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穿白袍的人在我的小房间里。好几个护士、好几个看护工，还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分析师、神经科医师、实习医师，甚至专科主任，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调度过来。当他们推着轮椅进病房，来到我床边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要我腾出床位，让给新来的住院病人。住在贝尔克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一点一点地泅近脑海的岸边，意识逐渐清醒，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想象轮椅会和我有任何关联。

    没有人为我描绘我目前确实的处境，而我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拼凑起来的只言片语中，自己把它解释为我的情况乐观，必定能够很快地恢复行动自由、恢复说话能力。

    我四处飘飞的浮想甚至做了千百个计划：一本长篇小说、几趟旅行、一个剧本，而且要把我发明的水果鸡尾酒商品化，推广到市场上。不要问我调配的方法，我已经忘了。他们立刻为我穿上衣服。"这会让你精神比较振奋。"神经科医师用教训人的口吻说。其实，穿上了医院里专用的黄色尼龙罩衫以后，我真希望能再穿穿格子衬衫、旧长裤，和变形了的粗毛线衫，只是怕穿上这些衣服又会变成我另一个噩梦──看这些衣服随着我严重变形、疼痛不堪的松垮身体千绞百扭。

    罩衫穿好了以后，"仪式"就开始了。两个粗手粗脚的人抓着我的肩膀和脚，有点粗暴地把我从床上抬起来，放到轮椅上。一场单纯的疾病，让我成了残障，就好像本来斗小牛的斗牛士升格了，要去斗大公牛。没有人为我鼓掌，但是大家差不多也都有这个意思。照顾我的人推着我在这个楼层转一转，好检查我的坐姿会不会引发突如其来的痉挛。但是我对他们的摆布没有任何反应，只一心思量着我的前程就这样毁于一旦。他们在我的后脑垫了一个特制的垫子，因为我的头会略微晃来晃去，好像非洲女人把一年一年套在她们脖子上的串串金环取下来以后，她们被拉长的脖子也会这样晃动。"你以后都要坐轮椅啰。"一位职业治疗师笑眯眯地加上评语。他想使他说的话听起来像个好消息，然而这回响在我的耳里，却像是判决一样。轰的一瞬间，我突然了悟这个让人惊慌无措的既定事实，恍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样令人目眩，又仿佛比断头台上的铡刀更锋利。

    他们都走了，只留下三位看护工帮着把我搬回床上去。看他们那副吃力的样子，不禁让我想起了警匪片里的画面：几个歹徒使劲把刚刚撂倒的一具碍事者的尸体，塞进车子后座的行李箱。轮椅被弃置在角落，我的衣服搭在它深蓝色的塑料靠背上。最后一位穿白袍的人离开以前，我示意他轻轻扭开电视。现在正在播《数字与字母》，是我爸爸喜欢的一个节目。从早上开始，雨点就不断打在石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