对头，干吗不叫警察？”

    赫尔曼说话的当儿，眼前出现了火红的光圈。这些光圈在他的视线内缓慢地来回移动。他记得从童年起就一直有这现象。这些光圈好像潜伏在眼睛后面，一到危急关头就出来了。有一个光圈移到了一边，可是又飘了回来。赫尔曼拿不稳，一个人昏过去以后还能不能站着。

    “什么警察？你都说些什么啊？我可不是像他们说的，是上帝的哥萨克。我倒是认为，你可以有许许多多女人。你不是生活在我的圈子里。我原来想我也许可以帮助你。你，不过是个难民，而一个波兰异教徒变成犹太人，是不应该受到轻视的。他们告诉我，你到处跑来跑去推销百科全书。我见到你后没几天，我碰巧到医院去看望一个妇女，她因为妇女病动手术。她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我走进病房，看到你的塔玛拉，她俩同住一间病房。她从臀部里取出一颗子弹。纽约是个非常大的城市，一个完整的世界，但是它又是一个小乡村。她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也许她是在指妄的情况下讲的。”

    赫尔曼刚张嘴想回答，拉比插进来了。他因为喝了酒，脸上闪闪发亮。

    “我一直到处在找他们，原来他们在这则”他叫道。“你们互相都认识？我朋友诺森。佩谢莱斯认识每一个人，人人也都认识他。玛莎，你是晚宴上最漂亮的美人！我从来不知道在欧洲还留下了这么美丽的女人。这儿还有雅夏。科蒂克！”

    “我认识玛莎可比你早，”雅夏。科蒂克说。

    “嗯，我朋友赫尔曼把她藏起来，不让我认识她。”

    “他藏着的可不止一个人呢，”佩谢莱斯暗示说。

    “你这么认为？你一定很了解他。他跟我在一起，他总表现得活脱是无罪的羔羊。我在想他是个太监……”

    “但愿我是这样一个太监，”佩谢莱斯打断他说。

    “你可瞒不住佩谢莱斯先生，”拉比哈哈大笑。“他到处都有侦探。你知道些什么？让我也听听内情。”

    “我不揭别人的秘密。”

    “去吃点儿吧。到餐厅去。咱们跟大伙儿一块儿站队去。”

    “对不起，拉比，我马上要回去了，”赫尔曼突然说。

    “你要到哪儿去？”

    “我马上要回去。”

    赫尔曼很快地走开了，玛莎急忙跟在他后面。他们不得不从人群中挤出去。

    “别跟着我。我马上要回去，”赫尔曼坚持道。

    “这个佩谢莱斯是谁？塔玛拉又是谁？”玛莎拽住赫尔曼的袖于。

    “我求求你，让我走！”

    “给我一个干脆的答复！”

    “我要吐了。”

    他挣脱开玛莎的手，奔跑着去找一间浴室。他撞在别人身上，他们又把他推开。一个妇女朝他哇哇乱叫，因为他踩着了她的鸡眼。他走到外面的过道里，透过烟雾弥漫的空气，看到一排写着号码的房门，可是他不知道哪扇门通往浴室。他的脑袋旋转起来。他脚下的地板像一条船似地摇晃着。有一扇门开了，一个人从一间浴室里走了出来。赫尔曼一头冲进去，跟另一个出来的人撞了个满怀用B人骂了他几句。

    他奔到抽水马桶前，张嘴就呕吐起来。他的两耳嗡嗡直响，太阳穴上像有个锤子在吟吟地敲。他的胃里一阵阵痉挛，冒出他已记不得存在的又酸又苦的东西和臭气。每次他以为自己的胃里已经呕空了，用纸擦擦嘴，可是接下来又是一阵痉挛。他呻吟着、干呕着，身子越弯越低。他又最后吐了一次，然后站起身来，感到筋疲力尽。有人在砰砰地打门，想用力把门砸开。他把瓷砖地弄脏了，墙上也溅到了脏东西，他只得把它们擦干净。他照照镜子，看到自己脸色惨白。他从架子上取下一块毛巾，擦了擦外套的翻领。他想打开窗子让臭气散发出去，但是他软弱无力，打不开窗子。他最后使了一把劲，终于打开了窗子。窗框上挂着变硬的雪和冰柱。赫尔曼深深地吸了口气，新鲜空气使他恢复了精神。他又一次听到有人在砰砰敲门，门的球形捏手格格作响。他打开门，玛莎站在外面。

    “你想把门砸开？”

    “要不要我去叫医生？”

    “不要，我们得走了。”

    “你弄得那么脏。”

    玛莎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手绢。她一面替他擦，一面问：“你到底有几个老婆？三个？”

    “十个。”

    “但愿上帝让你丢脸，就像你让我丢脸一样。”

    “我要回去了，”赫尔曼说。

    “去吧，到你的乡下人那儿去，不要到我这儿来，”玛莎回答。“咱俩散伙了。”

    “散伙就散伙。”

    玛莎转身回到起居室，赫尔曼去找他的大衣、帽子和套鞋，但是他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些东西都是拉比的妻子从他手里接过去的，可她现在不在。女仆人也不见了。他在门厅的人群中转来转去。他问一位男人，大衣挂在什么地方，那人听了只是耸了耸肩。赫尔曼走进书房，一屁股坐进一把扶手椅里。茶几上有半杯喝剩的威士忌和一块吃剩的三明治。赫尔曼把那块面包和气味强烈的奶酪吃了，把剩下的威士忌也喝了；他觉得房间在旋转，像旋转木马。他的眼睛前面有一张由点和线组成的网在摇晃，当他用指尖按住眼睑的时候，他有时候看到各种鲜艳的色彩。一切东西看起来似乎都在闪烁、抖动、改变形状。人们在门口探着脑袋，可是赫尔曼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他们的脸模模糊糊地在周围晃来晃去。有人跟他说话，可是赫尔曼觉得两耳内好像全是水。他正在狂风暴雨的海上颠簸。奇怪的是，在一片混乱中居然还有某种规律，他看到的形状都是几何图形，尽管都是变了形的。色彩瞬息万变。玛莎走进来的时候，他认出了她。她手里拿着一杯酒走到他的面前，说：“你还在这儿？”

    他听着玛莎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对于这种听觉上的变化和他对自己的无动于衷，他感到惊奇。玛莎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她的膝盖几乎碰到他的膝盖。

    “这个塔玛拉是谁？”

    “我妻子还活着，她在美国。”

    “咱俩散伙了，不过我想你还是应该最后对我说一次实话。”

    “这是事实。”

    “佩谢莱斯是谁？”

    “我不知道。”

    “兰珀特拉比给了我一份工作——在一所养老院里当管理员，一星期七十五元。”

    “那你母亲怎么办？”

    “也给她在那儿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

    赫尔曼完全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赫尔曼似乎尝到了“四肢分离”的滋味，哈西德派对达到无我境界的形容。“但愿我能总是这样！”他想着。

    玛莎等待着，然后她说：“你是希望这一切发生的。这都是你计划好的。我要把自己和那些老年人和病人关在一起。既然犹太妇女没有修道院，那里就是我的修道院——直到我母亲去世。这事完了以后，我就了结整个喜剧。要我给你拿点什么吗？你生来就是个骗子，这也不能怪你。”

    玛莎走了，赫尔曼把头靠在椅背上。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什么地方躺下。他听到说话声、笑声、脚步声和杯盘的叮当声。他脑子里模模糊糊的感觉渐渐地减弱了，房间不转了；椅子又立在结实的地面上了。他的精神也重新振作起来了。他只觉得两腿发软，嘴里有一股苦味。他甚至还觉得有点儿饿了。

    赫尔曼想起了佩谢莱斯和雅夏。科蒂克。事情是明摆着的，他即使能熬过这次折磨，他也不能再替兰珀特拉比干活了。在所有的混乱中，有一个计划是由掌握风流韵事的神灵安排的。显然，拉比是想把玛莎从他身边拉走。对一个对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经验的女人，他根本不会每周付七十五美元。他也不会另外再花七十五美元，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照顾玛莎的母亲。

    赫尔曼突然想起雅夏。科蒂克说到的莫谢。费费尔。这个晚宴彻底打碎了他留恋玛莎的幻想。他等了很长时间，可是玛莎没有回来。“谁知道呢？她可能去叫警察了，”他幻想着。他想象着他们怎么来到这儿，怎么逮捕他，怎么把他送往埃利斯岛，然后把他遣送回波兰。

    佩谢莱斯先生站在他面前。他注视着赫尔曼，歪着脑袋，用嘲弄的口吻说：“啊，你原来在这儿！他们在找你。”

    “谁在找我？”

    “拉比和他妻子。你的玛莎是个美人儿。有股劲儿。你在哪儿弄到她们的？请你原谅，我觉得你看起来倒很平常。”

    赫尔曼没有回答。

    “你是怎么办成的？我很想知道。”

    “佩谢莱斯先生，你不必羡慕我。”

    “干吗不？在布鲁克林，一个非犹太女人为了你皈依了犹太教。在这儿，你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塔玛拉也是不可轻视的。我并无恶意，不过我把那位为你皈依犹太教的非犹太女人的事告诉了兰相特拉比，这下他可完全搞糊涂了。他对我说你在为他写一本书。那个雅夏。科蒂克是谁？我一点也不知道他。”

    “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跟你妻子相当友好。这是个奇特的世界，是吗？你活得越久，见得也越多。可是，在这儿美国你需要小心一点。多年来平安无事，可一下子闯祸了。曾经有过一个诈骗犯，他都结交些上层人物：州长啦，参议员啦——就是这么回事。突然有人开始找他麻烦，现在他蹲在监狱里，不久就要给送回意大利去，他是从那儿来的。我不是在作比较，但愿这样的事别发生，但是对山姆大叔来说，法律就是法律。我奉劝你，至少别让她们住在同一个州里。塔玛拉是个受尽苦难的女人。我原想给她介绍个对象，可她告诉我她是跟你结过婚的。当然这是个秘密，我决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当时不知道她还活着。”

    “但是她告诉我，她从欧洲给同乡会或犹太人移民援助协会，寄来一份通知，刊登在这儿的报纸上。也许你是不看报的？”

    “你或许知道我的大衣在哪儿？”赫尔曼说。“我想走了，可我找不到大衣。”

    “是吗？这些女人你都能找到，自己的大衣倒找不到？我敢说你是个相当不错的演员。别担心，没有人会偷你的大衣。我估计大衣都在卧室内。在纽约不管谁家举行宴会，都不可能有那么多衣橱挂大衣。可是，干吗那么急呢？不跟妻子一起走，你当然不会离开的。听说我们的拉比刚才答应给她安排个工作。你抽烟吗？”

    “有时抽。”

    “来，抽一支。让神经松弛一下。”佩谢莱斯先生拿出一只金烟盒，打火机也是金的。香烟是进口的，比美国香烟短，有金色的滤嘴。“暧，你干吗对将来忧心仲忡呢？”他说。“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不管是谁，他今天能拿的不拿，就什么也没有。欧洲的财富结果变成什么？一堆灰烬。”佩谢莱斯吸了一口烟，喷出一个个烟圈。他的脸一下子老了，神情忧郁。他看起来好像在思索某种得不到安慰的内心创伤。

    “我还是到那边去看看外面有什么事，”他说着用手指指门。

    4

    屋里只剩下赫尔曼一个人，他坐着，脑袋低垂。他刚才注意到他坐椅旁边的书架上有一本《圣经》，他探过身子，把它取了出来。他一页页翻过去，翻到《诗篇》：“耶和华阿，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踉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

    赫尔曼念着字句。这里的句子怎么对各种情况、各种年纪和各种情绪都适用呢？而宗教的文学作品，不管写得多么精彩，总有一天会不适用。

    玛莎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显然她喝醉了。她一手拿着盘子，一手拿着一杯威士忌。她的脸色惨白，可她的双眼流露出嘲弄的神色。她摇摇晃晃地把盘子放在赫尔曼坐的椅子扶手上。

    “你在干吗？”她问。“读《圣经》？你这卑鄙的伪君子！”

    “玛莎，坐下吧。”

    “你怎么知道我想坐下？也许我是想躺下呢。我还想要坐在你腿上呢。”

    “不，玛莎，在这儿可不能这样。”

    “干吗不能？我知道他是拉比，可是他的公寓并不是圣殿。在战争年代，即使是圣殿也阻止不了任何人。他们把犹太妇女赶进圣殿，然后……，，”那是纳粹干的。“

    “纳粹是什么？他们也是男人。他们想干的事，你、雅夏。科蒂克，甚至拉比也想干。也许你会干出一模一样的事来。他们在德国跟许多纳粹妇女睡觉。他们用一包美国烟、或是一块巧克力收买她们。你应该见过那些统治民族的女孩子是怎么跟犹太人居住区的小伙子们一起上床、是怎么拥抱他们、吻他们的。其中有些甚至跟他们结了婚。所以嘛，干吗总要提纳粹呢？我们都是纳粹。全人类都是！你不仅是个纳粹，还是个懦夫，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玛莎想笑，但立即又变得严肃起来。“我喝得太多了。那儿有一瓶威士忌，我不停地倒来喝。走，去吃点东西，如果你不想饿死的话。”玛莎一屁股坐进一把椅子里。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烟，但是她找不到火柴。“你干吗那么看着我？我不会跟拉比睡觉的。”

    “当时你和雅夏。科蒂克是怎么回事？”

    “我的蚤子跟他的蚤子睡觉。谁是塔玛拉？告诉我，就这一回。”

    “我妻子还活着，我一直想告诉你。‘t”这是真的还是你又在耍弄我？“

    “是真的。”

    “可是他们向她开过枪。”

    “她活着。”

    “孩子们也活着？”

    “没有，孩子们死了。”

    “嗯，这样惨的事情连玛莎都受不了。你那个非犹太姑娘知道她活着吗？”

    “塔玛拉来看过我们。”

    “这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以为到了美国就会跳出污泥，可是我好像陷入了最深的泥塘。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谈话，我要告诉你，你是我有生以来认识的最坏的骗子。相信我，我认识了许多下流坯。你那复活的妻子在哪儿？我想见见她，至少看她一眼。”

    “她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里。”

    “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

    “干吗？好吧，我会给你的，不过现在我的通讯簿没带在身边。”

    “如果你听到我死了，别来参加我的葬礼。”

    5

    赫尔曼走到外面，感到天气冷得难受，他内心有什么东西开始哈哈大笑——有时伴随着万分悲痛的笑声。透骨的寒风呼啸着从哈得孙河上吹来。刹时间寒气穿透了赫尔曼全身。现在是凌晨一点钟。他没有力气长途跋涉回到科尼岛去。他靠在门上不敢挪动一步。要是他有钱到旅馆去租一间房间，那该有多好。可是他口袋里的钱还不满三元，也许除了鲍厄里街上的旅馆，其他没有哪一家旅馆的房间租费是三元。他是否该回去向拉比借点儿钱？楼上那些有小汽车的客人肯定会送玛莎回家的。“不，我情愿死！”他喃喃自语。他开始朝百老汇走去。百老汇那儿风小了一些。寒气也不像在西区大道那么刺骨，灯光也比较亮。雪已经不下了，不过，偶尔从空中或是屋顶上飘下一片雪花。赫尔曼看到一家自助餐厅。他急急忙忙穿过马路，一辆出租汽车差一点把他撞倒。司机冲着他大声嚷嚷。赫尔曼摇摇头，挥挥手，表示歉意。

    他磕磕绊绊地走进自助餐厅，浑身都快冻僵了，连气也透不过来。屋里又亮又暖和，已经在供应早餐。到处是碟子的叮当声。人们正在读晨报、吃着法式烤面包、奶油燕麦粥、牛奶麦片粥和香肠蛋奶饼。光是食物的香味就使他感到昏昏沉沉。他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挂好衣帽。他发觉自己没有拿牌子，回到出纳员那儿说明。

    “行了，我看见你进来的，”出纳员说。“你看起来全身都冻僵了。”

    赫尔曼去食品柜那儿要了燕麦粥、鸡蛋、一个卷饼和咖啡。这一顿花去五十五美分。当他端着盘子回到桌旁的时候，他的双腿颤抖着，几乎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不过一开始吃东西，他的劲儿又来了。咖啡的香味使人陶醉。眼下他只有一个愿望——自助餐厅最好通宵营业。

    一个波多黎各人侍者走到桌边收盘子。赫尔曼问他餐厅什么时候关门，侍者回答：“两点。”

    不到一个小时，他又得到外面寒冷的雪地中去。他不得不计划一下，终于做出个决定。他的对面有一间公用电话间。也许塔玛拉还没睡。现在她是唯一没跟他吵翻的人。

    他走进公用电话间，塞进一枚硬币，然后拨了塔玛拉的电话号码。一个女人接的电话，她去叫塔玛拉。不到一分钟，他听到了塔玛拉的声音。

    “我希望我没吵醒你，我是赫尔曼。”

    “嗅，赫尔曼。”

    “你睡着了吗？”

    “没有，我在看报。”

    “塔玛拉，我在百老汇一家自助餐厅里。他们两点就要关门。

    “我没地方去。”

    塔玛拉犹豫了一下。“你的妻子们在哪里？”

    “她俩都不睬我了。”

    “这个时候你在百老汇干什么？”

    “我刚才去参加拉比举行的晚宴。”

    “我明白了。你愿意到这儿来吗？天气冷得够呛。我把毛衣袖子盖在腿上。屋里有一股风呼呼吹过，好像窗户上没装玻璃似的。你的妻子们干吗要和你吵架？还有，你干吗不马上就来？我正想着明天要打电话给你。有些事我一定得跟你谈谈。唯一的麻烦是外面的大门让他们锁上了。你就是按两个小时门铃，看门人也不会来开门的。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我自己下来给你开门。”

    “塔玛拉，这么打搅你，我感到惭愧。我实在没地方去睡觉，又没钱去旅馆租一间房间。”

    “晴，她一怀孕，就反对你了吗？”

    “她一直受各方面的博掇。我不想责怪你，可你干吗要把咱们的事告诉佩谢莱斯呢？”

    塔玛拉叹了口气。“他来到医院，问了我成千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想不出他是怎么到那儿去的。他挨着我的床坐着，像个检察官似的盘问我。他还想给我介绍结婚对象。事情发生在我动手术后不久。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已经走投无路，一切都没有希望了，”赫尔曼说。“我最好还是回科尼岛去。”

    “现在回去？你要花整夜时间才能到那儿。算了，赫尔曼，到我这儿来吧。我睡不着。反正我总是整宵不睡的。”

    塔玛拉正想说别的什么事，接线员插了进来，要赫尔曼再付一枚硬币，可他没有。他告诉塔玛拉他尽快赶到她那儿去，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离开自助餐厅，朝在第七十九街的地铁车站走去。空荡荡的百老汇大街在他面前伸展出去。街灯明亮，不知怎么具有一种冬天的节日气氛，幽雅而神秘。赫尔曼走下台阶来到车站，他在等一列慢车。站台上还有一个黑人。尽管天气冷得结冰，他没有穿大衣。赫尔曼等了十五分钟，火车仍然没来，也没有别人来。灯光炫目地照着。像面粉一样细的雪通过天花板的铁栅栏纷纷飘下来。

    现在他后悔打电话给塔玛拉。可能回科尼岛去比较聪明。至少他可以暖暖和和地睡上几个小时——那就是说，如果雅德维珈不跟他争吵的话。他知道，为了能听到门铃声，塔玛拉只得穿上衣服等在冰冷的入口处。

    铁轨开始震动，一列火车隆隆地进站了。车厢里只坐着几个人：一个醉鬼咕咕味味，扮着鬼脸；一个男人拿着一把条帚和铁道工人用的装信号灯的盒子。一个工人带着一只金属饭盒和一个木枝头。他们的鞋上全是稀脏的泥浆，他们的鼻子冻得又红又亮，他们的指甲很脏而且长短不齐。对这些把黑夜当作白天的人来说，空气中有一种特别的不平静的气氛。赫尔曼想象，车壁、灯光、窗玻璃、广告都对寒冷、喧闹声和刺眼的光亮感到厌烦。火车的警告的汽笛不断地呼啸、号叫，好像是司机失去了控制，或是闯了红灯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似的。赫尔曼在时报广场上走了一长段路去乘到中央车站的区间车。

    为了等去第十八街的慢车，赫尔曼又不得不等很长的时间。其他候车的人的处境好像跟他很相似：脱离家庭的男人；社会既不能吸收又不能排斥流浪者，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失意、后悔和负疚的表情。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好好儿地修过面，也没有一个衣着整齐。赫尔曼观察着他们，可他们并不理他，相互间也不理睬。他在第十八街下车，穿过马路来到塔玛拉的住处。一幢幢办公大楼耸立着，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很难相信，就在几小时前，一群群人聚集在那儿做生意。屋顶上空，天阴沉沉的，没有星星。赫尔曼走上几蹬滑溜溜的台阶来到塔玛拉住的那幢房子的玻璃门前。他看到里面塔玛拉穿着一件大衣在一盏电灯的暗淡的灯光下等他。衣边下露出里面的睡衣，因为没有睡觉，她的脸色灰白，头发乱蓬蓬的。她悄悄地给赫尔曼开了门，两人慢吞吞地走上楼，因为电梯已经停了。

    “你等了多久？”赫尔曼问。

    “有什么关系？我已经习惯于等待了。”

    他好像不大相信这就是他的妻于，就是大约他二十五年前在一个演讲会上第一次遇见的同一个塔玛拉，那次会上讨论的题目是“巴勒斯坦能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吗？”走到三楼，塔玛拉停了下来说：“啊，我的腿啊！”

    他也感到自己小腿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塔玛拉缓了口气，这时问道：“她已经找好医院了吗？”

    “雅德维珈？一切都由邻居们安排。”

    “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啊。”

    他想说：“那又怎么样？”可是他没说出口。

    6

    赫尔曼睡了一个小时就醒了。他没有脱衣服，穿着上衣、裤子、衬衫和袜子躺在床上。塔玛拉又把毛衣袖子盖在脚上。她把自己的旧皮大衣和赫尔曼的大衣压在毯子上面。

    她说：“感谢上帝，我的苦还没受完。我现在仍在受苦。这多少有点像我们在亚姆布尔苦苦挣扎的情况。你不会相信我的话，赫尔曼，可是我确实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了某种乐趣。我不想忘记我们过去的经历。屋子里一暖和，我就想象自己背叛了所有欧洲的犹太人。我叔叔觉得犹太人应该礼拜一个永恒的湿婆。全体人民应该蹲在小板凳上读《约伯记》。”

    “没有信仰，人甚至不能哀悼。”

    “没有信仰本身就是哀悼的理由。”

    “你在电话上讲你原想打电话给我的，有什么事吗？”

    塔玛拉沉思了一下。“啊，我不知怎么开始讲。赫尔曼，我不会像你那么总是撒谎。我叔叔和婶婶当面向我提出咱俩的事。既然我已经把事实真相告诉了一个外人——佩谢莱斯，对于我在世上的仅存的亲人，我怎么还能隐瞒呢？我没有意思埋怨你，赫尔曼。这也是我的耻辱，可我觉得我一定得告诉他们。我以为在我告诉他们你娶了个异教徒时他们会吓坏的。但是我叔叔只是叹了口气说：‘如果你对谁动手术，都会有产后痛，’这还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疼痛是那天早晨动手术后开始的。当然，他希望咱俩离婚。他在心里给我找了十个而不是一个结婚对象——渊博的学者、好犹太人，都是在欧洲失去妻子的难民。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想结婚的欲望就像你不想在屋顶上跳舞一样。可是我叔叔和婶婶都坚决认为，你要跟雅德维珈离婚，回到我这儿，要不，咱俩离婚。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对的。我的母亲，她已经去世了，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死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他们吃啊、喝啊，甚至结婚。既然咱俩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有过孩子，现在又都漫游在幻想世界里，既然如此，咱俩干吗要离婚呢？”

    “塔玛拉，他fIJ也可以把一具尸体放在监狱里。”

    “没有人会来逮捕你。你干吗那么怕监狱？你可能境况比你现在要好。”

    “我不希望被他们驱逐出去。我不想葬在波兰。”

    “谁会告发你呢？你的情妇？”

    “可能是佩谢莱斯。”

    “他干吗要告发你？他有什么证据？在美国你没有踉任何人结过婚。”

    “我给了玛莎一张犹太人的结婚契约。”

    “她要用它来干吗？我的意见是，回到雅德维珈那儿去，跟她和好。”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不能再为拉比工作了。肯定不行了。我欠着房租。我身上简直连明天的饭钱都没有。”

    “赫尔曼，我想说件事，不过你别生气。”

    “什么事？”

    “赫尔曼，像你这样的人是没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决定的。当然，我在这方面也不强，可是有时处理别人的事要比处理自己的来得容易。在这儿美国，有些人雇用所谓经理人。让我来做你的经理人吧。把你完全交给我来管。譬如你在集中营里，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我来告诉你怎么干，你就照着干。我也给你找一份工作。你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你干吗要这么做？你怎么做呢？”

    “这你就甭管了。我会做一些事的。从明天开始我会照料你所需要的一切，你得准备好按我的吩咐去做。如果我要你出去挖沟，你就得出去挖沟。”

    “如果他们把我投进监狱，那会怎么样？”

    “那我会给你送包裹到监狱里来的。”

    “说真的，塔玛拉，这样做只是把你那很少的几块钱给我罢了。”

    “不，赫尔曼，你不会从我这儿拿走什么的。从明天开始，你所有的事都由我管了。我知道自己刚到这个国家，不过我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生活。我看得出你事儿多得应付不了，你都快让这些负担压垮了。”

    赫尔曼沉默着。然后他说：“你是天使吗？”

    “可能是，谁知道天使是什么？”

    “我刚才对自己说，深更半夜给你打电话，真是发疯了，可是有某种东西驱使我这么做。是啊，我得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我已经筋疲力尽……”

    “把衣服脱了，你这么着把衣服都弄坏了。”

    赫尔曼下了床，脱去上衣、裤子，解下领带，只穿内衣裤和短袜。黑暗中，他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在脱衣服的当儿，他听到蒸汽在暖气片里噬噬作响。

    他重新上了床，塔玛拉朝他这边挪动了一下，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肋骨上。赫尔曼打吃了。每过一会儿他的一只眼睛就要睁开一下。天慢慢地亮了，他听到喧闹声、脚步声和过道里开门关门的声音。房客一定是劳动人民，他们很早起床去上班。即便住在这些蹩脚的房间里，人还得去挣钱。过了一会儿，赫尔曼睡着了。等他醒来，塔玛拉早就穿好衣服。她告诉他，她已经在公用浴室里洗了个澡。她估量地注视着他，脸上露出决断的表情。

    “还记得咱俩的协定吗？去洗洗，这是毛巾。”

    他披着外套走到外面的过道里。整个早晨浴室外一直有人等着，可是现在浴室的门敞开着。赫尔曼找到别人拉下的一块肥皂在水槽里洗起来。水不怎么热。“她的心肠怎么会这么好？”赫尔曼感到纳闷。他记得塔玛拉从前又执拗又忌妒。但是现在，尽管撇下她娶了别人，她一个人准备帮助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回到房间，穿好衣服。塔玛拉叫他走到下面一层去撤电梯的铃。她不想让这幢房子里的人知道有个男人在她那儿过夜。她告诉他在外面等她。外面，耀眼的晨光使他一时什么也看不见。第十九街上停满了货车，正在一捆捆、一箱箱、一篓篓地卸货。在第四大道上，巨大的铲车在铲雪。人行道上尽是行人。熬过了黑夜的鸽子正在雪中觅食；麻雀跟在它们后面跳着。塔玛拉把赫尔曼带到一家在第二十三街上的自助餐厅。餐厅里散发出的香味跟昨天晚上东百老汇的餐厅一样，不过这儿还夹杂有一种通常用来刷地板的消毒液味儿。塔玛拉甚至没问他想吃什么。她让他坐在一张桌子旁，给他端来橘子汁、一份卷饼、煎蛋卷和咖啡。她看着他吃，过了会儿才给自己去端早餐。赫尔曼双手捧着那杯咖啡，他并不喝，只是用它取暖。他的头越垂越低。女人毁了他，可是她们也怜悯他。“没有玛莎，我也会凑合着活下去，”他安慰他自己。“塔玛拉说得对——我们不再是真正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