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满强作振奋的空话，现在我是羞于再读到的。在我当时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价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着一条警戒线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回避了。不过，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这毕竟是我的单调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然后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剗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