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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准备为本书写一个后记的时候，正好接到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兄的一个约稿。
2010年即将过去，力奋兄希望我能就过去的一年写一点总结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谈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出版后的一些感想。
回想整个2010年，我关注和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
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
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
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之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
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
这是一次很好的协调。
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始终保持时代的热度。
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
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
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
第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
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
我想这位编辑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
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
不过再后来，我听梁文道兄说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找我。
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
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
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
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
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以求尽责。
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
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长那里告了状，并直接导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
一个不思进取的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个满怀赤诚的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如此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一点叹息的热情都没有。
我只能安慰编辑，我不介意，我为此感到很抱歉，同时希望他也不要气馁。
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因此延后出版，但也谈不上多大损失。
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
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
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
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
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在甘肃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泡了汤。
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
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
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
刘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仅是我思考与写作的见证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从旧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
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该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及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等等。
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
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
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
我有机会提前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过去的一年，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
这一年，旧的秩序继续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
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体育盛典上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
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
事实上，由于中国方向已明，这种默契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也是我对未来乐观的原因之一。
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
无论是评委们为该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
说实话，有时候一想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无穷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甚至会热泪盈眶。
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需要重新出发？每有悲剧发生，许多人都在说，啊，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
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
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就是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一个整体性推进。
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
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
而非当年一人站立，亿万匍匐。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跪求，只为权利昂扬。
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
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读过我文字的人，常常不解我为什么会有不可救药的乐观。
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每天都在积极做事，实在没有时间忧虑。
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
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
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
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够接连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
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
正如此刻，万籁俱寂，凌晨四点，继续昨晚没有写完的后记。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还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创意与灵感，而我不可能将这思考与写作的任务交给他人分担。
我承认，这是我的烦恼。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思考与写作，正如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做爱一样。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并感受万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会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亲力亲为，享受或者承担，这样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
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爱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戴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
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
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写出的文字，淹没于时光长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线索，将至今仍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
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习惯奴役”，即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
至于如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时代本身的演变。
之所以有此补充，也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
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
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
但这并不突兀，既符合“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看来也更有希望。
胡适先生说得好，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不自由的状态，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甚至躲进地下室里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了。
诗人兰波说，生活在他处。同样，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在他处。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从一个空间运到另一个空间，包括改变身份。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又名《旅客》）。
戴维德?洛克是伦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奉命在北非采访。此时，他正面临一场人生危机，无趣的生活让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记者这个行当，他要挣脱牢笼。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旅馆里。一念之间，他和这个死去的人交换了身份。
他让戴维德?洛克死去，并以军火商罗伯森的身份继续生活。
然而，即使是改变了身份，他也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纠缠于新旧两种身份之间，面临双重追捕。既要面临妻子的寻找，又面临当地政府的追杀，直到后来仓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是一部有关自由与不断逃离的影片。
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的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
而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想要着重表达的正是以下诸信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the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
与此同时，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也是我信心之来源。
我常在想，自由并不复杂。美好之世界，美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顺其性情做好分内之事。
而我之积极做事，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尽责与从容而已。
我一直认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一句非常有禅机、非常朴素庄严的话，即勤勉于当下，努力于今朝，修行于日常。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民间话语里，它竟然被曲解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了。
人生是一个过程。环顾四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只管尽心尽力做吧。
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
而今之日我们所不乐见的种种恶果，多不在你我罪错，而在于上几代人甚至更远已经种下恶因。
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社会，但今日能种下善因，我们即已修得善果。
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即使世事无常，我也要在无常中得人生之大圆满。
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没有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
就在昨晚，借着2011年《新京报》的元旦社论，我同样表达了自己心存希望、积极做事的态度。
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虽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当务之急，但我们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份心安么？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离开了我们。
这位“诚心诚意的漂泊者”，一个“职业生病，业余写作”的人，带着他关于生命的追问，走向另一段旅程。
他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自由，以至于在他离去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理由悲伤。
对于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爱惜生命的人，致力于丰富人心、改良社会的人，我们只有诚挚的相惜与敬意。
早安，2011年。虽然今天天寒地冻，阳光依旧照窗台。
美好年华，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
过去的一年，将到的一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为自己更自由与幸福，为社会更开放与开阔，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
回到本书的出版，和以前一样，仍需要感谢许多时代同路人。
在这里，尤其感谢新星出版社，感谢新浪网、新周刊、中央电视台、新京报、南方报业等媒体朋友以及南开大学文学院诸多师友所给予的鼓励与帮助。
这个名单的确很长，我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我的感恩。
除此之外，我还要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即希望我可爱的孩子将来能够读懂我写在这本书里的自由与自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比我们更多的自由，并懂得珍惜与盘活。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静静的新年早晨，想起Beyond的《海阔天空》，想起“海阔天空你与我，谁没在变”，想就这样一直写下去，自由自在。
最后，还是要听自己的劝，“勤劳的人要节制勤劳”。为了更遥远的未来与自由，先写到这，有缘再会。
2011年元旦，作者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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