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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农村十年 四、迷惘

    我在南湾湖农场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终,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迷惘。从北京到农场,途经长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头,不免想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从农村跑到城市,组织新民学会,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现在我们也正是这个年龄,他老人家却把我们从城市撒向农村,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万丈如青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这个他老人家领导的时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哪里才是今日新民学会会员应走的路程?我身边的两个同学从来喜欢高谈中国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需要是什么之类的宏大话题,现在他们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来,他们自以为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上,这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夸张病。我比他们清醒得多,也消极得多,个人软弱无力的观念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一个人犹如一粒微尘,飘落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大网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举网人,只能被这时张时收的大网支配着。

    我问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么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颗天真的、单纯的、敏感的心,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在文学上或学术上显露才华的机会。总之,我是担心这平凡的生活之波,这群众的汪洋大海,把我这个虽然渺小却无比珍贵的个体彻底淹没了。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农中去,毫无保留地与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倘若没有了灵魂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人们给时代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诗意,高喊着投入时代的口号激情满怀地冲向地狱,我也要毫无返顾地往下跳吗?

    表面上我也有振奋的时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时常,当我参加着各种活动,或者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一种抑郁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电击似地感到剧烈的空虚和不安,把我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开来。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就是关于劳动的重复又重复的训话和讨论。再苦的劳动,咬一咬牙总可以挺过去,并且渐渐适应。真正的痛苦在于这种生活强制性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头脑中自幼及长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随之遭到了根本的打击。当时文汇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宣称对于古的和洋的艺术的全部内容必须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我的灵魂被抛入无边的沙漠里,看不见一片绿荫,找不到一点寄托。我对自己说:也许,总是寻求着一种精神寄托,无所寄托就惶惶不安,这种状态仍不免是小资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三忠于”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顶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词。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还有一个同学预言:“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其中一个说。“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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