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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农村十年 三、与郭沫若通信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不是身处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人盼信的心情,每天由通讯员从团部把信件取回,这成了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常常在大堤上久久地伫立,凝望飘向天边的白帆,心中想念远方的朋友。有时候,这种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简直要把我逼疯。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信啊,而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止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一开始主要是给平英写,那些信写得非常糟糕,情绪既冲动又压抑,还充满强作振奋的空话,现在我是羞于再读到的。在我当时的心境中,她是一切美好价值的化身,因此我的感情不可避免地朝着一条警戒线突破,而她也就理智地回避了。不过,隔些日子能收到她的一封信,这毕竟是我的单调生活中的最迷人的等待。除了平英,我还与建英和于立群通信。当时建英因患肾炎在家养病,平时只有他和二老在家,我给他和于立群的信,郭老都看,于是我和郭老之间也开始了通信。

    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然后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剗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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