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轮椅这个事件的冲击是有益的。事情变得比较明朗。我再也不会去订一些无法实现的计划，而且，朋友们也不会沉默着不知道和我说什么好。自从我发病以后，他们就以感情在我四周筑起了一道藩篱，不忍心跨越。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碰触不得的话题，我们开始谈闭锁症候群。首先，这种病很罕见。要非常幸运，才能掉进这种可怕的陷阱里，比中彩票大奖更需要有好运气。但是这种说法安慰不了我。在贝尔克，只有我们两个人"吉星高照"，而我的闭锁症候群情况究竟如何，尚有待观察。我还能够转动头部，就不太应该了，基本上，在临床诊断时，是预料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大部分这种病例都被弃置在植物人的状态，而医学界依然不了解这种疾病的病程发展。我们只知道，要是神经系统哪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决定重新运作，它的速度大概会相当于从大脑基质底层长出头发的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能动一动脚趾头，大概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其实，必须先想办法改善的，是我呼吸道方面的问题。长期来看，我有希望能够正常地进食，不必靠插胃管；也有希望可以自然地呼吸，吸吐气息带动声带的振动。

    而目前，要是能把不断流进我嘴巴里的口水顺利咽下去，我就会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天还没亮，我就开始练习把舌头挪到口腔后部，试图刺激它产生吞咽的反应。然后，我向着挂在墙上的小香包，为我的喉咙祈福。这个小香包是几位信仰虔诚、游走在外的同事，从日本带给我的护身符。我的亲朋好友都会以祈福的心，随着他们的脚踪，为我带回来许多祝祷，这些祝祷多得足以堆成一座宏伟的建筑，而墙上的小香包就是这座建筑中的一颗石子。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亲朋好友为我祈求各种不同神祇的庇佑。我试着在这个浩瀚无边的精神信仰里作了一点安排。要是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布列塔尼的教堂里为我点燃了几根祈福的大蜡烛，或是在尼泊尔的庙宇里为我颂祷经文，我就会立刻为一个明确的目的祈求庇佑。一位女性朋友向我保证，非洲的神灵非常敦厚温雅，因此通过她，我把我的右眼托付给喀麦隆的一位伊斯兰教隐士。我也把我受损的听力，托付给波尔多一个教会里的修道士，因为我虔诚的岳母和这个教会一向往来密切。他们定期为我拨数念珠祷告。有时候，我会偷偷溜到他们修道院去，聆听他们响彻天际的唱诗声。

    一时还看不出这些祝祷有什么不寻常的效果，但是，当这个教会的七位修道士被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割喉杀害时，我会好几天耳朵不舒服。然而，这些神灵的庇佑和我女儿所作的比较起来，只不过是泥水造的围墙、沙土做的堡垒、防守不住的马其诺防线，我的女儿西莉丝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为我献上小小的祷告。我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入眠，我靠着这股最贴心的扶持力量，在梦境的国度里靠岸歇息，避开一切凶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