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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差不多就在这老妇人攻击我的那个时期，不过，大约在六月或七月的时候，我顺着拉图内尔堤街行走。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的下午。我留神细看旧书商们箱子里的书。突然，我的目光落在被一根红色的粗橡皮筋束住的三卷书，书被摆在显眼的位置。

　　黄色的封面，第一卷上用黑色字体印就的作者名和书名引起我一阵心痛，是弗莱德·博维埃尔的《幻想型回忆》。我取下橡皮筋。另外两本博维埃尔的书是《毒品和治疗》与《谎言和供词》。在当费尔一罗什鲁的讨论会期间，他曾多次暗示过这些书。他带着某种讥讽说起这三本难觅的书，说它们是“他年轻时的著作”。书出版的日期印在封面下方，连同出版社的名字：奥·萨勃里耶。是的，那时，博维埃尔想必很年轻，二十二岁，还不满二十三岁。

　　我买下了这三本书，在《谎言和供词》的衬页上，我发现一则献词：“给热纳维埃芙·达拉姆，本书写于我在她这样的年龄，正值宵禁时期。弗莱德·博维埃尔。”另两本没有献词，但是和第一本一样，在扉页上，用蓝墨水写着“热纳维埃芙·达拉姆”的名字，还有地址，“茹尔丹大街，4号”。这位金黄色头发，皮肤白皙的女子，总是待在博维埃尔的身旁，聚会结束后，上车坐在他旁边的位置，那个长着一副鹰脸的家伙低声告诉我说：“她叫热纳维埃芙·达拉姆，这一切都重现于我的脑海。我问那位书商，从哪儿找到这些书的。他耸耸肩说道：”哦，有人搬家??“

　　然而，当我想起热纳维埃芙·达拉姆那湛蓝的眼睛久久凝视博维埃尔，并怀着钦佩的心情听他讲话的样子，我心想，她不可能扔掉这三本书。除非她要与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断然决裂。要么，她已去世。茹尔丹大街4号。当我住在绿道街那家旅馆的时候，那离我住处就几步远。不过，我不需要去核实什么，我知道，十五年来，那栋楼早已不复存在，而绿道街也已经更换了名字。

　　我记得，那段时期里某一天，我去乘开往让蒂伊门的2l路公共汽车，她正从那栋小居民楼出来，但是，我不敢上前与她交谈。她也在等车，车站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她没有认出我，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讨论会上，她只看见博维埃尔，而小组其他成员仅仅是在他投射于四周的光晕里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脸庞。

　　公共汽车起动时，我们是仅有的乘客，我坐在她对面的座位上。我清晰地回忆起几天前鹰脸向我低声说的名字：热纳维埃芙·达拉姆。

　　她全神贯注地埋头阅读一本用透明纸包着的书，也许，就是博维埃尔题赠给她的，写于宵禁时期的那本书。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我不知道在哪儿曾经读到过，如果你盯视某个人，哪怕是在背后，他也会意识到。然而，对于她，这却延续了很长时间。当汽车顺着格拉西耶尔路驶去时，她才隐隐约约地注意到我。

　　“我曾经在博维埃尔博士的讨论会上见到您。”我对她说道。

　　当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赢得了她的好感，但是，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就寻找字眼，来使她宽心。

　　“这真是太??”我对她说，“博维埃尔博士能回答人们所考虑的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我装出一副专注的神情，仿佛只要说出博维埃尔的名字，就足以摆脱滚滚红尘和我们现在置身的公共汽车。她好像放心了。我们拥有同样的精神导师，我们有相同的习惯和秘密。

　　“您来讨论会很久了吗?”

　　“有几个星期。”

　　“您愿意同他有更加私人问的接触吗?”她带着某种优越感向我提这个问题，仿佛她是存在于博维埃尔和他的弟子们之间惟一的中间人。

　　“不急，”我告诉她，“我更愿意再等等??”

　　我说话的语气如此严肃，她不可能怀疑我的真诚。

　　她向我莞尔一笑，我甚至以为，在她那双浅蓝色的大眼睛里，看出了对我的某种温情。不过，我并不怎么抱有幻想。我把这归因于博维埃尔。

　　她戴着一只男式手表，这与她那纤细的手腕形成了对比。黑色的皮表带系得不大紧。在把书放进手提包里时，她的动作过于猛烈。手表一下子滑脱，掉在地上。我弯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我暗自思量，这大概是博维埃尔的一只旧表。她向他要这个表，戴着它，使自己身上总有一件属于他的东西。我想帮她把皮表带系紧在她手腕上，但是，这表带显然对她是太长了。这时，我注意到在她手腕下部近静脉处，有一个新的伤痕，因为，它还呈现出玫瑰红色，上面有一连串小水泡。

　　我先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在这晴朗的冬季里的一天，我正陪同一位蓝眼睛的金发女子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而这伤痕与充满阳光的冬日是很不相称的。

　　我是一个渴望幸福，喜欢法国式庭园的平庸的人。常常有一些悲观的念头从我脑海里闪过，不过，并不是出于我的本意。至于她也一样，这或许是一回事。认识博维埃尔之问，她的微笑和眼神都表现出无忧无虑，乐观开朗。毫无疑问，是他使得她失去了生活的快乐。

　　她明白我已经注意到她的伤痕，于是，她把手平放在膝盖上，以掩盖掉这个伤痕。我想同她随便聊聊，说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她还在大学学习还是已经找到工作了呢?她向我解释，她受雇于一家名为“安泰蓝歌剧”的夜总会，当打字员。突然，她说话神态变得自然朴实，全然没有这种我们提到博士时的紧张和做作。是的，我终于相信，在遇到他之前，她曾是一个十分纯朴的虻娘。我很遗憾，我竞没有在那个时候遇见她。

　　我问她，她参加讨论会是否已经很久了。将近一年。开初，是挺困难的，她没有领悟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她没有任何哲学概念。她获得了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后，就中断了学习。她认为，她达不到这个水平，而这种感觉把她抛到“绝望的恐慌”之中。她在运用最后几个词时，也许想要让我明白，为什么她手腕上会有伤痕。后来，博士帮助她克服了这种不自信。

　　要战胜对自己自信心的缺乏，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多亏了博士，她成功地摆脱了这种境遇。她的确非常感谢他，使她终于登上她独自一人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层次。她在哪里遇见他的呢?哦，在一家咖啡馆。一次回办公室上班前，她正在咖啡馆吃一份三明治。而他则在为给“高等研究学校”上课做准备。当他得知她是一名打字员时，便请求她打一篇文稿。我正要告诉她，我第一次遇见博维埃尔也是在一家咖啡馆。但是，我又害怕触及某个痛苦的话题。她也许了解这个身穿加有毛皮衬里风衣的女人，就是那个说“下一次，您可得想着点我的备用品‘’的女人。要是那个女人正是手腕伤痕的根源呢?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仅仅是因为博维埃尔以及他的情感生活，我觉得，乍一看，他的情感生活可不同寻常??

　　我想知道她在哪一站下车。在珀迪尚一达妮埃尔一卡扎诺娃站。我买了一张到卢森堡公园站的票，但这无关紧要。我决定陪着她，直到她下车。她要到“安泰蓝歌剧”夜总会那儿去，可是，她马上又说，她已经辞职不干了。博士答应给她一份“全日制”工作。她将用打字机为他打讲义和文章，负责讨论会的组织工作，召集人员，并兼管要邮寄给各个不同小组的交流材料。她很高兴有一份真正的工作，终于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那么说，您完全献身于博士吗?”

　　我脱口说出了这句话，刚一说出，我就后悔不迭。

　　她那浅蓝色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我想补救我说的蠢话，连忙提出对一般法则的看法。

　　“您知道，思想上的领导者常常估计不到他们对弟子们产生的影响。”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觉得她不再看我，而陷入了沉思。然后，她问我道：“这是真的吗?”

　　在这句问话里，蕴涵着那么多的苦恼、不安和单纯，使我激动不已。一项真正的工作可能最终赋予她的生活以某种意义??不管怎样，她曾经想要结束她的生命，因为，我从她手腕底部的伤痕作出了判断??

　　我希望她能向我吐露隐情。顷刻问，我想象，在这辆公共汽车上，她的面庞渐渐靠近我，并久久地在我耳旁诉说，为的是任何别的人都无法听见。

　　她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她冷冰冰地对我说，“我，我需要一位思想上的引路人??”

　　我摇了摇头。我没什么可回答她的。我们到皇宫小区了。公共汽车经过了“鲁克世界”，我曾经常常同我的父亲一起坐在“鲁克世界”的露天座。他也一言不发，我们分手时并不打破沉默。交通发生阻塞。公共汽车停停走走。也许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快点向她提些问题，多知道些名叫热纳维埃芙·达拉姆这个人的底细，但是，她好像在思考某些萦绕于脑际的东西。直到珀迪尚一达妮埃尔一卡扎诺娃站，我们彼此没有交谈一个字。然后，我们下了车。在人行道上，她心不在焉地用左手，也就是那只戴着手表而且有伤痕的手与我握手。

　　“下次讨论会见。”我对她说道。

　　可是，在后来的讨论会上，她始终不知道我的存在。她往北走上歌剧院大街，很快，我就瞧不见她了。

　　这个钟点，人行道上的人太多了。